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春：諂媚年代，不妨心直口快 | Esquire 人物
製片人衝進酒店房間的時候，王景春的酒勁兒還沒散。那天正好有朋友來柏林，他招呼大家夥兒一起去吃了頓著名的大肘子，兩輪啤酒怎麼夠過癮，香檳過後再開葡萄酒，天還沒黑，就圖個高興。
他腦袋還暈着，只聽經紀人一串問題噼裏啪啦砸過來，怎麼還沒化妝呢? 耽誤走紅毯時間可怎麼辦吶? 怎麼什麼都沒準備呢? 離開身體半截的意識還漂浮在空中，這下趕忙歸了位，一頓「趕緊趕緊趕緊」，收拾妥當出門的時候他有點兒惱，這酒後勁還挺大。
四天前他剛到德國，從北京啓程那天恰是他生日，30 多個小時過後，生日還沒完，時間的軸線變得模糊混沌，半夢半醒才恰到好處。幾天裏各種渠道都傳來似是而非的消息，德國《鏡報》直接預測他得獎的概率有 90%，他看到《文匯報》的轉載，一個勁兒擺手，「得了，拿不着多丟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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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影帝，他當然想過，「沒想過那肯定裝孫子」。2013 年他拿下東京影帝，差不多都已經是六年前的事兒，那時他 40 歲，站在人生的正中央，還期待更大的肯定。這回是世界三大電影節之一，電影的最高舞臺，他想走上去，捧着獎盃向所有人致謝，「大家都因爲電影來到這兒，我願意天底下所有的情感和愛，地久天長」—要能在那個地方表達這樣一句話，該是多牛逼的事情啊，到這個歲數，是憧憬，也是給自己的一個交代。
他憋到柏林才第一次看了完整版的電影，近乎某種儀式感。過往看自己的作品，他不自覺會跳入技術審視的角度，總覺得這兒可以換個處理方式，那個細節還是有問題。但這一次他完全被故事裏的情緒帶着走，幾次鼻子一酸掉了淚。導演王小帥在拍攝時給團隊設定了一個最高任務，「返璞歸真」，攝像機像普通眼睛一樣放在那兒，不加煽情的音樂，拙，簡，但氣韻生動，王景春看完後感嘆一句，演得真好。他能把自己摘出來了。
到紅毯跟前，他一樂，和同行的朋友說，哎喲，這次大概有戲:流程和之前不一樣，有專門指派給他的人，還有個單獨的座位。走完紅毯，好多人跑來和他合影，裏面電影開始公映，外面都還舉着紅酒杯在聊天哈拉，碰杯聲嬉笑聲說話聲一天一地，有人說要抽菸，他一起從邊門溜了出去。
菸頭小小的紅點在夜色裏一明又一暗，他開始想，一會兒真要上臺，該謝謝誰呢?
父親
他一直記得父親去世前的那段日子。在醫院的病牀前，父子倆終於和解，放下心防，互相依賴，沒有別扭，沒有頂嘴，不過是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話：「今天我在學校的文藝匯演上得了個獎。」「哎，那挺好。」
「可惜現在才取得這些成績，沒法和他分享，這是我心裏特別遺憾的事情，但我覺得他一定能在天上看見。」
父親曾是他心裏的一根刺。父親是軍人出身，轉業到地方的時候，他把全家一起從阿爾泰遷去了烏魯木齊。對還在上小學的弟弟來說，一切大同小異，對叛逆期的王景春來說，一切都翻天覆地。
他被指定轉入一所學校，只覺得「特別不好」，文化課跟不上還在其次，每天去學校都會碰上莫名其妙找他麻煩的人，被欺負了，他就尋思要把仇報回來，那種「慘烈的戰鬥」成了惡性循環。時間一久他就不想去上學，工作也好，當兵也行，「同一個大院裏別的那幫小孩都當兵離開了，我是唯一剩下的那個。」
父親穿了一輩子軍裝，把兩個兒子也當成手下的兵，自小軍事化管理，可又不願兒子真的入伍。他最大的心願之一是大兒子能考上大學，拾掇下自己沒完成的心願。那是 1982 年，新疆還沒有全面開放高考，大學文憑是件特別金貴的東西，幾近光宗耀祖的級別。一個戰友的孩子考上了，父親從慶祝會上回來時有點兒喝高了，逮住他就一頓罵，「他說你要考上大學，別說五桌，多少桌我都給擺。他老提這個話題，我心裏也挺難受的。」
可面兒上，他就是擰着勁要和父親對着幹，和大多數青春期的孩子一樣，他覺得自由和主見理應凌駕於一切之上，父親太過強調紀律和規矩，彼此無法好好交流，基本不說話，他一開口就是頂撞，「裝得特刺」。
他一直認爲，父親瞧不上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學校的文藝演出裏他又是唱歌跳舞又是演小品，父親從來不出席，「所以他從來沒看過我在舞臺上或是屏幕上的樣子。」中考也是被父親押着去的，偏科之外，考試時他惡作劇般只按自己的喜好選擇性答題，結果都挨不上中專的分數線，只能上技校，學鉚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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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裏家裏人怕他胡鬧，就把他送去兵團的槍械修理所的車間裏實習，某天午休時，他無意中在牆上看到了一頁小說，印在人家從雜誌裏撕下當糊牆的紙上，中間還偶有殘破。看幾行他就停不下來，到處找那本小說的全版，才知道，原來是王朔的《空中小姐》。
很多年後，他和王朔把酒言歡時提起了這樁往事，那是王朔的第一本小說，被他以這種方式看到，兩人都激動得熱淚盈眶。他覺得這也是命運的一部分，機緣巧合，冥冥之中，該遇上的，總是繞不過去。
他遇上的還有父親藏的那一櫃子書，從世界名著到社科類一應俱全，雖然父親明令禁止他碰，可早就被他一本本偷出來讀了個遍。王朔之外他還特別喜歡路遙，第一回看《平凡的世界》，連着三夜沒睡，怕被媽媽發現，就把檯燈藏在被子裏看，「那時也不覺得文學有多牛，就是被吸引，覺得好看。」
在與父親冰火不相容的時候，他卻繼承了父親的愛好，許多事情想來，大概都是生活在某處早早埋下的伏筆。都說王景春演警察「特別像」，從上戲時在全國得獎的小品開始，片兒警、緝毒警、反扒警察、重案刑偵紀偵警察...... 他演過各種警種，獲得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的《警察日記》裏，他演的也是公安局局長。他真刀實槍跟着去蹲點摸排過，仔細琢磨過職業背後不同脾性的「人」，但對這份職業的親厚感，還是源自父親軍人的身份。
在《地久天長》裏處理劉耀軍和養子星星的關係時，他借鑑了自己和父親的親身經歷。只是現實無法像電影那樣有一個圓滿和美的結局，他 18 歲那年，父親去世了。
之後王景春像變了個人——牴觸了學校那麼多年後，他鐵了心要上大學，算是完成父親的一個遺願。他曾頂過父親一句，「大學有啥牛的? 考就考唄!」一時之氣，說來容易，可技校的背景意味着他無法直接參加高考，藝術類院校是唯一的出路，而當時他還在新疆百貨大廈的鞋帽部賣童鞋，決心只能是個決心。
他記得小時候阿勒泰的雪，那麼大，那麼厚，每個冬天的早晨都要自己拿着鐵鍬，邊走邊剷出一條路來才能上學，「生活是這樣，命運也是這樣，只能自己舉着一把鏟子，把路剷出來。」
上戲
導演郎辰從北京電影院畢業後被分配到天山製片廠，一次幫藝術團挑演員時，王景春和朋友正好在邊上圍觀，被朋友推了一把，他即興試了郎辰的現場命題小品。團裏大多數都是舞蹈演員，感情不對味，王景春的生動讓郎辰覺得有點兒意思，他沒想到，自己隨口誇的那句「你可以去考考上戲」在王景春心裏種下了根，經不起他三番五次地請求，答應教他表演。
郎辰長他四歲，不讓他叫老師，只讓稱大哥。他不收學費，但要求王景春每回上課時帶兩盤錄像帶——他在電影學院時經常「拉片」，到了新疆哪兒有這條件，王景春也沒這資源，硬着頭皮去大街小巷的錄像帶店裏租，或是到朋友家裏翻錄。郎辰看他也跟着看，還被要求交影評，幾年裏，他把奧斯卡最佳影片、歐洲大師集錦之類的經典作品都給捋了一遍，「最關鍵的是，他告訴了我什麼是好的表演，教會我對好的藝術有鑑賞力。」
上課是正兒八經的上課，還包括朗誦、小品等訓練，單人成不了氣候，王景春就把另外兩個哥們兒一起叫上。那兩位也是文藝青年，也存着考藝術院校的心願，四個人就一起在十平米大小的客廳裏排練。外人眼裏他們就是在「玩」，一回排練途中，王景春的媽媽帶着他表哥表妹回家，經過他們面前時，一個個忍不住偷笑，「我聽到他們在屋裏說這幾個勺子 (新疆話裏意指傻子)，我們也不理。」在周圍人的不解和嘲諷中，他們堅持了兩年。
他的目標很明確，考學是個事兒，是個目標，也是他唯一能離開新疆、真正從事表演的機會，「那時想當一個演員，你就必須是院校畢業的，要分團，個體戶幹不了。」1995 年，他順利考入了上海戲劇學院，雖然郎辰的教學方法完全按照電影學院的方式來，但畢竟比不上學院裏「聲臺形表」的系統學習，那四年裏，他才真正「把基礎給夯紮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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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超齡錄取的學生，自覺「笨鳥先飛，老鳥更得早飛」。王景春最讓老師頭疼的是他的臺詞，「我們新疆院裏天南海北什麼地方來的人都有，混在一起，就是另一種口音。」聲樂老師也讓他犯難，「他按傳統的美聲教學，一定要用亮音，要我特別注意發音位置，還要跟着鋼琴音來練，我覺得特別程式化。」
大一那年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院到上戲演出，他去看了現代版的《奧賽羅》，一個黑人演員扮演的軍人一把啞嗓，輕輕念出那段「人人都說我是壞人」時，他給鎮住了，「那個多棒，那纔是好的表演。」那讓他確信自己對聲音的理解，不該有固定規則，該跟着表演走，見於細微處，只覺妥帖，卻不見痕跡。《地久天長》中劉耀軍的年齡橫跨三十年，他給每一個年齡段都設計了不同的聲線，「演員應該能熟練控制自己身體的每一個器官，聲音的位置不一樣，狀態也不一樣。」
別的課，他都如飢似渴。最喜歡的當屬表演課，怕自己出不來小品，他就每天窩在大排練場那兒，一遍遍排。他親手做道具，上戲的舞美車間實力雄厚，他知道木工房就在籃球場邊上，在那兒可以找到木料，「我演的那部講『文革』知青故事的《紅月亮》裏，所有道具都是自己做的。」
整整兩個月，他就穿一件紅色的拉鍊絨衣和一條家裏寄來的黃大襠軍褲，髒了就洗，洗了再穿，幹活方便。他做了整套的桌子椅子凳子、門後的一棵樹，還包括酒瓶子、勞動牌香菸。有人笑他，是不是「戲不好道具來湊」，他就是受不了幾個櫃子搬一塊兒就假裝是個炕，「那些道具會增加你的真實感和信念感，能把你直接往裏帶，那些東西在那兒放着，你的生活好像就是那樣。」
1999 年畢業時他是院級優秀畢業生，拿獎學金，畢業整整 20 年後，他也沒敢忘記學校和老師對自己的栽培。柏林回來後，他請當年的表演老師去看《地久天長》，等待回覆時，好像又變回了那個剛進校門時的新疆傻小子，忐忑不已。老師給他連回了九條消息，78 歲的人，在手機上用手寫輸入法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道:「多少年了，第一次看電影哽咽了，它深深打動了我的心靈。開始時我把劉耀軍看成你，因爲太熟悉了，慢慢地我覺得劉耀軍就是你，因爲你完全生活在這個情景之中。」
王景春看到消息時正被簇擁在飯局上，一下就哭了。
「藝術沙龍」
在上戲排小品時，王景春總是被安排去演爸爸甚至爺爺一輩的角色，他還挺自豪，「我小名叫『不着急』，因爲我長得有點兒着急。他們說我就是靠這個顏值被招進去的。」畢業後他留在上海，因爲形象屬於「稀缺款」，他沒斷過戲，「我們班除了陸毅之外就我掙得多，可有錢了。」
別人有點了錢都給趕忙買房，他買車。2000 年他買了第一輛吉普，價格是當時兩套房子的首付，「買匹馬，腿就變長了，去哪兒都方便。」反正有青年公寓當宿舍，他更在意說走就走的能力，興致來了，吃完晚飯他開車直接拉去北京，開一晚，13 小時就到。「買了房就想住得舒舒服服自由自在，天天在屋裏待着，就不能像匹野馬一樣到處跑了。」
小時候在阿勒泰的時候，家背面就是山，別人晚飯遛彎兒，他們就是爬山。姥姥家那邊是駱駝峯，搬去烏魯木齊後還有紅山，上海近郊的佘山也就是個海拔 200 來米的小山丘，但聊勝於無。他常常開上高架，一腳踩油直奔那兒，山底下有塊水泥地挺寬敞，有時他就一人去那兒坐坐，喝點兒啤酒，吹吹風，待兩個小時，「山對我來說挺重要的。」他習慣了站在高處，眺望遠方。
北京有人找他拍戲，男一號，他沒多想，「牛逼哄哄就去了」。也不是腦袋一熱的決定，「在上海待着，我知道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演戲會變成一份上下班的工作。」上海雖然積累了些人脈和資源，但都侷限在電視劇的範圍裏，「戲也不夠好，到了北京我纔開始拍電影了。」
他在老式塔樓裏找到了一個好房子，200 多平米，有牀有沙發，很快變成了集體宿舍—他不愛這名字，覺得叫「藝術沙龍」更合適。在他家住的時間最久的是楊超，他記得待了應該有三年，另一位是喻恩泰，放着自己的房子不住，就喜歡他的沙發，一睡就是一年半，「還都不付房租」。那時他曾交過個女朋友，到他家一看，天天裏裏外外一堆人，兩人世界的空間都沒有，就吹了，「可我覺得，你要真愛我的話就該接受我的一切，生活裏只圍着你一個人轉，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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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羣人每天在一塊兒拉片，一天看五六部是常事，看完了就吵吵嚷嚷討論，聊劇本，聊創作。選片標準是「好電影」，地域題材倒是沒有限制，「主要看上面有貼戛納的小葉子的，柏林的小熊的，威尼斯的小獅子的...... 沉悶的也看，一定要覺得自己特別有深度。」有時看片前開了幾瓶酒，到影片結束時，沙發上已經睡倒了一片。
有一年他沒戲拍，也不着急，「多大點事兒啊，人生接受就行了。我這人命還挺好，沒錢了馬上有戲接上。」他廚藝不錯，那羣人更樂得抓飯局，「買半隻羊，兩天就吃完了。」他不喜歡別人爲那幾年賦予「北漂式」的艱苦想象，更說不上「熬」或是「挨」，那段傻樂的日子更像是他人生裏難得的一段悠長假期，等待也完全在情理之中，「剛到北京，誰也不認識你，你也要給別人點時間，慢慢知道你是誰，知道你戲好。」
他不怎麼挑角色，「只要不是高大全的就行」，他想演「人」，而不是某個符號。配角主角之類的他也不在意，「有戲找我我就演，把角色完成好就行，其餘的事不歸我管。」劉耀軍這樣的角色有張力有深度，屬於天時地利人和，可遇而不可求，別的角色參差不齊，但哪怕只是零星半點的戲，他也能做到讓人印象深刻。
廖凡請王景春幫忙演《白日焰火》，「他自己的戲，搭的演員都得是好的，不能隨便，可文藝片又沒什麼錢」。給兄弟撐一把理所當然，王景春一口答應時，還壓根不知道那是個怎樣的角色。他演的洗衣店老闆戲份不多，可他覺得該賦予角色些東西，「你說洗衣店的這種人吧，他肯定會縫東西，而且必須特熟練。爲這角色我練了一個月，就縫衣服釘釦子。」有一段戲，導演刁亦男看他一邊說話一邊縫針，熟能生巧的那種自在，讚歎不已，「他說別看那麼小的一個細節，人家一個個都在下了功夫較着勁的，就沒小角色這回事。」
他老和廖凡說一句話，「對待角色要像對待情人一樣，要愛上他，要入迷，要沉迷」，他自個兒就是「演戲有癮」，但有個前提，得有不斷刺激他的新鮮勁兒砸過來。《都市男女》成功後，喻恩泰、姚晨、沙溢等原班人馬繼續拍《武林外傳》，王景春沒參與，「拍了十個月，之後我就知道情景喜劇是怎麼回事了。好處是你可以鍛鍊如何快速記詞和即興表演，但壞處是演着演着就假了。它太快了，一天一集，『唰』就演完了，基本不走心。」他一點也沒覺得遺憾，「青菜蘿蔔各有所愛，賺錢是另一回事情，追求是追求。」
劉耀軍
王景春，柏林電影節最佳男主角，正式宣佈的時候，導演王小帥第一個在底下喊起來，還是最大聲的那個。他知道王景春能成，但現在不一樣了，「實錘了」。哥兒倆也不客套，慶功宴上他假裝嚴肅地拍着王景春說，「登頂了，再沒有上升空間了。下面就是要當一個人民藝術家，好好演戲。」
柏林獲獎後，轟炸式的媒體訪問接踵而至，王景春的最高紀錄一天十三輪，說到嗓子啞了一個月都沒緩過來。這等分量的獎盃捧在手裏，他也沒必要藏着掖着高興，朋友們想摸一下銀熊獎盃，他也覺得光榮。不過最驕傲的是，所有人都認可了「劉耀軍」這個人物，他在表演本身中獲得的成就感，超越了其他所有的一切。
王小帥以爲自己是在拍攝電影《我 11》前見了王景春第一面，但實際上，1997 年另一部戲選演員時他們就見過。王小帥一度記不清他的長相，曾把他和另一個演員混淆起來，更搞不清楚他的實際年齡，但這種似是而非感更利於角色的塑造，「對我來說，他是一張白紙。」熟悉了之後兩人有了些奇妙的發現，比如所有人都覺得王景春和王小帥的父親有些神似，而王小帥的公司叫「冬春」，聽起來就和「景春」有點緣分。
投資方開始有其他的主角人選考慮，各種行不通，王景春接到王小帥的邀約時，差一點已經簽下另一部戲的合同。「半天裏他連發了三條信息給我，還未讀，我就知道他肯定碰到了些狀況。作爲朋友，我肯定義無反顧要幫忙。」看完第一遍劇本，他就覺得這個劇本簡直爲他量身訂做，「我一下能找到劉耀軍的魂，他的臉他的動作，立刻出現在腦子裏。而且他乾電焊，我也會啊。」
17 歲在槍械修理所實習的時候，他被派到的任務是車一種叫法蘭的壓力容器，幹了一暑假。他可以雙手同時操作，「玩得賊溜」，每天車上十幾個小時也不厭。至今他都爲自己在焊工上的天賦自得:焊接處不能有雜質，不能有氣口，不然會開，平焊是最簡單的，立焊時要對抗鋼筋的重力，仰焊就要整個躺下來，一步比一步考驗技術。學校要求考級才能畢業，一般都是三級工，最高也就四級，他當時創了個紀錄，考了五級工。
劇組在當地借了條船，有一幕，他扮演的劉耀軍要重新車一個軸承出來，船老闆開始還擔心別給王景春燒個洞出來，「結果他過來一看，哎喲，你這焊得好呀你這個，紋路特別好看」。船被海水浸泡久了，好些被腐蝕的地方都需要加鋼板加固，他焊起來十分帶勁，最後乾脆把整條船腐蝕的部分都給焊好了。「我還想過，老了之後可以用電焊做一個裝置藝術，在鐵板上畫畫創造，沒想到這門手藝丟了近 30 年，在電影裏給撿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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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耀軍幹車牀，背部自然有微駝的曲線，「這當然是我的設計，因爲我要符合他所有的一切。就算背對鏡頭，也能感受到人在戲裏。」他有經驗，弄車牀的人就算戴上手套也會沾上機油，何況車東西的時候往往還不能戴手套，會有危險把手攪進去，「機油會滲到指甲縫裏，洗手的時候經常拿肥皂一搓一洗就完了，所以做車牀活的時候手永遠是黑乎乎的。」拍攝的時候王景春就一直摸機油，「電影唯一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能聽能看但不能聞，會缺失嗅覺，但我要聞到手上的機油味兒，要把自己扔進戲裏生活。」
王景春這麼「扔」，王小帥就更沒必要在現場和他們事無鉅細地討論，「我老說，演員應該是一個白日夢的做夢者。有了故事，有了角色，他就沉進去，不用睡覺，但他就像在這裏面做夢一樣。」得獎後有許多人試圖和王景春討論他的表演技巧和方式，一兩句話哪兒能概括得了，他只說，要先找到人物的「魂」，「魂找到了，印進心裏去，它就會像顆種子一樣長大，然後把你蓋進去。你要用一個系統去找人物，找每一個細節，找每一句臺詞，沒有哪個比哪個更重要。要不怎麼說，戲如人生?」
拍攝中有許多即興的臺詞和片段，比如拍上墳那場戲，之前大家都不知道墳在哪兒，也沒排練，王景春牽着詠梅就上去了。出發前老兩口在家穿衣出門，機器擺在那兒轉着，王景春一時怎麼也拉不上外套的拉鍊，還想着壞了要重拍一條，就看見詠梅特別自然地接過手幫他拉。「導演特別喜歡。那個動作特別生活，老夫老妻都有這樣的默契，所有的表演都是下意識的。」
許多人覺得，到最後所有的事情都得到了釋懷，結局太過圓滿，王景春倒覺得這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導演現在不叫王小帥了，叫王老帥，很像小津安二郎的樣子，這個片子的調調也是，年紀大了，都柔軟了，胸懷也更大了。」他知道自個兒也被時間在改變，「年輕時我是刺蝟，刺兒頭，現在我是綿羊...... 嘿，瞎扯，這些話都是騙你的。」
成爲東京影帝后，王景春的日子也如此這般熱鬧過，幾個月後喧囂散去，他繼續磕他的角色，過他的生活。同樣獲得過東京影帝的王千源曾感嘆榮譽的暫時性，「它代表你人生中有一部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我們不能把一時的成功當成永恆，也不能因爲這是我們生命中重要的事，就要求全世界的人都一輩子記住。」這話並不是當着王景春的面兒說的，但他大致會認同。
他不想再回答更多的問題了，「我的人生就這樣實打實的一條線，我也不想把它美化成什麼樣子。」其中被引申出的意義和被概括出的結論，或許對他人有所啓迪，但與他並無干係。往下去，還有千山萬壑，但「劉耀軍」這一站，已經過去了。█
監製：黃車幹
採訪 + 撰文：李冰清
攝影：高遠
造型：鮑小樓 妝發：巴特爾
編輯：謝如穎
場地鳴謝：和平理髮店
微信編輯：Be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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