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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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師管駕學生二十人，以劉步蟾、林泰曾、嚴宗光、蔣超英爲最出色。嚴宗光於管駕官應知學問以外，更能探本溯源，以爲傳授生徒之資，足勝水師學堂教習之任。

——斯恭塞格

從嚴復的牢騷說起

光緒五年（1879）夏天，嚴宗光（後改名嚴復）結束了在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兩年的留學生活，乘舟歸來，先在母校福建船政學堂工作，經陳寶琛舉薦，次年被李鴻章調往天津水師學堂執教，從此在該校服務了二十餘年。

嚴復常常抱怨晉升緩慢。作詩自嘲“當年誤行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即英文是橫寫的而非中文是豎寫的，暗指留學外國不能在科舉上取得功名。他後來因翻譯西書名滿天下，一些學者便想當然地認爲，嚴復滿懷愛國激情和專業知識，只因沒有巴結李鴻章，才落得懷才不遇的境地。

誰有證據，證明李鴻章壓制了嚴復呢？

其實迄今沒有找到，只是順着嚴復的牢騷猜測而已。

青年嚴復

關於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的經歷，他的公子嚴璩在《侯官嚴幾道先生年譜》中稱：“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歲。直督李文忠公經營北洋海軍，特調府君至津，以爲水師學堂總教習，蓋即今教務長也。……而該學堂之組織及教授法，實由府君一人主之。” 這句話，後來被解釋成“事實上他擔負了總辦（校長）的責任”。

我從檔案中發現，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的前期任職，職務是洋文正教習。嚴復從沒有擔任過總教習。 

嚴璩又說嚴復於1890年由“直督李公（鴻章）派爲總辦水師學堂”，也不對。因爲從1887—1893年，天津水師學堂總辦一直是呂耀鬥，嚴復任總辦是1893年底以後的事。

幾十年來，研究嚴復的論文連篇累牘，卻從來沒有人關注過呂耀斗的身世和命運。要說晉升緩慢，倒是這位老先生更加緩慢。只是絕大多數寫過嚴復論文的作者，從來不知道呂耀鬥其名其人其事。

那麼，憑什麼說嚴復的仕途被別人擠佔了呢？這豈不很奇怪嗎？

不奇怪，時下史學界研究歷史人物，往往就是這麼弄的。不作前後左右的細緻考證，抓住幾條材料就匆匆行文，過多地帶上了後人的主觀意見，這是研究中常見的通病。

頂頭上司呂耀鬥

我們先來說說呂耀斗的經歷。

呂耀鬥，字庭芷，號定子，江蘇陽湖（今屬常州）人。道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30年11月6日）出生，道光丙午鄉試（1846）中舉人， 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考中進士，與俞樾、徐桐、王凱泰、許應騤、吳可讀等人爲同年，此時距嚴復出生，尚前四年，可見是出道甚早的科舉才俊。翁同龢在同治五年（1866）的日記中，稱他爲“呂定子前輩”。 翁同龢是咸豐六年丙辰科（1856）狀元，與庚戌科之間還夾着咸豐二年壬子恩科、咸豐三年癸丑科兩場會試。

宦海茫茫，大多數的進士們，金榜題名，只不過在題名碑中刻下一個令後世陌生的名字。呂耀鬥仕途的前半段也幾乎默默無聞，當二十歲的他春風得意地點上翰林，滿懷希望搬入京城去工作生活之後，便一路蹭蹬，直到同治九年（1870）底，才熬到功臣館纂修的差事。他旋轉即赴陝西，加入劉銘傳銘軍幕府。次年九月，劉銘傳因病請假，離開軍旅，呂耀鬥需要重新尋找上崗機會。十月二十一日，李鴻章在給他的信中談到：“執事玉堂碩彥，資望已深，樸被東華，必可指日遷擢。” 同治十年底，又介紹他去山西巡撫鮑源深處做幕僚， 但呂耀鬥沒有接受。當年夏天，他回到翰林院，重新補上功臣館纂修。至光緒元年（1875），呂耀鬥輪到文淵閣校理的閒差。光緒三年夏，他聽說陝西巡撫譚鍾麟要上奏酌保駐陝銘軍，便走李鴻章的後門，通過銘軍統領劉盛休幫忙，將名字補入保獎名單，並在保舉前先捐道員，從而爭取由候選道保以分省補用的資格。此次保案，共有文職一百八十餘員，武職三百八十餘員，這麼個龐大的保薦案中，本無呂耀斗的名字，好在他確實在銘軍呆過，通過李鴻章打招呼，居然就將名字順利地添補進去了。 

這年年底，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的陝甘總督左宗棠，奏請將呂耀鬥和吳大瀓一起調往軍營，稱：

呂耀鬥志正行方，留心經世之學，臣雖未與謀面，得諸傳說，竊重其人。……若發往臣軍差遣，俾資歷練，將來必可成才。 

旋奉上諭：“翰林院編修呂耀鬥、吳大瀓，著各衙門飭令該員迅赴甘肅軍營，交左宗棠差遣委用”。 此時，呂耀斗的本職，竟然還是編修，漫漫二十七年，全無進步。而吳大澂，是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中進士的後輩，他比呂耀鬥進翰林院，足足要晚十八年。此時，吳大澂奉李鴻章奏調，與天津道丁壽昌、津海關道黎兆棠一起，到山西辦理賑務。左宗棠其實不認識呂耀鬥，這次調人是誰向左推薦的，有待考證。左對呂、吳的考慮，是“備異時司道之選”。 呂耀鬥不願意去西北幹活（吳也未去），他在等待譚鍾麟的保案。次年，果然獲得道員分省補用的機會。

光緒五年七月，李慈銘在給呂耀斗的信中恭維說：“執事在翰林日久，計其資格，已可超協局，躋侍從，想領袖清華，便蕃光寵，休聲遠聞，動履多福。”  六年，呂耀鬥因浙江晉豫賑捐請獎，以道員指分直隸試用，按照當時通行的虛歲計算，已經五十一歲了。

光緒七年，黎兆棠出任船政大臣，他與李鴻章商量，調呂擔任福建船政局提調，相當於船政大臣手下的第二號人物和日常事務的主持者，李鴻章覆信說：

呂庭芷品端守潔，上年指分來直，適值停分展限之際，姑予局差以維繫之。……念其日暮途窮，每爲軫惜。旋聞有就閩幕之說，適接尊示，邀任船政提調，似足鎮式浮囂。雖船務機器素非熟習，而精細廉靜，涉歷稍久，當可爲執事臂指之助。 

“日暮途窮”四字，將呂耀鬥當時處境，勾勒得十分傳神。呂耀鬥在過了天命之年後，轉往辦理與洋務相關的事務。張佩綸曾批評呂“規避新疆，由翰林改捐道員”，“其人斷難倚仗”， 顯然，他當時還不知道各種運作的祕密，也不知道李鴻章與呂耀斗的關係，但憑着直覺，他認爲呂耀鬥不適合做福建船政的提調。

光緒八年，左宗棠去江寧擔任兩江總督，呂耀鬥給他寫信。左宗棠考慮到海防建設會與福建船政發生業務聯繫，很客氣地回覆說：

馬尾船局之設，不獨地勢合宜，其規畫布置亦頗不苟，蓋主持有沈文肅（葆楨），而提調局務有周受三（開錫），夏小濤（獻倫）實左右之，故事靡不舉。厥後則遠隔西維，不復過問。聞其措置漸不如前，即原設局廠亦因經費支絀，遂議及裁撤，其它概可知矣。

弟去閩已久，無從置喙，惟業屨關懷，不能不稍存顧惜之意，而南洋有兼顧之責，尤無旁諉。閣下既引此自任；必隱切手援。所有利弊情形，敬乞詳爲示及。 

呂耀鬥擔任船政提調期間，還是專研了造船業務。當時廠中正研製第一艘2200噸巡洋艦“開濟”，患病多日的黎兆棠在軍艦下水的當日，請假回廣東的老家就醫，船政事務全部託付給了呂耀鬥。呂耀鬥督率員紳、工匠悉心講求，盡力工作，歷時四個多月，將工程完成大部，直至新任船政大臣張夢元到任。他依靠和指揮的技術骨幹，正是嚴復的船政學堂及留學歐洲同學魏瀚、吳德章、李壽田、楊廉臣等人。光緒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張夢元、呂耀鬥登上“開濟”出洋試航，這是當時中國自制的最大噸位和最先進的軍艦。當日逆風逆水，“開濟”的航速還是達到16節。這段經歷，對於一個翰林出身的老進士來說，是何等的不易。十二天後，張夢元補授廣西布政使，所有福建船政事宜，再次委派呂耀鬥代理。 光緒十年，經前內閣學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呂耀鬥奉旨交軍機處存記。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呂耀鬥進京交內閣驗看 後，被李鴻章調回北洋。不久，接替吳仲翔，繼任水師學堂總辦。 這樣，與嚴復在輩份上可爲父子，在經歷上南轅北轍的呂耀鬥，成爲嚴復的頂頭上司。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日，李鴻章上奏《呂耀鬥考語片》，稱“試用道呂耀鬥到省一年期滿，例應甄別”。“呂耀鬥由道光庚戌科翰林揚歷中外，品學純粹，資望已深，堪勝繁缺。” 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又奏：“試用道呂耀鬥幫辦海運事務，請加二品頂戴。” 似乎除了水師學堂，呂耀鬥還有別的兼差。

嚴復不是天津水師學堂總教習

再來說嚴復。

光緒五年冬季，李鴻章爲發展北洋海軍，仿效福建船政學堂，開始籌辦天津水師學堂，目的是“就地作養人才，以備異日之用”。次年七月，他正式行文，命天津道、津海關道和天津機器局道員許其光着手會議規劃，勘定地基，遴派得力局員經理工程。並奏請任命前船政大臣吳贊誠籌辦水師學堂和練船，獲得允准。吳贊誠在天津機器東局一帶勘定地基，遴派局員，繪圖估料，興工建造。並草擬規章制度。到了冬天，吳贊誠回籍養病，李鴻章又任命福建船政局提調吳仲翔，總辦水師學堂和練船事宜。

嚴復是李鴻章親自點名從福建調來天津的。光緒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鴻章在給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信中表示：“此間逐漸購置新船，管駕、頭目暫取資於閩廠，既慮人才有限，而水手等亦募南人，尤恐人地不習。故擬仿設水師練船學堂爲造就之基。創辦伊始，師徒均少。丹崖星使（李鳳苞）迭函嚴宗光堪充教習，閩人多引重之。夏間學生出洋後，允飭赴津，感盼之至！” 六月下旬，嚴復到達天津，拜謁李鴻章，從此開始他的北洋生涯。李鴻章對嚴復的到來十分重視，他寫信告訴吳贊誠：“頃該生來署稟謁，囑於明日趨謁臺端。學堂甫經動工，應否留局暫住，討論一切？”  

中年嚴復

關於天津水師學堂的情況，以往學術界僅看到《萬國公報》第361卷所載《天津新設水師學堂章程》，大致知道其學制五年，第一批招收六十名學生，依據成績，分班教學。“文理全通，讀書甚多者爲第一班；文理未盡通順而讀書已多者爲第二班；書讀不多，文理未盡通順而資性穎悟過人者爲第三班。”“考取學童，除給飯食外，第一班每月給贍銀一兩，第二班每季給衣履費銀二兩，第三班每季給衣服費銀一兩。” 對於學堂內部的教學安排、教員配置等方面細節，所知不詳。此時的天津水師學堂，其實只有一個駕駛專業，即駕駛學堂。

十幾年前，我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了一部名爲《北洋紀事》的抄本，是李鴻章在北洋大臣任內的公文彙編，其第十冊《水師學堂》，收錄了二十八份文件，包括李鴻章的奏摺批札，水師學堂給李鴻章的報告，水師學堂起草的規章制度等等。這批資料，對全面考訂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的任職情況提供了翔實可信的依據。同時，有助於重建起天津水師學堂教學職位和管理職位設置的框架，從新的角度來審視和確定嚴復在學堂的任職。

《北洋紀事》中，存有該校光緒七年訂立的《續定天津水師學堂章程》，明確規定：

學生入堂試習三個月，分別去留後，即行第其資質進境，分作一、二、三班。第一班歸洋文正教習課督，第二、三班歸副教習二員分課。第一班禮拜一、禮拜四，第二班遇禮拜二、禮拜五，第三班遇禮拜三、禮拜六日，各以下午二點鐘起至五點鐘止，歸漢文教習講授經史。遇禮拜日，則三班學生全日統歸漢文教習課督，上半日講授，下半日命題作文……

學生入堂第一年，所習西學以語言文字爲大宗，兼習淺近算學。第二、三年則以算學爲要領，如幾何、代數、平三角之類，均應指授，而中西海道、星辰部位等項，又在兼習之列。第四、五年，所造漸深，當授以弧三角、重學、微積、駕駛、御風、測量、躔晷諸法。若果諸生進境精銳，則帆纜、槍炮、水雷、輪機理要與格致、化學、臺壘學中有關水師者，均可在堂先與訓習，以資後來出洋肄業根柢。以上略舉次第，應責成洋文正教習循序指授，以期日起有功。……

學生入學半年後，春秋冬三季按季小考，由總辦先期稟請派員會同考校，並請派熟諳水師西學委員會同洋文正教習校閱試卷，統核分數，酌擬甲乙，由監考官會同總辦呈送中堂鑑定，列榜曉示。其秋季西學漢文分期大考，由總辦呈請中堂定期親臨閱試，以重作養而示鼓勵。……

學生初入學堂，隔日傍晚由二三班洋文教習帶赴學堂外，仿外國水師操法，排列整齊，訓演步伐並令練習手足，藉壯筋力。三年後每日早晚仍由二三班教習訓練槍炮。至第五年隨同外國練船教習，早晚上學堂前樣船學操帆帆纜諸事。五年期滿後，洋文正教習會同各教習，將歷年所授各學開列詳單，並各生所造淺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語，送由總辦呈請中堂擇期親臨，帶同熟悉西學委員並外國水師官及所延外國練船教習詳加考校。 

由此可知，天津水師學堂教職設置極爲精簡，洋文正教習實際上是第一班英語暨各項西學基礎課的授課老師，並有“督課”的責任。副教習負責二班的學習情況。這種做法，出乎今人對西式學校分課程設置任課教師模式的意料，有點象傳統私塾單一老師制的授讀。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成立後所擔任的職務，是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這在《北洋紀事》所錄公文中，存有大量記錄。

光緒七年四月十二日，吳仲翔向李鴻章建議，在水師學堂內增設管輪學堂，培養海軍輪機軍官。關於教員，吳仲翔的構想是“擬先選中國洋文教習課之，俟兩年後語言文字及淺近算學如幾何、代數之屬均能通曉，再延洋師教以數學、重學、格致、化學並繪圖等事，年餘便可與駕駛學生同上練船，涉歷風濤”。

光緒八年三月，天津機器局總辦潘駿德等人報告李鴻章，天津水雷學堂辦學效果不很明顯，實是教習未得其人。“水師學堂正教習嚴宗光精習西學，於測算格致具有根柢，應令該員就近赴水雷學堂會同原管各道逐加考校，認真遴選，將其中資質學業略可造就者，提歸水師學堂照章分班肄習。”他們“擬請行知水師學堂吳道、正教習嚴宗光擇日提選”， 吳仲翔也報告李鴻章，接到批札後，“職道即督同洋文正教習認真考選，擬拔其尤者令充水師學堂，次者令備管輪之選，又其次者商酌位置，或遣歸水雷營。”

在報告中，吳仲翔還提出，參將銜補用都司薩鎮冰任管輪學堂洋文正教習 ，該報告獲李鴻章批准 。四月初三日，李鴻章在另一份報告上又批示：“薩鎮冰充教習原非常局，兩年後必須另延洋師。務飭嚴宗光、薩鎮冰預爲諮訪，屆時稟請延訂爲要。”    

上述史料表明，天津水師學堂駕駛學堂與管輪學堂洋文正教習，分別由嚴復和薩鎮冰擔任。 

天津水師學堂

光緒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吳仲翔、羅豐祿報告李鴻章：

駕駛一班學生堂課既畢，堪上練船，應及時大考……所有試卷，卑職豐祿會同洋文正教習嚴都司宗光詳加校閱……卑職豐祿將此次所考駕駛一班學生試卷覈定分數，酌擬甲乙及獎賞銀數，並據洋文正教習嚴宗光照定章程，將各生所造淺深，才器如何，按名出具考語，呈送前來。 

在報告中，吳仲翔、羅豐祿對嚴復的教學工作和伍光鑑等三十名學生的學習成績給予高度評價，所以李鴻章同年年底上奏《水師學堂請獎折》：

參將銜留閩儘先補用都司嚴宗光，由閩廠出洋肄業，學成回國，派充該學堂洋文正教習，參酌閩廠及英國格林書院課程，教導諸生，造詣精進，洵屬異常出力，擬請以遊擊補用，並賞加副將銜。 

在請獎名單中，還提到以下教職員：洋文教習曹廉正、王鳳喈、陳燕年，洋槍教習卞長勝，漢文教習董元度、鄭籌、顧敦彝、陳壎、林學瑨、陳錫瓚，文牘甘聯浩，司事顧衍貴，官醫柳安慶等。同樣可見，嚴復不是高於其他教習的“總教習”。

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八日，軍機大臣奉旨：“嚴宗光等均著照所請獎勵，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 這道上諭，連同前引李鴻章請獎折，被《德宗實錄》概括整理，記錄爲“以北洋水師學堂辦學有成效，予教習都司嚴宗光、遊擊卞長勝……獎敘有差”。 

此後，嚴復繼續在天津水師學堂擔任洋文正教習。《北洋紀事》中最後一個記錄嚴復擔任此職的文件，是題爲《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87年12月13日）水師學堂呂耀鬥會同沈保靖、羅豐祿詳北洋大臣李》的報告：

駕駛二班學生堂課畢業，照章應行大考……十五日蒙憲節蒞堂考校，諸生面聆啓發，感奮逾恆。所有試卷復經職道豐祿會同洋文正教習嚴遊擊宗光、副教習麥賴斯等詳加校閱……英國領事璧利南素輕中國水師學生，此次考後，經職道豐祿示以題紙，彼亦推爲僅見。良由正教習嚴遊擊專講水師算學二十餘年，其奧窔曲折一一週知。 

從《北洋紀事》所收公文內容看，其對嚴復擔任水師學堂洋文正教習的記錄是連貫的，也是可靠的。爾後，他大約在光緒十五年擔任學堂會辦。 至於他否擔任過學堂的“總教習”，在正規的水師學堂文件及李鴻章的奏摺公文中，我迄今尚未找到記載。

候補道臺晉升艱難

回過頭來，還要再說呂耀鬥。

呂耀鬥是舊式文人，既不懂外語也不懂海軍，跑到新式軍校當領導，本來只是個位置的安排，但他在這裏泡了七年。他能寫文辭優雅的詩詞，有時也把自己當成武人。朋友吹噓他，說他“劍佩奮發，胸有甲兵，然亦用而不盡用，坦然處之……出入軍中，逡巡有年”。 此處“用而不盡用”來形容，頗爲精準傳神。天津的英文報紙The Chinese Times曾說，呂耀鬥是位翰林，“學識淵博，和藹可親。在他管理下，當地人和外國人十分和諧融洽，沒有摩擦。”外國人撰寫的評論對他是誇獎的，認爲水師學堂的“成功來自於誠懇的工作，不搞陰謀詭計。而這個國家很多有用的機構，正是被各種陰謀伎倆，搞得一塌糊塗”。 在現存嚴復的書翰中，偶爾也提到過呂耀鬥，那是在光緒十五年初夏，嚴復已獲會辦的任命，他回家鄉參加母親葬禮後返回天津，在給四弟嚴傳安的家信中說：“學堂公事山積，呂道皆推俟兄到津時措辦。體怠事繁，然無可推委也。” 水師學堂應當任用熟悉專業的嚴復來主持，這無可置疑，呂耀鬥擋住了嚴復的晉升之路。

我們往細想，欲使呂耀鬥讓位給嚴復，其實需要具備兩個條件。

一是將呂放實缺，或者平調另外差使。呂耀鬥這輩子，就巴望放實缺做個真道臺，但這並不容易，需要等待機遇。李鴻章曾對向其請託某人安排事項的工部尚書潘祖蔭解釋：“此間道班需次者多至二十餘人，其間資深勞多，久應委署者亦復不少，經年不見一缺，得之極難”。 對於呂耀鬥這種資格老、交遊廣的官員來說，調動職位尤需謹慎考慮他本人的感受，和官場內部複雜的人事關係，其中道理，古今皆然。官場上的人，大多覺得自己升遷比別人緩慢，受了委屈。李鴻章是一個善於推薦自己親信出任各種官職的封疆大吏，但也無法保證人人盡歡。他的主要助手周馥，光緒三年起署理永定河道，後來又籌建海防支應局、電報局，擔任津海關道、會辦天津營務處兼北洋行營翼長，一直參與北洋核心軍務，包括北洋海軍籌建的各項工作，但任職十年，也曾感嘆自己下一步發展的前途。光緒十三年他入京覲見皇帝，歸來作詩曰：“同時流輩飛騰盡，顧我疏慵隱退難。”周馥還注意到另一個北洋元老劉含芳，參與旅順口基地建設和訓練魚雷營，卻一直是道員而未能更上層樓，故在詩中還寫道：“頻年卻愧劉公幹，海嶠孤羈耐歲寒。”並作一小注：“劉薌林觀察含芳資勞亦二十餘年尚未補署”。 這兩人在北洋的地位都要比呂耀鬥和嚴復更重要，但晉升也十分困難。

二是天津水師學堂是個新設機構，總辦是由候補道級官員擔任的非正式官職。用當時的話說，是“差使”而非實缺；用現在的話講，叫做“相當於廳局級”。嚴復欲任總辦，必須升至道員。回國時，嚴復走的是武官晉升路線，他想改變，四次參加鄉試，每次都鎩羽而歸，考不上舉人。所以在私信中，他有“北洋當差,味同嚼蠟” 的抱怨，在詩中，有“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 的牢騷。皋比即虎皮。宋代張載曾坐虎皮講《易經》，後稱任教爲“坐擁皋比”。旁行書即橫寫的外文，此處指學西學。科舉不順，使他焦慮，心中頗有怨言。光緒十四年，他出資捐官同知，李鴻章旋即提攜他任知府。光緒十七年，李鴻章又奏保嚴復以道員遇缺先用。

天津水師學堂規模其實並不宏大，前後共培養了六屆一百二十名駕駛專業學生，其中嚴復親自授課的一至三屆，計六十九人。此外還有六屆85名管輪專業學生。 嚴復在校二十餘年，先在吳贊誠、吳仲翔、呂耀鬥領導下教學，後來全面主持校務。李鴻章對嚴復的使用上並不存在歧視，在個人生活上對他也很關心，比如勸他戒鴉片，允許他請假離職，參加科舉考試。在官職上能夠關照的，也都關照到了。以當年一同派往歐洲留學的馬建忠、陳季同、羅豐祿三人來進行比較，馬建忠早先隨傳教士學習外語，出國前已入李鴻章幕府。他以郎中資格，作爲留學生監督李鳳苞的隨員，在法國留學國際法。回國後仍留北洋辦理洋務，擔任過輪船招商局會辦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官銜是道員。陳季同與羅豐祿均是船政學堂第一屆學生，留學出國時，陳是李鳳苞的文案（祕書）。在法國，他也入校攻讀國際法，後隨李鳳苞轉入駐德、駐法使館，升爲參贊。陳的官銜級別走武職，一路升至副將、總兵、提督之類虛職，但換成文職，同樣不超過道員。更有可比性的是羅豐祿，光緒四年在英留學時，羅豐祿即捐主事，做過李鳳苞的翻譯。後被李鴻章調赴天津，派辦北洋水師營務處，兼辦洋務，並擔任李的英文祕書，還在出洋學生學成回華保案內，以直隸州知州分省補用，並加四品銜。光緒十一年，他以知府分省補用，又以歷年防務出力案內奏保以道員分省補用。十九年經李鴻章奏保以海關道記名簡放。 羅豐祿出國前後的職務始終在嚴復之上，獲候補道員時，嚴復爲遊擊，賞加副將銜。同年嚴復捐監生，改走文職路線，用六年時間追成候補道，全部功績是在水師學堂教書而已。嚴復沒能如羅豐祿那樣，“凡以調外交、策戰守，……無所不諮”，   跨入北洋決策的核心圈子，他私下有不悅，聲稱“李中堂處洋務，爲羅稷臣壟斷已盡，絕無可圖”。 但就海軍教育本職而言，誰能說出來他受到李鴻章排擠的具體事例嗎？在晉升的階梯上，周馥、劉含芳、呂耀鬥們需要漫長地等待，嚴復同樣也需要等待，這是官場的規矩，不會因人而異。

光緒十九年三月廿三日（1893年5月8日），翁同龢爲呂耀斗的晉升寫信給李鴻章求情。他在日記中記錄：

致李合肥函，爲呂庭芷也，囑以後或補或署。張丹叔攜去。 

張丹叔即廣西巡撫張聯桂，翁同龢請託的這個人情，對於呂耀鬥和嚴復都有幫助。年底，李鴻章安排嚴復總辦天津水師學堂，派洪恩廣接任學堂會辦。而呂耀鬥，轉辦綏鞏支應局事務。應當說，李鴻章待嚴復不薄。此時，嚴復尚未滿四十歲。後來陳寶琛在嚴復墓誌銘中說：李鴻章“大治海軍，以君總辦學堂，不預機要，奉職而已”，這話我不敢苟同，嚴復當教習時，非要說他是總教習，實際上擔負了總辦的責任，而當上總辦，又說他不預機要，嚴復在學堂裏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光緒二十年底，天津道一職出缺，李鴻章推薦呂耀鬥署理。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1895年3月22日），呂耀鬥接替因病開缺的萬培因，實授永定河道 。此時距他進士及第，已經度過悠悠四十五個寒暑。呂未及上任，就於七月初九日（8月28日）卒於老家蘇州，  終年六十七歲。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的一則考證

呂耀鬥處於新舊交替的動盪時代，他的坎坷經歷，亦是當時一些半舊半新官員的縮影。過去，人們常把中進士比作跳龍門，爲了跳過龍門，多少人懸樑刺股、皓首窮經。殊不知，即便跳過龍門，點了翰林，官場的道路依然崎嶇難行，能跨入道員的人，歷來寥寥可數。至於李鴻章，他屬於洋務人物，卻選一個不懂海軍、“日暮途窮”的老翰林總辦水師學堂，這是時代的悲劇，更是海軍的悲劇。在這個悲劇中，呂耀鬥是一個左右尷尬的角色。

有關呂耀斗的史料極爲稀少。他的詞集《鶴緣詞》，全系文人吟哦，風花雪月，與海軍教育無關。十多年前，我在30大冊影印文獻《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4冊第356頁中，找到他1886年進京時所呈履歷單，卻覺得怎麼讀也有問題，語句不順，年份顛倒。講完“同治五年”，又出現“四年五月”如何如何。當時我不得不猜想，排印得嚴絲密縫的影印檔案，會不會出現丟失段落的情況？

爲了證明這個猜想，我特地借出差北京的空隙，去故宮西華門內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檔案。很方便，不到半小時，我便坐在縮微膠捲閱讀器前，從宮中履歷檔的膠片中，找到了呂耀鬥履歷，而我也切切實實地發現，《清代官員履歷全編》竟然脫漏了8行127個字。漏字部分（見下文加着重點文字）和前後文字摘引如下：

……咸豐二年壬子科散館，授職編修，四月到院，十月請假回籍迎親，四年七月在籍丁母憂。七年四月服滿到院。八年六月充國史館纂修。九年四月因前在本籍辦理災賑出力，經前兩江總督等奏請獎勵，奉旨賞加五品銜。六月充陝西副考官。同治元年二月請假回籍迎親，十二月丁父憂。五年十月服滿到院。六年九月，因病請假。八年十一月銷假進署。九年十月充功臣館篡修，十年赴劉銘傳軍營，十一年六月回原衙門當差。於是年十一月充補功臣館篡修，十二年京察一等。十三年四月告假回籍，十二月銷假到院。光緒元年二月充文淵閣校理，二月請假回籍。三年十一月奉旨飭赴左宗棠軍營差委。是年在湖南協黔捐局報捐道員，雙月選用。四年五月因患疾醫治未痊，未能就道。旋因歷年防剿各匪出力，經陝甘總督前陝西巡撫譚鍾麟奏請，以道員分省補用。六年四月因浙江晉豫賑捐請獎，以道員指分直隸試用。七年七月，船政大臣黎兆棠奏，調派船政局提調。十年正月請赴部，是年六月因前內閣學士徐致祥奏保人才，奉旨交軍機處存記。本年二月到京，由吏部帶赴內閣，經欽派大臣驗放，十一日復奏堪以發往，奉旨依議。

回家再看《履歷全編》，這段漏掉的“院。六年九月，因病請假……”等文字，沒頭沒腦，又突兀地出現在357頁上。我猜想，這種脫文，是在製版前將複印的文件拼貼接排時出現的。大批量影印檔案，是繁複而辛勞的工作，在浩若煙海的複印件連續製版過程中，依然會有手民之誤，各種技術過失恐怕難以避免。但這段脫漏也提醒我，讀其他人的履歷，是否也會有同樣情況？學術界使用影印檔案時，仍要謹慎，留個心眼。

嚴復爲何不被李鴻章重用？

我有時想，說嚴復懷才不遇，其實是以嚴復爲中心的一種設定。官場中，大多數人都有懷才不遇之感，覺得自己的機會被別人擠佔了。問題是，怎樣才能使嚴復滿意？讓他來主持國政嗎？讓他來領導海軍嗎？讓他的官職超過道員嗎？這確實還要看他本人的能力和機遇。但誰又以呂耀鬥爲中心來想問題呢？

嚴復剛回國時，李鴻章對他期望很高，後來他們的關係沒有更進一步深化，這個原因迄今無法解釋。有人認爲是他思想激進爲李鴻章不喜所致，當年向李鴻章舉薦嚴復的陳寶琛說：“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牸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嚴復固然狂放，但上述言論從當時語境來研判，其實並不過分。也有人認爲是他染有鴉片煙癮，不可能有所作爲。光緒十六年（1890）前後，嚴復曾在家信中說“兄吃煙事，中堂亦知之，雲：‘汝如此人才，吃煙豈不可惜！此後當體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 1915年，他的英文日記中仍記錄有“Two pipes in the afternoon(午後吸菸兩筒)” 。到了晚年，他在給熊育錫的信中說：“以老年之人，鴉片不可復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間非服藥尚不能睡。嗟夫！可謂苦矣。恨早不知此物爲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雖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語一切世間男女少壯人，鴉片切不可近。世間如有魔鬼，則此物是耳。吾若言之，可作一本書也。” 民國學者費行簡先生當年並沒有讀過這些書信，卻也久聞這位英國“海歸”的吃煙嗜好。他在《近代名人小傳》的嚴復傳中寫道：嚴復“爲海軍學生中前輩第一人，且湛深文學，冠其同儕。歸國後，屢爲船政及海軍學堂教員。……然以嗜鴉片，弗便任軍官” 。又說：“其詩文皆清妙，不落恆谿。與人語，亦娓娓可聽，或謂其害於鴉片，信然。”費行簡還說，戊戌政變後，有人指嚴復爲康黨，賴榮祿、王文韶救，得免。“後應聘爲大學教員，袁世凱雖重其學，而亦短其疏懶，弗能治事。” 當代學者汪榮祖先生也認爲，“並不是李中堂敬他而遠之，而是他自己的不爭氣也。”“他雖習海軍，一度有雄心大志，奈平生爲煙癮所纏，難以解脫，雖欲做大事，實力不從心。將立功無成歸罪於李鴻章，或腐敗的滿清政府，未必太便宜嚴復本人了。然而，反過來說，嚴復仕途失卻也造就了他在翻譯事業上的豐收。” 這是否也是對嚴復在北洋官場發展情況的又一種解釋呢？

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階段，是他思想和學術日臻成熟的時期。在搞清楚他的任職情況之後，進一步摸清他的工作狀態和在北洋官場的處境，對於正確把握他的思想脈絡發展軌跡具有積極意義。歷史人物研究的深化，需要發掘新鮮史料，開拓觀察角度，把人物放回他當時生存的環境中去考察，從而得出可靠的結論。不能僅憑孤立的幾條材料，就串綴概念，過度發揮。嚴復在天津水師學堂任職，洋文正教習、會辦、總辦三個職務，近百年來，卻一直沒有弄清楚，其中不少迷惑還是嚴復自己佈下的，使得史學界研究嚴復的學者都走了彎路。戊戌前後，嚴復因翻譯西學名著享譽天下，以此推論他先前在水師學堂的表現，推論他和李鴻章的關係，尤其需要謹慎。事實上，研究這一時期李嚴關係，我們所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過硬的原始材料。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

嚴復當上天津水師學堂總辦後，依然牢騷滿腹。他在給四弟嚴傳安的信中說：“堂中洪翰香又是處處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學語，開口便說閩黨，以中上司之忌，意欲盡逐福建人而後快。弟視此情形，兄之在此當差，樂乎？否耶？” 這段史料，被嚴復的研究者反覆引用，但試問，如同前述呂耀鬥一樣，又有幾人琢磨過洪翰香是誰呢？嚴復做老二，頭上有個總辦呂耀鬥，他不愉快；李鴻章讓嚴復做了老大，派洪翰香做會辦，他依然不爽。問題是，後世的研究者，是否因爲嚴復不愉快，就斷定嚴復受到排擠了呢？你看到嚴復罵洪翰香，但是否想過，洪翰香爲什麼要罵“閩黨”呢？

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爲歷史學家研究的對象，但不要偏執，不要狹隘，不要就事論事。治學要有更加寬廣的眼光和冷靜的思考。不僅琢磨研究的對象，還要琢磨這個對象周圍的夥伴、同事和交往的人羣，甚至要琢磨他們之間的前世今生。比方說，要費點心思，考證出洪翰香的名字叫洪恩廣，洪恩廣的父親叫洪汝奎。光緒十二年，在委派呂耀鬥擔任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之前，李鴻章首先考慮的總辦人選，其實竟是洪汝奎。

（註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