去年7月的一天,蔣方舟和母親在家裏吃早餐。聊到一位女明星的緋聞時,她划着手機說“某某新聞多,但沒什麼作品。”母親聽到卻反問,“那你呢?你又有什麼作品嗎?”蔣方舟的內心被刺了一下。

  【人物簡介】蔣方舟,女,1989年10月生於湖北襄陽,青年作家,曾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2012年大學畢業後,就任《新週刊》雜誌副主編。新京報記者 彭子洋 攝

  文|新京報記者 付子洋 實習生 吳婕

  編輯|滑璇 校對 | 李世輝

  本文約6745字,閱讀全文約需12分鐘

  【發刊詞】

  五四一百年,新青年精神歷久而彌新

  作者/王言虎(新京報評論員)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就像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一百年前,這場“救亡/啓蒙”的運動,短短時間之內星火燎原,一發而不可收,終至“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無可阻絕地席捲了各大城市。

  先鋒的學生在前,工人緊隨其後,報章雜誌搖旗吶喊,救亡與啓蒙,人權與愛國,理性與科學,各種先進的理念如春風入夜,激盪在這片古老而拙重的中華大地上——新的時代開始了!

  青年人正是這場運動的主力軍。他們不再只是端坐於學堂的書生,也不再單純幻想着做朝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他們的未來開始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同頻共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明知困難重重,可他們偏要以百分之一百的努力,解救這個國家於落後與危亡之中。所以,拋開那些宏大敘事的大詞,所謂五四精神,也是新青年用青春影響未來的精神。

  何謂新青年?

  陳獨秀謂,“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動,如利刃之新發於硎。”新青年“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其羣”。用今時今日的話說,青年人是社會的新鮮力量,勇猛如利刃;青年人要強健自己的品格,也要對其所處的社會發光發熱;

  以自力創造幸福,而“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也就是,幸福要靠個人的奮鬥,而萬不可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魯迅先生亦對新青年提出期待,“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這是鼓勵青年人要澡雪精神,堅忍一心,能做什麼,就好好做什麼。

  《新青年》雜誌第8卷第1號,上海歷史博物館文物。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就此講,一百年過去,儘管時代的任務已大不相同,但新青年的精神底色卻沒有發生任何變化。所以,之於五四一百年,我們與其說是紀念,不如說是觀照。我們穿越百年的歷史,透過五四之鏡,對勘青年人做了什麼,又有哪些需要精進。

  一百年過去,中華民族已發生巨大變化,經濟總量全球第二,政治影響力大幅提升,綜合國力排在世界前列。我們再也不是“東亞病夫”,我們已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但鞏固根本,面向未來,五四新青年的精神傳統不能斷流。今天,80後已成爲社會中堅,90後冉冉升起,00後也已步入大學校園。青春的力量勃勃而富有生機,中華民族的未來靠的是有精氣神的青年人。

  於是,在五四百年之際,我們推出“新青年——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特刊”,選取其中30位青年代表,採集他們的人生故事,以人物報道的形式,拼貼出新時代中國“新青年”的赤子圖景。

  他/她們或者是明星創業者、青年科學家、“網紅”教師;或者是默默無聞的快遞小哥、邊防官兵、駐村幹部;又或者是充滿個性、關心社會的藝人,引領社會思潮的學者、作家,重大工程的建設者、參與者等。

  無論他們是來自城市還是農村,無論從事着何種職業,均不墨守成規,而以新銳意志,在各自崗位上踐行着各具特色的“青年中國說”。每一個新青年的修爲與事功,也都承自生生不息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在新的時代語境裏歷久而彌新。

  一百年前,中華民族錯過了很多機會,但一百年來,中華民族又抓住了很多機會。就像所有的冰川河流終將匯入大海,百年以後的今天,一代代新青年的努力,也必將拱衛這個國家走向更加開闊的未來。

  此爲編輯初衷。

  30歲的蔣方舟依然愛看動畫片。看《尋夢環遊記》會哭,看《阿麗塔》會哭,看《頭腦特工隊》都會哭。

  “看《頭腦特工隊》我挺受啓發的。我從小到大是一個沒有太多負面情緒的人,一有負面情緒,我就把它屠殺掉,後來意識到這不太健康,一個人需要發泄情緒。”3月16日上午,蔣方舟位於清華大學附近的家中陽光正好,落地窗外景色很好。

  人生的前30年,蔣方舟有着閃閃發光的履歷:7歲寫作,9歲出書,18歲降分上清華,大學畢業擔任《新週刊》副主編,最近兩三年成爲《圓桌派》的話題女嘉賓。

  年少成名的她,有一套簡單的自我保護機制:生氣了,就馬上轉移注意力,去想開心的事;把這個世界真實的不美好簡化爲“他們是壞人”。

  而立之年到來之際,這種簡單的方式很難讓她滿意,她開始正視各種爭議,反省身上的各種標籤——作家、天才少女、文藝活動家、有社會關懷的知識分子。她給自己做減法,把那些不認同、不在意的標籤撕去,只希望留下作家一個。

  三十而立的“天才少女”蔣方舟:天才是對成人世界的一種獻媚。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在青樓裏朗誦莎士比亞

  穿着白色小鹿襯衫,淡藍色蓬蓬裙,從黑暗中走上舞臺中央時,她合着雙手聳着肩,開口時聲音略微發顫。

  2017年,蔣方舟和劉燁、趙麗穎等人一同錄製騰訊的一檔演講類節目,剛登臺時,看上去比第一次做演講的明星還要拘謹一些。

  與明星們講解自己奮鬥的歷程、分享生活中的段子不同,蔣方舟演講的主題是“女性書寫者”“文學的使命”等更爲嚴肅的內容。她在演講的最後說道:“我向往的女性寫作者,她們走出了女性的性別,同時也走出了性別的壓迫……她們講述的是身爲人類的不公,而不講述作爲女性的不公 。”

  那時蔣方舟的朋友小張坐在臺下,身邊都是揮舞着熒光棒的明星粉絲,有的明星忘詞了在翻提詞器。他覺得蔣方舟像是節目的暖場嘉賓,“別人就等着你走了”,也像是一個走錯地方的人,“在青樓裏朗誦莎士比亞”。

  蔣方舟也認同小張的感受,“當你在那個場合很認真地試圖去講一個事兒,就顯得格格不入,很尷尬。”

  作爲“80後”作家中的一位代表,蔣方舟近年來成爲話題人物。

  她在《奇葩大會》上帶火了“討好型人格”這個詞;在談話類真人秀節目《圓桌派》自曝相親史和婚戀焦慮,說自己“在兩性市場上是被挑選的”。網絡上,與她相關的文章標題是《看到28歲的蔣方舟,才驚覺徐靜蕾的40歲有多美》《我們都想活成徐靜蕾,最後都變成了蔣方舟》。

  有時,她的形象像個藝人。她會在微博上給化妝品做廣告。在閻連科新書《速求共眠》的發佈會上,說自己曾去試鏡同名電影的女主角,最後因爲演技太差沒選上。

  2015年4月,蔣方舟參加河南衛視大型真人秀節目《文學英雄》。圖/視覺中國

  但蔣方舟說,她對自己的定位是“青年寫作者”,最想成爲的是作家。但缺乏足夠具有說服力的作品。

  去年7月的一天,蔣方舟和母親在家裏吃早餐。聊到一位女明星的緋聞時,她划着手機說“某某新聞多,但沒什麼作品。”母親聽到卻反問,“那你呢?你又有什麼作品嗎?”蔣方舟的內心被刺了一下。

  9歲那年,蔣方舟第一次錄電視節目。當時,她剛出版了第一本書《打開天窗》,從老家襄陽坐火車到北京,在復興路上的央視老樓裏錄製“大風車”。

  節目組讓她穿成了一隻小動物,就像遊樂場裏陪人拍照的吉祥物,幾個小時錄下來,她被捂出一身汗。因爲想起來她是一個“小作家”“小天才”,主持人便問道,“企鵝寶寶要多長時間才能離開母親的哺乳?”她不知道,給出了一個非常離譜的回答。

  蔣方舟至今記得,那位全國知名的主持人白了她一眼,給她閉了麥,童年的她感到一種深深的自我厭棄。

  事後回想,她覺得那場錄製像是她成年生活的大型隱喻:人們會說,你是個天才作家,不是應該拿諾貝爾文學獎嗎?怎麼現在混跡於綜藝節目了?

  “天才作家”

  在後來的敘事中,7歲夏天的那個夜晚被不斷重複。

  那是1996年的一天,母親告訴她,“中國法律規定,每個中國小學生在畢業之前,必須出版一本書,否則就會被警察抓走。”說完,身爲鐵路乘警的父親拿出隨身帶着的手銬,假裝扣在了她的手上。

  母親尚愛蘭也曾是寫作者,這很容易被理解爲一種自我延續。同時,這也成爲蔣方舟寫作的起點。

  童年的蔣方舟,確實表現出了超出同齡人的觀察力。

  原《新京報》記者曹雪萍,曾在蔣方舟初中時去襄陽採訪過她。那時蔣方舟嬰兒肥,臉圓嘟嘟的,扎着兩個小辮兒。

  每天放學,她都會路過一家美容店,店員在門口跳操,說“寶貝兒寶貝兒你真美”。蔣方舟會站在一旁觀察,看店員們討好人的樣子,然後寫進文章裏。“她一直是用類似社會學學者的眼光,去觀察周圍的世界”,曹雪萍說。

  1999年7月,9歲的蔣方舟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打開天窗》,後被湖南省教委定爲素質教育推薦讀本並改編爲漫畫。

  兩年後,第二本書《正在發育》付梓。爲了這本書,北京大學附近專門召開了一個《正在發育》研討會,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羣撰寫了一篇幾萬字的講稿,分析蔣方舟作品中的語言現象,並發表在《讀書》雜誌上。

  但從那時起,爭議聲便像潮水般涌來。《正在發育》裏有個情節,一個小學同班女生抱着蔣方舟,對她唱歌:“我要和你睡覺。”蔣方舟因此對自己產生懷疑:“啊!我是同性戀嗎?”

  在21世紀初,這樣的內容引發了強烈質疑,有媒體將《正在發育》評爲年度十大爛書,蔣方舟也被認爲是一個“思想骯髒的孩子”。

  從那時起,圍觀和觀看成了她無法迴避的事。每年都有媒體找上門來,她覺得自己像是鏡頭前的道具。有時,她被要求坐在沙發上,抱着吉他,對鏡自照;有時,同學們要表演和她在襄陽的城樓上跑來跑去,一起玩耍。

  高中時的一次拍攝,蔣方舟被要求站在講臺上朗誦自己的作文,是那種“一人我飲酒醉式”的李白喊麥古風作文。唸完後臺下同學需要表演一起鼓掌,她尷尬極了,“到最後已經快要死過去了。”

  後來老師又提議全班同學排成V字拍合照,讓蔣方舟站在最前面,營造出一種衆星捧月的感覺。“同學們不會說什麼,但是一個有正常道德感的人都會覺得很羞恥,”蔣方舟拒絕了。

  2008年6月8日,蔣方舟參加了高考,有人給她送了一束花。圖/視覺中國

  對於這位校園裏的名人,同學們總是既客氣又疏離,這讓蔣方舟在學校裏幾乎沒有朋友。她總是一個人吃飯,一個人戴着耳機走路,一個人在學校超市採購。她和媽媽逛商場時碰到了同班的男生,想過去打個招呼,對方卻轉身跑了,怎麼都追不上。她不知道同學到底有沒有看見自己,媽媽卻說:“他正是看見你了,才扭頭走了。”

  幾年後,蔣方舟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長篇散文《審判童年》,用幾乎是手術刀一般銳利的筆觸剖析自己。她說自己9歲成名,之後就在家人、鄰居、媒體面前,扮演一個天才作家的樣子,時常在媒體面前語出驚人:“我30歲之前結婚一定會出軌”“一定要70歲以上的男人才能從心智上征服我”。

  “因爲有一個媒體想把你塑造成的形象,你就總要去說出符合別人期待的話。我現在就想,當初我爲什麼要說這麼奇怪的話呀。”她哭笑不得地抓了抓頭髮。

  製作時代的標本

  2008年高考後,蔣方舟去了北川,想去做志願者。她說那裏是一個洞口,“我只有順着爬進去,才能成爲自己想成爲的人。”

  在一篇日記裏,她這樣描繪現場看到的痕跡:河流上游沖刷下來的樹枝、碎石,有的樹枝上還掛着肢體;目之所及都是書包、毛絨玩具、小襪子,和用過的裹屍袋;一大塊凹凸不平的灰色水泥板下就是萬人坑,有人在旁邊放了一個收音機,裏面傳來佛教音樂,正在超度亡靈。

  走在大街上,她開始耳鳴,只想快快離開。

  返回成都的大巴上,氣氛沉重而肅穆,電視裏卻播放着一場晚會,有人正在說相聲。蔣方舟感到格外難以忍受,車上的乘客,也都沉默地看着電視,嘴角扯出一絲怪異的弧度。當大巴車越開越遠,人們像是漸漸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一開始不敢笑的人,也放聲笑了起來。

  對於蔣方舟來說,那是一次奇妙的體驗——她第一次和別人的生命經驗產生連接感,“不知道該不該爲自己的快樂而快樂,是一種特別原始的道德感。”這次經歷成爲她公民意識的起點。

  從北川回來不久,因爲寫作特長,蔣方舟被清華大學降分錄取。在新聞、中文、小語種等專業中,她選擇了新聞,因爲那是她想象中“跟社會更貼近的事”。

  但入學後,身邊的同學讓她有些失望。有的從大一就開始關注房價,每天一起牀就看報紙上的房價走勢,計算將來日薪多少、甚至時薪多少才能供得起一套房子。

  2008年8月28日,蔣方舟作爲新生到清華大學報到。圖/視覺中國

  讀書,是能讓她高興的事。

  大學四年,蔣方舟幾乎每週都會去一次學校附近的書店,挑選7-10本書,並在一週內看完。

  上大學前,她讀的都是昆德拉、黑塞、馬爾克斯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但大學四年,爲了完善知識結構,她讀了很多社科和歷史書籍,例如羅爾斯的《正義論》。

  校園之外,做記者是她的一個出口。從上大學起,她就被《新週刊》聘爲特約記者,2010年升任雜誌主筆,2012年大學畢業後就任副主編。

  那幾年,記者蔣方舟關注過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中產焦慮、參選人大代表的大學生。她密集地寫出了許多報道和時評,展現對校園外廣袤社會的關切。在2011年的《紀事中國》、2012年的《盤點中國》裏,她以獨具個人風格的寫作總結一年來的時事要聞,一些微博大V會轉發。

  在蔣方舟看來,寫下這些時評、報道相當於製作一個個時代的標本。她在《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中寫道:“我們每往前活一天,就進一步被遺留在‘歷史’的墳塋裏,總有一日,都成標本。”

  2011年,生於1989年末尾的蔣方舟作爲“90後”代表,登上了香港《亞洲週刊》封面,標題爲《互聯網下的蛋:中國九零後精英》。主編邱立本在封面故事中寫道,在網絡的世界裏,中國“90後”是義無反顧的先鋒,他們用今天Web 3.0的速度和視野,衝破了很多中國人認爲牢不可破的囚籠,唱出了他們的新青春之歌,也唱出了中國的希望。

  “作家裏最會划龍舟的”

  2015年左右,一批文化人以更接近普羅大衆的線上視頻方式,傳遞自己的思想,表達對世界的關心,馬東創辦了《奇葩說》,樑文道的《一千零一夜》、陳丹青的《局部》等應運而生,大量的詩詞類節目、讀信類節目開始在電視臺的黃金時段播出。

  蔣方舟認爲,這是文化人尋找公共表達的一個出口。他們會在公共媒介和大衆媒體上以更加娛樂化、更加商業化地面目出現,但扮演的還是一些帶有社會公共屬性的角色。

  蔣方舟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開始密集參加各種真人秀節目,最多的2015年,她參加了《文學英雄》《壯志凌雲》《中國成語大會》等多檔節目。

  “那時候我們需要做一些文化節目,需要年輕、知識儲備量大、形象好的女嘉賓,蔣方舟就成爲非常合適的人選。”曾與她在某檔文化類真人秀節目中合作的製片人馮錚說。

  另一方面,蔣方舟的“觸電”是爲了錢。

  對錢很有概念,是她從小就有的習慣。她家裏不算富裕,平時總穿哥哥姐姐剩下來的衣服,直到12歲纔有了第一件屬於自己的新衣。那是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紅色夾克,289元,是在一場重要的活動前爸媽臨時買的。

  有一年,她從小城襄陽到廣州親戚家裏做客,那家人有一個和她年紀差不多的女孩兒。親戚把自家孩子不要的衣服搬出來讓她選,並說,“挑吧,盡情地挑吧”。

  蔣方舟挑了一件彩虹條紋的套頭毛衣,試穿時因爲頭太大、領口太小,她在領口和袖口裏鑽來鑽去,一直出不來。被困在毛衣裏的蔣方舟,聽着全聾的姨姥姥在外面大聲地問,“怎麼樣啊,穿好了嗎”。她從裏面鑽出來後連鏡子都沒照,便趕緊脫了下來。

  2014年,25歲的蔣方舟在清華附近買了房,付完首付,賬上還剩14塊。而她錄製的某檔綜藝節目一期三萬,錄一期馬桶有了,錄兩期可以添置一件傢俱。“有大半年的時間,我在密集地轉場,那時候真的會有一種自己在跑通告的感覺。”蔣方舟說。

  2012年9月,蔣方舟(右)在金鷹電視藝術節閉幕式上,與演員焦晃一起頒獎。圖/視覺中國

  蔣方舟曾和許多明星、作家到少林寺學武功,她抽到的是學習螳螂拳。天黑了,別人都在休息,她卻一個人溜到室外的空地上練拳。“那個時候就是想給自己加戲,心裏期望有人半夜起來上廁所之類的發現我。”果然,不一會兒就有人告訴了導演,便趕過來拍她打拳。

  漸漸地,她變成了一個“有綜藝感”的人,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和偶像劇明星演愛情劇;可以站成人形樁子,被人往脖子上丟游泳圈;還有人誇她,是“作家裏最會划龍舟”的一個。

  短暫的開心和金錢的滿足過後,蔣方舟感到了漫長的自我厭棄,“會覺得我的高興未免也太膚淺了,這麼容易就得到滿足了”,她問自己:我爲什麼要這樣?

  她到東京獨自生活了一年,她不會說日語,不用手機刷微博,不看朋友圈,偶爾和朋友相約去看畫展,或在週末到居酒屋小酌。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她住的公寓,是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中綠子住的地方,從陽臺上往下看,和綠子看火災的視角一樣。

  那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完全真空的日子。沒有人看,沒有人安排,做事情也沒什麼影響。她從表演性的生活中走出來,重新獲得了真實生活的能力。

  “在商業上,蔣方舟其實可以走得更遠。”《圓桌派》製片人鄭雁飛認爲,目前,偏紀實文化類型的節目仍缺少年輕的女性視角,“但文化人也不是完全擁抱商業的,應該有所甄選。”

  青年寫作者

  和許多年輕人一樣,20多歲時,蔣方舟經歷過自我認知和生涯選擇的迷茫。但從東京回到北京後,她覺得自己對人生多了些掌控力。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出走與逃離,如今的她非常確定,寫作纔是自己最在意的事。

  現在,她每天上午在家寫小說,一天2000字,因爲頸椎不好,買了一個架子放在桌上,站着寫作;下午讀書,最近在讀《TS.艾略特傳》和《羅馬帝國元老院》;晚上一邊跳健美操,一邊看動畫片。

  當然,她也會做些掙錢的事,比如給化妝品和珠寶做廣告。她給自己定下了年收入KPI,一旦完成便會全身心投入寫作。“我覺得該掙錢的時候掙錢,該寫作的時候寫作,反而更純粹了,因爲不會去想劇本改編,還要在這上面寄託我的文學理想。”

  2013年11月15日,蔣方舟攜新書《我承認我不曾經歷滄桑》在武漢大學作“我們這一代”演講。圖/視覺中國

  蔣方舟覺得,對於作家而言,小說纔是最有難度的寫作。

  大學時,她曾寫過一篇長達13萬字的“官三代”權力網絡小說。畢業後,她通讀了一次,把它拉到了回收站。“對權力的想象有點太像香港地攤文學了,都不好意思給別人看。”

  最近,蔣方舟在寫的一部小說需要尋找底層生活的場景。因爲缺乏類似的生活經驗,3月20日下午,她去了清華西門附近的水磨社區,隨行的還有日本NHK電視臺的拍攝團隊。

  上大學時,她就曾騎着自行車來這裏找過出租房。那時租金便宜,一間屋子住十幾個人,狹窄的路上,到處是大家晾曬的衣服,還有炒菜的香味。現在,租金漲得厲害,住在這裏的人少了很多,大部分房子都在招租,“荒涼得像是廢土科幻裏的場景。”

  她在一戶人家門口停了下來。這家人過年後留在老家,沒再回來,東西被房東扔了出來。她撿起白色收納架上的一個筆記本看了看,它的主人似乎是靠發傳單掙錢,本子上記錄着日常,最後還有一句話:如何成爲一個受歡迎的人?

  從水磨社區出來,攝像師請蔣方舟去百米外的清華西門拍攝,那裏有許多遊客在門口拍照。一邊是羣租房,一邊是中國最頂級學府,蔣方舟靠在欄杆上看着來來往往的人,“我的寫作對這種兩個平行世界的反差和荒誕挺感興趣。”

  多年來,沒有作品是外界對蔣方舟的最大質疑。但蔣方舟認爲文學不是偶像產業,不需要22歲就退役,如今的她纔剛剛準備上場。

  她至今記得十幾歲時讀到的昆德拉——昆德拉在30歲左右寫出第一部短篇小說後,才確定了自己的寫作方向。“三十歲之前的都是習作。”

  作者簡介

  付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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