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沅珉／政治工作者

近日法务部执行署各地分署积极清查酒驾罚锾缴纳情形，根据统计，花东地区有将近2千人积欠酒驾罚锾、金额高达1亿元，虽然「酒驾零容忍」的社会共识喊得震天价响、刑责不断加重，花东地区仍然严重的酒驾问题，戳破「台北看天下」的迷思，也破灭严刑峻法的幻想。

酒驾犯罪样态千万种，开百万名车、彻夜饮酒狂欢、肇事致死还怒骂员警的个案特别受到媒体关注，也是引起舆论愤怒的主因，但实际数据显示，无论是取缔件数、事故数，机车才是酒驾案件大宗，数量将近小客车的两倍，其中不乏欠缺酒精知识而饮用药酒的劳工族群、毫无犯意的宿醉酒驾、罹患酒瘾的病患，处理这类的个案如果无法权衡变通，而仅是一律重罚，不仅不公平，还会衍伸更多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

例如花莲分署赖姓执行官承办的其中一件案子，林姓义务人不仅是低收入户，还罹患肝病、心脏病和高血压，靠著打零工根本无法负荷偿还计划，名下的不动产近日就会被查封。虽然新闻中未提及林男的犯罪事由，但笔者担心的是，原本就贫病交迫的林男失去住所后，不仅积欠的罚锾更不可能如期缴纳，有没有可能造成偷拐抢骗、露宿街头等其他社会问题？更不要说如果林男罹患酒瘾，政府有没有办法定期追踪戒治疗程？

笔者绝非主张贫困者酒驾不用受罚，而是如果法律条文订的太死、太严苛，导致完全没有量刑的空间，也无法考量犯罪者的各种社会背景，反而是一种不正义，最终只会导致更难解的问题结构。

花东地区酒驾犯欠缴罚款的状况全台最严重，难道是因为东部居民特别天性恶劣吗？绝对不是，是因为受人民情绪主导的修法历程，完全忽视了六都与偏乡在经济资源、大众运输、社会支持各方面的悬殊落差，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重罚，本质上就是对弱势族群的歧视，应该要有人为他们发声：当地叫得到计程车或代驾吗？公车客运路线的分布足够吗？职场或家庭问题的心理压迫有求助管道吗？把先天不利而被迫成为犯罪者的民众逼到穷途末路，只是解决人，并不会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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