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網>>文史>>近現代史，本文摘自《羅瑞卿大將》，舒雲 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１９７５年“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後，羅瑞卿和譚政、陳再道、陳士榘被任命爲中央軍委顧問。這之前，中央軍委派專機把羅瑞卿從福州接回北京，參加慶祝“八一”建軍節活動。一天，剛從監獄放出來的空軍原政委餘立金，在招待所的小院子裏看見一位老人在孩子的攙扶下正艱難地拄着柺杖練習走路。來來往往的人好像並沒有誰去注意這位老人，情景顯得很有些淒涼。餘立金覺得此人面熟，但一時又認不出，就問兒子餘小敏：那是誰？餘小敏說是羅瑞卿。餘立金大吃一驚。他原猜想可能是哪位受迫害的老同志，但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是羅瑞卿。對羅瑞卿他是很熟的，高高大大，英俊挺拔。他怎麼也不能把眼前這個老態龍鍾、又矮又駝的殘疾人和羅瑞卿聯繫起來。他激動地衝過去，叫了一聲：羅總長！兩位飽受摧殘的老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相對無言，痛哭了一場。

離開工作崗位近１０年了，爲了儘快適應工作，在福州時，羅瑞卿就向福州軍區政治部主任馮徵提出，希望把近１０年來的文件送給他翻一翻。羅瑞卿一邊看文件，一邊開始了調查研究。他爲６０年代享譽全國的“民兵先進集體”大小嶝英雄島正名，並驅車百里，調查福清縣一個造反派頭頭的私藏武器案。

就在這時，羅瑞卿看到江青搞的評《水滸》的文章，便說，這裏面有鬼，我看是反對周總理和小平同志的。當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等人來看他時，羅瑞卿一遍一遍地在手上畫“三點水”，表示江青的“江”字。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下旬，“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傳達，羅瑞卿說，要堅持下去，要沉得住氣，不要動搖，他們（“四人幫”）肯定是短命鬼。還說，你們這一年的工作我親眼所見，對小平同志的指示執行得很堅決。但是人家不甘心，鬥爭很尖銳，你們可不能麻痹。看來這場鬥爭還在繼續，要準備鬥爭，經得起考驗。皮定均說，你就在這住下去吧，將來他們要翻天，我們上山打游擊也要和他們幹，你腿不方便，我們就擡着你，你給我們出出主意就行了。羅瑞卿不服氣地說，打起來，給我一輛吉普車，我一樣打衝鋒。

這時離“四人幫”覆滅只有幾個月了。不幸的是，１９７６年７月６日，朱德逝世。羅瑞卿決定第二天返回北京。１月周恩來逝世後，羅瑞卿就返回北京參加了追悼活動。然而，就在他準備走的７月７日中午，因爲意外飛行事故，皮定均殉職。羅瑞卿撫摸着覆蓋着黨旗的皮定均的骨灰盒，久久不肯離去。他決定推遲一天回北京，和郝治平聯名給皮定均的夫人張烽寫了一封唁函，說今天一早我們剛爲朱老總離去而痛哭，中午聽到這不幸的消息，又痛哭一場。坐在輪椅上的羅瑞卿，流着淚讓警衛員推着他在走廊上不停地走，嘴裏不住地說：他死得太可惜了！像他這樣的一把手，現在已經很難找到了。

羅瑞卿對毛澤東的忠誠是發自內心的。他說：不去怎麼行？沒有車，我爬也要爬到天安門去！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毛澤東去世，羅瑞卿不顧一切地返回了北京。他堅持不讓兒子攙扶，靠雙柺把剛剛能站立的雙腿挪到毛澤東的遺體旁，久久地端詳着，泣不成聲。從“文化大革命”前最後一次見毛澤東後，已經１０餘年過去了，那一次相見竟成永訣。出獄那天，監禁近７年剛恢復自由的羅瑞卿，提出到天安門廣場去一下。司機把車拐到長安街上，羅瑞卿叫司機把車開得慢一點，再慢一點。通過天安門時，羅瑞卿艱難地從座位上欠起身，朝城樓上的毛澤東畫像恭恭敬敬地行了個軍禮。這不是演戲，確實是他發自內心的舉動。他對毛澤東的忠誠甚至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羅瑞卿在解除監護後曾經給毛澤東寫過一封信，不知道毛澤東是否看過，也從此沒有人再提到過。但在毛澤東批准羅瑞卿解除監護的一個月零一天後，毛澤東在接見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時，曾經對此作過自我批評。

９月１８日，百萬人蔘加了在天安門廣場爲毛澤東舉行的追悼大會，但沒有通知作爲中央軍委顧問的羅瑞卿參加，別的幾個顧問也沒有得到通知。是漏了還是別的什麼原因，羅瑞卿不管，堅決要求參加天安門廣場的追悼大會。最後，上邊同意是同意了，但只給羅瑞卿、譚政和陳再道三個軍委顧問派了一輛車。陳再道氣憤地說，羅瑞卿一人就得一輛車：他，輪椅，還有推輪椅的，我們三個人怎麼去？譚政爲難地說，沒有車，我就不去了。羅瑞卿立即說，不去怎麼行？沒有車，我爬也爬到天安門去！

終於又爭取到一輛車。

那天到天安門，是兒子羅宇陪着羅瑞卿去的。下車後，穿過中山公園，在中山公園門口，碰見了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她看見羅瑞卿站在烈日下暴曬，便勸他找個陰涼處。羅瑞卿氣憤地說：連這裏都不讓我來啊還能坐到哪裏去？人家不讓我參加追悼會，我是鬥爭來的呀！

羅瑞卿把輪椅停在天安門西北角。毛澤東追悼會開始後，他站起來，拄着雙柺，和所有的人一樣肅立了一個多小時。整個追悼會中，羅瑞卿不停地流淚，像孩子一樣失聲痛哭，最終導致冠心病復發，住進３０１醫院。羅瑞卿的冠心病始發於１９７３年１月，治療到４月出院。在監護中，冠心病頻繁發作。９月，他因冠心病復發又一次住進醫院。直到１１月２０日，經毛澤東批准，才被解除監護。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來病逝的消息又一次擊倒了他。本來已經停服的硝酸甘油不得不又大量吞服，每天要吃五六片，向周恩來遺體告別時，口袋裏還裝着好幾片。

看來，他對毛澤東的感情，並沒有因爲７年的監禁而煙消雲散，反而更加深厚。羅瑞卿重新擔任中央軍委祕書長後，工作比“文化大革命”前更加繁忙，就是在百忙之中，他仍然兼任着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委員會主任一職。

羅瑞卿對連雲山說：我們已經被人辱罵、抹黑、仇恨１０年了，我是“文化大革命”揪出的第一個大敵人。

羅瑞卿復出後，開始關注所有受冤屈者的平反，最關心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郭興福，一個是宣傳郭興福的《人民日報》軍事記者連雲山。羅瑞卿後來對連雲山說：爲什麼要先把郭興福和你弄出來，跟我倒臺的不是一兩個人，但在社會影響方面，就是南京的郭興福和北京的你。大比武沒問題，你們兩個也不是壞人。我也要翻案，但現在改變我的形象難一點，你們幹部小，好辦。羅瑞卿的意思是，我們坐在一條船上，你們這兩個與大比武有關的人平反了，我的平反也就順理成章了。

郭興福很快就找到了。羅瑞卿一直說見，卻因爲忙一直沒見上，成了遺憾。

那麼連雲山在哪裏呢？羅瑞卿到處託人打聽，都沒有找到。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９日唐山大地震的第二天，《解放軍報》副總編姚遠方來到唐山，接待他的是空軍唐山某部政治部副主任連雲山。姚遠方就問：你是原《人民日報》記者連雲山嗎？連雲山說：是啊。姚遠方說：你好難找，我都找苦了。連雲山問：你找我幹什麼？姚遠方說，是羅瑞卿找你，讓你祕密到他那裏去，不要讓任何人知道，也不要讓你們的領導知道。等地震的事情一忙完，連雲山就請假來到了北京的３０１醫院。羅瑞卿正和人談話，通報了以後，連雲山就在外面等，同時在外面等的還有呂正操，裏面一談完，羅瑞卿就叫連雲山進去。

終於見面了，兩人擁抱在一起

連雲山邊哭邊說，沒想到還能見到您；羅瑞卿也流下了眼淚，說我也沒想到我們還能見面。

都老了。在連雲山眼裏，羅瑞卿老得更加厲害，頭髮白了，背駝了，人也瘦了，最要命的是坐不下來。不能走路就很受罪了，而羅瑞卿不僅不能走，連坐也不能坐，胯不能彎，只能用一種半坐半站的姿勢。不能實實在在地坐下，這要受多大的罪啊。

羅瑞卿仔細問了連雲山的情況，談了兩個小時。羅瑞卿最後說，我們已經被人辱罵、抹黑、仇恨１０年了，我是“文化大革命”揪出的第一個大敵人。當時１０歲的孩子現在２０歲了，當時２０歲的小夥子現在３０歲了，我們一直當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分子，讓人家改變印象很難。三個月、一兩年讓人家消除印象很難。羅瑞卿接着說，我在福州住了半年多，說服人家給郭興福平反，只有一個人接受，別人都不同意。我說不上話，說了人家也不愛聽。根據我的經驗，平反不是短期能解決的，要長期準備。

果不出羅瑞卿所料，連雲山的平反成了一個老大難。其實連雲山的要求也不高，就是恢復原來錯誤降下的兩級，給一個工作。但跟驢推磨一樣，哪個單位都推。雖然羅瑞卿在連雲山的請求平反的報告上批了字，還是不行。以後，羅瑞卿說在北京平反很難，要安排連雲山到某大軍區擔任宣傳部部長。連雲山說，我都５０多歲了，不幹了，我退休吧。

確實像羅瑞卿說的那樣，當時還有人不時順口說“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大比武”。羅瑞卿在韶山訪問時，看到１９７７年１月３０日的《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說１９６４年林彪又策動大比武，批判“翻牆頭”和“打雞蛋殼”是花架子。幾天後，羅瑞卿給《解放軍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軍訓的“打雞蛋殼”、“翻牆頭”是否毫無實戰意義？（是否）就是花架子？可以考慮。就我理解，前者是爲了練習對隱蔽在戰壕內之敵的精確射擊，後者同我們現在練兵中還在實行的超越障礙也差不了多少。而且，賀龍同志親自告訴我，他向主席報告當時楊村部隊軍事訓練的步槍射擊時，就曾有“打雞蛋殼”的項目。現在賀龍已逝世，還有楊勇同志可以作證。我同楊勇同志陪同周總理、陳毅同志在楊村部隊觀看時，也得到他們的稱讚。……當年的軍事訓練當然是有一些缺點甚至錯誤的。至於“比武”，當時的用意是評比、革命競賽，缺點以至錯誤可能更多，不過任何羣衆性的運動也不可能毫無缺點。對此事，毛主席、中央、中央軍委有無結論，我不得而知。

從行文來看，羅瑞卿的這封信與他寫了１０年的交代材料的語氣差不多，不是批評，而是一個證明。當然，這時羅瑞卿還沒有工作，雖然自由了，可以到處走走，但還沒有一個實際職務。

羅瑞卿和軍事記者連雲山的關係不一般。早在羅瑞卿在公安部當部長時，連雲山就作爲《人民日報》記者旁聽公安部的部黨組會。連雲山１９５１年調進人民日報社，兩年後聯繫公安部。公安部審查嚴，送去幾個記者的檔案，都給退了回來，說不行，又送去連雲山的檔案。連雲山從小參軍，沒有海外關係，在戰鬥中還負過傷，一送去，就通過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登過五六篇有關公安方面的社論，羅瑞卿很滿意，問是誰寫的。有人回答說，是那個小個子記者寫的。從此，羅瑞卿就叫連雲山“小個子記者”。第一次跟羅瑞卿說話，連雲山還挺怕，認爲羅瑞卿不苟言笑。沒想一接觸，挺和藹，沒有居高臨下的架子。連雲山說羅瑞卿很像鄧小平，說話非常精闢、乾脆，沒有多餘的話，一句就是一句。以後，羅瑞卿開部黨組會也叫上連雲山，散會後單獨囑咐連雲山幾句，關於公安工作建設問題，關於美蔣特務騷擾海疆，關於偵破要案大案等，突出什麼精神，後天見報。末了會問，你有什麼意見？沒意見？好，就這樣。連雲山說，自從１９５３年他與羅瑞卿萍水相逢，就與羅瑞卿結下了不解之緣。以後羅瑞卿當了總參謀長，連雲山是總政派駐《人民日報》的軍事記者，自然還是照常參加羅瑞卿主持的軍委辦公會。以後，學雷鋒、大比武，軍隊那幾年的大事，連雲山都有精彩的報道，而且是十八般武藝一起上，“社論”、“通訊”、“本報評論員文章”，深得羅瑞卿的讚賞。

羅瑞卿去世後，跟他一起去西德的祕書趙文岐對連雲山說，老人走之前跟我說過好幾次，連雲山和郭興福都還沒有平反，你安排一下，我要一個一個談。趙文岐說，老人不在世了，這是他的遺言。去西德前，羅瑞卿就作了安排，回來要做什麼什麼工作。連雲山退休以後，什麼也沒說，突然有一天給他長了一級，但還是留了一條“尾巴”，原來可是因爲受批判連降了兩級的呀。不過，想想羅瑞卿去世時還沒有見到爲自己平反的決定，連雲山還能說什麼呢？

羅瑞卿幫助那麼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卻忘了自己也應該平反。郝治平問起他，他說：不要急，現在黨也有難處，我們不要給黨增加困難。

郭興福的命運更慘。１９７７年初，羅瑞卿來到南京，向軍區領導詢問郭興福的下落後，對《解放軍報》駐南京軍區記者夏國珞說，我以普通讀者的名義給你談談大比武。他說郭興福是個好同志，太冤了，要儘快解放出來。羅瑞卿回到北京後，又多次給主持《解放軍報》工作的華楠說，要肯定郭興福在軍事訓練上的成績，要重放郭興福教學法的影片。

郭興福因大比武出了名，被調到南京軍區高級步校當教員。如果他還在野戰軍，也不會把他怎麼樣，野戰軍明文規定不搞“文化大革命”。但軍隊院校是“四大”單位，羅瑞卿一倒臺，郭興福馬上跟着“沾光”，戴着比別人更高的帽子游街，據說還坐在籠子裏遊過。南京的夏天，將近４０℃的高溫，逼他嘴裏叼一根稻草，在水泥地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下頭，還要大聲說我有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郭興福也沒有揭發沒有辱罵羅瑞卿。實在受不了，他回家與老婆商量，先把孩子掐死，然後全家通電自殺。老婆跳了樓，叫鄰居撞門，郭興福已經通上電“死”過去了，一叫門醒了，又到廚房用刀砍了自己十幾下，還是沒死成。３個小孩都死了，郭興福被判了個死刑。

消息傳出，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郭興福所在軍的軍長、後來任總政主任的李德生經過多方工作，才改判了２０年。他老伴李淑貞也被關在監獄裏。後來，李淑貞提出要見一見郭興福。監獄裏還沒有犯人探犯人的先例，但大家同情他們，就准許了。李淑貞用很少的一點錢買了一條煙，到了男監。郭興福聽見叫他，好久還愣着，從來沒有人來探視。望着老伴長久注視的目光，郭興福背過臉，眼淚差點兒掉下來。以後郭興福到軍區茶場當工人。他的舌頭被電打壞了，講話已經講不流利。

“文化大革命”過去很久，羅瑞卿的女兒點點見過郭興福。她說，原先那麼虎虎有生氣的人彷彿死過一回，動作遲緩，眼睛裏沒有一點光彩，思想和語言都帶有那種心靈破碎所固有的冷漠和偏執。他沒有絲毫失去那可怕的記憶，一舉一動都告訴你他對那些恐怖的場面記憶猶新，或許他只生活在那些可怕的記憶裏。

已經到瀋陽軍區擔任司令員的李德生給葉劍英寫信，要求重新審理郭興福一案。

羅瑞卿也一直說要見郭興福。他曾經關心地詢問郭興福的情況，說郭興福對軍事訓練有很大的貢獻，應該讓他工作，繼續搞訓練。最後，郭興福被平了反，重新回到軍區高級步校，當了戰術教研室副主任。１９８５年，郭興福外出看地形，因車禍去世。那一年，他才５５歲。路人翻開他的口袋，想找一下他的證件，從口袋裏翻出一張裝在塑料袋裏的大將羅瑞卿的照片。

１９９１年４月，南京軍區隆重舉行紀念郭興福教學法創立３０週年大會，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總參謀長遲浩田出席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會後，解放軍三總部聯合發文，號召全軍指戰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學習郭興福教學法，並在實踐中加以繼承和發揚。可惜郭興福看不到了。

羅瑞卿也沒有看到自己的平反。他那時批轉信件，幫助那麼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卻忘了自己也應該平反。郝治平問起他，他說：不要急，現在黨也有難處，我們不要給黨增加困難。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爲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撤銷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有關因羅瑞卿同志問題受株連的同志，也應予以平反，恢復名譽。而這時，羅瑞卿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剛被任命爲中央軍委祕書長，各種事情便鋪天蓋地而來。７２歲的羅瑞卿曾這樣說：我要把我當成２７歲一樣工作。

１９７７年７月，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恢復鄧小平職務的決議。８月１２日，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羅瑞卿繼八大之後又一次被選進中央委員會，並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被任命爲中央軍委祕書長。這時的總參謀長是鄧小平，他還擔任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總參謀長肯定是兼職。而副總參謀長楊勇是一個月以後才任命的，這就意味着作爲軍委祕書長的羅瑞卿的擔子該是多麼的重。

從軍委祕書長的任命一宣佈，繁忙又重新回到羅瑞卿的生命中。郝治平從報紙上看到十一屆一中全會已經結束，而羅瑞卿還沒有回家，很不放心，他畢竟是個殘疾人啊。這時羅瑞卿住在白廣路，以後才搬到翠微路。郝治平把電話打到京西賓館，羅瑞卿說，中央已經給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崗位，回去後再詳細告訴你。現在，我這裏有許多各地來開會的同志在談事情。你不要着急，事情辦完我就會回去。

羅瑞卿被任命爲軍委祕書長的事情很突然，祕書班子一時還沒有配齊，而工作已經鋪天蓋地而來。羅瑞卿讓把以前的衛士長趙文岐找來。趙文岐已經４０多歲，再做警衛不太合適，羅瑞卿就叫他改任祕書。趙文岐望着羅瑞卿的殘腿和已經駝了的背，直流眼淚。羅瑞卿說，文岐，你回來了，怎麼樣？趙文岐說，我還好，首長您吃苦了。羅瑞卿說，現在好了，我們往前看吧。

那時，軍委祕書處有８個副祕書長。撥亂反正，需要做的工作千頭萬緒，大量的文件、大量要辦的事情潮水一樣涌來。那時還沒有軍委辦事組，規章制度也還沒有完全恢復，什麼事一請示就到了羅瑞卿這裏，福建那邊請示幾條小船打不打也報過來。有些事羅瑞卿答覆不了，還要再往上請示。羅瑞卿的家裏一下子又成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樣子，甚至比那時還熱鬧。趙文岐每天光收發文件都來不及，郝治平也只好倉促上陣。電話鈴不斷，祕書記了一下，有一天不算文件，光電話就１４３個。好多電話祕書來不及接，羅瑞卿就自己接了。羅瑞卿也願意自己接電話。

羅瑞卿又開始“革命加拼命”。與１０年前相比，他的工作熱情不僅沒有減退，反而顯得更急切。年齡不饒人啊，拋開那條殘腿不說，他已經７１歲了，早已經不再年富力強。羅瑞卿７２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我要把我當成２７歲一樣工作。

不這樣怎麼行呢？爲了那失去的寶貴歲月，爲了當好軍委副主席鄧小平的助手，他怎麼能不拼命幹？面對案頭堆積如山的文件，羅瑞卿每天工作長達十幾個小時，常常是五六個小時不挪地方，一副老花鏡把鼻子兩側壓出深深的紫斑。殘腿也在搗亂，痛得夜裏難以入眠，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鎮靜劑。但是，他的工作量依然有增無減。爲了不讓殘腿影響工作，中午休息時他不摘假腿，以此節約一點穿衣服脫衣服的時間。上廁所也很費時間，爲減少上廁所的次數，他一上午不喝一口水。就連吃飯時也是他思考問題的時間。十有八九，你問他每天吃的是什麼，他都回答不上來。以前，飯桌上七嘴八舌，現在大家誰也不敢說話，怕打斷他的思路。

這樣怎麼能行呢？畢竟“人生七十古來稀”。孩子們商量好一起勸他。羅瑞卿說你們總勸我吃飯、睡覺，你們爲什麼不勸爸爸多做些工作呢？郝治平插了一句，天哪，誰還敢勸你工作，再勸，你的命恐怕也要沒有了。羅瑞卿說，你們知道《水滸》中有個拼命三郎石秀嗎？我就是這個“拼命主義”。

一個星期天，羅瑞卿又如往常一樣“釘”在了辦公桌前。兩個孫子在爸爸媽媽帶領下走了進來，給羅瑞卿表演節目。羅瑞卿還奇怪今天孩子們怎麼沒上班。小節目剛開了個頭，祕書已經拿着一大堆文件站在門口了。

這時候祕書多了，除了趙文岐，還有金耀銘和陶駟駒。陶駟駒來的比較晚，也就兩三個月的時間，羅瑞卿就去世了。他主要是搞外文資料，也搞點文字工作。陶駟駒是從公安部選去的，以後他回到公安部擔任了公安部部長。

主要祕書是金耀銘，他是從總參作戰部選到羅瑞卿辦公室的。先調了作戰部的一位副處長來當祕書，幹了２８天，心臟受不了，加班時昏倒了。又重新選，還是從作戰部挑。羅瑞卿想把以前的老祕書找來，但老祕書們因爲身體以及其他原因來不了，就挑中了金耀銘。打電話時，金耀銘正在二炮開會，叫他快回來到羅瑞卿家去，根本沒有徵求意見。作戰部說，就是你了，檔案已經送過去，沒有什麼試不試，就調你去了。

金耀銘知道羅瑞卿是個很嚴肅的人，不要說參謀，就是平時嘻嘻哈哈的上將到了他面前，也不敢“調皮”。在多少人的大會上，羅瑞卿點大將、上將的名，叫他們站起來回答問題。羅瑞卿復出工作後，工作要求的嚴格沒變，脾氣卻比以前寬容多了。領導知道金耀銘過去因爲頂撞吃過虧。臨去前，作戰部還專門找金耀銘談話，說去了以後要注意，首長該批就批，該罵就罵，沒關係。金耀銘說，到羅祕書長那兒，我不會頂，我做得不對，該批評就批評。

羅瑞卿說，總理那裏都裁人，副主席那裏有辦公室，我們這怎麼好稱“辦”？羅瑞卿復出後沒有再像以前一樣設立辦公室，沒有辦公室，也就沒法設主任。而金耀銘已經當了１６年的團級幹部，其中當過８年的副處長。那時還沒有給參謀、祕書定職級，這麼老的“高參”再當祕書是有些委屈了。羅瑞卿問，你當了２７年的參謀，到我這兒來願意嗎？金耀銘說，組織上決定，我當然願意。我是１９６０年到作戰部的，命令還是您下的，您怎麼批評怎麼要求都行。羅瑞卿說，我這裏太忙，你身體行嗎？金耀銘說，我聽說了，我身體不要緊，到總參這麼長時間，我在３０１醫院還沒有一個病歷號，我從來沒有看過病。羅瑞卿說，好，這裏工作多，你熟悉一下。沒關係，該問就問，要細一點，儘量把事情弄清，認真辦好。

關於羅瑞卿的認真，金耀銘是體會到家了。文件上幾個錯字，羅瑞卿都要自己動筆改。郝治平說，首長這麼忙，幾個錯字你就替他改了得了。金耀銘說，他要自己改，這是原件，是歷史檔案，他一定要是他自己的字。

金耀銘到任時，趙文岐已經忙得連腳都恨不得也要用上了。趙文岐文化低一點，又是第一次當祕書，每天的文件分類都來不及。滿屋子都是文件，白花花攤了一地。金耀銘調來後，光以前積壓的文件，清理了２０多天還沒清理完。新的文件源源不斷地涌來，每天的批示要摘下來，來的文件要一一編號，還要接鈴聲不斷的電話。電話追着金耀銘跑，他晚上很晚回家，電話還要拉到廁所，否則應付不了。總參楊勇，總政韋國清，國防工辦洪學智，還有管國防工業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一天到晚找。晚上，《解放軍報》的華楠、姚遠方就來了，要求審第二天見報的稿子，不到夜裏１２點以後，別想睡覺。瀋陽的幾位老副司令員，專門在早上５點打電話。他們說得也有理，一上班就找不到你了。這樣，金耀銘一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的覺，有時還連軸轉。有一段時間羅瑞卿在醫院，金耀銘就把文件送到醫院。他先挑出特急件的“紅帖子”送去，不急的就先放放，光急件、特急件每天就是一大摞。在京西賓館開會，有個短電影，金耀銘說去看兩眼，就那麼一會兒，來了４個電話。

那時真是辦不完的事，信也不斷，好多受迫害的人都來找，像以後擔任八一電影製片廠廠長的王曉棠、像電影演員陶玉玲都直接來找，不熟悉的也來找。後來冤假錯案都一律交給總政處理，羅瑞卿的擔子才減輕了些。

１９７７年８月和１２月，軍委先後召開了軍委座談會和軍委全體會議，針對“四人幫”對軍隊訓練工作的破壞，討論了軍隊的教育訓練，作出了《關於加強軍隊教育訓練的決定》。

羅瑞卿一向對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相當重視，他生前主持的最後一次會議就是關於國防科技和國防工業的。他說，我少一條腿，兩條腿能辦到的事，我一定努力去辦。搞不好，我們就沒有辦法交賬，就不能見馬克思、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你們回去要少睡一點覺，好好研究一下，把要我們辦的事，要鄧副主席辦的事，或者要別的部門辦的事都提出來。再過幾天，鄧副主席可能要找你們談。談者，就是逼也。總是要有點壓力纔好。世界上的事總是要壓。要乾點事，就不能舒舒服服。

羅瑞卿沒有看到自己的平反。他那時批轉信件，幫助那麼多受迫害的同志平了反，卻忘了自己也應該平反。

郝治平問起他，他說：不要急，現在黨也有難處，我們不要給黨增加困難。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爲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撤銷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有關因羅瑞卿同志問題受株連的同志，也應予以平反，恢復名譽。而這時，羅瑞卿已經去世一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