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原產於中國熱帶亞熱帶的嶺南地區，由於味道鮮美，受統治者喜愛，自西漢起直至清代便成了南方地區特色果貢之一。唐代詩人杜牧“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將荔枝之音傳遍了大江南北。自此關於荔枝的記錄便多了起來，不僅有詩歌詞賦，還有專門的著作《荔枝譜》。關於荔枝的研究，筆者認爲最晚始自宋代，蘇軾《荔枝嘆》曾對“貴妃”所食荔枝的來源發表過“詩歌形式”的議論，自此而後許多文人墨客、史地學家、醫藥學者等對荔枝也多有關注。縱觀近現代學術界對中國古代荔枝的研究，成果豐碩，其中荔枝的地理分佈與氣候變化之間的關係研究尤其突出。但是研究多是分時段分地區的研究，所以本文嘗試從歷史和地理全局出發，談談對我國古代荔枝地理分佈及其貢地變遷的認識。如有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隋唐以前荔枝的地理分佈與進貢

荔枝原產於中國，經有關學者研究中國最早的荔枝產於今海南島、粵西和桂東。因此四川、福建等地的荔枝無疑是引種的。那麼四川地區的荔枝始於何時呢？對此藍勇先生認爲秦代四川便已種植荔枝了，其論文記述：“記載四川地區荔枝最早的是《秦記》，在《華陽國志》卷３《蜀志》中僰道縣條下引《秦記》：‘僰僮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荔枝、姜、蒟。’既然書稱《秦記》，當然應言秦代事物。僰道縣在今宜賓西南，這樣看來公元前三世紀四川就開始栽培荔枝了。”其實，這樣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漢民”是對漢朝民衆的一種泛稱，因此不應出現在《秦記》中。《華陽國志》是代常璩的著作，“漢民”實有常璩加入了其所處時代纔有的歷史元素（“漢民”的稱呼）的嫌疑，其稱“漢民”是對漢代歷史的追述。其次，考慮的便是《華陽國志》中這句話的斷句。假如在“僰僮之富”後斷句， “故 《秦記》言僰僮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荔枝，姜，蒟”，後面一句爲常璩所追述漢代之事，這樣前後便不矛盾了。可見，藍先生引書時對斷句判斷失誤。在任乃強校注的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一書中就斷爲：“故《秦記》言僰僮之富。漢民多，漸斥徙之。有荔枝、姜、蒟。”如此，則四川產荔枝不當是秦代之事了。

那麼，四川地區什麼時候開始產荔枝呢？《扶南記》記載：“荔枝始傳於漢世，初惟出嶺南，後出蜀中。”這句話說明了荔枝漢代才傳播開來，當初只產於嶺南，後來才傳播到四川地區。從前文的引書可知，在常璩所處的東晉時期，四川應已產荔枝了，不僅僅是僰道，而且江陽郡也產荔枝。在《文選》卷４《蜀都賦》注中，有註文曰：“《南裔志》曰：龍眼，荔枝生朱提南廣縣、犍爲僰道縣，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變赤可食。”《南裔志》作者爲東漢楊孚，故可知東漢時期四川地區就已普遍種植荔枝了。根據漢武帝經略西南夷，開發川蜀這一重大事件，筆者大膽推測荔枝最早在漢武帝時期傳入四川地區。

關於荔枝的最早記載是公元前2世紀初，趙佗歸附漢朝，自嶺南進貢荔枝。漢武帝時，“破南越，建扶荔宮”，開始嘗試從嶺南移植荔枝於長安扶荔宮，長安氣候顯然不適合荔枝生長，因此移植荔枝往往不能成活，不能成活便罷，仍然是連年移植、進貢不斷，勞民傷財。可見荔枝樹想要移植成活，氣候條件必須滿足。司馬相如在《上林賦》中將荔枝稱爲“離支”，其意爲荔枝離開樹本體，不能長存。荔枝果實不能長存，也意味着其進貢多艱難。經綜合研究，荔枝進貢主要考慮三個因素：供需地距離遠近（產地與京城的距離）、道路的通達程度以及保鮮技術和水平的高低。

到了三國魏晉南北朝，關於荔枝的記載就多了起來，列表如表１。

從表1可知，隋唐以前我國荔枝主要分佈在嶺南、四川兩地，特別是四川地區的荔枝記載增多。其他地區僅吳都建鄴可見，建鄴出現的荔枝推測爲皇家園林內的移植荔枝。

從上文可知，隋唐以前荔枝的大規模進貢始於漢武帝時期，不僅有貢還有栽培荔枝的嘗試。《三輔黃圖》載：“扶荔宮，在上林苑中，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猶移植不息。”荔枝進貢，勞民傷財，至東漢和帝時下令罷貢。《後漢書·和帝紀》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嶺南地區荔枝進貢前後長達二百多年，形成了從嶺南到長安、洛陽的荔枝貢道。據有關學者研究，嶺南蒼梧爲荔枝進貢的出發地，越五嶺後沿湘江進入長江，再西溯至江陵，從江陵取陸路到襄陽，從襄陽到長安走武關道，到洛陽則走魯陽關道（三鴉路）、方城路。其中翻越五嶺有兩條道路，一是“萌渚嶺道”從蒼梧郡城沿西江順流８０裏至廣信（今廣東封開縣），再溯賀江逆行370裏到達臨賀（今廣西賀州），改爲陸路過萌渚嶺隘口，經湖南江永、道縣再改用水路，順瀟水下湘江至長江。二是“騎田嶺道”從蒼梧郡城沿西江下肇慶，抵清遠，轉逆北江而溯洭水（連江）到達桂陽縣（今廣東連州），過騎田嶺到達湖南臨武、郴州、耒陽，取耒陽水道下衡陽，出湘江，再入長江。詳見圖1 。

魏晉以來，四川地區的巴郡、江陽、犍爲等地普遍種植荔枝，與從嶺南進貢荔枝相比，四川地區無疑具有道里近便的優勢，其至都城的荔枝在新鮮程度上高於嶺南，四川或已經加入進貢行列，但筆者尚未看到有關隋唐以前四川地區進貢荔枝的記載。如有進貢，那麼從四川地區把荔枝送到長安，主要通道是由金牛道、米倉道至漢中，再從漢中由褒斜道或子午道運送到長安，進一步則由崤函古道運到洛陽。顯然，此進貢的距離比從嶺南更近。

爲了保持荔枝的新鮮，進貢時也會採取一些保鮮措施。比如竹筒貯藏法，通過利用新砍竹筒，盛放荔枝，進行密封，並外裹溼泥。但是由於嶺南距離都城長安、洛陽太遠，荔枝的保鮮並沒有多大的效果。由於荔枝保鮮日期短，三日而味變，故古代進貢的荔枝多 “乾貨”，比如荔枝幹、荔枝煎等。只有皇帝、後宮嬪妃以及大臣纔有可能品嚐到費盡心力進貢的少數鮮荔枝。

唐宋時期荔枝的地理分佈及貢道變化

唐宋時期國家重歸一統，社會安定繁榮。與此同時四川地區的荔枝種植範圍擴大，品質提高，統治者又偏愛荔枝，這就促進了四川荔枝的興盛，故有 “蜀中之品，在唐爲盛”的說法。關於楊貴妃所食荔枝產地基本已成定論，即來源於涪州地區。下面將唐宋時期四川地區荔枝的地理分佈情況列表如表2。

由表2可見，唐宋時期四川地區荔枝種植比較廣泛。有成都（益州）、重慶（渝州）、宜賓（戎州）、瀘州、涪州（涪陵）、樂山（嘉州）、萬縣（忠州）、雅安（雅州）、漢源（黎州）等地，其中戎、瀘、涪、嘉四地品質最優，宜賓和瀘州則最負盛名。

與此同時，福建地區的荔枝開始出現在史籍的記載中。據北宋初年劉斧所輯 《青瑣高議》中《隋煬帝海山記（上）》的記載：“隋煬帝建西苑，詔天下境內所有鳥獸草木，驛至京師。閩中進五色荔枝，綠荔枝，紫紋荔枝，赭色荔枝，丁香荔枝，淺黃荔枝。” 這說明隋時福建地區已經有栽培荔枝了，具體從何時傳入，那就不得而知了。北宋時福建地區的荔枝已成爲貢品。樑克家《三山志》載：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歲貢荔枝幹6萬顆，荔枝煎歲定130瓶。福州太守蔡襄《荔枝譜》雲：“福州舊貢紅鹽制乾和蜜煎二中，慶曆年（1041-1048年）初，太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至，減紅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 可見，福建地區福州、泉州、漳州三大荔枝產地都已進入貢荔行列。主要種類有荔枝幹、荔枝煎、圓荔枝。其中荔枝幹，崇寧四年（1105年）增至7.3萬顆，大觀元年（1107年）增至7.6萬顆，政和年間 （1111-1117年）增至8.6萬顆。荔枝煎，大中祥符二年，定額130 瓶，丁香荔枝煎30瓶；元豐三年，條次貢物，如祥符之數；元祐元年，名爲常貢；崇寧四年，定歲貢，亦如之。圓荔枝：崇寧四年定歲貢 10萬顆，大觀元年11萬顆，宣和中增至21萬顆。到了南宋，福建地區的貢荔超過了四川，當時人們對於荔枝的評價是 “閩中第一，蜀川次之，嶺南爲下”。這時福建地區不僅進貢荔枝幹、荔枝煎、圓荔枝，還進貢生荔枝，即將快成熟的荔枝移植於木桶之中，日夜兼程，進貢至京師。

嶺南荔枝，從東漢末至唐少見於記載，筆者僅查到一處，即嵇含《南方草木狀》載： “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出九真，交趾。”唐以後記載又多了起來。《唐書·禮樂志》載：“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名曰 ‘荔枝香’。” 唐代廣州司馬劉恂《嶺表錄異》記有嶺南荔枝，其文曰：“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核大而味酸。其高（今廣東茂名）、新州（今廣東新興縣）與南海（南海郡）產者最佳。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34記載，南海地區在元和年間貢有荔枝煎。

吳任臣《十國春秋·南漢後主本紀》載：“大寶三年（960年），帝命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歲以爲常。”此時嶺南荔枝多爲南方朝廷所享用。宋人張宗閔著有《增城荔枝譜》，記載增城縣境內荔枝品種一百多個。南宋高宗紹興 （1131-1162年）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雲：“荔枝自湖南界入桂林，才百餘里便有之，亦未甚多，昭平出槱核，臨賀出綠色者優勝，自此而南，諸郡皆有之。”說明當時廣西荔枝東至梧州蒼梧，南至合浦（唐代廉州），北至昭平、桂平均有栽培。依據氣候這個條件客觀分析，嶺南荔枝產量和品質皆應爲上，但爲何處於下風，屈居於第三位呢？其原因究竟爲何，其實不必多說，自是其與京城的距離較遠，沒有福建近便。又爲何將四川荔枝放在嶺南之上，筆者分析有兩種原因，一是四川離唐都長安、洛陽，北宋都開封、北嶺南近，即使是南宋都臨安，順江而下的傳送速度遠比嶺南快；二是與唐代的荔枝評價有關，唐代四川荔枝居於首位，至宋仍具有較大影響力。

唐宋時期社會生產力發展迅速，交通運輸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唐代荔枝進貢形成了專業的荔枝道，荔枝道從涪州樂溫縣出發，取陸路通州、萬源，翻越巴山至洋州，再循子午道至京師長安，全長 2000裏左右，驛速提高後，一日夜可達六、七百里，故而三日之內能到達長安。《方輿勝覽》卷68引《洋川志》載：“楊貴妃嗜生荔枝，詔驛自涪陵由達州取西鄉入子午谷至長安才三日，香色俱未變。”嚴耕望先生對此分析道：“涪州至長安，陸路不過二千二百數十里，少或不逾二千里，唐代急驛日行五百里，爲楊貴妃特嗜，可能加快速度，故 ‘人馬斃於路者甚衆，百姓苦之’。若需要七日夜，則一日夜只行三百里，何致人馬倒斃耶？或雲七日者，正爲由嶺南貢荔之日數歟？然七日驛到，荔枝已敗壞矣。”可見荔枝道的快速與便捷。

蘇軾的《如夢令·荔枝》：“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座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是當年十八娘。”這首詞反映了北宋時期東京開封的荔枝主要來自福建地區，是由海路到揚州，逕運河運達東京。據《三山志》記載： “宣和間，以小株結實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闕下，移植宣和殿，錫二府宴，賜御詩云： ‘蜜移造化出閩山，禁御新裁荔子丹。瓊液乍凝仙掌露，降苞初綻水精丸。酒酣國宴非珠粉，風泛天香轉蕙蘭。何必紅塵飛一騎，芬芬數本座中看。’時餘太宰深詩有‘賜比西山藥一丸’之句，上稱賞之。”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況下，水路運輸比陸路運輸成本低廉、快速，尤其是隋唐大運河的開通，北宋對漕運的重視，加速了我國南北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福建地區臨海有許多重要海港，海運發達，荔枝走海路到揚州，後沿運河至開封非常便捷。南宋都城臨安離福建地區更近，荔枝運到京城不費吹灰之力（圖2）。

除了供需距離縮短，交通更加便捷之外，荔枝保鮮技術也得到了發展。不僅有竹筒密封法，還有裝壺密封法。裝壺密封法即用帶蓋的壺進行密封，也有用木桶盛載冰涼井水，隔水置荔枝於水面上，密封桶蓋。由於供需距離縮短，傳送速度加快，保鮮方式改進，鮮荔枝的進貢便不再那麼的艱難，直至明清時期，荔枝進貢未嘗斷絕。還有一種通過移植荔枝樹的方法進行保鮮，效果雖好但其數量則會受到限制，因爲荔枝的生長週期較長，移植的方法不僅勞民傷財，長期進貢也會導致原產地荔枝樹數量的減少。

元代以來荔枝的地理變化

元代以降，我國荔枝的地理分佈發生了明顯變化。四川地區荔枝逐漸衰落南移；福建地區依舊是荔枝的主要貢地，並向臺灣傳播；嶺南地區的荔枝雖不是主要貢地，但是也有進貢記載，並逐漸向南亞、東南亞等地區傳播。另外雲南地區雖有荔枝，但因地氣淺薄，荔枝種植不成規模。

元明清時期，四川地區的荔枝逐漸衰退，除局部有種植，其餘產地大都不再出產。明嘉靖《四川總志》記載，成都府有荔枝，蜀府花園出；敘州府有荔枝，土人善爲荔枝煎；重慶府載蜀中荔枝，敘、瀘之品爲上，涪次之，合州又次之。清雍正《四川通志》載：成都府荔枝，舊蜀府花圃出，今無；重慶府荔枝……今止嘉定州有數株，餘州少有植者；敘州府有荔枝，土人善爲荔枝煎；直隸瀘州有荔枝。保寧府、順慶府、夔州府、龍安府、寧遠府、雅州府，直隸眉州、邛州、潼川府、資州、綿州、茂州、達州皆無。唐代四川地區的荔枝種植曾達北緯32°，後來南移至北緯29°以南地區，主要分佈在瀘州、合江、宜賓、南溪、瀘縣等地。四川地區荔枝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氣候變化，其次戰亂破壞了大量的荔枝樹林資源，是造成荔枝衰退的重要的人爲原因。由於其荔枝資源衰退，路途遙遠，四川進貢便不再有太大的意義。

明清時期，福建地區依然是荔枝的主要貢地，品種也越來越多，出現了許多記載荔枝的專著 《荔枝譜》，列表如表3。

除《荔枝譜》外，還有許多其他史料記載。據明黃仲昭纂《八閩通志》卷20 《食貨·土貢》載：“元代貢錦荔枝20萬顆。”卷26《食貨·物產》載：“泉州府有荔枝，藍家紅其品爲郡第一，另有法石白、大將軍、七夕紅等品種；漳州府荔枝有何家紅，陳紅、大綠、小綠、餘家綠等品；興化府荔枝品種很多；福寧州有荔枝；汀州府、延平府、邵武府無荔枝。”明代王世懋《閩部疏》（1585年）載：“楓亭驛荔枝甲天下，彌山被野。”“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次之。”清代，郭柏蒼《閩產錄異》卷2《果屬·荔枝》：“國朝荔枝貢，由延、建抵浦城，以瓦盆架船上，因花時須用青鹽，貢船乃滿載私鹽，州、縣鹽商患之，道光元年罷貢。” 據同治《福建通志》卷59 、卷60 《物產》記載，福州府、興化府、泉州府、漳州府、福寧府均產荔枝；永春州、臺灣府亦有荔枝；延平府、建寧府、邵武府、汀州府、龍巖州無荔枝。

據清宮檔案記載，福建貢生荔枝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貢荔之事由總督和巡撫隔年輪流置辦，方法有如蔡京當年之貢生荔，先在木桶中如栽盆景般栽培數百株荔枝，屆時選擇長勢較好的數十株，裝船溯閩江而上，至延平（今南平）後舍舟經建甌、浦城陸路北運，在距福州水路200裏的水口以北，因地勢高，氣候冷，已不適荔枝生長，因此入貢的荔枝樹要待開花結果後啓運。運輸過程中還要帶大量閩中清水，以供沿途澆灌，使水土無異。另一條貢道是經海路運抵京城，方法也如前（元明清貢道比較簡單，不再繪示意圖）。如此顛簸數十日，待到荔枝樹運抵京城時，荔果剛好成熟，但每株只剩下六七顆了。當時，福建貢荔的主要品種有陳紫、狀元紅和綠荷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曾從福建一次運來60桶，結有荔枝473顆，七月初二摘下１顆，自落64顆；乾隆吃了4顆外，餘下的賞賜給皇妃、皇子、親王、大臣，除裕皇貴妃得到兩顆外，其餘的一人一顆，這批荔枝在13天后採摘完畢。乾隆皇帝爲此還留下 《荔枝至頒賜朝臣而有感》一詩： “閩中佳實秋前到，相對年年有所思。酬節只供原廟薦，承愚非復寢門時。飛來嶺外炎風送，斜倚欄邊揭露垂。料的擎歸舊鴛侶，幾多歡喜幾多愁。”可見元明清時期福建貢荔比宋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種植廣泛，品種繁多，且品質優良。

元明清文獻中也有許多嶺南荔枝的記載。《元一統志》載 “嶺南地區廣州路土產荔枝，番禺、南海、東莞、新會、增城並有之；梧州路蒼梧縣有荔枝；容州土產有荔枝蜜煎。”陳大震《大德南海志》載“荔枝今佳品多出增城，其名有大將軍、小將軍、狀元紅、水晶團、犀角子、丫髻子（黑葉）１６種” 元代廣州的荔枝灣作爲“御果園”，除遍種荔枝外，還栽種裏木樹（又稱宜母子，即檸檬樹）800多株，用以製成所謂“渴水”，列爲貢品。明萬曆《廣西通志》載“荔枝，品種不一，色紅味甘。”嘉靖《廣東通志初稿》“荔枝，果之珍羨天下者，其名最多，曰脆玉、曰狀元紅、曰大將軍、小將軍，曰大丁香、小丁香，曰綠羅袍……”譚瑩著有《樂志堂詩集》，其詩以1861年完成的 《嶺南荔枝詞百首》最爲著名，第七首 “十里磯圍築稻田，田邊博種荔枝先。鳳卵龍丸多似谷，村村簫鼓慶豐年。”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荔枝種植繁盛。屈大均《廣東新語》：珠江南岸地區、廣州等盛產荔枝，南海地區、番禺、順德、東莞、增城等地荔枝遍佈。道光《廣東通志》卷95《輿地略十三·物產二》載“增城縣搜山有荔樹高八丈，相去五丈而連理（寰宇記）；廣州荔以掛綠爲第一品；十八娘並驅玉露霜產於新會厓門，明月珠產南海番禺山中，在掛綠之次；妃子笑產佛山；萬里碧產東莞戴家園；驪頂珠產順德龍巖山；珊瑚產清遠山中；粵中荔枝掛綠爲最，福州佳者尚未敵嶺南之黑葉，而蔡君謨譜乃雲，廣南郡所出精好者僅比東閩之下等，是亦鄉曲之論也。”卷170《經政略·土貢》載 “光祿寺項下：圓眼……荔支13200斤，每斤價銀7分，共銀924兩。”總的來說，元明清時期嶺南荔枝種植繁盛，品種繁多，質量上乘。

除了上述三大荔枝分佈區外，臺灣、海南島以及雲南均有荔枝種植。

臺灣於1683年入清版圖，次年設臺灣府，屬福建省，領檯灣、諸羅、鳳山三縣。其荔枝種植較晚，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刊《臺灣府志》和乾隆《續修臺灣府志》均未見荔枝的記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刊《臺灣縣誌》提及荔枝：“臺雖有而不多，味酸不堪食。”瑏瑠雍正二年刊（1724年）《諸羅縣誌》則稱：“荔枝殼紅膜紫肉白，以核之細者爲珍，謂之焦核，爲南方第一佳果，有自內地攜１～２株來者，多華而少實，味酸。”瑏瑡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刊《續修臺灣府志》則稱：“荔枝皆自內地來，漳州狀元紅、紫綃王，因海上風阻，不得日食三百，荔枝興化漳浦產者爲上。”道光十四年（1834年）刊《彰化縣誌》則已指出荔枝 “品類不一，多自內地渡來，味香色紅紫，本地亦有佳品不遜內地”。由此可見，栽培荔枝在1720年以前已從福建地區引進臺灣，但是品質不佳，還以從福建地區舶來爲主。到了道光時已經有了適合臺灣地區種植的荔枝品種，且成爲了佳品。海南島位於嶺南以南，是荔枝原產地之一，但其地開發晚且發展緩慢，關於荔枝的記載最早見於明代。明唐胄《瓊臺志》記載：“荔枝出瓊山西南界宅念都者多且佳，有紅紫青黃數種……吾瓊當嶺極南，荔枝特盛，以不利紅鹽，枝盛熟時飫食不及，街市擔賣，值甚低。”可見海南一直以來都有荔枝種植，但主要爲當地民衆所食用，不進貢所以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和記載。雲南荔枝記載最早見於唐代，唐代樊綽《雲南志》：“荔枝、檳榔、訶黎勒、椰子、桄榔等諸樹，永昌、麗水、長傍、金山並有之。”元代李京《雲南志略·諸夷風俗》：“山田薄少，刀耕火種。所收稻穀，懸於竹棚之下，日旋搗而食，常以採荔枝、販茶爲業雲。”明劉文徵撰《滇志》33卷記載，臨安府（今雲南建水縣）有荔枝，雲南府有土荔枝。清張泓《滇南新語》載元江有荔枝。可見雲南地區的荔枝種植在唐宋時期較多，但到了明清時期，荔枝種植越來越少，與四川地區的荔枝衰退有一定的相似性。歸根究底是雲南山多地少，地氣淺薄，不適宜荔枝的生長，很難擴大種植範圍和產出高品質的荔枝。

如何理解荔枝的歷史地理變遷

關於荔枝的歷史地理變遷，筆者認爲應該從兩個方面去理解。

第一是荔枝種植的歷史地理變遷。由於歷史的不可逆，已經無法確知荔枝種植的具體情況，故只有根據文獻資料記載進行大膽推測。荔枝原產於中國嶺南地區，最初的荔枝爲山野荔枝，人工栽培荔枝起源時間無法確知，但該地區荔枝自開始種植便不曾斷絕。隨着中國古代經濟開發及社會發展的步伐，荔枝逐漸傳播到其他地區，第一站便是四川地區，最遲在漢武帝時期傳入，直至清末仍存，只是種植範圍縮小，呈現南移的現象。三國孫吳苦心經營江左地區，促進了福建的開發，結合文獻記載，隋煬帝時閩中進貢五色荔枝，筆者大膽推測，栽培荔枝在三國孫吳時便已傳入福建，經過幾百年的動盪和緩慢發展，至隋唐時福建荔枝開始嶄露頭角，至北宋時成爲荔枝的主要貢地，一直持續到明清。通過對荔枝種植區拓展的原因進行分析，發現其一是得益於氣候的變化（變曖），二是人爲的推動作用，在荔枝擴展階段可以說人爲因素起到了主要作用，主要是人的開發和推廣作用。荔枝種植的衰退期，氣候變化（變寒）成了主要原因，人爲因素起到一定的激化作用。比如明清四川荔枝種植區的衰退，氣候變冷是主要原因，戰亂則破壞了荔枝林木資源。

第二是荔枝貢地的歷史地理變遷。荔枝因爲進貢才名揚天下，假若沒有進貢，沒有得到上層知識分子的關注，在古代交通不便，封建愚民政策、戶籍制度等等因素的作用下，想要達到婦孺皆知的地步怕是沒有那麼容易。所以在中國古代，荔枝與進貢有着密切聯繫，探討荔枝貢地的歷史地理變遷便有他特定的認知意義。中國古代荔枝貢地的歷史地理變遷呈現出兩漢貢在嶺南、唐宋貢在四川、元明清貢在福建的現象。筆者研究發現導致荔枝貢地變遷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即荔枝進貢與否、貢地的選擇隨着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可以分爲兩點來理解，一是國興則貢衰則不貢，二是政治中心的轉移導致與荔枝產地之間供需距離的變化，這兩點決定了荔枝貢地的選擇，進而導致不同時期荔枝貢地選擇性的變遷。除了政治因素，荔枝的產量和品質、道路與交通的發展、保鮮技術的進步對荔枝貢地的選擇也產生着重要影響。比如漢代其他地方沒有荔枝，四川剛剛開始不成熟，荔枝便只能從嶺南進貢。到了唐代荔枝貢地由嶺南轉移到四川，除了道里近便之外，與四川荔枝產量增加、品質提高，道路的疏通、驛速的提高，保鮮技術的進步都有很大關係。

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出發，運用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古代荔枝的地理分佈和貢地變遷有一個系統性、整體性的認識，便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目的。

作者信息：張生（1994-），男，河南沈丘人，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爲中國歷史地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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