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憲政民主簡史(7):轉型時期英國的內部變化(1485－1603年)

　　都鐸王朝是英國走出封建中世紀，走入近代文明的分水嶺，在都鐸王朝統治的一百多年間，英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在發生著劇烈而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為即將到來的斯圖亞特王朝時期一系列的政治變革和權力的轉移，並最終確立憲政體制創造了歷史條件。

　　(1)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鄉紳勢力的崛起

　　都鐸王朝長達百年的和平統治讓英國在伊麗莎白後期經歷了一次顯著的人口增長，英國人口從1561年的300萬增長到1601年的400萬人，增幅遠遠高於同期的歐洲大陸。人口增長必然會導致農業的耕作方式的變革，以養活增多的人口。伊麗莎白統治時期，通過對擴張耕地，增加集約程度，以及採用輪作休耕等方式，英國農產品的產量有了顯著的提升，根據農業歷史學家馬克·歐弗頓的研究，從1550年到1600年的半個世紀間，英國的穀物產量增加了38％。農產品的過剩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大量的農產品被銷往歐洲大陸。在此期間英國的交通隨著商業的發展大為改善，陸路，水路和沿海交通共同構建起了一道遍布英國的商業交通網，大大密切了英國各地之間的聯繫，瓦解了封閉式的莊園經濟。而商業的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結構的變革和重組以及農業經濟的商品化程度。適應商品經濟需要的大農場農業成為大勢所趨，圈地運動不斷擴張。

　　在農業經濟的變革中，農村社會開始了兩級分化，富有的鄉紳和較為殷實的約曼農利用手中的資本和商業頭腦，大量購買土地，進行投資。而那些弱小且無存貨的小農則沒有多餘的資本進行投資和冒險，且自身的經濟狀況十分脆弱，很容易在激烈的競爭和歉收的風險中成為失敗者，很多被迫將土地賣給鄉紳和約曼農，自己則成為沒有土地的僱傭農和城市的廉價勞動力。

　　國內外商業市場的需求，廉價勞動力的出現為英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了條件。16世紀的英國開始形成了曼徹斯特、利物浦、紐卡斯爾、伯明翰等以工業製造業、礦產開採業、和港口航運業為起點的新型城市。工業的發展也反過來促進了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到1670年，經過一個半個世紀的發展，英國五千人以上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從5.5％上升到13％，農村非農業人口比例由18%上升到26%。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促進了鄉紳勢力、新貴族的崛起和傳統貴族的轉型，他們積極投身於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浪潮中，成為推動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而在圈地運動和農村產業化中擁有了大量地產的新舊貴族，構成了一個實力龐大的土地貴族階層，並成為影響17－19世紀英國政局的決定性力量。

　　鄉紳和新貴族隨著經濟勢力的提高，也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前的生活方式，他們更喜歡居住在倫敦這樣的大城市，到1632年，有兩千個地方紳士在倫敦居住。他們利用接近國王的機會，積极參与政治事務，很多鄉紳進入了王室，成為了王室侍從，並得到國王的加爵，成為新興貴族。政治影響力大為增加，1547年到1584年間，議會下院增加了119個城市議席，大部分都被鄉紳階層掌握。

　　(2)清教主義的擴張與宗教分裂

　　在都鐸王朝尤其是伊麗莎白統治時期英國社會的另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清教主義的擴張。信仰天主教的瑪麗一世在位期間，宣布廢除《信仰一致法案》，大肆迫害新教徒，包括亨利八世時期就職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麥在內的大量新教徒被送了火刑柱，部分新教徒不得不逃往新教國家荷蘭。信仰新教的伊麗莎白一世即位後，開始撥亂反正，即位兩年間她就發布了《至尊法》和《單一法令》恢復了英國的國教聖公會，驅逐上議院的天主教主教。不過總體來講，伊麗莎白為了維持國內的穩定和迫於國外天主教國家的強大勢力，對宗教事務基本持「宗教和解」政策，寬容天主教徒的存在，對宗教教義和儀式進行有限度的改革，維持英國國教聖公會對新教徒的控制。

　　但在瑪麗一世時期遭到殘酷迫害的新教徒不滿足宗教和解的現狀，希望能夠對天主教勢力進行徹底打擊，對宗教儀式和教義進行更加新教化的改革，他們當中比較激進的被稱為Puritan，也就是清教徒。清教徒在宗教和政治事務上的原則性很強，對於新近政治和教會的發展有清楚的了解，對聖經內容非常熟悉。他們在上帝的聖言面前滿懷敬畏，屈身降服，卻絕不屈服於任何屬人的權勢。這種性格源於他們所信仰的加爾文教派思想。　

　　清教徒信仰加爾文和他的繼任者貝扎的「預定論」，「預定論」認為上帝在世紀之初就已經決定有些人被選中，有些人則受詛咒，只有被上帝選中的少數人才能得到救贖。這種信仰使清教徒的內心滋生了憂慮，個人層面上，他們深深擔憂自己的靈性狀態，擔心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選民，他們會陷入深入的靈性自查，嚴格將個人生命奉獻給神，以確定自己是否被選中，這種神學立場將他們的內心烙上了深深的「斑點心理」的烙印：他們將事物看做要麼黑，要麼白，要麼對，要麼錯，他們將自己看作是世界的少數，周圍都是被拋棄，不改過自新的人。　　

　　清教徒的這種信仰培育了實踐主義精神，他們認為要證明對神的信仰，需要無愧於上帝，需要執行上帝的安排，需要撒播真理，需要對抗罪孽和錯誤，以正確自己的屬性。因此從1570年以後，為了實踐源於上帝的清教思想，實現自我救贖和救贖他人，清教徒開始涉足政治，以清教運動的形式出現，他們試圖改變國教會的結構，凈化禱告書，他們認為書中有教皇意識的殘留。他們認為《新約·聖經》中清楚給出了教會管理模式，教會不該有主教存在，而應該基於教眾自治，教眾通過民主選舉選出管理者和長老，這些人在更高層面上集合，以此來管理整個教會，這就是教會管理長老體系的由來。

　　1572年清教領袖約翰·菲爾德和威爾考克斯要求對國教會深化改革，由於內容過於偏激，沒有被議會批准，同年，約翰·菲爾德建立了一個複雜的長老派網路，來聯繫國內的清教神職人員和俗人信徒。1603年伊麗莎白一世逝世，詹姆斯一世剛剛即位時，清教徒即發起了「千人請願書」要求改變現在英國國教會的宗教祈禱儀式，使之更符合清教主義的要求。

　　1600年以後清教主義逐漸滲透到英國的大眾文化中，清教徒通過對基層民眾的佈道，影響力不斷擴大，深受基層民眾的歡迎，而且在英國上流社會中，貴族們也對清教徒頗為欣賞，到詹姆斯一世時期議會已經有3/4的議員是清教徒。清教徒的擴張導致了英國出現宗教分裂，清教徒所秉承的激進主義、非黑即白的宗教思想為未來的英國內戰埋下了伏筆，在英國內戰期間，對清教主義的共同信仰讓反對王權的人團結一心，被清教思想武裝的議會軍士兵成為抗擊王權和天主教勢力的中流砥柱。而清教徒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體系則為英吉利共和國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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