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李朝重視佛教，但以儒術治國，君主好讖緯祥瑞，臣民僧俗皆投入其中。李仁宗以唐朝爲榜樣開科舉，以明經博學爲主，一方面填補了熙寧戰爭留下的人才空檔，另一方面則是解讀讖緯的需要。科舉逐漸成爲制度，成爲儒家人才培養的保障。儒家力量長於政事，又以讖緯的方式與佛教在神祕領域抗衡，在李朝的國家政治生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

越南在10世紀自主建國後，政治級別由原來的地方政權上升爲國家政權，但制度典章的完備尚有一個發展階段。丁朝（968-980）和前黎朝（981-1009）制度疏略，尚在草創之中；李朝（1009-1225）國祚長久，制度文教臻於完備，是越南歷史的穩定和發展階段。李朝在建國之初以佛教爲國教，崇法敬僧，但李朝君主又以儒術治國，建立了完備的儒家治政體系。儒家力量雖沒有佛教勢盛，但在李朝政治體系中仍佔有重要地位，李朝尤其重視讖緯，儒士多緣讖緯以進階。在儒士的推動下以及解讀讖緯的需要，李朝效仿唐朝制度，開設科舉，儒家力量由此逐漸發展、壯大，逐漸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更加巨大的作用。

李朝繼承了先秦以來的政治思想，雖然崇奉佛教，但儒家的治政能力和理念在李朝得到了高度的認可，故以儒術施之於內政和周邊國家的交往。

李朝太祖李公蘊允文允武，兒時成長於六祖寺，受教於僧萬行，獲取政權之後，大建佛寺，以萬行爲國師。李公蘊和平奪權，下令將都城從華閭（在今寧平省）遷至大羅城（在今河內市）。爲何遷都，《大越史記全書》記載：“帝以華閭城湫隘，不足爲帝王居，欲遷之”，但丁朝和前黎朝定都華閭逾六十年，爲何此時“湫隘”，而丁、黎兩朝不以爲意？當是李公蘊和平奪權，爲了破壞丁氏和前黎的統治勢力，直接遷都，另起基礎。李公蘊遷都升龍的同時，對華閭城進行了大規模的破壞，並將拆下的大量建築構件和物料搬遷至河內，重新使用。《遷都詔》中明確了幾個觀點：（一）遷都之舉乃效法商之盤庚、周之成王，爲國爲民；（二）丁黎二家乃徇己私，忽天命，不遵商周聖王之跡，導致國祚短促，百姓耗損，爲國家計，必須遷都；（三）盤庚遷殷，成王營成周，皆“以其圖大宅中”，即居天下之中，故能國祚綿長；（四）大羅城“宅天地區域之中”，“遍覽越邦，斯爲勝地。誠四方輻輳之要會，爲萬世京師之上都”，得商周遷都之旨，故遷於此。

李公蘊在此給自己創建的政權賦予了清晰的政治文化定位：居天地之中，法聖賢之治。這並非安南原創的政治文化，而是對中華文化進行的自我創造，生髮於彼，而自立於此。李朝治政尚忠孝仁義，即從李太祖始。李朝皇帝倡導的君臣之道，君臣共守，並不只是虛文。1028年，李公蘊駕崩，太子奉詔即位，東征、翊聖、武德三王欲謀反，被太子李佛瑪發覺：

因謂左右曰：“我於兄弟無所毫負，今三王行不義，忘先帝之遺命，欲圖大位，卿等以爲何如？”內侍李仁義曰：“兄之與弟，內可以協謀，外可以禦侮。今三王反，以爲兄弟乎？以爲仇讎乎？願許臣等一戰，以決勝負。”太子曰：“吾恥先帝未殯，骨肉相殘，寧不爲萬世笑耶？”仁義曰：“臣聞務遠圖者忘近功，存公道者割私愛，此唐太宗、周公旦出不得已之奉。今殿下以唐太、周公爲務遠圖，存公道耶？抑爲貪近功，溺私愛耶？殿下能循唐太、周公之遺蹟，則後世之人，將頌歌功德之不暇，何暇笑哉？”又曰：“先帝以殿下善足以繼志，才足以濟事，故以天下付託殿下。今賊逼宮門，而隱忍如此，其如先帝付託何？”太子默然良久······曰：“吾豈不知唐太、周公之所爲若是乎。吾欲掩晦其罪惡，使自退伏，以全吾骨肉爲上耳。”

面對兄弟反叛帶來的道德困境，李太宗猶豫良久，難以決定。內侍李仁義對於仁義、忠孝也有很深入的理解，以周公誅管蔡、唐太宗擊殺李建成勸諭李太宗，最終促使李太宗下定決心，攻滅叛王。李太宗以不見三王，盡付平叛事於臣子的方式來應對。最後大將黎奉曉呼喊“武德王等覬覦神器，蔑視嗣君，上忘先帝之恩，下背臣子之義”，更是直接體現了對儒家之道的號召，斬叛王平亂。李太宗君臣對儒家聖賢倡導的君臣之義、父子之道非常清楚，並且熟稔前代史籍典故。由此可見，儘管李公蘊大建佛寺以籠絡僧侶勢力，但在他統治時期已經確立了儒家治政的主體，故而李太宗君臣能夠在極度危險之時以儒術化解危機。李太宗平叛之後，緊接着又以神靈的名義，繼續鞏固儒家的忠義之道：

封銅鼓山神以王爵，立廟時祭，仍行盟禮。先是，三王叛前一日，帝夢見稱銅鼓山神語帝，以武德、東征、翊聖三王作亂，速調兵討之。及覺，即令警備，果驗。至是，詔有司立廟於大羅城右，伴聖壽寺後，以是月二十五日於廟中築壇、張旗幟、整隊伍，懸劍戟於神位前，讀誓書曰：“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神明殛之。”羣臣自東門入，過神位歃血，每歲以爲常。

築壇、誓書、歃血，對神靈盟誓，皆是先秦時的古禮。吳晗先生對“盟”和“誓”的形式作了詳細的闡述，並且指出其背景始終沒有超出神和鬼的超人威權。李朝君臣的歃血盟由銅鼓山神見證，因銅鼓山神夢語帝三王將叛，爲正義之神。李太宗爲皇帝，封銅鼓山神爲王爵，顯示銅鼓山神受其封敕。誓文以忠、孝銓衡臣子，顯然是希望以此爲制約。銅鼓盟誓應該對李朝臣子相當有效，因而“每歲以爲常”。李太宗時代忠孝已經成爲儒家的思想標誌，以盟誓推動，又促進了儒術的發展。李太宗又耕籍田勸農，以爲國本：

天成五年（1032），夏四月朔，帝幸杜洞江信鄉耕籍田，農人獻夏田禾，一莖九穗。詔改其田曰應天。

通瑞五年（1038），春二月，帝幸布海口，耕籍田，命有司除地築壇。帝親祠神農畢，執耒欲行躬耕禮。左右或止之曰：“此農夫事耳，陛下焉用此爲。”帝曰：“朕不躬耕，則無以供粢盛，又無以率天下。”於是耕三推而止。三月還京師。

乾符有道四年（1042），春三月，帝幸哥覽海口，耕籍田，還京師。

吳士連評價曰：

太宗復古禮，躬耕籍田，率天下，上以供宗廟，下以畜萬民，治效臻於富庶也。宜哉。

李太宗三耕籍田，且在不同地點，爲天下做出勸農表率。銅鼓盟誓在太宗即位當年，耕籍田則在四年之後，李太宗以古禮確立李朝的道德和政事基礎，在神靈和民事之中，李太宗全力推行儒術，奠定了李朝的儒術治政之道。李朝後世君主也多能體會儒家之道，1127年李仁宗卒，召太尉劉慶覃受遺詔。李仁宗強調“予既寡德”“重予過天下”，幸祖宗保佑，得以“皇天孚佑，四海無虞”，太子即位，“仰爾臣庶，一心弼亮”。死後，“喪則三日釋服”，葬制依照漢文帝儉約而行。李朝崇佛，黎嵩論李仁宗：“鑄龜田鍾，而陷僧尼之簧惑，此其失也”，但李仁宗並未在佛教之中問性命生死。李仁宗的遺詔，與漢魏唐宋有爲之君遺詔相近，對自己將逝、對嗣位之君、對輔弼臣子都有道德和政治的要求，是聖賢治道的體現。

李朝君臣仍以儒術施於對外關係。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李仁宗知曉“宋王安石秉政，上言以爲我國爲占城所破，餘衆不滿萬人，可計取之。宋命沈起、劉彛知桂州，潛起蠻峒兵，繕舟船，習水戰，禁州縣不與我國貿易”，遂先發制人，“命李常傑、宗亶領兵十餘萬擊之”，李常傑攻破欽州、廉州，屠邕州，擄掠而去。[14]這是安南在自主建國之後，第一次主動迎戰中國，具有重大的意義。[15]《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

時交趾所破城邑，即爲露布揭之衢路，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國者，官吏容受庇匿，我遣使訴於桂管，不報，又遣使泛海訴於廣州，亦不報，故我帥兵追捕亡叛者。又言桂管點閱峒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

李燾將安南露布的主要內容記在宋朝討伐安南詔書之後，解釋因安南露布言及青苗等法，故王安石親自制詔以回擊。越南已故著名學者陳文玾教授從成書於陳朝的《越甸幽靈集》中找出一篇安南於此役的露布，認爲是李常傑所作，名《伐宋露布文》：

天生蒸民，君德則睦；君民之道，務在養民。今聞宋主昏庸，不循聖範，聽安石貪邪之計，作青苗助役之科，使百姓膏脂凃地，而資其肥己之謀。蓋萬民資賦於天，忽落那要離之毒，在上固宜可憫，從前切莫須言。本職奉國王命，指道北行，欲清妖孽之波濤，有分土無分民之意。要掃腥穢之污濁，歌堯天享舜日之佳期。我今出兵，固將拯濟，檄文到日，用廣聞知。切自思量，莫懷震怖。

露布文辭極爲巧妙，征伐之由在“宋主昏庸”、“安石貪邪”，荼毒百姓。至於安南爲何能夠征討宋朝，李常傑指出“有分土無分民”，“天生蒸民，君德則睦；君民之道，務在養民”，宋朝君臣不恤人民，“作青苗助役之科，使百姓膏脂凃地，而資其肥己之謀”，故安南得以興兵，李常傑奉安南國王之命，掃清妖孽，再創堯天舜日。安南在這次的主動挑戰中並未完全跨出已定的皇帝——國王朝貢模式之外，雖然在露布中稱宋神宗爲“宋主”而非皇帝，仍稱己方爲“國王”，而非“大越國皇帝”。在露布中，李常傑並未強調“中夏”與“蠻夷”，而是以聖賢之道爲範，強調本國同樣擁有“弔民伐罪”的權利，此足以顯示其在面對宋朝時擁有幾乎平等的文化自信。

在李朝國家政治生活中，儒家治道及儒術擁有巨大的優勢，君臣共守，儘管沒有特別著名的儒臣和儒家學者，但君主多能以儒家治國，故能傳國九世，享二百一十六年國運。

李朝時期的龍，出土於河內升龍皇城遺址

讖緯是儒家的神祕主義派系，多以自然或神異現象附會政治人事，有一套繁複的理論，在兩漢極爲興盛，唐代逐漸衰微。讖緯在丁、前黎、李三朝的建政過程中屢次出現，李朝尤好祥瑞，儒家以讖緯這樣另類的形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讖緯與丁、黎、李三朝建政

《大越史記全書》記載丁部領幼年之事：“爲兒童時，與羣童牧牛於野。羣童自知識量不及，相與推爲衆長。凡遊戲必率衆，交手爲乘輿捧之，及以蘆花左右引之，象天子儀仗”，成人後與叔父征戰：“時帝年幼，兵勢未振，因奔北。過譚家娘灣橋，橋折，陷於淖。叔欲刺之，見二黃龍擁之，懼而退。”965年吳昌文死後，丁部領掃平羣雄，號萬勝王，968年定都建國，稱“大勝明皇帝”。

丁氏僅丁部領、丁璇兩位君主，隨即被大將黎桓取代，黎桓封丁璇爲衛王，並娶丁璇之母爲五位皇后之一，號“大勝明皇后”，後來的黎龍鋌尊號曰“開天應運聖文神武則天崇道大勝明光孝皇帝”，很可能就是丁璇的異母弟。丁部領早期的讖緯氣息已很濃厚，是一貫的帝王未顯要之時的記述方式。丁黎換代較爲平穩，黎桓接收了丁朝的大部分力量，因此丁部領的神靈之事亦得以流傳。黎朝與丁朝關係很深，978年丁部領立少子項郎爲太子，引起長子南越王丁璉不滿，遂在979年殺弱弟，丁部領、丁璉父子旋即又爲杜釋所殺。丁氏父子之死疑團重重，但從前至後均充滿着濃重的讖緯氣息：

冬十月，秪候內人杜釋弒帝於宮庭。定國公阮匐等誅之。先是釋爲桐關吏，夜臥橋上，忽流星入口，釋以爲休徵，遂萌弒心。至是乘帝夜宴，醉臥庭中，遂殺之，害及南越王璉。

秪候內人爲宮廷近侍，史記杜釋因流星入口而殺丁氏父子，可見丁氏朝廷中有濃重的神祕主義氣息，以致宮廷之人亦莫名相信。然而史書記載丁氏父子之死，早有讖緯預兆顯示：

太平五年（974）得讖文曰：“杜釋弒丁丁，黎家出聖明，競頭多宏兒，道路絕人行。十二稱大王，十惡無一善，十八子登仙，計都二十天。”人以爲天數自定雲。

至此杜釋弒君，“人以爲天數自定雲”，但讖文將弒君者的姓名顯示得如此清楚，卻太過奇異。讖文當然可以在事後僞造並進行宣傳，但讖緯的神祕力量在越南王朝歷史中首次得到了展示。丁氏父子死後，大將黎桓等擁立丁璇爲帝。宋太宗聽聞交阯生變，太平興國五年（980）遣軍討伐，黎桓乘機黃袍加身，丁璇禪讓，登基爲帝，並擊敗宋軍，黎朝政權逐漸穩固。《大越史記全書》記載黎桓：“母鄧氏初懷娠，夢腹中生蓮花，俄而結實，取之分與人，而己獨不食，及覺，莫察其故”，鄧氏見豐好異常，示人曰：“此兒長成，恐吾不及享其祿”，後數年母亡；黎桓長成爲本州島黎觀察所重，“冬寒，帝覆舂而臥。是夜祥光盈室，觀察潛往觀之，乃黃龍擁其上也，由是愈器之”。黎桓生有祥異，長成之後則黃龍擁其上，此即天命有定，黃龍再現，與丁部領略同。987年，“春，帝初耕籍田於隊山，得金一小甕。又耕蟠海山，得銀一小甕。因名之曰金銀田” ，帝王春季耕田乃是勸農之禮，黎桓耕田得金銀，實寓有國家興盛之意。

黎桓一生征戰，北敗宋軍，南攻佔城，平定各路勢力，分封諸子爲王領兵，武將特色鮮明，於1005年去世，隨後諸子爭立，三子黎龍鉞戰敗東城王、中國王、開明王三位兄弟，但即位三天又爲黎龍鋌所殺，黎龍鋌淫虐非常，即位四年暴卒。隨後，大校李公蘊即位稱帝。黎龍鋌在位之時，關於李公蘊登基的讖緯已現：

先是，古法州延蘊鄉木棉樹震，鄉人詳認震跡有文曰：樹根杳杳，木表青青，禾刀木落，十八子成，東阿入地，木異再生，震宮見日，兌宮隱星，六七年間，天下太平。僧萬行私自評曰：“樹根杳杳，根者本也，本猶君也。杳夭音同，當作夭。木表青青，表者末也，末猶臣也。青菁聲相近，青當作菁，盛也。禾刀木，黎字也。十八子，李字也。東阿者，陳氏也。入地者，北人入寇也。木異再生者，黎氏再生也。震宮見日者，震東方也，見出也，曰猶天子也。兌宮隱星者，兌西方也，隱猶沒也，星猶庶人也。此言君夭臣盛，黎落李成，東方出天子，西方沒庶人，經六七年間，而天下平矣。”乃謂李公蘊曰：“近者臣睹符讖之異，知李氏壯盛，而興業必矣。······”

僧侶解讖，丁朝已有先例：

初，帝微時，嘗漁於膠水江，綱得大圭，觸船頭闕其角。是夜投膠水寺宿，藏圭於魚筥底，待明出市賣魚。時帝方熟睡，其筥有異光，寺僧起問故，帝言乃以圭示之。僧嘆曰：“吾子他日富貴不可言，但恨福不長耳。”

此時佛寺成爲文化傳播的中心，僧侶不僅精修佛學，也學習儒家符讖預言之術，進而參與到政治活動中。李公蘊少時曾從僧萬行遊學於六祖寺，涉獵經史，慷慨有大志。丁部領曾賜僧統吳真流爲匡越大師，黎桓亦崇奉匡越大師吳真流和法師順，可以想見當時佛教勢力之盛。但此次僧萬行以佛教僧侶解釋讖文，以符讖參與到黎李換代之中，是佛教勢力首次明確介入政治勢力的角逐，以佛教和讖文相結合，更見威力。“公蘊懼語泄，遣其兄將萬行匿於蕉山，然亦以此自負，始萌覬覦神器之心，而人亦附焉。臥朝嘗食五廉，果得李核，感於讖語，陰求李氏族誅之，而公蘊在左右，終不之覺。”萬行解讖之後，臥朝王黎龍鋌即食得李核應讖，“感於讖語”，很可能是黎氏朝中也有解讖之人，故而陰求李氏誅之。

後又有祗侯內人陶甘沐窺得李公蘊心思，謂公蘊曰：“國人皆謂李姓大興，圖讖己見，此不可掩之禍也，轉禍爲福，期在旦夕，此天授人應之時，親衛尚何疑哉。”公蘊曰：”吾明公意，與萬行無異，誠如此言，計將安出？”[30]祗侯內人爲宮中侍者，杜釋以流星入口殺丁氏父子，陶甘沐以圖讖勸李公蘊“天授人應”，黎龍鋌“感於讖語”，丁黎定都華閭，朝中讖緯氣息極爲濃厚。在精密謀劃之後，李公蘊即天子位，建立李朝。

（二）李朝崇祥瑞

1009年黎龍鋌暴卒，李公蘊在陶甘沐等人的策劃下，“共扶公蘊升正殿，立爲天子即位”，以和平方式獲取政權，羣臣上尊號曰：“奉天至理應運自在聖明龍見睿文英武崇仁廣孝天下太平欽明光宅章明萬邦顯應符感威震藩蠻睿謀神助聖治則天道政皇帝”，其中正有“顯應符感”。

丁黎禪讓換代，自968年至1009年，國都華閭四十年間未有大變，李公蘊和平奪權後，爲了擺脫丁黎勢力，決定將國都從華閭遷到大羅城。1010年，“帝自華閭城徙都於京府大羅城，暫泊城下，黃龍見於御舟，因改其城曰升龍城”，[32]此後祥瑞屢現。1012年，“十二月，東南峯磐石上有神蹟，長廣各三尺，深一寸”，“上廄有白馬，凡駕將發，必先嘶嗚。命之曰白龍神馬。”祥瑞之物，上古即有，聖人亦不避之，故而史家對此亦津津樂道：

帝親征演州。還至汴灣，會天地晦冥，風雷震怒，焚香吿天曰：“自以菲德，沗居民上，慄慄危懼，若將陷於深淵，非敢自恃兵威，妄行征伐。特以演州之人，不遵厥化，逞行昏暴，殘忍小民，罪惡貫盈，於今不容不討。至於兵刅交攻之際，或枉傷忠孝，或誤害賢良，致使皇天震怒，以彰其過，雖遭傾隕，亦無憾焉。其在六軍，罪猶可贖，惟簡在上帝之心。”言訖，風雷帖息。

李公蘊的做派完全以上古聖賢爲榜樣，故而蒼天可鑑，風雷息隱。儒士、史臣吳士連對此很是認可：

湯遇旱熯之災，以六事自責，而雨隨下。帝遭風雷之變，以攻代自責，而風隨止。天人交感之機，影響甚速。孰謂冥冥之中，不曰監在我，而敢欺天乎。

李公蘊去世，佛瑪即位，是爲太宗。“帝之生也，時長安府有民家，牛居然自換其角，其民以爲不祥，憂之。有善佔者過其家，笑曰：‘此乃改新之象，子何預焉。’民憂遂解。” 李公蘊曾命太子爲元帥攻打占城，“大軍渡海抵龍鼻山。黃龍見於帝舟，帝獨自負”；之後，“帝以所御衣賜南帝觀道士陳慧隆。是夜光徹觀內。慧隆驚起視之，乃黃龍見於衣架也。此皆天之所命，至是，並符之”。李太宗以符瑞稱帝，故多以符瑞定國事。

李太宗即位當年，兄弟開國王反叛，太宗前往平定。“五月六日，神人見跡於萬歲寺。羣臣上言曰：‘太子天下之本，本立則天下安。願陛下早擇賢嗣，正位東宮，以慰天下之望。’從之，冊皇子日尊爲東宮太子。” 立太子本是國家大事，但太宗君臣皆以符瑞論之，可見李朝讖緯風氣之盛。

天成二年（1029），“神人見跡於勝嚴寺”，“龍見於乾元殿基”，[41]“驩州獻麒麟”。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民衆臣子開始配合製造祥瑞。天成五年（1032），“雷公觀前釋迦寺優曇樹開花”，“夏四月朔，帝幸杜洞江信鄉耕籍田，農人獻夏田禾，一莖九穗。詔改其田曰應天”，李太宗耕田勸農即有農人獻祥瑞。符瑞之事已經影響到了國家政治生活。面多符瑞的多次發生，佛教僧人亦踊躍製造佛門祥瑞。通瑞元年（1034），“時有嚴寶性、範明心二僧焚身，盡成七寶。詔以其寶留於長聖寺，供以香火。帝以其異，改元通瑞”，“六月，驩州獻一角獸，使員外郎陳應機、王文慶遣於宋”，李太宗不但深信於此，且欲與宋朝共享。佛教僧侶再接再厲，“是歲，古法州法雲寺僧休上言，寺中放光數道，尋光掘之，得一石函，內有銀函；銀函之內有金函，金函之內有琉璃瓶，瓶中有舍利。帝遣迎入禁中，觀畢還之。”

佛教於心性義理超絕其餘，製造符瑞多以佛門聖蹟來體現，故而遠非世俗人的對手。通瑞六年（1039）二月，李太宗征伐儂存福，“白魚入舟”，[47]勝利班師，這是武王伐紂時的祥瑞；“五月，廣源州屬武建洞獻生金一塊，重一百一十二兩。連縣弄石州定邊州奏本處有銀穴”。[48]面對祥瑞畢至，羣臣奏請改元：

六月，羣臣請改元曰乾符有道，及增尊號曰“金涌銀生儂平藩伏”八字。帝曰：“唐虞之世，畫象而人不犯，不戰而屈人兵，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是以星辰不悖，雷雨弗迷，鳥獸率舞，鳳凰來儀，四夷鹹賓，百蠻向化，不知何以臻歟。朕以藐躬，託於士民之上，夙興夜寐，若涉深淵，未知何道以格乎天地，何德以參乎堯舜。乃者儂寇克平，占城來附，洞產黃金，地涌白銀，意者何以致之歟？抑將有以警之歟？朕甚懼焉，何足以崇美名尊顯號。卿等議宜停罷。”羣臣固請，乃允。

李太宗仍法古聖人之治，對於羣臣的美意，初拒絕，後方同意，接受尊號，並改元。觀李太宗的言辭，顯然對儒家經典記述的聖人之治極爲精通，投其所好的羣臣亦是熟稔其事，君臣合力，將讖緯之術附會於聖人之治。對於李朝君臣的如此行徑，陳朝榜眼、國史院監修黎文休極其不滿，評論曰：

帝堯、帝舜、文王、武王皆以一字爲號，未當有增其尊號也。後世帝王，好爲誇大，乃有累至數十餘字者。然以功德稱之，未有以物件及蠻夷聮綴於其間者也。太宗乃納羣臣所上“金涌銀生儂平藩伏”八字爲號，則於誇大中，又失於麄矣。太宗不學，無以知之，而儒臣進此以諛媚其君，不可謂無罪也。

儘管李朝崇奉佛教，但佛教所長在於引導心性。儒家早期雖然沒有受到李朝的尊崇，但安南在唐代安南都護府基礎上建國，又選擇了漢字作爲制度載體，故而直接傳承了先秦以來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李太宗崇信符瑞，每以神異附會國事。讖文之外，人格化的神靈也曾出現，平定開國王叛亂之時曾有銅鼓山神夢中相告，都護府疑獄不能決則有黎朝太尉範巨倆顯靈。製造讖緯、配合君主以符合神異，實爲漢代儒生的長項。儒家在治政方面確有長處，故能以政事和讖緯獲得世俗政治權利，並以讖緯在朝政中佔據主導地位，同時在神祕領域與佛教分庭抗禮。儘管李聖宗在1070年方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陪像等，四時奉祀，1075年李仁宗“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但在此之前，李朝君臣習儒術者當不在少數。

平定儂存福之後，又有“白雀集於禁庭”，傾倒的石柱“忽然復正”，“黃龍見於帝所御舟”[56]。崇興大寶五年（1053）“有云不雨，黃龍見於端明閣，羣臣稱賀，惟僧法語曰：飛龍在天，今乃下見，不祥也”，次年李太宗駕崩。

李聖宗33歲即位，耳濡目染之下，1057年，“遣使遺異獸於宋，曰麟。司馬光曰：‘使是真麟，非時自至，不以爲瑞。若僞，爲遠方之笑。願厚賜遣還。’”宋朝的拒絕並未打消李聖宗對符瑞的熱情，1061年，“羅順州獻白象”，1062年，“嘉林郡獻六眸三足龜” ，1068年，“真登州獻白象二，因此改元天貺寶象元年”。

李仁宗即位，祥瑞屢見，“白雀集於禁庭”，“諒州獻白象”，“甘露降”，“阮遠獻六足龜，背上有圖書” ，“黎全義獻五色龜” ，“神龍降於梅” 。會祥大慶元年（1110），“春，有婦人獻鳳雛，具五色九苞”，“徐文通獻白虎、白馬生距、檳榔一本十一莖”，“秋八月，占城獻白象”。會祥大慶八年（1117）祥瑞屢現，臻於極致：

是月，守太堂人獻白鹿。

甘蔗甲人獻玄鹿。

三月丙辰，帝幸章山，慶成萬豐成善寶塔。有黃龍見。

夏五月，員外郎吳紹獻夏田禾一莖九穗。

駙馬郎楊景通獻白鹿。

司農州首領何永祿獻赤馬生距。

岑作火頭黎兵、曹兒並獻白鹿。直邪甲人獻白獐。

黃龍見於洞靈祈禱寶臺。

占城獻金花三朵。

之後祥瑞成羣出現。1119年徵麻沙洞，“是日黃龍見，飛逐舟行，次龍水峽。成慶侯獻六眸龜，胸上有王字。”

此後因祥瑞太多，朝廷稍稍抑之。1121年，“僧王愛獻檳榔一本七莖。太師陳度上言此物不足爲瑞，罷之”，1121年“員外郎李元獻檳榔珠一顆。詔卻之。”1131年，“十二月，太平鄉阮買獻白鹿。左武捷兵杜慶獻黃色鯧䰸魚。帝以爲瑞，詔羣臣稱賀。閣門使李奉恩上言：‘彼微物爾，而陛下以爲瑞。如麟鳳之來，則陛下以爲何物。’帝善其言。”1134年，“右御龍兵火頭郭司獻蟾蜍珠，狀如魚目。帝曰：‘此微物，不足貴。’卻之。”

但風氣已成，難以抑制，李神宗時有以祥瑞得官爵者，“入內殿中李安酉獻白鹿。賜安酉爵大僚班”，“親王班李祿上言傘圓山有白鹿。帝使太尉楊英珥往捕得之。賜祿爵大僚班”，“李子克上言江底林有白鹿。帝使太尉劉慶覃往捕得之。遷子克樞密使，列明字，秩冠七樑冠。”符瑞之盛，在李朝一至於斯，獻祥瑞者，有民衆、僧侶、大臣、宗室。吳士連曰：

古大順之世，人君能體信達順，以致中和，於是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降甘露，出醴泉，產芝草，而龍鳯龜麟諸福之物，莫不畢至。仁宗之世，祥瑞一何多耶。蓋由人君所好，故人臣妄獻之也。

祥瑞之中，神龜有紋或天然生成文字，羣臣多識之，1134年，“右興武兵王玖獻六眸龜，胸上有籒文，詔諸學士及僧道辨之，成‘天書下示聖人萬歲’八字”。這顯然是僧道朝臣聯合造假，史臣吳士連對此極力批判，曰：“龜之爲靈，以其能吿兆也。然世常有之，非若龍鳳麟之罕見也。當時乃以爲瑞，而進獻之多何哉。至於胸上有文，乃黑白相間而見，羣臣辨成文字，是希旨作謟語，以爲諛媚其君耳，豈真有文字哉？故人君必謹好尚”。

李神宗傳英宗，再傳至高宗，高宗傳惠宗，惠宗無子，1224年傳位於六歲的女兒，號昭皇，1225年昭皇禪位於其夫8歲的陳日煚，由其叔父陳守度和父親陳承執政，李朝亡。史書記載：

世傳李祖初得天下，車駕回古法幸扶董鄉寺，有神人題詩寺柱曰：“一鉢功德水，隨緣化世間。光光重照燭，沒影日登山。”寺僧萬行以其詩進，李祖覧之曰：“神人之事，不可曉也。”世人傳誦，莫識所謂。及李氏終，以詩爲驗。蓋自惠宗上至太祖八代，而惠宗名旵，爲日登山沒影也。然則李氏之興天也，其亡亦天也。

李朝在讖文中建立，也在讖文中終結，但君臣好符瑞的情況，直接促進了儒術和儒家勢力的發展。儘管現在沒有更多的史料來證明，但儒家以讖緯的形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取得了對佛教的優勢應無疑問。

李朝龍的形象

李朝以佛教爲國教，但李公蘊本人和繼位的李太宗好讖緯而明儒學，繼任的君主符瑞不斷，儒術佔據了重要地位，在此情況下，儒學的制度化發展便提上了日程。《安南志略》卷十四《學校》記載：“安南立國，李氏設科舉法，三歲一選，狀元、榜眼、探花郎，爲典故，給章服、騶從，以榮其歸”。[82]然而《大越史記全書》和《大越史略》的記載差異極大，如下表：

本表據陳荊和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和校合本《大越史略》制，原書頁碼置史文之後。

何成軒《儒學南傳史》、陳文《越南科舉制度研究》均以1070年“修文廟，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爲越南儒學儒教化、孔子偶像化的開始。但孔祥林指出這段史料有誤，當時尚無四配之名，應爲後世史家追記。“四配”即顏子、孟子、曾子、子思。顏淵唐代即配享，元豐七年（1084）朝廷以孟子配享孔子，鹹淳三年（1267）子思與曾子配享孔子，“四配”在此時方纔確定。宋代並無“文廟”之名，多稱“孔子廟”。《大越史記全書》歷經幾代學者之手，最終在1697年刻板刊印，李朝歷史採編自已經失傳的黎文休《大越史記》。“文廟”和“孔子廟”或有混淆。而成書時間早於《大越史記全書》的《大越史略》則沒有記載1070年李聖宗修文廟、塑孔子和周公像之事。《大越史略》記大定十七年（1156）“起國威行宮及孔子祠”，《大越史記全書》亦記李英宗大定十七年“建孔子廟”，君主下旨祭祀，應當是立於國都升龍，若如《大越史記全書》所載1070年李聖宗已經建廟祀孔子，李英宗似乎並無必要再建，當重修纔是。結合兩書的記載，可以確定最遲在1170年李朝已經奉祀孔子。

就《大越史記全書》記載的李仁宗朝擢選人才情況而言，熙寧八年、九年、十年連續選拔人才，應該是爲了應付熙寧八年宋越戰爭產生的人才空檔。李仁宗這幾次人才選拔，真正算得上考試選拔的只有“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試吏員以書算刑律”，“試天下有文學者充翰林院官”三次。

《大越史略》雖然沒有記載李仁宗考試擢才之事，但記在即位當年（1072）選曾投詩文及僧官識文字者入職， 這與李朝重佛教的傳統更加符合。《大越史略》記載的李朝科舉已在李英宗時代，大定十一年（1150）的史事與《大越史記全書》大定十三年（1152）的記載基本相同，即包括十月殿試。李英宗能夠進行殿試，之前應該有相應的基礎，李朝的考試製度當早於英宗。

《大越史略》之後關於考試的記載，有“三教子弟”和“僧官”，即儒佛道人士皆名列其中，體現了重佛傳統。《大越史記全書》記載的李朝考試則以儒生及詩書文學爲主。二書的記載具有很大的傾向分歧。現在《大越史略》和《大越史記全書》的史源已不可考，產生這種歧異的原因亦難以察知。

綜合《大越史記全書》和《大越史略》關於李朝考試的記載，有詩賦、書算、經義等考試內容，且儒釋道同試，與唐朝科舉更加貼近，而與宋朝科舉相差甚遠。李仁宗統治之時已當宋神宗、宋哲宗時期，而自宋太祖開國以來，科舉興盛，但尤其重視進士科，並以此爲主導，李朝與宋朝交往密切，使臣來往頻繁，宋朝也多選擇文學優良、曾中進士者出使安南。李朝面對宋朝繁盛的科舉制度，卻選擇了唐代的科舉形式，尤其具有深意。

科舉自隋朝創設，經過唐代的發展，至宋代已經非常完備。安南立國在五代，李朝形勢穩定，以佛教爲國教，君臣好讖緯，要求能夠博古通經，解讀讖文，文學優長之人並不擅長此事，但自漢代即有，在唐代科舉中仍是主流的“明經”極符合李朝的需求，故而在朝臣的推動下，李仁宗“詔選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這應當是出於解讀讖緯的需求，書筭刑律既是唐代科舉的內容，也是國家政事所需，因而繼續考試開科。宋朝科舉的繁盛，應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且唐代科舉即試“文學”，故而朝臣再接再厲，推動李仁宗“試天下有文學者充翰林院官”。至此唐代科舉中的大部分，即明經、書筭刑律、文學均開始考試，越南科舉制度已經基本形成。

李朝早期好用僧侶、中官和宗室，之後考試雖然三教同舉，但儒學的發展和儒臣的培養在安南開始有了制度保障，逐漸發展下去。陳朝繼續開科舉，到陳朝末年之時，儒學大盛，名儒輩出，終於壓倒佛教勢力，取得主導地位。

在經過丁、黎短暫統治之後，李朝穩定形勢，以佛教爲國教，但李朝君主以儒術爲治國之本，李太宗尤其恢復盟誓、耕籍田的古禮，以儒家治國理念匡正君臣之道，奠定了李朝儒家統治的基礎，後世君主也多能遵守，從而使得儒學和儒術在李朝傳承不斷。李朝君主熱衷於讖緯符瑞，大臣、僧侶、民衆皆投身其中。李仁宗在朝臣的推動下開科舉，以唐代科舉爲榜樣，首試明經，再試文學，同時也填補了宋越熙寧戰爭所留下的人才空檔，也滿足瞭解讀讖緯的需要。李英宗建孔子廟，又進一步促進了儒學的發展。李朝開科舉雖未成制度規模，但濫觴已開，爲儒學的發展和儒士的培養提供了制度保障。儒學在李朝濃厚的讖緯氛圍中持續發展，既在神祕領域與佛教抗衡，又在世俗政治中分享權力，擁有很大的力量，最終推動君主開科舉，爲儒學人才的培養提供基礎。儒學在讖緯的籠罩下發展，這是李朝儒學和儒術發展的特點，也與陳朝及後世的儒學發展擁有很大的不同。

《越南研究》集刊2019年第一期 第138至160頁

知越第一期（越南歷史研究總第七十八期)

 編輯:鄧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