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極爲規矩的書版字稿


要在木板上刻出反寫的陽文(注:印刷和印章術語,指文字和圖形線條高於背境實地,印文爲“白地黑字”的形式;反之,文圖線條低於背境的印章,印出來是“黑地白字”的陰文,如2008北京奧運會的標誌《舞動的北京》),必須先寫出上版的字稿,可以正寫反貼。版稿上的字體必然受到書寫者的技藝,及社會對書法的審美觀念的影響。還在雕版印刷術未發明的抄書時代,就出現了以抄寫爲謀生手段的人羣,被後世稱爲“經生”。經生抄寫的對象,一類是書籍,再一類是宗教經文。抄書,自然要求字體易於識讀,而佛經道經更要求表現出對宗教的虔誠。


長期的職業抄寫,形成了一種“經生書”字體的風格。當代書法界在評論書法史上各個時期的藝術潮勢時,有“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姿、清人尚變”的說法。楷書正是在唐朝這個書法史上的“集大成”時期發展成爲一種成熟的書法字體,並出現了歐、虞、褚、薛、顏、柳等一批擅長楷書,同時又各有自己風格的書法名家。唐代的經生書無疑受到當時社會的書法藝術觀念的左右。而且由於經生們的社會地位低下,即使其中有書法出衆獨具一格的字體,也不像身在官場的王羲之、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字那樣,爲社會讚賞和推崇;相反,經生們爲了把自己抄寫的商品比較容易地轉換爲經濟收入,在字體上必然要追逐時尚、宗法名家;而且在抄寫的書籍篇幅裏要儘量做到字體規則劃一。


書法史裏關於“唐人尚法”的評論,可能並不包括經生書,但是,無論是唐代還是後世的經生書,其“尚法”的程度都遠遠地超過了一般的手寫字體。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裏指出:“經生書是繼承章程書(就是正書)的嫡統的,以書法而論,往往可能入品的,它們的毛病,只是寫得太多太熟,也太拘於成法。”然而,這種整齊劃一的字體,對於書籍用字來說,比其它書法字體更適用一些。當雕版書的商品生產出現時,寫版的工作自然多半由職業抄寫的經生們擔任。


在唐末和五代的戰亂之後,宋代早期的經生們(或者按照雕版印刷的行話,應叫做寫工)沒有同時代的書法名家的楷書字體可仿,自然要追仿前代的名家楷書(筆者以爲,在書法藝術的領域裏也是如此)。於是,在宋版書上,出現了尊崇了唐代書法家的字體的客觀事實。在宋代,已經有一部分刻書人着意追求雕版印刷品的品質,並且不自覺地追求着印刷書籍的文字閱讀性能。


二、宋刻書籍的精良優秀


從書籍生產的宏觀情況來看,宋初在五代離亂之後,書籍的印版遺存不多(《容齋隨筆》卷七)。至太宗淳化五年(994),距開國已有三十餘年了,經部之書如《公羊》、《榖樑》、《周禮》、《儀禮》、《孝經》、《爾雅》等書註疏猶未刊刻。直至真宗之世,因孫奭之請,方纔鏤版(《金陵遺事》)。刻書之事,真宗朝方盛。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申,真宗到國子監看視書庫,問祭酒邢昺存有多少書版,邢回答國初不及四千而今有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書版大備(《羣書考索後集》)。宋初,書籍的刊印完全由國家統治,在治平(1064)以前,猶禁民間鐫刻,直到熙寧(1068)以後,方盡馳禁令。政府開禁後,私刻、坊刻才風起雲涌,形成了宋代版刻書籍生產的高潮。


宋代官刻本有很嚴格的審校制度。凡刻書之先,須擇善本精加校勘,一書校勘畢送復勘官,復勘既畢送主制管閣官復加點校,凡書三校,慎之又慎。校勘之事屬國子監,刻書之事也屬國子監管領。因而宋代官刻的監本,無論文字的正確、刻印品質,都屬上乘,爲後世所推崇。


明代刻書,重視宋代版本的原因,其一,是宋版在明代的傳世書籍裏,已算年代早的古本。書籍的流傳,通常有年代越早,失真訛誤較小,越接近原著的看法。經過長期頻繁的戰亂,唐代的寫本、雕版書籍傳到明代的,已不可多見,宋版自然成爲年代較早的古本。其二,宋版的官刻、家刻書籍,校勘精良,足爲明代刻書者信賴。其三,宋代雕版印刷的工藝技術發展成熟,無論是繕寫字稿、雕刻和印刷、裝訂都十分講究(宋代出現了逐版印刷後的張頁採用蝴蝶裝,這比傳統的逐張首尾粘聯的卷軸制書籍更利於翻閱)。一本印刷精良的宋版書,不僅具有知識的價值,還有工藝美術的價值,到了明代又增添了文物的價值。因此,宋版書在明代一直受到藏書家們和刻書者的珍視。毛春翔先生在《古書版本常談》裏輯錄了明代人對宋版書的評價,茲摘錄於下:


1. 清•黃堯圃跋《姚少監集》裏引明•葉盛《水東日記》雲:“宋時所刻書,其匡廓、中褶、行上下,不留黑牌。……浦宗源家,有《司馬溫公傳家集》,行款皆然,又潔白厚紙印,乃知古書不惟雕鏤不苟,雖模印亦不苟也。”


2. 明•崑山張應文《清祕藏》雲:“藏書者貴宋刻,大都書寫肥瘦有則,佳者絕有歐柳筆法,紙質瑩潔,墨色青純,爲可愛爾。”


3. 明•謝肇淛《五雜俎》:“凡宋刻有肥瘦兩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疏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


4. 明•高濂《尊生八牋》:“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溼,燥無湮跡。開卷一種書香,自生異味。”


上錄諸語,可知宋本書在明人心目中的地位主貴。因而,明代刻書人自然以宋本爲刊刻的模本,形成大力翻刻宋本的風氣,連字體也一反元代和明初的趙體字,而仿刻宋書上的歐顏柳。



三、明代翻刻宋書的幾種工藝方式


明代翻刻宋書,有幾種不同程度的效仿,因而在圖書版本學裏形成了不同的版本術語。茲摘錄於下:


翻刻本——根據原版重刻印刷的書叫翻刻本。翻刻本一般仍照原來的內容、字體、版式,有的另外有序言,說明翻刻動機和經過情況。


復宋本——是按宋本書原樣不動地復刻的書,其版式和字體都依舊樣。


影刻本——影照前人刻本重新刻印,無論刻版形式、行款、字體,照樣摹寫原版刻印的書,叫影刻本。刻印精工的,可以亂真。


仿宋本——宋代刻書,寫刻字畫認真,字體遒勁可愛。迨至明清,刻書家往往摹仿宋版字體刻書,這種刻本世稱仿宋本。


當然,上述各種版本術語的定義,僅是某些版本學者的解釋,或許別的版本學者還會有不同的解釋;但這至少說明,復宋本、影刻本、仿宋本在翻刻宋版古書時效仿的程度有差別。


清末民初的葉德輝在其版本學著作《書林清話》裏多次提到明代弘治嘉靖年間的仿宋刻和影寫刻,但葉氏所著書沒有圖證,不能予讀者具體的形象。1940年代初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採用了影印圖片和介紹文字,清楚地表示出了復宋本和仿宋本的不同形貌。限於網絡論文不能上傳圖片,把潘、顧兩位先生對仿刊宋本和復刊宋版的解說摘錄如下:


對於某明版書《太玄經》:“漢成都揚雄 撰,晉範望解贊。明嘉靖萬玉堂仿刊宋本。……按此書版心下有萬玉堂三字,集中宋諱缺筆,知所出爲宋本明刻,以此本爲最善。萬曆時有復刻本,不逮此本之精。”筆者從書影圖片裏看到,該《太玄經》的版刻楷書字體已經沒有毛筆字的風味了,筆畫硬直,無起末頓勢。


對於某明版書《孔叢子》:“明覆刊宋本。……按此書遇宋帝字樣皆提行,蓋源出於宋本。審其體式,當爲正德嘉靖間所雕也。”此明版書,字體明顯地帶着毛筆楷書的風格。


此外,筆者在前北京圖書館文津街古藉部見到《中國版刻圖錄》,蘇州袁耿在嘉靖十四年刊刻《世說新語》,該書的正文采用了宋體字,而該書的跋採用楷書,而跋文之後的牌記則用了行書體刻“嘉趣堂”。這表明,袁氏刻書時,已有意識地用印刷體作正文用字。


1991-11,筆者利用出差機會,到江蘇揚州的廣陵古藉刻印社(解放後,國家把江蘇地區還存世的古書雕版集中起來,成立廣陵古藉刻印社,成爲古藉修復和刻印的基地),瞭解版刻工藝。當時的副經理劉向東先生向筆者解釋了明代翻刻宋書的工藝。所謂復宋本,是把宋版書原頁直接用作新刻本的上版字稿,完全按宋版的格式和字體筆畫刻版。這種刻本的擬宋程度最高,也不用新寫版稿,翻刻宋書來得最快;但是,這要毀掉一部珍貴的宋版書原本。爲了保存宋書原本,採用搨摩的方式複製下宋本書頁作爲新刻本的版稿,這就是影刻宋本的緣由。搨摩影宋,得把每一個字先用細線條勾勒出筆畫的邊界,再將筆畫填實,雖然仿真程度很高,但是寫版速度非常漫,雕版速度也漫。爲了快刻,於是出現了字形大致仿照宋書,筆畫卻隨雕刻刀法方便而橫平豎直,用三角形筆鋒裝飾代替楷書體的頓筆風格的字體變異,這就是仿宋本。

可見,是仿宋本書上的字體,得名爲仿宋字或宋體字。在宋體字的名稱尚未流傳開之前,還曾叫過“膚廓字”、“匠體字”等名字。後來,仿照宋體字的筆畫裝飾風格又出現了一種橫畫和豎畫粗細一致的字體,因爲是仿照的前者,於是把後者叫仿宋字而把前者叫老宋字。其實,仿宋字可以說和老宋字是同時出現的。在用老宋字刻書的雙行夾註,就是橫豎均勻的字體;但是,註文用字沒有正文用字那樣爲大家所注意。從漢字演變史和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都是先有了新的字體,然後纔會有新字體的名字;漢字印刷字體的形成和取名,也是如此。


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則把這種成形於明朝年間的字體叫作明朝體。


四、古人對於宋體字的美學評價


清初蒲松齡《聊齋筆記•捲上》稱:“隆萬時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刊本有宋體字,蓋昉於此。” 錢大庸《明文在•凡例》雲:“古書俱系能書之士各隨其字體書之,無有所謂宋字也。明季始有書工,專寫膚廓字樣,謂之宋體。”宋體字的叫法,已有三四百年了。


對於宋體字,歷來就有貶和褒兩種截然不同的評論。


不喜歡這種字體的藏書家、版本學家和讀書人,把它斥爲“匠體字”,甚至貶責得無以復加:“自正德嘉靖以降……,字體一變而爲橫輕直重,頗類顏體字,其氣派於嘉靖本又全不相似;天啓崇禎,字體又一變而爲狹長的橫輕直重的字樣,氣派更小。刻書雖是小事,亦足見其國勢日蹇,漸趨衰亡的樣子。”甚至,連當代有名的中國印刷技術史專家張秀民先生也認爲宋體字是“呆板不靈的方塊字”。


但是,宋體字能在社會上不斷擴大應用範圍,必然是受到了更多的人的喜愛。明朝《狀元圖考•凡例》就認爲“字貴宋體,取其端揩莊嚴,可垂永久”。


五、宋體字能在版刻書上作爲主要應用字體的原因


第一,印刷宋體字易於雕刻。採用名家的字體寫版的書,固然珍貴,但要求寫字刻字精工細作,否則很容易失去名家字體的風味,東施效顰,其價值反而一落千丈。宋體字是一種機械圖案式的字體,寫和刻都不存在字形失真的問題,這就允許刻工按照自己最方便的雕刻刀法去生成字形,而且宋體字筆畫的佈局和筆形裝飾都便於走刀。


第二,宋體字利於印刷。木質的印版在印量過大時會有版面缺損,最嚴重的當數掉筆畫。手寫字體的雕刻,筆畫的彎曲遊走往往會留下許多細微刀傷,成爲印版損壞的隱患。宋體字的筆畫平直,刻刀隨筆形轉彎的比率,比手寫字體小得多;再加上宋體字的豎畫有意識地粗壯,,使得印版壽命提高。再者明代萬曆以降,書坊逐利,用黑煤粉代替墨汁印書 ,筆畫粗壯的宋體字容易着墨。


第三,宋體字利於閱讀。宋版書上存在着肥體和瘦體兩種字體風格。肥體筆畫粗壯,相應地筆畫間空隙較小,再加上結字寬大,字與欄線間的空隙也小,給人一種版面密密麻麻、黑乎乎一片的感覺。瘦體清爽悅目,但筆畫太細導致印版壽命較短。而宋體字利用了漢字橫筆畫多於豎筆畫的特點,將筆畫較少的豎筆加粗,而橫畫細一些,綜合地解決了筆畫間隔、字與欄線的間隔、筆畫寬度與印版壽命的關係、筆畫寬度與着墨不均勻程度的關係等一系列印刷工藝和閱讀適性的問題。因而,最終發展成爲印刷字體的主要形式。


第四,宋體字的出現符合了人們求新的審美觀念,有越來越多的刻本採用這種新穎的字體。明•嘉靖三十五年無錫顧氏書坊採用宋體字印書,就乾脆把書坊的名字稱作“奇字齋”。



六、八九百年的時間間隔


當追溯雕版印刷術與漢字印刷體這段歷史時,就會吃驚地看到,從雕版印書明確記載的唐代貞觀年間(636)到明代開始形成印刷體的正德(1506-1521)嘉靖年,前後竟有八九百年的時間。筆者認爲,形成這一歷史現象的原因既有工藝方面的,也有觀念形態方面的。茲分述如下:


第一,印刷是一種複製技術,在雕版印刷的早期自然只能象抄書那樣,以當時實在存在的手寫本和手寫字體作爲複製的母本。


第二,在雕版印刷的工藝流程裏,首先由擅長書寫的寫工在紙上寫成版稿,反貼到板坯上,再由刻工雕刻成版。寫工的書寫受到書法習慣和行業習慣的影響;也受到不同時期對字體審美觀念的影響,不同時期和不同的刻書地域崇尚不同的書法名家字體。這種對於手寫


字體的審美和崇尚,卻又不自覺地套用到並非手寫的雕版印刷品上面。所以宋元的版刻書上先後流行了歐顏柳趙字體。


第三,印版的雕刻,是沿着文字筆畫的外廓下刀,並剔除筆畫以外的空白,最後形成反體的陽文版面。刻字的刀序和當時搨摩複製的膚廓字筆序很相似,這種筆法爲後來出現的膚廓字樣提供了工藝基礎。明初流行的洪武體膚廓字形橫平豎直,既不需要重金禮聘書法名家寫字稿,又便於寫出尺寸很大的字,用在職官銜牌、燈籠標識、神主牌位以至地界勒石等場合。但是,要將這種膚廓字從牌匾上移植到書籍裏,這是跨行業的技術轉移。而在古代中國,不同行業間的認識差距和行業習慣差別卻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突破(筆者對此也深有體會。筆者幾次想把1967年就見到的天津一種人力三輪車的傳動系統介紹到西安,但西安總喜歡自己習慣了的東西)。這種隔行如隔山的觀念妨礙了不同行業間的技術效仿和技術轉移,延緩了膚廓字形的印刷字體在版刻書上的出現。


第四,隨着歷史的進展,社會對書籍的需求愈益增加,促進了明代商業化印刷和商品書籍的發展。也促使了雕版印刷術自身不斷髮展,內部分工也更精細、更專門化。明代中葉善寫膚廓字樣的專門技工在印書行業裏的出現,對印刷字體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後世穩定持續地使用,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專業的寫工隊伍和專業的刻書字體,相伴相生地出現在中國的文字史、書籍史和印刷技術史上。科技的發展,人才是關鍵因素,而人才的涌現和培養,則仰賴於文化理念的薰陶、仰賴於社會環境。


上述的第一、第二、第三種因素,是使雕版書上的字體長期停留在手寫體形態的原因。第三第四種因素則是版刻字體向着印刷體方向演變的原因。通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到,傳統的觀念會使人們不自覺地用同一種標準去衡量不同性質的事物,特別是新生事物;或者按照同一種思維方式去考慮和處理不同的問題。以至印刷術發明和應用了很長時間,字體卻仍停留在手寫字體範圍內徘徊。但是,科學技術是一種先進的生產力,它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在印刷領域裏頑強地表現出來。這就最終地產生了適合於雕刻的印刷字體,併產生了新的評價印刷字體的審美觀念。


七、題外話——筆者的遺憾


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印刷字體的出現和發展,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筆者多年來契而不捨地探討這個問題。


但是,這種關於文字演變史、技術發展史、書籍版本史的探討論文,不能爲筆者供職的印刷研究所馬上轉變出具體的經濟收入效益。於是,筆者的探討,在專職的研究所裏也只能放在業餘,只能是一種“業餘愛好”。


筆者尋找版刻書籍的史料,只能從專家學者們的論著裏去間接獲得。當然,首先要感謝這些專家學者的辛勤勞作,他們的學術成果爲社會,包括爲筆者提供了學術營養。他們的學術活動把館藏的古藉再一次轉化成了社會的文化活力和文化財富增值。筆者由自身社會地位決定的研究條件,不可能接觸筆者渴望見到的古版善本書籍,更惶論“大量查閱”這四個寫出來非常簡單的字;故爾筆者對自己論文的初步結論,有受到資料限制而“底氣不足”的自我感覺;但是,筆者確信,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對頭的、研究方法也是對頭的,研究的初步結果也是能經受住社會實踐和時間的考驗。筆者萬分羨慕象張秀民先生那樣,能在國家圖書館(因而也還能到其它圖書館)的館藏文獻裏,查閱了大量的資料文獻後得出的確切結論。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筆者魂牽夢繞的聖地……


參考資料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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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賀聖鼐、賴彥於. 《近代中國印刷史》[J]. 《中國印刷年鑑•1982-83》[C]重刊,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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