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年譜》疑點仍待釐清

《年譜》1950年1月26日：「據29日《人民日報》報導，北京圖書館上海辦事處的圖書儀器今日由上海運到北京，其中有中文善本書25箱、敦煌寫經卷子49箱、顯微照書機2箱，與中央圖書館上海辦事處國際交換圖書45箱。此外還有上海鐵琴銅劍樓名貴古書13箱，及朱啓鈐捐獻的明岐陽王的文物圖像6箱等。另有從南京運回的工程書籍81箱等。總計大小334件，已一併運到北京圖書館。這些都是鄭振鐸經辦的。」

試把物件統計一下，尚有不知內容爲何物的一百多件入藏北京圖書館。《鄭振鐸傳》新版第495頁，鄭振鐸說：法寶館整理好的珍貴圖書，「後來全部入藏於北圖」。因此，我高度懷疑那一百多件就是法寶館的藏書。2012年南京圖書館的網站，透露該館部分圖書於1953年後選提入藏北京圖書館。請問誰有權決定此事，那是文化部文物局的職掌，文物局局長就是鄭振鐸。鄭振鐸將原來要運到臺灣的第四批204箱善本書，挑選他抗戰時在上海孤島搶救的善本古籍，運到北京圖書館，這樣便可與1950年1月26日北運北圖的法寶館藏書合併。這是很合理的懷疑。這也難怪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目會出現中央圖書館的《唐詩》謄清本158冊。2012年10月南京圖書館的展覽會場有中國國家圖書館提供參展的6種《玄覽堂叢書》初集的原典（底本）。蔣復璁在1982年寫文章還提到《玄覽堂叢書》初集有19種底本不在善本書庫，原來是在北圖的書庫。當吳穎萍小姐寄給我從南京圖書館網站下載的6種書影時，頗感震驚，旋即不感到意外。目前最想知道的是，這些珍本古籍何時、從何地入藏北圖；比較重要的是，可能超過一百箱的法寶館古籍，何時從何地入藏北圖，數量有多少，有無詳細的圖書清單等，這涉及中央圖書館最重要的一段館史，也是中國圖書文獻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的是，我們從《年譜》一書未找到這方面的記載。目前只能推測法寶館的藏書是1950年1月26日，從上海啓運；29日，圖書與鄭振鐸同時抵達北京。

《年譜》還有一件事未交待下文，即1950年1月20日，馬衡日記說24、25日，上海有1,500箱文物要北運北京，查24、25兩日的《年譜》未見有此消息，卻出現26日北運北京的334件文物，由1,500箱變成334件，是否同一批呢？《年譜》遇到這種情況，宜加按語說明。這兩件事（1950年1月20日，同年同月26日），均由鄭振鐸承辦，更讓我懷疑與法寶館的藏書有關。往事都已過了七十多年了，擁有相關檔案的圖書館，請公佈檔案，或站出來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以免大家疑惑不解。

（二）《鄭振鐸傳》

《鄭振鐸傳》（以下簡稱《鄭傳》）1994年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有48萬7千字；十五年後，2009年出版增訂本，仍分爲十章，由58節增爲60節，第一章增「家世之謎」一節，第十章增「化私爲公」一節，內容是講鄭振鐸當文物局長任內，很多藏書名家，如鐵琴銅劍樓三兄弟、寶禮堂潘世茲、周叔韜等將藏書捐給國家。全書有56萬6千字，較舊版增7萬9千字，改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印行。其中有關1940年至1941年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在陷區搶救善本古籍的經過，及其後續發展（按，主要是講保存在中國大陸的古籍，後來被接收，典藏於北圖）。這段長達十二年的歷史（1940-1951），《鄭傳》增加了五千五百多字以上，如果加上舊版的一萬三千多字，共有近二萬字。這是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文獻，可惜除盧錦堂教授外，上述諸專文，未見運用。

通常一部書，如有新、舊版本，引用時都是以新版的觀點爲主，可是《鄭傳》偶有相反的現象，這是較少見的。現在除介紹本書的特點外，將閱讀《鄭傳》應注意的地方，分別說明如下：

1.新、舊版說法大不相同

(1)潛水艇或軍艦；我們或你們

《鄭傳》新、舊版對於同一件事，說法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不同的地方，有的是舊版錯了，新版是對的；有的是舊版纔對，新版是錯了。下列一段文字是其中較明顯的例子，先略述當時的簡單背景。鄭振鐸在1949年10月21日被任命爲文化部文物局長，11月1日正式走馬上任，12月12日鄭振鐸抵達上海，12月20日鄭振鐸在上海主持華東工作團文教組會議，這段期間，孫家晉應會把法寶館的鑰匙交還給他。舊版第585頁刊登他對孫家晉的講話：「真是可惡！南京方面後來是用潛水艇把最重要的一批善本書運到臺灣去的呀！其中就有我們親手整理後寄去的書。 ──幸虧後來我們整理好也不寄去了！」新版第495頁：「真是可惡！聽說南京方面後來是用軍艦把最重要的一批善本書運到臺灣去的呀！都是我們在抗戰時爲國家買的，其中還有你們在法寶館親手整理後寄去的呢。──幸虧後來我們整理好也不寄去了！」

新、舊版講話的內容，經過仔細比較後，發現有一共同點，即整理好的古籍，不再寄到南京的中央圖書館。不同的地方有三：一是運到臺灣的善本書，舊版說是用潛水艇，新版說是用軍艦；二是講整理者是誰，舊版寫「我們」，表示包括鄭振鐸在內，新版寫「你們」，表示鄭振鐸未參與，不過，鄭振鐸接着又說「幸虧後來我們整理好也不寄去」，這句話表示鄭振鐸有參與其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三是古籍整理的地點，新版說在法寶館，舊版無「法寶館」三個字。作者陳福康接着加了一段很重要的話：「他（鄭振鐸）慶幸，總算保留下來這一大批書，這些珍本，後來全部入藏於北圖。」可惜，發現前述諸專文皆未見引用，連蔣復璁的相關文章，也未提過陷區搶救的善本古籍未及運臺留在中國大陸者，入藏於北圖。

(2)未及寄運去南京或有意拖延着不往南京運

《鄭傳》舊版第529頁說當時藏在法寶館整理好的古籍「未及寄運去南京（中央圖書館）的一批善本，……後來都留在大陸的圖書館裏」。《鄭傳》新版第430頁，說：「當時還在上海法寶館裏整理裝箱的一批書，由於他（鄭振鐸）有意拖延着不往南京運，最後都留在了大陸的圖書館裏」。新、舊版的這一段話，也有一共同點，就是圖書不往南京（中央圖書館）寄。不寄的理由卻大不相同，舊版說是「未及寄運」，新版說是「有意拖延」。今天看來，新版是對的。以前讀過孫家晉的文章，曾談到孫與鄭振鐸提起中央圖書館又來催寄書的事，鄭振鐸就說：「不睬他就是了。」

(3)寄往臺灣的善本書有多少冊

《鄭傳》舊版第529頁說：「中央圖書館的那批宋元善本，終於被國民黨當局用潛水艇運往臺灣，共計近十四萬冊，其中極大多數是他（鄭振鐸）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同人們在抗日戰爭期間搶救下來的。」新版第430頁是這樣說的：「中央圖書館的那批宋元善本，終於被國民黨當局用軍艦等分三批運往臺灣，總計六四四箱，十二萬一千三百多冊，其中絕大多數是他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同人們在抗日戰爭期間搶救下來的。」新、舊版提到善本書運臺的冊數，舊版說達14萬冊，包括普通本線裝書約2萬冊，屬於善本書者，約12萬冊；新版是較接近事實。新版說運臺善本書裝成644箱，並非事實，前面提到有2萬冊普通本線裝書，還有政府公報，不少西文科學類期刊，數量很少的中文期刊和19箱檔案。倒是2012年看到南京圖書館的網站，說當初未及運臺的204箱是善本書，這是我以前沒有聽過的重要信息。新、舊版還有兩個不同的地方：一是舊版的「極大多數」，新版改爲「絕大多數」，我傾向新版的說法；二是舊版的「藏於上海法寶館的一批善本」，新版說「還在上海法寶館的一批書」。「藏在」與「還在」；「一批善本」與「一批書」，還是覺得舊版比較貼切、實在。

2.誰在上海碼頭迎接由日運回的古籍

《鄭傳》新版第391頁，提到1947年2月10日，由日本運回的107箱古籍，抵達上海碼頭時，鄭振鐸派孫家晉等到碼頭去迎接。傳記作者寫「孫家晉等」，表示還有一些人，如果人數不多，又是重要人物，人名宜全列。王世襄在1986年寫過一篇文章，說「船到上海，到碼頭來迎接的是鄭振鐸先生派來的謝辰生（現任國家文物局顧問）、孫家晉（現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工作）」。謝辰生在1998年也寫過一篇文章，說「船到上海時，是西諦先生指定由孫家晉同志和我，還有一位中央圖書館的潘先生到碼頭迎接的」。我的意思是一定要列謝辰生，這不是小事，因涉及這些古籍是否全部運回南京，或有部分扣留在上海的問題。（這是後話，容下文再談）

3.同志會工作報告書由誰起草執筆

有一專文說同志會工作報告書最初幾次由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執筆。報告書的主要內容，是講搶救哪些藏書家和書肆的藏書。這些實際採訪、購買、整理等工作，都是由鄭振鐸親自辦理，當然由他來起草執筆纔對，他又年輕，是文學院長；由大學校長來執筆，覺得不合乎人之常情。《鄭傳》新版第342頁說第一、三號工作報告書，是由鄭振鐸起草（未寫其他七次由誰起草）。事實上，從鄭振鐸給張壽鏞的信，看出除第四號不知是否由鄭振鐸起草外，其餘的八號工作報告書都是由鄭振鐸起草的。請讀者想想看，假設鄭振鐸要恭請張校長寫工作報告，張校長就可以回答說，你將每一次寫給我的信，加以整理，就是最好的工作報告書啦！

4.未詳載購適園的藏書

1940年至1941年搶救古籍書款最多的是購張氏適園藏書，花了70萬元（較嘉業堂藏書書款多44萬5千元）之多，遇到的波折也最多，經過的時間也最長。1940年3月6日，鄭振鐸給張壽鏞的信，第一次提到適園；同年4月22日，第一次提到適園主人張芹伯；1941年10月26日簽訂購書合同，並付訂金，前後二十個月。《鄭傳》只寫「購了張氏適園藏書」八個字（新版頁345），似過於簡略。

按，有關購嘉業堂和適園的藏書，蘇精的文章，嘉業堂寫了八百多字、適園寫了六百多字，是處理得最好的。其餘，如沈津的文章，國家圖書館的出版品，如〈蒐購古籍大事記〉、《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初稿）：民國22年－民國81年》、《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均未提購得適園藏書。附帶一提，鄭振鐸〈求書日錄〉乙文，說購下適園全部藏書，並非事實。詳見柳和城〈適園藏書的聚與散〉乙文（載《藏書家》第13輯，2008年）。

六、孫家晉、謝辰生、王世襄的文章

標題所列三人的文章，也可納入第一手資料，因爲都是寫他們的親身經歷。例如孫家晉在法寶館整理和保管原屬中央圖書館的古籍，前後有五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12月將法寶館的鑰匙親自交給當時任文物局局長的鄭振鐸，他以筆名吳巖寫了3篇文章，談這些過程，都是陳述事實，其可靠性和可信度是毋庸置疑的。沈津的文章曾引用其中一篇，其他諸專文均未見引用。

再說謝辰生，早在1993年，由他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由他撰稿的「鄭振鐸」條目，內容提到由日運回的古籍，部分未運南京，留在上海，後被中央工作團接收。1998年他又在某一刊物提及此事，具體地說到有數百種祕密轉移到法寶館，由孫家晉保管。此事令人感到震驚，因爲大家的認知都說是全部運回南京，此一條目、一篇文章，諸專文均未引用過。

第三個是指王世襄，他在1946年12月中旬奉派到東京工作，12月下旬先把被日軍劫去的10箱古籍空運回國，1947年2月再隨船押運107箱到上海。這一段歷史，他也有文章報導，後來王世襄問鄭振鐸這批書如何處理，鄭振鐸的答覆令人頗感意外，他也將這件事寫出來，所以他的文章也彌足珍貴。可惜他在東京未與整理這批書的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見面，不然可以將這篇文章寫得更充實。王世襄的文章，只有盧錦堂引用過。

這三人的文章，其重要性可歸納爲三點：1.保管在上海法寶館的中央圖書館善本古籍，後來整理好了，鄭振鐸交待說不必運往南京。2.由日運回被日軍在香港劫走的一百多箱古籍，運抵上海碼頭後，部分祕密轉移法寶館。3.新中國成立後留在上海法寶館的中央圖書館古籍，後來被接收，入藏北京圖書館。

現在把三人文章的重要內容和關鍵性文字略述如下：

（一）孫家晉（1918-2010）

1.與鄭振鐸的關係

孫家晉1936年考入暨南大學外國文學系，修過鄭振鐸中國文學史的課，時鄭振鐸任文學院長兼圖書館長。1945年8月28日孫家晉寫求職信給鄭振鐸，9月底左右，孫家晉開始到法寶館整理抗日時期鄭振鐸等搶救陷區的古籍，到1949年底把法寶館的鑰匙交給鄭振鐸；1950年至1955年孫家晉北上任職文物局，局長鄭振鐸；1955年5月任職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後改稱上海文藝出版社），後任上海譯文出版社社長，1989年退休。

2. 3篇文章的大要

內容摘錄

「日本投降以後，西諦先生介紹他的一個老朋友和二個學生到西區一個叫做『法寶館』的冷僻洋樓裏去整理古書，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這個屋子裏從地上到天花板都疊的是書，簡直沒有插足的餘地。這些書都是西諦先生協同有關人士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千方百計地跟美、日帝國主義搶購得來的。」「我們整理的那批古書是歸於當時的所謂『中央圖書館』的。」「後來的確是沒有可以發言論的機關了。《民主》《週報》《文藝復興》等這些由西諦先生主編或跟他有密切關係的雜誌都紛紛被迫停刊了。西諦先生來『法寶館』的次數愈來愈少，我們幾個整理書的人也不起勁了，據說南京的圖書館當局對我們也有意見，因爲理得慢，理好的書也遲遲沒有運去。」「我呢，主要精力是花在教書上，多餘的時間纔去辦公地點坐一坐，看守那成百箱沒 運到南京去的書。」「最後，西諦先生轉道香港到北方開政協會議去了。到香港時他給了我一個信，很簡單，大意是囑咐我只要能活下去，『圖書館的事無論如何要維持下去』。我們知道他惦念着那上百箱的書。其後黨的地下工作者來和我們聯繫時，也說到了來龍去脈，說到了西諦先生……解放後，我們保管的那上百箱書最後是由中央工作團來接收的，其中文教組方面的負責人正好是西諦先生。見面的時候，西諦先生憤憤地說道：『真是可惡！南京方面後來用潛水艇把文物圖書裝到臺灣去的呀，其中就有我們親手整理過的書。……幸虧後來我們整理好了也不運了。』接收的事告一段落以後，我就給調到文物局去工作。」

內容摘錄

「而圖書館當局又嫌我們慢，嫌整理裝箱後運到南京去的書太少了，頗有點迫不及待的樣子。我們有點憤憤然了。西諦先生是懂得我們坐困書城的心情的，他只是淡淡地說道：『不睬它就是了。』」「我已經記不得誰是第一個離開『覺園』的。只記得整理、編目的人手逐漸少了，書裝了箱也有意識地疊在下面，不再往南京運了。終於只剩下西諦先生和我兩個人在『法寶館』裏陪着那半城圖書。」「過了沒有多少日子，徐森老鄭重其事告訴我，他要到乍浦路來找我，希望我找個安靜的小房間，約好北京圖書館上海辦事處的李芳馥先生一起來談談。」「那天徐森老精神矍鑠，還帶來了一位身穿西裝、很有點書卷氣的中年人。握過手，四個人在不太明亮的一個小房間裏坐定以後，森老重新又作了一番介紹：『這位章先生是商務印書館謝仁炳老 生特地介紹來的。謝老和西諦先生是商務的老同事。這位孫先生是西諦先生的高足，李先生和西諦先生也是相熟的。彼此都不是外人，大家敞開談談心吧！』」「李先生和我都說了藏書和保管的情況。」「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七日，上海全市解放了。不久便有一位江同志來找我，說是章文彩同志留下的線索，特來慰問的。他還告訴我：『章文彩是章漢夫同志的化名；謝仁炳老先生是章漢夫同志的父親。所以，老章同志其實也不姓章……』我在恍然大悟之餘，急於想把鑰匙和早已造好的圖書清冊交出去，江同志卻說：『不忙，華東軍管會不久會來正式接管的。』華東軍管會還是責成我們暫時保管這些中外圖書。直到董老（必武）率領的『中央工作團』在四九年冬天到達上海，我才正式把『法寶館』的鑰匙交了出去。說也湊巧，『工作團』文教組的負責人正好是鄭西諦先生。」

內容摘錄

「（19）48年歲尾的一天，他（鄭振鐸）和我感慨地環顧全室的書城（大概已運走了三分之一光景），他親手關緊窗子，準備好親筆簽名的封條，親自鎖上鐵門，貼上封條，然後把鑰匙鄭重其事地交給我：『拜託了！』我感到了鑰匙上殘留的他的體溫，時局緊張，我更感覺那個鑰匙的沉重的分量。」「有一天，忽然接徐森老的電話：『西諦走了！』不久就接到西諦師從香港寄來的明信片：『圖書館事無論如何要維持下去。』我知道他關心的是『法寶館』。」「徐森老又介紹我和章漢夫（化名章文彩）見面，他說了形勢，說了『護廠』，聽了我彙報『法寶館』的情況，說：『人民會感謝你們的。』我懂得了真正的『楚弓楚得』。」「1949年冬天，董老率領的工作團到達上海，文教組長便是鄭西諦先生，我在上海大廈樓上彙報情況，把法寶館 的鑰匙親手交還西諦師，幾乎喜極而涕。後來法寶館的藏書便由西諦師及其隨行幹部處理，我個人則在1950年初被調往中央文物局工作。」

（二）謝辰生（1922- ）

1.與鄭振鐸的關係

1947年2月10日，鄭振鐸指定孫家晉和謝辰生到上海碼頭迎接由日運回的古籍，同年2月11日、16日、20日到鄭宅，其中20日鄭振鐸日記「謝某送書目來」；同年5月1日、9日、10日到鄭宅，其中10日鄭振鐸日記「謝君來抄書目」。日記所記「謝某」、「謝君」，疑指謝辰生；「書目」疑與由日運回古籍有關。6月18日、7月3日、11月15日，改稱辰生。1948年2月8日、9日、10日、11日，3月31日，4月23日，5月25日，6月3日，亦稱辰生或謝辰生。《鄭振鐸傳》第461頁稱鄭振鐸任文物局長，謝辰生是他的業務祕書。

2.一個條目、一篇文章的大要

《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文物部分由謝辰生任編輯委員會主任，其中「鄭振鐸」條目，也由謝辰生撰稿，該條目說：「1948年，他把曾被日本侵略軍從香港劫奪而由中國駐日代表團追回的一大批珍貴圖書祕密轉移，指定孫家晉等人負責保管，故意拖延、推遲運往南京的時間，直到上海解放後交由中央工作團接收，使這批珍貴圖書得以保存下來。」先糾正1947年誤爲1948年，百科全書不應該發生這種錯誤，這是首次從文獻上得知由日運回的古籍有一大批未運往南京，祕密轉移留在上海，由孫家晉保管，令人感到十分駭異！

謝辰生〈紀念鄭振鐸先生誕辰一百週年──《鄭振鐸文博文集》代前言〉乙文（刊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8年總第31期），說：「從1940年元月至1942年太平洋戰爭發生之日止，共兩年的時間，他們爲國家搶購了善本古籍三千八百種，……還有約三千餘種陸續運到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被日寇全部劫往日本。抗戰勝利後，幾經交涉才於1947年由王世襄先生押運回國。船到上海時，是西諦先生指定由孫家晉同志和我，還有一位中央圖書館的潘先生到碼頭迎接的。這批書在解放前夕被悉數運往臺灣。還剩餘的幾百種則始終集中保存在上海愛文義路覺園的法寶館，由西諦先生委託孫家晉同志等負責保管，遲遲未向南京移交，一直拖延到上海解放。於1950年交由董必武同志率領的中央工作團華東分團接收，使這批珍貴圖書得以保存下來。」這是第二次從文獻上得知，由日運回的古籍有數百種保存在法寶館，後被接收。此文與1993年《中國大百科全書：文物博物館》所說，數量多了有「幾百種」，保存地點在「法寶館」。前列諸專文均未引用謝辰生這兩筆資料。不過，謝文仍有小錯，即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日是1941年12月，非1942年。

（三）王世襄（1914-2009）

1.生平簡介

燕京大學文學學士、碩士。曾任中國駐日代表團第四組工作人員，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陳列部主任，國家文物局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研究館員。著作有：《明式傢俱珍賞》、《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二堆：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三堆：王世襄自選集》、《錦灰不成堆：王世襄自選集》等。

2.一篇文章的大要

王世襄〈回憶抗戰勝利後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原載《文物天地》1986年第5、6期，1987年第1期；又收在《錦灰不成堆：王世襄自選集》頁61- 77）乙長文，有10個標題，其中最後一個標題「十1946年11月參加南京文物展覽及日本之行」，約有1,600字左右，說中央圖書館一批善本書被日軍劫往東京，分別在1946年12月和1947年2月空運和航運返回上海。這是他的親身經歷，其說法無人可取代。如：(1) 1946年12月存在中國駐日代表團庫房的10箱古籍，利用兩架中央航空公司專機送中國駐日代表團的人員及家屬到東京來，回程無可裝載，經王世襄提議並經代表團批准，才運回上海；事後教育部長杭立武來信指責，理由是爲此教育部要承擔部分回航費用，又怕飛機失事，空運善本書不安全。(2)存在東京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的107箱古籍，如何先運到橫濱，要派幾輛卡車，有前導車嗎？橫濱有安全庫房嗎？當天還是提早運送，貨輪有可裝一百多箱的艙位嗎？運費要多少美金等，王世襄將這些過程鉅細靡遺地寫出來，是第一手的珍貴史料。文章中還透露爲了使這些善本古籍早日回國，與他的頂頭上司張鳳舉發生諸多不愉快的情事。

3.評論

此文有多處要加以補充和補正，依文章行文順序說明如下：

附言：王世襄〈與西諦先生一夕談〉乙文（收在《鄭振鐸紀念集》，頁518-521）說107箱善本書押運回上海，受命交給鄭振鐸，當天兩人未見面，「我立即去南京，失去了拜見西諦先生的機會」，此說恐怕與事實不符。《鄭振鐸年譜》新版第563頁載：二月十一日「晨，錢鶴林來。至中美探望慰堂（蔣復璁）。晤森老（徐森玉）及王世襄。」（引號的文字是錄自鄭振鐸日記）按常理，鄭振鐸第二天一定會與王世襄會晤，這是一件大事。

七、陳君葆的日記

（一）陳君葆的八則日記

陳君葆系廣東人，生於1898年，1934年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該館後來併入香港大學，1953年10月退休，1982年辭世。據小思〈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乙文說，1947年英國政府頒給陳君葆OBE勳章，港督楊慕琦爵士在賀函中，讚揚陳君葆說：「香港政府期望能就市民於一九四一年抗戰期間及其後淪陷時期的英勇行爲、犧牲精神，以及盡忠職守的表現，對他們致以最深的謝意。」這段讚詞應包括保護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爲中央圖書館搶救古籍後寄存在馮平山圖書館的一百多箱的古籍及其被日軍劫走後仍繼續追蹤其下落的辛勞，直到發現在日本帝國圖書館爲止。陳君葆生前日記，由女婿謝榮滾整理，分別於1989年出版二卷本《陳君葆日記》，記1933年至1949年；2004年出版七卷本《陳君葆日記全集》，記1932年至1982年。兩種版本均由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七天的日記和七卷本第三冊正文前的圖版，有1950年9月23日鄭振鐸親筆寫信給陳君葆，請求寄回北京前中央圖書館寄存在香港的藏書的書信影印本，信有葉恭綽共同署名。這七天的日記和書信影印本，都涉及111箱古籍問題。前述近10篇論文及專書中的相關章節均未加引用，或引用而有遺漏，這些日記是很重要的史料，值得向讀者介紹。現依日記所記時間先後摘要原文，必要時加按語說明。

1. 1940年1月25日

陳君葆和蔣復璁兩人第一次見面，日記載：「中央圖書館和他的總務主任陸華琛因孫述萬的介紹來訪，談了好些時。」據蘇文說蔣復璁個人在1月23日搭意大利船回港，所以25日與陳君葆見面是很自然的事，惟不詳談話內容，不知是否談及擬在上海蒐購古籍善本之事。當時誰也沒有料到一年又五個月後，搶救的一百多箱古籍會保管在馮平山圖書館，更沒有料到這些古籍會被日軍劫走，爲陳君葆增加很多身心方面的沉重負擔。後來這批書運回南京，再輾轉運到臺灣。人和書的命運都是天在安排，由不得人。如今這批書分藏臺灣、南京和北京三地，其過程應可拍成紀錄片，會很精彩。中央圖書館大事記應記錄陳、蔣見面乙事。

2. 1941年9月3日

日記載：「徐森玉請譽虎、季明和我到牛奶公司午飯，成坤也同被邀請去，他這次請客，大概爲的是中央圖書館的一批書。這書由鄭振鐸寄來，計到了的已有三千二百包，此外未到的還有六百多包，這許多東西要寄到川滇去，將怎麼辦，的是個難題。」據鄭振鐸給張壽鏞信，6月2日寄第一批257包，是嘉業堂剛買到的善本書（香港大學許地山6月19日信上說收到了），6月20日寄第五批，同月22日說寄出1,710包。七、八月寄的數量寫在8月14日鄭振鐸給蔣復璁的信。9月3日說已到、未到共三千八百多包，其餘有2,100包似是早期蒐購的書。這些古籍，鄭振鐸說都有「寄港書目」，未見於陳君葆日記中。陳寅恪1942年6月20日給杭立武信上說：「其運去（指被日軍劫去）之書目，無意中發現於馬季明先生處」，不知此書目是否與鄭振鐸所說「寄港書目」相同。此日記也透露，迄9月3日尚未決定這些古籍要寄往美國。這一天的日記內容未見於鄭振鐸的文章、書信和日記。

3. 1945年11月19日

日記載：「今日發出二函：1.致杭立武教次，報告一百一十一箱書籍事，2.覆國立圖書館蔣復璁11月8日函，說明一百一十一箱（書）被移出經過並報告現留館內尚有五百廿餘冊無恙。兩函均預備空郵寄出。」（按趙建民在馮平山圖書館看過此信）這一天的日記，其重要性在於披露尚有五百二十餘冊未被日軍劫走。照理講，蔣復璁接到此信後，應立即派人到香港索還，等到1951年5月1日再去追問時，陳君葆說已北運北京了（疑北運三箱中，有這批書）。此種重大訊息，《鄭振鐸年譜》和《珍帚齋文集》均未記。

4. 1946年2月16日，3月27日

2月16日日記載：寫了信：(1)覆杭立武，提議繼續進行追查111箱事辦法。（按陳君葆1945年12月13日接到杭立武的信，說去信已收到，但仍屬111箱書事，再加調查）(2)致蔣復璁函，並附李寶棠書目一紙。（按李寶棠從上海帶51種書的「書單」有「三紙」，二份交馬季明；未知書目一紙和三紙有何不同）

3月27日日記載：得蔣復璁來信兩通：( 1) 3月16日，(2) 3月20日。並述李寶棠自滬帶來圖書事，內請馬季明先生帶到重慶的四部而已。此事應一翻年前日記始知其詳。按此事較爲複雜，又怪異。本文第85頁已說明51種只收到4種。事見3月20日屈萬里給鄭振鐸的信，沒有想到同一天蔣復璁也給陳君葆信，也提到只收到4種。再綜合並進一步說明如下：(1) 51種由李寶棠從上海帶到香港交馬季明帶到香港，有28種精品擬空運，有書單。(2)重慶中央圖書館只收到4種（書單見本文頁85）。(3)陳君葆說已找到19種。(4)發現有6種藏於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5)另有2種疑亦由該館典藏，書名同本文第86頁。(6)目前下落不明的有20種，鄭振鐸生前應知此事，可參考1950年9月23日鄭振鐸給陳君葆的信。

5. 1946年6月16日

這一天的日記很重要。第一點，日記引1946年1月10日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的博薩爾給馬提太太的信，說在東京上野公園的帝國圖書館發現111箱書籍。博薩爾立即報告東京的中國大使館，也希望陳君葆寫信給東京的英國或中國大使館交涉取回。信上說這些書先寄到東京的參謀本部，再移到文部省，最後交給帝國圖書館，時間約在1944年夏季。一連串的說法與長澤規矩也的說法，完全吻合。第二點，由於博薩爾在信上未說明發現這一批書的確切日期，所以陳君葆根據博薩爾在日本的行程，推斷「發現書籍約在一月中至廿日的期間」。

這一批書在東京被發現的時間及發現者，有多種說法。時間都說是二月，發現者多未具體寫什麼人。《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一書說抗戰勝利之後，顧一樵（毓琇）先生前往日本參觀帝國圖書館，「因爲圖章的關係，認出其中一批系中央圖書館之藏書，於是再將之運回南京，居然一本不缺」（頁59）。按顧一樵是（1946年）2月25日搭乘美國軍用機飛抵東京，總要先拜會大使館，大使館應會說這批書已找到了。當然參觀還是可以去參觀，以便4月2日回國報告說看過這一批書。《回憶錄》所說「……運回南京，居然一本不缺」，與謝辰生的說法有異。

6. 1950年11月4日

陳君葆的日記以這一天最爲重要，大意是說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寄存在香港的善本圖書，今日啓運北京，「下午打發所有中央圖書寄京，裝成三箱交吳荻舟兄運去。這樣費了許多天工作才把事情弄妥，真是身上少了千鈞的擔子似的」。日記中有「所有」二字，表示全部寄走了。這件事要追溯到本年9月23日鄭振鐸給陳君葆的親筆信，內容：「前國立中央圖書館（現改名爲國立南京圖書館）在抗戰中，曾寄存一部分善本圖書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李寶堂先生赴港時，又帶上了一批。這一部分的書籍（還有若干部存在馬季明教授家中），我們現在要運到北京來。希望先生能夠清理出來，準備啓運。……」（見圖十二此信影印本，有葉恭綽聯名簽字）。信上提到李寶堂（棠）和馬季明二人之事，見3月27日日記中的說明，不再重複。陳君葆1951年3月2日記收到文化部（日記誤寫文化局）文物局1月16日函，應該是收到1950年11月4日寄書的公文。這批書應附有書單，並寫明共多少種（部）、多少冊，惜未見日記有記載。


圖十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有關我國善本古籍保存事給陳君葆的函件（載於《陳君葆日記》卷三，1950年11月4日）

7. 1951年5月1日

日記：蔣復璁另帶一人，在下雨天同去找陳君葆，問中央圖書館尚保存在馮平山圖書館未被日軍劫走的古書。陳答以已交取走，陳君葆未問同來者姓名。趙建民的研究報告和《鄭振鐸年譜》，均未提及二人同去。有二人同去，表示知道中央圖書館的善本古籍被接收，另有其人。當然《珍帚齋文集》不會提及此事。

其他，日記尚有三則可記：

陳君葆1月25日有一段很精采的日記可以補充：「竹藤峯治承認日人佔領香港後曾至港大圖書館多次，他堅不肯承認引領日軍官來搬運圖書的。他說忘記了馮平山圖書館樓上的一百一十一箱事，他抵賴知情運走圖書與把我扣留的事實，並且引爲詫異。這老頭真可惡，我有些幾乎想把他鞭兩下。」不知再版時可否把這段生動的話加上去。

（二）陳君葆日記可補《鄭振鐸年譜》之不足

陳福康教授治學嚴謹，增訂《鄭振鐸年譜》、《鄭振鐸傳》二書時，沒有忽略陳君葆日記正文前圖版頁上1950年9月23日，鄭振鐸給陳君葆親筆信的影印本，信上要陳君葆館長寄還三筆中央圖書館寄在香港的古籍。陳君葆日記的正文漏記此事，亦未見陳君葆收到此信的時間，然陳福康沒有遺漏這封未出現在正文的信。惟《日記》仍有四點可補《年譜》之不足。

（三）小思〈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

陳君葆日記兩種版本的附錄都收錄小思〈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乙文，顯示此文受到重視。此文另以本名盧瑋鑾刊登《明報月刊》1997年12月，惟刪除參考文獻。參考文獻第一種系作者撰〈我訪問陳君葆老師的口述記錄〉，可列爲原始史料。此文提及陳君葆親眼目睹1942年1月底111箱善本古籍離開馮平山圖書館（按陳君葆日記未提目睹此事），以及前後發生的事，也談及事後陳館長如何鍥而不捨地追查這批書的下落，如1946年1月託友人博薩爾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執行審查日本戰爭罪行時，代爲留意那111箱的善本書。6月博薩爾寫信給馬提太太，說已找到了這批書，並希望陳君葆立刻寫信給東京的英國和中國大使館取回，陳君葆立刻寫信給杭立武。這些事有的未見於陳君葆日記，可補日記之未備。多年來論及這兩年搶救古籍的有關人物，較少提及陳君葆的名字，或引用陳君葆的日記，遑論其貢獻，小思此文可彌補這個空白。不過文章有一點疏失，疑係受到參考文獻鳳翬〈曾被劫往日本的我國善本書〉乙文的誤導說「鄭振鐸分期由上海寄港的善本書，到1940年底，已積聚了好幾萬冊」。按實情並非如此，1941年6月2日纔開始有善本書寄往香港的記錄，前幾批都是嘉業堂的藏書，6月22日鄭振鐸給張壽鏞信，說五批共寄了1,710郵包。七、八月據1941年8月14日鄭振鐸給蔣復璁信，約寄了三千一百餘部。前面也談到1941年9月3日陳君葆的日記說「已到三千二百包」、「尚未到六百多包」。

由這三段文字說明寄港的時間集中在1941年六、七、八三個月，採密集式郵寄。提供不同的看法，供大家參考。

八、其他

除前述6種類型的史料文獻外，重要的參考文獻還有3種：（一）《鄭振鐸紀念集》，該書最重要的是孫家晉（吳巖）的3篇文章；另外，唐韜、程俊英、劉哲民三人文章的部分文字，也都與抗戰時上海孤島搶救古籍的經過和後續發展，或與鄭振鐸的心路轉折有關。惟上述諸專文均未引用，包括未列入參考文獻。（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這一期是爲慶祝該館五十週年館慶的特刊，主要內容含文章和史料兩部分，前者有陳立夫、杭立武、蔣復璁和鄭肇升的文章；後者分四部分，第三部分有〈古籍蒐購與集藏〉，最重要的是把同志會的九號工作報告書、同志會給蔣復璁的兩封信和蔣復璁給教育部的簽呈，據原稿排印，長達30頁之多，這是名符其實的原始史料。這些史料和文章，均被大量引用，其中蔣、鄭二文有多處錯誤，必須加以改正，以免後人再犯錯誤。（三）趙建民「佔港日軍劫掠馮平山圖書館之始末」的課題研究，講的是保管在馮平山圖書館的中央圖書館三萬多冊古籍被日軍劫往東京，又運回上海的始末。茲將這3種文獻分別說明如下：

（一）《鄭振鐸紀念集》（簡稱《紀念集》）

《紀念集》可歸入資料性的文獻，未見諸專文引用。2008年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主要收錄鄭振鐸逝世後與他有過交往的人士撰寫的回憶文章，大部分內容來自陳福康教授編選的《回憶鄭振鐸》一書」。《紀念集》有多篇文章涉及那兩年搶救孤島古籍的祕辛，最重要的首推孫家晉以筆名吳巖發表的3篇文章，這3篇文章的內容，前文已有介紹。另外，唐韜的兩篇文章也很重要，一篇是〈西諦先生二三事〉乙文，黃炎培告訴徐森玉說鄭振鐸是共產黨，此問題在介紹《鄭振鐸年譜》一書的代序時，我已提到周恩來的不同看法，此不再贅述；另一篇〈作家需要知識〉乙文，從題名看不出內容是講唐韜在郵局上班，幫鄭振鐸將資料、書目等轉寄到香港和大後方，「半年之內，經我的手寄往內地的散葉和目錄，不下兩百五十函」，數量相當驚人。唐韜也從未過問這些資料的內容，這一部分也已在其他自問自答講過了，不再重複。此外，程俊英〈回憶鄭公二三事〉乙文，透露鄭振鐸對時局的極度不滿，包括國共內戰在內，隱隱約約覺察出鄭振鐸不會將保管在上海法寶館的古籍運往南京。最後提到劉哲民〈回憶西諦先生〉乙文，看出鄭振鐸非常反對珍貴古器物、名貴字畫的出口，他反對抗戰時爲國家民族搶救的版本圖籍出口，完全是從高度愛國主義出發。

（二）《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簡稱《館刊》）新16卷第1期

上述諸專文引用文獻次數最多者，首推《館刊》新16卷第1期，其中都集中在同志會的九號工作報告書。盧錦堂〈抗戰期間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散出古籍相關工作報告書之一考察〉乙文，即以同志會工作報告書爲基礎撰寫成文，我曾統計其引用次數，九號工作報告書共引用八十一次；其中，第三號十七次，第四號十四次，第二、五號各十次，第一號九次，第八號五次，第九號四次，第七號三次，第六號二次。當時《館刊》的主編劉顯叔先生將這一期策劃成館慶的專號，頗費心思，很有特色，可惜蔣復璁、鄭肇升二文有些誤植和不該發生的疏誤，略述如下：

1.蔣復璁〈我與中央圖書館〉

2. 鄭肇升〈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

(1)	藏書家嘉興沈氏海日樓，誤爲番禺沈氏風雨樓，有二錯。
(2)	「玄覽中區」（見圖十三），非「中區玄覽」。同時迄未見善本書有鈐蓋此印。 圖十三：「玄覽中區」方章
(3)	善本書並未全部運臺，第三批未運完，第四批204箱仍保留在中國大陸。
(4)	在香港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章，應改爲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章。
(5)	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從美國華府運臺日期是1965年，非1962年。
(6)	張壽鏞誤植爲張籌鏞；潘氏滂喜齋誤植爲旁喜齋。又，似未購得滂喜齋藏書。
(7)	鄭文說國立北平圖書館102箱善本書，「於三十一年（1942）初抵達美國」，錢存訓〈北平圖書館善本古籍運美遷臺經過〉（《東西文化交流論叢》，商務印書館，2009年）乙文，說是6月。
(8)	提普通本線裝書目索引，未提較重要的善本書目書名、人名索引。

爲避免發生不必要的錯誤，建議以後由資深的同人來寫館史。

（三）趙建民「佔港日軍劫掠馮平山圖書館之始末」的課題研究

復旦大學歷史系趙建民教授在2010年上海圖書館舉行「紀念蔣復璁先生逝世20週年座談會」發言，表示十年前曾申請一個關於中央圖書館存放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藏書，在1942年2月初被佔港日軍劫去日本，後運回上海轉存南京圖書館的課題研究。報告中發現在香港下落不明的46種269冊圖書中，已在日本發現了3種64冊。趙建民本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赴日訪問期間，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庫、京都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等單位，在那裏確實發現藏有蓋着『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見圖十四）（按「文獻保存同志會」爲中央圖書館刻兩枚藏書暗記章，外界所知不多，亦不多見。一是「希古右文」，朱文方印，鈐在卷首，見圖十五；一是「不薄今人愛古人」，白文長方印，鈐在卷末，見圖十六）。他認爲「繼續追回被日軍掠去的圖書，仍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至盼趙教授的研究報告，早日正式出版，便於研究。


圖十四：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


圖十五：「希古右文」，朱文方印，鈐在卷首


圖十六：「不薄今人愛古人」，白文長方印，鈐在卷末

【問題九】

很多人聽過《全唐詩》，知道是唐詩總集；部分人士知道是清彭定求等十人奉敕編；很少人知道《全唐詩》是在清初季振宜編《唐詩》的基礎上編成的；更少人知道季振宜《唐詩》有兩種稿本：底稿本（底本、剪貼本、百衲本）（見圖十七）和謄清本（見圖十八），都是1940年至1941年在上海的文獻保存同志會爲中央圖書館蒐購的。前者目前收藏在臺北的國家圖書館。後者卻出現在1987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第五冊，意即收藏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持這種說法的有中國大陸的冀淑英、李致忠和周勳初；在臺灣的盧錦堂和方國璇師生，則疑藏於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問題是中央圖書館蒐購的「謄清本」怎麼會「跑」到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庫？

1997年周勳初在王元化主編的《學術集林》第11輯發表〈季振宜《唐詩》的編纂與流傳〉乙文，引用李致忠給周勳初的信，說是：「一九四八年前後，由於政局急轉直下，南京政府下令中央圖書館分批將所藏精品移至臺灣，其中一批二百五十三種藏品，先運到了香港，暫放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中，沒有繼續運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英國表示承認並立即建交，於是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即將這批圖書又寄回南京。一九五九年時，江蘇省文化局將書送到北京等待處理。一九六一年，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作出決定：將其中的一百五十四種撥交北京圖書館，九十九種發還江蘇南京圖書館。原藏鄧氏羣碧樓的季振宜《全唐詩》謄清本，即其中的第一百四十七種，也就留在北京圖書館中了。」該如何看待這件事？中央圖書館第一批善本書到臺灣是1948年12月21日，李致忠函說是1948年前後就先運一批到香港，有可能這麼早就決定嗎？有公文或檔案可查嗎？這是藏書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央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之間的大事。又該如何解讀這件事呢？

箭頭下方有挖空的痕跡

圖十七：《唐詩》底稿本卷端書影（國家圖書館提供）


圖十八：《唐詩》謄清本書影（盧錦堂教授提供）

【回答】

很長的提問，主要是對李致忠所說中央圖書館購買的《唐詩》謄清本入藏北京圖書館的看法。李致忠信上對運送的時間、地點和善本書的種數說得很具體，似有掌握相關的檔案、公文和圖書清單。我有不同的解讀。根據陳福康新版《鄭振鐸年譜》和《鄭振鐸傳》二書，未發現新中國成立初期，有香港所藏中央圖書館的古籍北運南京或北京的記錄，只有1950年底，從香港北運北京的中央圖書館90種古籍的記載；另有一批是1950年初，從上海北運北京，有好幾個單位，圖書數量較多，其中有乍浦路的中央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的圖書，卻未見愛文義路覺園法寶館藏一百多箱中央圖書館的善本古籍列名其中。我認爲《唐詩》謄清本158冊就是1950年初這一批運往北京的。下文陳述我的粗淺看法。

《唐詩》謄清本目前典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毋庸置疑的。《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和冀淑英的著作，都證實有這件事。現在進一步要追問，此書何時、從何地運往北京或北圖，新中國成立前似是不可能；新中國成立後，我依據陳福康新版的《鄭振鐸年譜》，發現有兩批圖書之物，分別從上海和香港北運北京，都是在1950年，都是註明由鄭振鐸經辦，特別註明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來辦理此事，頗不尋常。一次是1950年1月26日，據《人民日報》1月29日報導：「北京圖書館上海辦事處的圖書儀器今日由上海運到北京，其中有中文善本書25箱、敦煌寫經卷子49箱、顯微照書機2箱，與中央圖書館上海辦事處國際交換圖書45箱。此外還有上海鐵琴銅劍樓名貴古書13箱，及朱啓鈐捐獻的明岐陽王的文物圖像6箱等。另有從南京運回的工程書籍81箱等。總計大小334件，已一併運到北京圖書館。」

我根據上述各單位（含個人）的箱數加以統計，得221箱；報導中說總計334件，假如一箱等於一件，則有113箱不知屬於哪幾個單位，因爲報導文字中有「等」字，表示尚有未列的機關。因此，我大膽假設，這些不列名的單位，一定有收藏中央圖書館善本古籍的法寶館，法寶館的藏書包括兩部分，一是1940年至1941年以鄭振鐸爲主搶救的善本古籍；另一部分是1947年2月10日從日本運回上海的一百多箱中央圖書館善本古籍，抵達碼頭後，有數百種被鄭振鐸「祕密轉移」「集中保存在上海愛文義路覺園的法寶館」（按有引號之文字系摘自謝辰生〈紀念鄭振鐸先生誕辰一百週年──《鄭振鐸文博文集》代前言〉乙文）。法寶館的藏書，原來就有「成百箱」、「上百箱」（吳巖〈憶西諦先生〉），加上由日運回來未運南京部分，兩批加起來，約有一百多箱，與上述113箱頗爲吻合。

就時間點來說，在1950年1月下旬寄書北運，也是很合理的。1949年12月8日，董必武任華東工作團團長，南下接收由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軍管會接管的前國民政府中央各機關的圖書、檔案、資財運到北京，鄭振鐸任該團文教組組長。12月10日抵南京，12日抵上海。負責保管法寶館鑰匙的孫家晉（筆名吳巖）一定會很快交出鑰匙，不敢拖延。孫家晉撰〈覺園〉乙文，說：「直到董老率領的『中央工作團』在四九年冬天到達上海，我才正式把『法寶館』的鑰匙交了出去。說也湊巧，『工作團』文教組的負責人正好是鄭西諦先生。他一見面就憤憤地說道：『真是可惡！南京方面後來用潛水艇把最珍貴的文物圖書裝到臺灣去了，其中就有我們整理過的書。──幸虧我們後來整理好了也不運了。』」除了法寶館的藏書外，鄭振鐸一定會同時聯絡上述幾個單位備妥運輸工具，準備啓運北上。

經過一個月，即看到1月20日《馬衡日記》載：「得兆鵬書，知北運文物一千五百箱，廿四或廿五日裝車啓運。」隔了六日（26日）就北運了，又隔了一日（27日），鄭振鐸即北上，29日抵北京，圖書文物也是同日抵達。當天鄭振鐸即訪葉聖陶、宋雲彬等人「談笑盡歡而去」（《宋雲彬日記》）；《日記》2月7日又記鄭振鐸、老舍、俞平伯在葉聖陶家，「飲酒談笑甚歡」； 《日記》2月18日又記鄭振鐸、曹禺夫婦、趙萬里等在宋雲彬家「共飲紹興酒盡七斤，振鐸猶呼『熱酒熱酒』」。這種種跡象，我直覺北運圖書其中一定有法寶館的中央圖書館善本古籍，《唐詩》謄清本可能就在這一批北運的藏書中。1940年2月2日鄭振鐸知道羣碧樓有《唐詩》謄清本，他在日記上說：「如能得此，可證斷三百年前的一重公案（按即《全唐詩》是抄襲《唐詩》謄清本）。惟恐所求太奢，不易應付耳。」如今，盼望十年的珍籍未運到臺灣，其興奮但並不意外。此事讓人聯想起1938年，鄭振鐸買到《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時，說：「簡直比攻下了一個名城，得到了一個國家還要得意。」他把書捧回家來，「把帽子和大衣都丟了，還不知道。至今還不知是丟在車上呢，還是丟在孫（伯淵）家。」我想鄭振鐸作爲一個愛國藏書家，能爲國家搶救到《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和法寶館藏的善本古籍，應該是一生最光榮的兩件事。這一部書和法寶館的藏書，後來都入藏北京圖書館。

另一次圖書北運是1950年9月23日，鄭振鐸和葉恭綽聯名致函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要求將中央圖書館寄存在該館的古籍，和李寶棠（堂）由上海帶到香港的部分保存在馬季明家中（按部分寄到重慶中央圖書館，部分失蹤），一起寄到北京。這批書只有3箱90種，於1950年11月4日寄出，1951年1月16日文化部致函陳君葆收到這批書。《陳君葆日記》載同年3月2日陳館長收到公文。這批書有書單，如加以公佈，即知有無《唐詩》謄清本在內。如北京圖書館的《唐詩》無「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章，也有可能是在香港寄北京這一批中，但是我覺得可能性不大。李致忠信上說新中國成立後，陳君葆將這些古籍運到南京，這是不太可能的事，陳君葆與鄭振鐸是舊識，又是同年齡，陳也知道鄭振鐸當時的身分是文物局長，主管圖書館業務，事先會徵詢鄭振鐸的意見，是寄回南京或北京。事實上，陳君葆會知道香港這一批書，蔣復璁和鄭振鐸都會關心，都會主動來催討。1951年5月1日，蔣復璁冒雨找陳君葆詢問中央圖書館寄存在馮平山圖書館的善本書，陳告訴蔣，書已運到北京。書運北京後，未能從《鄭振鐸年譜》找到類似上一次古籍從上海運到北京時，鄭振鐸有特別興奮的記載，原因可能與這批善本書量少、珍籍少、遇到的波折少有關。

讓我們再把兩次古籍北運的過程回顧一下，會發現鄭振鐸對於北運的時間安排很緊湊，實際行動前後只有一年多。上海方面，從1949年12月中旬到1950年1月底；香港方面，只有三個月就處理好了。

【問題十】

我也查過《鄭振鐸年譜》，書上並無「法寶館」藏書從上海北運北京的記載，我強調的是沒有「法寶館」三個字，憑什麼說有法寶館的藏書？至於李致忠所說的古籍253種，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先運回南京，1959年再北運北京，歷時十年，新政府辦事效率會那麼差嗎？李信上說古籍種數有253種、154種，又有第99種、第147種，都是具體的數字，讓人覺得李先生疑握有圖書清單和相關檔案，此事又如何解讀？

【回答】

提問可歸納爲兩點：第一，沒錯，《年譜》書上未見「法寶館」三個字，但是陳福康着《鄭振鐸傳》新版有提到「法寶館」藏書整理好了，也不寄到中央圖書館，「後來全部入藏於北圖」（頁495）。第二，就目前我所看到《年譜》的記載，只有兩次北運記錄，假設李致忠所說253種古籍都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章，我懷疑這是從日本運回，在上海碼頭被祕密轉移到法寶館的那一批書，只是種數與謝辰生的說法有落差。2011年網路上還有謝辰生的新聞，甚盼謝先生能與李致忠先生來一次對談，釐清和還原真相。此問題困擾我多時，暫時如此答覆。

【問題十一】

文獻保存同志會有幾位決策階層的成員，幾篇專文說法不一，有的說包括蔣復璁和葉恭綽，有的說沒有張元濟和張鳳舉。這個問題已說明過。其實，基層工作人員，像負責寄信者、古籍整理、編目和保管人員，也很重要。可否用較少的篇幅和文字，列出這些工作人員的姓名，爲這段歷史留下記錄。

【回答】

基層工作人員分開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上海部分，沈文提到二人：郭晴湖和施韻秋。沈文說1940年2月至6月，鄭振鐸先後請到郭晴湖、施韻秋二先生。事實上，1940年4月30日，鄭振鐸致函張壽鏞，說「施韻秋當於明日（5月1日）起至敝處編目」，同年5月1日再函張壽鏞，說郭晴湖「明日（5月2日）可來此上班」，意即2、3、4月，兩人未在「同志會」上班。第三個工作人員是沈志堅。1941年6月24日，鄭振鐸致函張壽鏞，說「昨與何（炳鬆）先生商定，擬加聘商務（印書館）編輯員沈志堅君（頃已離商務）幫助編目，沈君與我同事多年，人極可靠，慎妥幹練，兼而有之，實一人材也」。他們的工作，有點收、登錄、編目、分類、裝箱、保管等。施韻秋曾任嘉業堂藏書樓主任，還要負責與藏書家的交涉事宜。由於他曾促成買成嘉業堂藏書有功，拿過佣金5千元，這是一筆鉅款。

另外，還有一重量級人物是唐韜，他是鄭振鐸1949年2月離開上海前一天（25日）所見的一個人，且是單獨見面。當時他在郵局工作，鄭振鐸通過他將購書、印書的有關郵件寄到重慶及香港，以避免敵僞的檢查。「但唐韜當時並不知道鄭振鐸爲國家購書之事」。（見新版《鄭振鐸年譜》上冊，頁400，1941年5月22日）據新版《鄭振鐸年譜》所載，自1941年5月22日至12月15日，鄭振鐸致唐韜信，有32通之多，可見其交往之密切。唐韜〈悼西諦〉乙文，也說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每隔一個時期就要到鄭振鐸住處轉一次，看是否有書翰文件，要逃過駐在郵局裏日本特務的檢查，由唐韜轉發到外埠去。（見《鄭振鐸紀念集》，頁67）唐韜〈作家需要知識〉乙文，又說：「他（鄭振鐸）購入的書目，印行的史料，分成散頁，封入函套，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起，由我設法躲過日本駐郵局檢查的耳目，陸續寄往內地。或徑寄，或由香港轉遞。根據現在能夠查到的材料：十月六次，共四十函，十一月十一次，共六十一函。半年之內，經我的手寄往內地的散葉和目錄，不下兩百五十函。其中哪些是書目，哪些是叢書散葉，甚至連印的什麼叢書，我也沒問過，一點都說不上來。記得叢書種類很多。」（《鄭振鐸紀念集》，頁339）12月2日鄭振鐸致函唐韜，說「茲奉上致內地函5件，便中懇即發寄爲感！」12月4日，又函說「茲又奉上二函（致渝、港各一），便中代爲發寄爲感！」12月共7函。他們的友誼維持二十年之久，劉哲民編的鄭振鐸書信集，還收有鄭振鐸1959年遇難前一年（1958）11月18日在蘇聯列寧格勒寫給唐韜的信。

至於抗戰勝利後，工作人員又換另一批人，即孫家晉、徐微、王以中。後二人工作時間很短，最重要的人物是孫家晉，他在1945年9月底（一說10月上旬）即加入覺園法寶館整理抗戰期間「同志會」替中央圖書館搶救的善本古籍。有一段時期在中央圖書館工作，《國立中央圖書館六十年大事記（初稿）：民國22年－民國81年》兩次出現過他的名字。1950年至1955年在文化部文物局上班，局長就是鄭振鐸；1955年5月轉到上海工作，1989年退休。曾用筆名「吳巖」，寫3篇談法寶館有近百箱中央圖書館善本古籍未運到南京的大事（3篇文章都收在《鄭振鐸紀念集》），這些古籍後被接收。知道此事內情的，除鄭振鐸外，還有徐森玉，我想這是蔣復璁萬萬沒有想到的事。

至於香港部分的工作人員，蘇精〈抗戰時期祕密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和盧錦堂〈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二文所講的情形，完全相同，表示同一來源，都是引用中央圖書館未公佈的原始檔案，只是盧文有註明資料出處。蘇、盧二文都是說由上海寄往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的郵包，必須改裝在王雲五代訂製的木箱，箱內襯鉛皮，外圍鐵帶。工序是郵包拆封、覈對、登錄、裝箱。後來爲將來便於辨識起見，重新打開裝畢的木箱，加蓋藏書章。至於工作人員，蘇、盧二文都說分成兩組，葉恭綽的族妹和堂弟爲一組，陳垣的長媳及一位郭先生爲一組，均未交待名字。所不同的是，盧文（2003）寫得較詳細，如說這項工作葉恭綽僅擔任指揮，「凡對外接洽及打包、過秤等事，都由徐森玉來辦；徐森玉還曾將各郵包排比號碼（按僅嘉業堂藏書就有257件。見1941年6月2日鄭振鐸致張壽鏞函），發現重出者、短缺者數處，頗覺束手無策」。盧文（2003）又說，朱文方印藏書章刻的字是「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就我所知，此章一直未放在特藏組，而是由祕書室保管，聽說最近已移交給特藏組。凡是由日本運回的一百多箱藏書，書上都有蓋這顆藏書章。北京圖書館收藏多少中央圖書館由日本運回的藏書，辨識方法就是看書上有沒有蓋這個藏書章。

【問題十二】

有中央圖書館同人的專文說蒐購善本古籍的工作，張元濟未參與，因張曾聲明「不與於辦事之列」。央圖前館長蔣復璁撰寫的近10篇文章中，有專文，有非專文，提及此事，大部分漏提張元濟；央圖同人在館慶五十週年特刊中及國圖最近出版專書中提及此事，均漏張元濟；館外人士，則持不同的看法。你是央圖退休同人，如何看這件事？

【回答】

央圖同人的專文指蘇精〈抗戰時期祕密蒐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上海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後來因爲張元濟並未參與實際工作，而由暨南大學的文學院長鄭振鐸（西諦）加入。」我想蘇文是根據1940年2月4日鄭振鐸致張壽鏞函中有「弟（張元濟）前聲明不與於辦事之列」。蔣復璁的近10篇文章，包括專文〈一剎那中的決定〉和〈涉險陷區訪「書」記〉（未收在《珍帚齋文集》），非專文〈我與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創辦的經過與未來的展望〉、〈我與中國的圖書館事業〉、〈重印玄覽堂叢書初集後序〉、〈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序〉、〈國立中央圖書館宋本圖錄序〉、《蔣復璁口述回憶錄》（黃克武撰）等，文中大部分只提到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和暨南大學校長何炳鬆二人，只有二文提到張元濟。央圖同人鄭肇升在《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16卷第1期〈國立中央圖書館五十年〉乙長文中說「請何炳鬆與張籌（壽）鏞等先生在上海負責辦理採購事宜」。央圖專書，指《國家圖書館七十年記事》「上海委請暨南大學何炳鬆校長與光華大學張壽鏞校長主持收購善本圖書（後轉由鄭西諦辦理）」。

館外人士持不同意見的有：

蔣復璁祕密來滬的消息被日僞特務偵悉。他離滬去香港，背後多了一條『尾巴』。可敵人並未搞清蔣復璁來滬的意圖，『文獻保存同志會』大規模的收書工作已悄悄開始。

鄭振鐸陪同張元濟到孫伯淵那裏閱看蘇州劉氏玉海堂藏書，決定悉數購下。

不久，鄭振鐸又送來孫伯淵所標鄧氏羣碧樓各書價格，經張元濟鑑定決定也悉數購下。

張元濟赴港很祕密，除董事會幾位董事外，外人只有鄭振鐸知道。文獻保存同志會借用覺園法寶館房屋作書庫，最近法寶館要收回書庫，另辦孤兒院。鄭振鐸請張去港與葉恭綽商議，請葉出面疏通，希望法寶館將房屋繼續讓同志會作書庫用。經過幾天緊張準備，1940年5月18日，張元濟登上荷蘭芝沙旦號輪赴香港。」

按，此書亦有錯誤之處，如徐森玉帶了80種502冊國寶級善本書到重慶，作者卻誤爲八百多部，五千多冊。（頁368）

以上列舉四種說法，說明張有實際參與古籍搶救工作，惟舉證不夠多，是其缺點。

我完全贊同館外人士的看法，並且認爲張元濟在文獻保存同志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對中央圖書館忽略張元濟的貢獻，不敢苟同。我試從鄭振鐸致張壽鏞的270通信中，逐一閱讀，發現自1940年2月4日起，至1941年5月20日止，共一年四個月，鄭振鐸致函張壽鏞，約192通，其中有40通提到張元濟，平均每四到五通信提到張元濟，頻率是很高的。除四、五通提到張元濟因病住院開刀二次外，都觸及實際參與同志會的購書行動。茲將書信內容歸納爲14點，縷述如下：

其他雖未見諸文字，但就張元濟與鐵琴銅劍樓主人關係之密切，瞿鳳起售書給同志會，與愛國心有關，亦與張之交情有關。又，同志會多位成員，包括編目人員，都在張元濟領導的商務印書館服務過。包括鄭振鐸主編《小說月報》，何炳鬆主編《教育雜誌》，幫忙在香港匯款到上海的當時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還有參與編目的沈志堅是「商務」資深員工。可以說「同志會」的團隊，大部分是出身於「商務」的夥伴。所以，在工作上，易於溝通、合作。可見菊老不但有直接實際參與，也有間接從旁協助、關心。

【問題十三】

聽說你編單篇論文題目時，一天下來常抄200篇左右，經驗累積產生一種自然法則：空洞的篇名，內容一定空洞。你覺得這9篇專文的題名如何？

【回答】

我已多年不編二次文獻。退休後到圖書館借書，會順便翻翻圖書館雜誌，發現流行一些抽象式的題名，覺得很好奇，再翻翻內容，感覺有點虛幻，不切實際。惟這幾篇專文的題名都很具體、明確，都能概括文章的內容。我只有兩點小意見。

文章的命名很重要，除上述要注意具體、確切外，還要便於編制題錄、目錄、索引和關鍵詞。

【問題十四】

請問最後一個問題，屬於較敏感的話題，假設職掌是管理一個機關的舊檔案，是否可在檔案未公佈或出版以前，就將自己研究檔案的心得或成果發表在刊物上。

【回答】

恕我不答覆這個問題。我只是盼望、期待圖書館對於這批遷臺逾六十載的全部檔案能早日整理和出版。可優先公佈1940年至1941年搶救古籍這段期間的相關檔案文獻（黃寬重館長任內曾舉辦「1940-1941中央圖書館蒐購古籍檔案展」），事實上，已有部分檔案已刊登在海峽兩岸的期刊。如：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至第九號工作報告書及有關公文書信，已刊登1983年的《中央圖書館館刊》（劉顯叔先生主編）。臺北大學研究生方國璇的碩士論文，也將九號工作報告書列爲附錄，網路上都可列印。鄭振鐸給蔣復璁的信，約有70通左右，較重要的26通，在2001年和2002年，已刊登中國國家圖書館印行的《文獻》，尚有四十多通即可分批刊登臺灣的《國家圖書館館刊》。檔案不公開，一定會影響研究工作，這是很淺顯的道理。這一點我預備當作結論之一來講，如今在這裏交待過。結論就不再提此事了。

結論

上述諸專文或研究鄭振鐸的著述文字，個別的特點和缺失，已分別在正文述及，結論不再重複。

本文最後提出四點結論，其中一點可視爲餘論：1.總結和歸納上述著述文字的共同缺點；2.試以人物爲中心，選出三位互相之間關係密切並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論斷其功與過；3.提出後續的課題研究方向；4.呼籲行文慎用「全部」、「全數」，「種」、「部」的用語，算是餘論。

茲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點，總結上述諸專文的著述文字，統計其引文、註釋和參考文獻，發現一共同現象，即在展開研究工作之前，在文獻蒐集方面，不論原始史料，或一般文獻，均不夠周延，不夠全面。舉例來說，主要是未引用或參考鄭振鐸的日記，陳福康的著作（如《鄭振鐸年譜》），孫家晉（吳巖）的3篇回憶文章，以及謝辰生的一篇文章和百科全書的一個條目。同時，在利用上述文獻史料時，未互相比較研究，包括原始史料之間的比較，一般文獻之間的比較，陳福康著作新舊版的比較，原始史料和一般文獻的比較。只要認真加以比較，就會發現一些疑問。如據鄭振鐸抗戰勝利後的日記，蔣復璁常到上海來，兩人經常見面，卻未見日記有二人到法寶館（保管中央圖書館善本古籍的地方）的記錄。未見日記載有鄭振鐸向蔣復璁報告法寶館藏書整理的進度，何時可全部運往南京等。又據孫家晉的回憶錄，提到徐森玉、錢鍾書等人到過法寶館，惟獨未見蔣復璁到法寶館的記錄。這些事，令人覺得其中必有蹊蹺，必有不可告人的祕密。果然，後來這些善本古籍，有不少被接收了。

蔣復璁的著作裏，未見有「法寶館」三個字，疑與此事（法寶館未運到南京的善本古籍，1949年以後被接收）有關。又，由日運回的一百多箱善本古籍，有幾篇專文說全數運回南京。1947年9月23日「國立中央圖書館復員以來工作述要」，表列由日運回的善本古籍有34, 970冊，此數字與在日本所造的清冊完全吻合。負責押運這批古籍運回上海的王世襄，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當文物局長，王世襄當面問起這批書。鄭振鐸說，新中國成立前夕，政府從京滬撤退時，又被運往臺灣了。（見王世襄《錦灰不成堆：王世襄自選集》，頁77）這種答覆可說拐彎抹角，一點也不直爽。他不敢說都運到南京了，後來又被運往臺灣了。鄭氏的談話，也露出破綻，表示上海也有藏書，非全部運往南京。謝辰生的文章說，這批善本古籍抵達上海後，有幾百種（另乙文說一大批珍貴圖書）被祕密轉移到法寶館。謝辰生本人到上海碼頭迎接這批古籍，他的文章應該是較可靠的。前述中央圖書館的「工作述要」，表列冊數下附註「待登錄」三字，表示冊數可能是根據圖書清冊抄的，尚未逐冊覈對，未有點收者的簽名。同時，中央圖書館似未見有這107箱善本古籍何時運到南京的檔案。

上舉二例，透過文獻史料的比對、考證和抽絲剝繭，不難找到真相和答案。

第二點，試從這次搶救古籍行動中，找出三位相互之間關係密切，並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論斷其功與過。這三位人物是鄭振鐸、徐森玉和蔣復璁。先列舉幾件事，證實我上述的看法。

在鄭振鐸的日記中，出現的人名，次數最多的是徐森玉和蔣復璁。唐韜〈西諦先生二三事〉乙文，說：「以後我在廟弄（按，指鄭振鐸住家）經常遇見徐森玉老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事無鉅細，他（按，指徐森玉）的確是同西諦商量的。」（見《鄭振鐸紀念集》，頁421）。1945年10月6日，鄭振鐸請客，蔣復璁是不速之客。1949年2月26日，鄭振鐸在香港寫信給上海的顧廷龍，說：「玄覽堂三集事盼兄鼎力主持，如不能續印下去，則僅此四十冊亦可成書，乞商之慰堂兄（按，指蔣復璁）爲荷。」此表示，一直到1949年2月底，鄭、蔣二人仍有聯繫。至於蔣復璁與徐森玉，也是關係密切，1940年12月，蔣復璁請徐森玉從重慶到上海協助鄭振鐸搶購古籍，蔣復璁的文章也提到中央圖書館遷臺的善本書是由徐森玉選定的，對徐森玉不能來臺，有點惋惜。

這三位有一共同點，都是一生奉獻給國家的文化事業，並做出偉大的、卓著的貢獻。如今要論斷其功過，內心至感痛苦，何況蔣館長是我上大學時教我目錄學和版本學兩門課的老師，他教的目錄學是真正的目錄學，不是教目錄學史。

先談鄭振鐸。從1939年底倡議搶救善本古籍，到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戰爭爆發止，對搶救陷區古籍付出最大心血的第一人是鄭振鐸，這兩年的收穫也好，成果也好，在圖書館史上、圖書史上、藏書史上，都是空前的。詳情上述諸專文和陳福康的相關著作都提到了，細節也可以從鄭振鐸給張壽鏞和蔣復璁的三百多通信中，和文獻保存同志會給蔣復璁的九號工作報告書，找到具體的證明。另外，鄭振鐸還精選明代珍貴史籍編爲三集《玄覽堂叢書》，予以傳佈，又是另一貢獻。不過，受政府委託，後來又被聘爲中央圖書館編纂，將搶救的部分善本古籍，有意留在上海法寶館，不寄往南京，後來被接收。新中國成立後，立即當上文化部文物局局長，並南下處理法寶館的藏書。在蔣復璁早期的著述，提到搶救善本古籍的事，都不提鄭振鐸的名字，是有原因的，晚年的著述文字或回憶錄，就有提鄭振鐸了。我想對一個人的評價，功與過還是可以分開的。不過，近幾年國家圖書館的同人撰文或館方的出版品，談到這段歷史，引太多正面或片面有利於鄭振鐸的說法，隻字不評搶救的善本古籍，鄭振鐸有意不運往南京的事實，這是有欠公允的。

再說徐森玉。他在1940年12月，由重慶抵上海，參與鄭振鐸的搶救古籍工作，曾先後參加海日樓、嘉業堂、合肥李氏書、張元濟藏書、寶禮堂（未成交）善本古籍的鑑定。1941年7月攜80種善本精品到香港，後輾轉寄到重慶。抵重慶後，仍繼續參與購書決策。如1941年10月4日，徐森玉發一電文給鄭振鐸說「芹貨（按，指適園藏書）決購，款即全匯」，可見其扮演的重要角色。他是戰後最早從後方到上海瞭解戰時搶購的善本古籍的第一人。從這一刻開始，徐、鄭的交往日趨密切。由後來諸多重大事件都是徐森玉主動出面處理，如告訴鄭振鐸從日本運回善本古籍抵達上海碼頭的時間，告訴孫家晉說鄭振鐸已離開上海，往香港轉赴北平，帶地下組織所派黨員到孫家晉辦公地點，瞭解法寶館的情況等。1950年6月11日鄭振鐸給唐韜信上說：「他（指徐森玉）是一個『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後的決定」（見劉哲民、陳政文編《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頁315），可見鄭振鐸多麼尊重徐森玉的看法。因此，不禁令人高度懷疑法寶館部分藏書不運往南京，是否由徐森玉策劃、安排，由鄭振鐸負責執行；或由徐、鄭共同策劃，由鄭振鐸來執行。陳福康着《鄭振鐸傳》一書，曾提到徐森玉對故宮博物院文物遷臺時，動了手腳，「有意不將某些重要文物標爲一級，終於機智地保留下來一些珍品」（按，指留在中國大陸）（見該書頁430）。我個人不太能接受和認同徐老這些作法。

新中國成立以後，徐森玉曾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國務院中央文物館副館長等職。

至於蔣復璁部分，蘇精和林清芬都說坐鎮重慶，運籌帷幄。這是身爲館長責無旁貸的光榮任務。疏失方面，有識人不明和督導不周。前者，太相信鄭振鐸1946年以後的說法和作法。抗戰勝利後，鄭振鐸的政治立場已有明顯改變，這時蔣館長應立即派人將法寶館的全部藏書運回南京。由日運回的107箱善本古籍運到上海碼頭時，應派一組人去照應，並督導轉運南京，不能全權交由鄭振鐸處理。蔣館長很多事都被矇在鼓裏，都未察覺。當時錢鍾書也是中央圖書館編纂，主編西文《書林季刊》，也去過法寶館，不知爲什麼不提醒蔣復璁法寶館的事。至於說督導不周，是指善本古籍848箱擬分四批運臺，結果只運出644箱（按2010年9月《全國新書資訊月刊》說是466箱是錯的，又說蔣館長抗戰時「數度」潛入敵後，這是不可能的事）。

蔣館長在1949年2月來臺視察第一、二批後，未能回到南京繼續督導第三批未運往部分及第四批繼續運臺，而到歐洲半年，研究或考察圖書館事業。按昌彼得在〈蔣慰堂先生七十年表〉（收在《慶祝蔣復璁先生七十歲論文集》乙文，說到歐洲是代表中華民國參加第五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此有二錯， 1. 非會議代表，據《第三次中國教育年鑑》載（頁731），會議代表5人：梅貽琦（首席代表）、李書華、熊慶來、陳源、袁同禮，名單未見蔣館長；2 . 第四屆誤爲第五屆。再回頭看杭立武的做法，杭在1949年3月被任命爲教育部長，第一件事由上海飛臺灣專程看故宮、中央圖書館等單位運臺的古物古書，再回南京就職，4月22日離京到滬，5月將教育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的數百箱電教器材遷臺。可見杭、蔣兩人做法不同。再說蔣館長10月從歐洲回國，停留香港一年半後來臺的原因，《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中研院近史所，1990年）和《蔣復璁口述回憶錄》（中研院近史所，2000年）一書中昌彼得的說 ，大不相同，請讀者自行比較。

第三點，是指未來的研究課題。就目前所知這兩年搶救的善本古籍，除留在中國大陸的圖書館之外，也有收藏於香港、澳門、日本和美國。也有一些下落不明的，所以國家圖書館有必要成立一個單位，專責調查陷區搶救的善本古籍，尚有多少未運到臺灣。其主要任務有：1.調查目前留在南京圖書館有多少種陷區搶救的善本古籍。如據2012年10月南京圖書館網站，發現有《玄覽堂叢書》底本，即有15種之多（如《懷陵流寇始終錄》、《洞庭集》、《總督四鎮奏議》、 《通惠河志》、《明朝小史》、《今史》、《大明律附例》、《平奧錄》等）。2.調查由日運回前後107箱善本古籍，運抵上海碼頭後，有多少箱轉運南京，又有多少箱留在上海法寶館。3.較重要的是研究下列已確知入藏北京圖書館的原屬中央圖書館所有的藏書，何時入藏北圖：(1)上海法寶館約一百多箱。(2)中國國家圖書館李致忠先生給周勳初教授所提的253種善本古籍。(3) 2012年在南京圖書館參展的11種《玄覽堂叢書》的底本。(4)中國國家圖書館冀淑英教授所說《唐詩》謄清本158冊。4.編一份下落不明或遺失清單。5.調查兩岸以外各國收藏中央圖書館戰時搶救的古籍清單。

第四點，呼籲行文慎用「全部」、「全數」，「種」、「部」的用語，算是餘論。

「全部」、「全數」都是用於可以計算的東西，如果缺乏確切、有力的證據，不要寫買下某藏書家「全部」的藏書，或寫由日運回的古籍「全部」運回南京。又寫到購書總數，數量如有千種以上，尾數加「餘種」、「餘部」即可，如寫1,200多種、1,200多部、一千二百多種、一千二百多部。不要出現個位數，如有專文寫兩年搶救的古籍有「4,864部」，除非是用於善本書目的序文或凡例、圖書清單、根據登錄統計出來的數字。另有一小事，寫這一類的文章，要注意「種」和「部」的區別，如買到嘉業堂的抄本，有的專文寫「36種」，有的寫「36部」。有時「種」和「部」是可以通用的，大部分還是要加以區別。

附記：本文寫作期間，多承各界提供書刊資料，如盧錦堂教授指示迷津、文訊雜誌社總編輯封德屏博士、文訊雜誌社吳穎萍小姐、中央大學博士生洪楷萱小姐、中國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科普部主任吳穎文先生，提供鄭振鐸相關資料和南京圖書館的網站資料，使我足不出戶和不會操作電腦的人，可以完成此文，至深感謝。並請陳福康教授、諸專文作者、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