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也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來自孟加拉國的Ashraf Islam在採訪中說起北京的科研機會時，滔滔不絕。“我們國家也有良好的設施，但是和我在這裏使用的大相徑庭。” Islam目前在中國讀博，主要研究如何去除廢水中的有機物質。

Htet Aung Phyo來自緬甸，他通過中國提供的獎學金在北京讀博，研究如何利用細菌提取低品位礦中的銅。如獲得成功，便可延續緬甸許多銅礦的壽命，併爲緬甸增加就業機會。“這就是爲什麼我來到了北京。”他驕傲地說。

在北京，像Phyo和Islam這樣的研究生有1300名。他們來自幾十個不同的國家，他們來到中國學習四年，展開相關研究以幫助解決本國的科學問題。

每年，中國科學院聯合意大利世界科學院提供兩百個資助名額，但是這並非一般的獎學金項目，而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組成部分。目前，中國已與126個國家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視科學爲連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一個核心要素。去年，中科院院長白春禮在《中國科學院院刊》上也發文強調：“科技創新是‘一帶一路’的核心驅動力。”

從北京到伊斯蘭堡，從科倫坡到內羅畢，再到利馬，中國的高校以及中科院的衆多院所在全球範圍內鋪展開來，提供科學援助，簽訂各種合作協議，規模蔚爲可觀。4月19日，白春禮宣佈中科院已投資逾18億元人民幣用於“一帶一路”科學項目。“一帶一路”的科技部分涉及成千上萬的研究人員、學生及數百所院校。

不同的視角

隨着中國崛起爲一個科研強國，中國在提供科學支持方面展現出不同於其他科研大國的視角。

俄羅斯、歐洲和亞洲研究中心（Centre for Russia Europe Asia Studies）主任Theresa Fallon表示，所有“一帶一路”項目都蘊含着雙贏理念。每一筆大型投資不僅有益於東道國，也有益於中國。中國希望這些投資不僅能產生科學效益，也能產生經濟效益。另一個不同就是中國認爲自己更適合做貧窮國家的合作伙伴，因爲中國對自身過去的貧困記憶猶新，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副局長李寅表示說。

“一帶一路”倡議受到了許多國家的領導人的認可，比如巴基斯坦總理伊姆蘭·汗，伊姆蘭在去年的獲勝演講中說，他迫切想要了解中國如何從一個貧窮國家成爲一個新興超級大國。

從科學的角度看，“一帶一路”的整體目標顯而易見——重建中國作爲世界文明大國的地位，包括讓其他國家認可中國的科研實力。但是，英國李約瑟研究所的中國科學歷史學家Christopher Cullen表示，目前要評判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往來將如何進展，還爲時尚早。

三線並行

經過近6年的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爲中樞的涵蓋全球海陸交通路線的網絡。

在2013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中亞後不久，科技向的“一帶一路”便開始顯露跡象。次年，中科院資助升級了烏茲別克斯坦兀魯伯天文研究所的望遠鏡，爲該所與新疆天文臺合作對北天區進行巡天觀測奠定了基礎。這開啓了中科院一系列更加宏大的計劃。

“一帶一路”的科技合作部分由白春禮策劃構思。在其主持下，科技向的“一帶一路”沿着三條平行線路展開。在國內，中科院成立了5所卓越中心，每年200名博士生在此接受訓練。在國外，中科院在非洲、中亞、南美、南亞和東南亞設立了9所研究培訓中心，比如中國-巴西空間氣象聯合實驗室，曼谷中科院創新合作中心。

第三條線路即中科院所說的“數字一帶一路”，通過這一平臺，參與國可以共享合作項目所產生的數據，包括衛星圖像以及關於自然災害、水資源和文化遺址的量化數據。

爲了整合各類資源，中科院於2016年成立了“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ANSO），全球共有37個成員，包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ANSO計劃支持和組織“一帶一路”國家開展可持續發展研究，包括提高糧食安全，緩解水荒。

迴應關切

報道也指出，隨着中國海外基建項目的上馬以及科學活動的增多，具體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開始引起外界擔憂，例如對環境的影響等。

主要的批評聲音來自目前未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比如印度就不止一次警告斯里蘭卡，要求其縮減與中國的科研合作規模。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報告稱，“一帶一路”在亞歐之間的主要連接線路穿越了1739個被認定爲對生物多樣性具有重要意義的區域，會影響到265個受威脅物種，包括81個瀕危物種，如高鼻羚羊（Saiga tatarica）、老虎（Panthera tigris）和大熊貓（Ailuropoda melanoleuca）。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齊曄表示，妨礙環保盡調的一個障礙是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都不願意做任何可能拖慢施工進度的事情。一般來說，在中國公司“所處的運營環境中，當地政府或合約方需要或者希望儘快出結果”。環評需要時間，可能導致原始計劃生變，這些都可能導致項目延期。齊曄說：“那不是一個受歡迎的選擇。”

另一個問題是，合同會規定環評由東道國負責，而貧窮國家通常無此評估能力。

有跡象表明中國已開始着手解決此類問題。國內有關研究組織和科學家早在多年前，便警告注意洲際線路的環境影響。

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說，他的同事繪製了原始絲綢之路，包括“一帶一路”部分沿線的130個世界遺產地。“在中國，禁止在考古遺址附近或周邊區域進行開發。”王旭東說。而且“一帶一路”參與國應該開始像中國一樣建立保護區。他說：“外國也應該避免在震中或遺產地附近修建公路或鐵路。”

“一帶一路”的潛在環境影響也開始引起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注意。中國成立了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負責向中國政府建言。委員會已經委託IUCN就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境內的“一帶一路”項目的環境影響展開政策調查。IUCN主席章新勝爲中國教育部前副部長。

不久之前，中國政府在北京舉行了爲期兩天的論壇，討論“一帶一路”的相關環境影響。討論結果預計將報向第二屆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這意味着環境問題已經被推向最高層。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的首席國際顧問Arthur Hanson表示，一個重要目標是說服中國的領導層將環評和社會影響評估納爲“一帶一路”項目的關鍵要素，同時保證公衆參與決策以及數據的開放獲取。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中國研究者Andrew Small說，根據他的經驗，中國的決策者對外界批評非常重視，會努力解決被點出的問題。隨着“一帶一路”的成形，中國政府將與更多的國際組織，包括環保組織和高校合作。

與南亞的科研合作

系列報道還特別關注了中國與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這兩個南亞國家的科研合作。隨着南亞掀起“一帶一路”建設熱潮，中國的研究者和高校也開始參與其中，規模前所未有。

根據愛思唯爾Scopus數據庫統計的論文合作者數據，中國已經超越沙特阿拉伯和美國成爲巴基斯坦主要的科研合作伙伴。與斯里蘭卡的論文合作上，中國已經趕上印度，雖然仍落後於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在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從水稻基因組學到地球物理，從氣象學到藥物化學，相關研究項目已在規劃中或已實施。每年，中國向巴基斯坦提供7000個左右的碩博全額獎學金名額。2月，中國駐伊斯蘭堡大使承諾將把名額增加至每年20,000左右。目前，已有28,000名巴基斯坦學生在中國學習，約6,000人在讀博。

在巴基斯坦國內，普通話也成爲學生在英語之外的另一種選修語言。大部分公立大學也已經和中國的大學建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

卡拉奇大學國際化學與生物科學中心主任Iqbal Choudhar說，他每個月都要接待兩至三個來自中國大學的訪問代表團。1月，他就接待了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訪問團隊，兩個月後他則到杭州出席了中巴雜交水稻研究中心中國分部的揭牌典禮。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合作步伐在過去5年裏明顯加快。“30年來，我一直往返於兩國之間，即使這樣，我也從未見過像現在這樣的情形。”

中國科學家也與斯里蘭卡科學家密切合作。例如，斯里蘭卡大部分農村地區蔓延着一種神祕的慢性腎病，雖然研究了二十年，但是依然不清楚該疾病的準確病因，推測的病因約有35種，重點懷疑對象是被污染的井水。中國恰好可以爲斯里蘭卡提供相關幫助。中國商務部提供1200萬美元的援助，使中科院的研究人員可以和斯里蘭卡同行一起合作，篩查病因，並且提供淨水技術和透析服務。

不過援助條件也引發了一定的擔憂。中國公司正在建設斯里蘭卡佩拉德尼亞大學的水實驗大樓，並提供已經在多個試點場所和家庭透析設備中使用的淨水技術，斯里蘭卡的基層醫護人員接受的也是這樣的技術培訓。中國也終將幫助斯里蘭卡建立全國性的淨水衛生系統，或可帶來更多的商業收入潛力。允許中國私人公司進入斯里蘭卡的公共醫療系統令一些科學家感到擔憂。

其他擔憂則包括缺乏透明度。拉加拉塔大學的慢性腎病研究者Channa Jayasumana說，他願意參加中國-斯里蘭卡項目，但是儘管他所在的大學是唯一位於受該疾病影響區域的學校，他和他的合作者卻從未收到項目邀請。

不論圍繞着“一帶一路”有怎樣的問題，中國、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研究人員都認爲最大的收益在科學領域。無論接下來如何，“一帶一路”留給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不朽的科學遺產可能是大量訓練有素的科學家——這是西方援助所未曾達成的。

隨着中國加大對“一帶一路”國家的科學投資，中國漸漸成爲許多發展中國家首選的科研合作伙伴。一些老一輩的科學家向《自然》表示，他們的初級同事，尤其是在中國讀博或完成博士後研究後回國的同事一般缺少與西方科學界的聯繫。“隨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前往中國而非美國，他們與西方國家的聯繫將越來越弱。”斯里蘭卡的瘧疾學家Kamini Mendis說。

Priyadarshana則在其正在中國學習的學生身上看到了巨大的變化，這讓他感到不可思議。“他們浸淫在中國的學術系統和中國文化當中，變得更加自信了，導致我都無法再挑戰他們。因爲中國，我們下一代的科學家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將成爲後世後代的科學領軍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