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羅大屠殺

它開始是對政治改革的和平呼籲，但結束時有18人死亡，數百人受傷。 作為一部關於彼得羅大屠殺的主要電影上映，斯蒂芬·貝茨描述了1819年8月16日的事件——當騎兵殘酷地驅散了6萬名抗議者——成為民主鬥爭的一個里程碑時刻

1819年8月的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成千上萬的織工、商人和他們的家人步行前往曼徹斯特，他們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一場大屠殺。他們穿著體面，從郊區和周圍的城鎮和村莊走了進來，牽著孩子的手，以整齊的隊伍在橫幅和旗幟後面行進，樂隊演奏愛國歌曲，希望在戶外度過愉快的一天，希望聽聽要求議會改革的演講。

那是一個晴朗的夏日，會議是完全合法的。人們要求它考慮——而不是要求——「採用最合法、最有效的手段進行改革的恰當性」。示威者被警告不要挑釁肯定在場的大量警察和當地民兵。他們被告知，「除了自我肯定的良心」，他們不應該攜帶其他武器。

「到處都是一群群的人，都很幽默，又笑又叫，還開玩笑，」見證了此次聚會的25歲商人約翰·本傑明·史密斯(John Benjamin Smith)回憶道。 「這似乎是一個盛大的節日，鄉村的人們穿著最好的衣服，帶著他們的妻子。」

但那天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是英國一次政治聚會上發生的最嚴重的暴力事件，這一事件震驚了英國，並在長期的選舉鬥爭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曼徹斯特和索爾福德義勇騎兵隊和第十五驃騎兵的正規騎兵在當地法官的命令下沖入聚集在聖彼得廣場的人群中，驅散集會人群，造成至少18人死亡，600多人受傷。

軍隊在20分鐘內掃蕩了廣場，但那一天發生的事情在200年來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迴響。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當地記者詹姆斯·沃洛(James Wroe)的靈感啟發。沃洛稱這是彼得羅慘案，雙關地暗指四年前的滑鐵盧戰役。順便說一句，沃洛發現自己被監禁一年，他的報紙也被當局關閉作為報復。 然而，這一事件的確促成了另一家進步報紙的成立，兩年後，一名憤怒的當地商人約翰·愛德華·泰勒（John Edward Taylor）創辦了《曼徹斯特衛報》(現在的《衛報》)。

在彼得羅時代，曼徹斯特發展迅速。由於工業革命和棉花貿易的擴大，在過去的50年里它的規模翻了兩番。到1819年，其人口已超過10萬，人們從蘭開夏郡、柴郡郡和愛爾蘭湧入曼徹斯特，尋找薪水更高的工作。紡織廠的機械化使得傳統家用手工織布機的勞動力在不斷減少。更緊迫的是，拿破崙戰爭結束後的經濟蕭條導致織工的工資減半，而此時正是連續的歉收(部分原因，儘管他們不知道，是由印度尼西亞火山爆發引起的氣候變化造成的)，食品價格上漲。

在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不滿情緒導致了要求議會改革的壓力，要求議員們對公民的需求做出更積極的回應，並確保在威斯敏斯特獲得更公平的代表，使他們的困境不再被忽視。曼徹斯特，現在是北方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新城市，不像南方一些衰敗的行政區(有他們的小選區)，那時它沒有選舉議員，因此它對政策的影響是有限的。

在滑鐵盧戰役之後的幾年裡，那些想要改變體制的活動家們分成了兩派，一派和平地要求憲法改革以擴大所有人的選舉權(只有少數認為女性應該得到一張選票,儘管女性選舉權聯盟開始出現) 還有一小部分是想要暴力動亂的革命少數派。彼得羅示威者屬於前一類。

陰影變成暴力

利物浦勛爵（Lord Liverpool）的保守黨政府知道議會制度是不平衡的，但即使是和平的競選者也不願意讓步。法國大革命在人們的記憶中還歷歷在目——30年前，利物浦和他的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還是學生時就在巴黎見證了這場革命——他們擔心任何讓步都會導致英國發生類似的事情。部長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們特別害怕斯賓塞人，他們是激進的托馬斯·斯賓塞（Thomas Spence）的追隨者，他主張土地的共同所有權，普選權和廢除貴族。但政府控制騷亂的手段有限：當時還沒有警察部隊，只有需要徵召的特別警察，或者出動地方民兵和正規部隊，而且他們依靠線人來掌握最新情況。

在過去的四年里，發生了一系列小規模且容易控制的暴動，其中一些演變成了暴力事件。尤其是英格蘭，遠離簡·奧斯汀小說中描繪的寧靜之地。早在戰爭結束之前，盧德派分子擔心他們的工作就是隨意地摧毀新機器了，這些機器將會在北部和中部的工廠里取代他們。1817年，飢餓的毛毯人(因為他們帶著毯子而得名)試圖從曼徹斯特遊行到倫敦向國王請求食物，但沒有成功，但他們在離開斯托克波特之前就被騎兵帶走了。同年晚些時候，在德比郡的農村地區，一場武裝起義以當局野蠻報復的方式宣告失敗，其中三名頭目被處以絞刑，然後被斬首。1816年12月，在西敏寺附近的溫泉療養場克萊肯威爾舉行了一場改革會議演變成一場暴力。當時，在被倫敦塔的部隊擊退之前，鼓動者試圖帶領一個派系對英格蘭銀行發起攻擊。

政府的難題在於如何區分和平抗議和暴力抗議，而一些改革者對暴力言論不屑一顧，這無助於解決問題。內政大臣西德茅斯子爵（Viscount Sidmouth）悄悄地承諾，如果發生暴力事件，將出動軍隊，為地方法官提供法律保護。

1819年，一系列大規模的公共改革會議在全國平靜地結束了，包括早些時候在聖彼德廣場舉行的一次會議，聖彼德廣場是曼徹斯特邊緣一塊三英畝的空地。然而，在1819年8月16日的聚會召開之前，當地的治安官和政府支持者，包括工廠主和商人，都很緊張。

那些計劃參加的團體一直在賓寧山脈的山麓上公開演練，以在這重要的日子裡維持秩序。不幸的是，當局並沒有這麼看，有人擔心這次會議會由亨利·亨特(Henry『Orator』Hunt)主持。亨特是改革派的主要議會外發言人，他們認為他是一名煽動者。那年夏天，亨特在全國各地的集會上發表講話，其中包括早些時候在曼徹斯特舉行的集會，他沒有被逮捕。在聖彼德廣場集會的前幾天，他與當地地方法官確認了此事是合法的，可以繼續進行。他們告訴他可以集會。

互相觸碰的帽子

也許治安官們在周一早上看到人群從曼徹斯特以及周圍的城鎮和村莊湧入時感到恐慌。後來估計，到下午1點亨特到達時，大約有6萬人。他們擠得很緊，觀察家們說他們的帽子好像都互相碰到了。在附近一幢大樓的一層觀看的地方法官們沒有放過任何機會。新成立的曼徹斯特和索爾福德義勇騎兵隊是一支兼職的騎兵部隊，由當地商人、工廠老闆和兒子們組成，身穿藍白相間的新制服，頗為自豪。他們藏在附近的后街里。他們中的許多人在當地的酒館裡喝了一上午酒，直到有目擊者說他們喝得酩酊大醉，以至於在馬鞍上打滾。還有一支由第十五驃騎兵組成的正規騎兵分隊，以及一支由400名步兵組成的分遣隊，配備了兩門小型大炮，還有當天為此召集起來的特別巡警，裝備了長長的木製警棍。

法官——所有當地的有錢人，退休的商人，律師，甚至牧師，都不可能同情政治改革——也採取了預防措施，召來了一些當地忠誠的保守黨人，他們可以宣誓作證，稱小鎮將處於危險之中，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在人群聚集在下面的時候，他們也這樣做了。後來，地方法官們聲稱他們也讀過《取締暴動法》，正式的條例要求人群疏散，但如果他們這麼做，沒有人會聽他們的話，他們肯定不允許在集會的法定時間離開。

讓人害怕的紡織工

下午1點15分，亨特乘坐敞篷四輪馬車來到人群的邊緣，隨行的還有綱領黨的其他成員，包括新成立的地方婦女選舉權運動的組織者瑪麗·菲爾德斯(Mary Fildes)，以及為《紐約時報》報道此次集會的記者約翰·泰亞斯(John Tyas)。亨特登上競選演說台——兩輛馬車拴在一起——剛一開口，地方法官就命令曼徹斯特的副警官，一個腐敗而又令人畏懼的、名叫約瑟夫·納丁(Joseph Nadin)的前紡紗工前去逮捕他。為了幫助他這樣做，他們還派出了義勇騎兵隊。

這正是那些兼職的騎兵們一直在等待的：他們在小巷裡嘰嘰喳喳地跑著，撞倒了一個女人，還撞死了她兩歲的兒子，衝進人群。人們緊緊地簇擁在演說台的周圍，於是義勇騎兵隊很快就揮舞起他們的軍刀，淹沒在驚恐萬狀的圍觀人群中。

牧師愛德華·斯坦利（Rev Edward Stanley），奧爾德雷教區牧師，未來的主教, 那天早上，他騎馬去曼徹斯特出差，親眼目睹了發生的一切:：「他們劍拔弩張，幾乎沒有一線之隔，他們的軍刀在空中閃閃發光，繼續前進，直奔競選台……當騎兵接近密集的人群時，他們竭盡全力想要逃跑，但卻被逼得走投無路……可怕的混亂是隨之而來的景象。」

混戰中，納丁走到演講台，逮捕了亨特。他穿過一排冷嘲熱諷的警察，被推回治安官的辦公大樓，當他走到房子的台階時，頭上被打了一頓。警員們自己也遭到了近身肉搏的士兵的攻擊，很可能是無意的，有兩名警察被殺。

治安官命令驃騎兵進入人群去營救義勇騎兵隊，人們可以看到他們在人群中來回擺動，砍著群眾手中的橫幅。輕騎兵可能比義勇騎兵隊更有章法，但他們都沒有控制人群的任何經驗，如果軍隊確實如他們的軍官後來聲稱的那樣，試著用他們的軍刀的刀面來驅使人們散開，他們很快也會砍向任何伸手可及的人。

人們在擁擠的人群中盡其所能地四散逃開，他們在試圖避開閃光的刀刃和馬蹄，逃跑時互相絆倒。一些人跑進附近的教友會教堂，發現騎兵緊追在他們後面，還有一些人從附近建築物的地窖台階上摔下來，或者被緊壓在牆上和欄杆上。年輕的商人約翰·本傑明·史密斯(John Benjamin Smith)說：「那天天氣炎熱，塵土飛揚；烏雲遮住了視線。當它平息下來時，出現了一個驚人的場面。許多男人、女人和孩子躺在地上，他們被士兵撞倒並碾過。」

不到20分鐘，廣場就被清空了，留下的是成堆的屍體和集會上被丟棄的垃圾：衣服、鞋子和帽子、橫幅和樂隊丟棄的樂器。部隊在治安官大樓前集結，歡呼三聲。地方法官之一的威廉·海伊牧師（Rev William Hay）向他們表示祝賀；他們將在第二天的一次會議上接受當地保守黨人的嘉獎，隨後攝政王將向他們發出信息，稱讚他們「維護了公眾的安寧」。首席法官威廉·赫爾頓（William Hulton）寫信給西德茅斯（Sidmouth），稱讚「軍隊的極端寬容。」

隱藏他們的傷情

這不是人群中倖存者的看法。曼徹斯特城外的道路上擠滿了受傷的人。除了18名目前被認為是當天死亡或之後幾天因傷死亡的人之外，改革派活動人士對隨後幾周列出的傷亡名單進行的現代分析表明，至少有654人傷勢嚴重，需要接受治療。另一些人可能在私下裡照料自己的傷口，他們害怕如果僱主發現自己受傷了，會給自己的工作帶來什麼後果。

引人注目的是，許多受傷的人都是有孩子的已婚男人，在場的愛爾蘭人被特別挑出來(他們可能是通過他們獨特的橫幅識別出來的)，四分之一的受害者是婦女、被刀砍或被馬踐踏。瑪格麗特·唐斯（Margaret Downes）在胸部被割傷後流血致死；伊麗莎白·法倫（Elizabeth Farren）從頭頂到額頭有一道3英寸長的口子；艾麗絲·海伍德（Alice Heywood）的手腕幾乎斷了；莎拉?霍沃斯（Sarah Howarth）有20處受傷。軍隊和他們的支持者聲稱他們受到示威者投擲石塊的攻擊，但創傷—— 48%是軍刀傷，26%由馬匹的撞擊，以及26%由於人群的擁擠——表明受傷的人一定是最靠近騎兵路線的人，而不是投擲石塊的人。

25歲的詹姆斯·李斯(James Lees)曾在滑鐵盧作戰，現在是一名織布工。他告訴親戚：「在滑鐵盧，是男人對男人的搏鬥，但在這兒，卻是徹頭徹尾的謀殺。」在拒絕承諾以後不再參加改革會議後，李斯被拒絕在曼徹斯特醫務室接受治療。三周後，他因頭部受了兩處重傷而死。

為傷者籌集了一筆資金,但貢獻的￡3408的大部分給了亨特——他被控煽動性集會——和其他四人的律師代表，第二年春天在約克法院開庭。這位偉大的演說家被判處兩年半監禁，他決定專心寫他的回憶錄。他後來短暫地成為國會議員。

彼得羅事件發生6個月後，卡托街的陰謀發生了，由斯賓塞人阿瑟·西斯特爾伍德(Arthur Thistlewood)領導，他曾試圖在溫泉療養場騷亂後衝擊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他現在想趁部長們吃飯時暗殺內閣，但卻被逼到了埃奇韋爾路附近的一個馬廄閣樓里。他和他的五名同夥一起受審並被處決。事實證明，政府一直通過告密者知道這一陰謀，甚至可能鼓勵了它的發展。這是最後一次用武力推翻國家的企圖。

在彼得羅，人們正在尋求的改革將在未來的一個世紀逐步實施，儘管女性花了99年的時間才獲得選舉權。從這個距離看，很難知道如果像組織者所希望的那樣和平結束，曼徹斯特集會會取得什麼成果。但騎兵對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的野蠻攻擊，確保了它成為民主鬥爭的一個里程碑，並從未被遺忘。

史蒂芬?貝茨（Stephen Bates）是《衛報》的前高級記者，著有《1815年:滑鐵盧之年的攝政時期的英國》(宙斯的首領 2015年)

《BBC歷史》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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