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醒得遲。

因爲地理位置靠西，清晨的太陽能把樹影拉得老長。八點三十分，陸佳瑜趕到市區東部的橋頭，和幾十個年輕人一起，等待去往莫高窟的通勤車。這位生於1993年的姑娘是莫高窟的講解員，她身邊的年輕人，有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者、有臨摹莫高窟壁畫的畫師、有通過數字化保護洞窟的“IT男”，還有爲壁畫“治病”的修復師。

窟區距離市區25公里，大巴花費10分鐘出城，另外的20分鐘，則行駛在戈壁灘上。瀝青公路把戈壁切成兩塊，車窗外，電線杆和裸露的白石頭偶爾閃過，其餘的，是漫無邊際的沙土。

當千篇一律的黃色被一片綠樹林打破，很快就能看到莫高窟了。在南北不足兩千米長的斷崖上，開鑿着735個洞窟，由前秦至唐繪製的神佛居於其中，被視爲“中國乃至世界現存規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藝術寶庫”。

九點鐘，車門打開，年輕人們走向洞窟、畫室、數字中心或辦公樓。

過去幾十年裏，一批批年輕人來到這片戈壁上，一邊守護千年佛窟，一邊學着與職業相處、與自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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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

來莫高窟工作之前，陸佳瑜在一個地質公園當導遊。每天站在通往景點的大巴上，給遊客講述地形地貌、名稱來由、民間傳說，日復一日。“覺得每天都很閒，不會有提升空間，也不會想未來怎樣。”陸佳瑜說。

▲莫高窟壁畫在香港展出時，陸佳瑜爲參觀者講解。受訪者供圖

生活節奏被打破，是在2016年，她看到莫高窟招聘講解員，考慮到“它背後的東西非常厚實，應該可以獲得成長”，陸佳瑜來了莫高窟。

入職是在那一年的4月5日，莫高窟的旅行旺季馬上就要來了。陸佳瑜有兩個月的培訓時間，白天聽研究者、講解員上課，晚上看書、整理自己的解說詞，凌晨3點入睡，第二天早晨6點起牀複習，然後上洞窟，練習講解。

兩個月時間看完八本書，筆記寫滿兩個A4本，陸佳瑜發現，“歷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美術的，建築的……莫高窟根本學不完，感覺自己來對了。”

不過，並非每個人都像陸佳瑜一樣主動選擇了莫高窟，另一種答案是：畢業季找工作，無心插柳地來了。

在敦煌，年輕人們把去莫高窟上班叫“上山”，去市區叫“進城”。

剛到莫高窟時，俞天秀“天天進城”。到了市區，也沒什麼事情要做，就在馬路上來來回回走。和從前的生活一樣，身邊有車和人經過，讓他覺得真實、安心。而回到山上，“走半個小時都見不到一個人，幽靜是幽靜，但是待不住。”

當時是2005年，他從蘭州交通大學畢業，聽說敦煌研究院在招人，便投了簡歷，心裏納悶：“莫高窟招計算機專業的幹嗎？”

進入數字化研究所後，他被安排住在窟區的公寓裏，樓旁是楊樹林，樹林旁是戈壁，沒什麼人，更沒有一點兒聲音。

那一年，手機是老式摩托羅拉，只有辦公的電腦享有一根網線。1981年出生的俞天秀耐不住寂寞，只能自娛自樂，去洞窟旁邊的水渠裏撈魚，去沙丘上燒烤，有時凌晨被朋友從被窩裏拽起來，天南海北地聊天。

有人曾對媒體回憶，老院長評價那些年輕人：“有的人，肚子裏憋着一股氣，晚上抱着吉他，爬到房頂，對着月亮一聲怪叫……”

和俞天秀一個部門的安慧莉2009年入職，這個學工業設計出身的姑娘，此前對莫高窟的全部認知，是八點檔電視劇開始前，那個緩緩飄落的“飛天”圖標。

剛到敦煌時，安慧莉發現整座城市只有一家超市，買了一瓶綠茶，看上去和普通的康師傅綠茶一模一樣，但商標處寫的是“小二黑”。

女生有點沮喪，覺得“待兩年，肯定要走了”。

這種想法在剛來莫高窟的年輕人中並不罕見。五湖四海的年輕人離開故鄉，在甘肅省會蘭州中轉，然後沿着河西走廊抵達敦煌。走的是馬可·波羅、玄奘走過的路，也是張大千、常書鴻走過的路，但路途上的年輕人往往顧及不上這些，只是看着窗外的山越來越禿，心裏猜測自己“肯定待不住”。

壁畫臨摹師彭文佳，學美術專業，來敦煌因爲對莫高窟藝術的嚮往。同窗同學大多去了沿海城市，那裏有更多的畫廊和工作機會。而她想要和外界聯繫，只能在每週三或者週日，乘班車去25公里外的城裏的網吧。登錄QQ，收到老同學發來的消息：“你們在敦煌是不是要騎駱駝上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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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擋掛到五擋”

2016年，兩個月的培訓結束後，陸佳瑜上崗。平均每天帶三批遊客，在1.5小時內完成8個開放洞窟的講解。最多的一次，她在一天內帶了五批遊客，中午飯拖到晚上才吃，那天的乾煸辣子雞和蒜蓉西蘭花成了在食堂吃過最好吃的菜。

今年是陸佳瑜在莫高窟從事講解工作的第三年，生活漸漸和工作融在一起。以前看《解憂雜貨鋪》，現在看《敦煌石窟藝術簡史》；以前最熟悉的作家是郭敬明公司的，現在變成了趙聲良、王惠民。有一次，大學同學在聊天時問起最近在看什麼書，陸佳瑜才突然意識到，現在幾乎不會再看其他書了，去書店都是直奔專業類的方向。

她不能忍受每次進一個洞窟都講同樣的內容，“覺得是在退步。因爲它沒有盡頭，就會讓你想要不停探索。”

每天，當陸佳瑜帶遊客在開放洞窟參觀時，另一羣人正在非開放洞窟“面壁”。

▲修復師孫軍永修復雕塑。受訪者供圖

4月16日，穿着藍色工作服的壁畫修復師們提着工具箱來到莫高窟第231窟，打開黑色鋁合金門，裏面是一道帶紗窗的木門，邁過門檻，洞窟陰冷的空氣迅速包裹皮膚。

這是中唐吐蕃統治時期營建的洞窟，南壁，繪的是觀無量壽佛經變中的樂舞圖，樂手們正在演奏箜篌、阮咸、古箏、豎笛等各種樂器，樂隊正中是反彈琵琶的伎樂天，左腳獨立，右腳擡起，藍色的舞帶飄在身側，敦煌研究院的學者稱，伎樂天雙腳拇趾蹺起似在晃動，以應節拍，這種特殊的舞技，可以看出印度舞蹈留下的影響。這些形象爲我們瞭解唐代空前發展的樂舞藝術提供了珍貴資料。

但如今，在時光的侵蝕下，樂師們的皮膚和華裳漸漸有了破損。壁畫修復師用專業術語稱爲：“起甲”，壁畫的顏料層像鱗片一樣翹起；“酥鹼”，結晶的鹽讓窟腳的地仗層變得疏鬆、脫落；“空鼓”，地仗層脫離崖壁，將會導致裂隙、壁畫脫落……

四五月份天氣回暖，利於材料黏結，壁畫修復師們對231窟的“治療”開始了。他們爬上腳手架，用毛筆除塵，用注射劑黏結，隔着一層鏡頭紙，用修復刀修復壁畫……因爲長期在壁畫前工作，年輕的修復師們玩笑式地自稱“面壁”。

▲修復師們的工具箱。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攝

這支隊伍中，80後是主力，孫軍永和喬兆廣來自河南，付磊來自玉門，還有的來自陝西、山東、安徽等等。張瑞瑞是231窟修復師中唯一的90後，也是唯一的女生，去年大學畢業後來到莫高窟工作。她學的是文物保護專業，專業對口，但依然不能立刻接觸壁畫修復工作，和每個修復師一樣，工作的前幾年，她的主要任務是幫師傅和泥、遞材料，以及站在一旁學習、提問。

去年，有機構發佈“第一份工作趨勢調查”，數據顯示：70後職場人第一份工作的平均離職時間是四年以上，80後是三年半，90後是19個月，而95後，只有7個月。但在莫高窟工作的年輕人，幾乎大部分留了下來。

曾經確信自己一定會很快離開莫高窟的人，在幾年、十幾年後，掰着手指列舉留下來的理由：工作環境單純、個人成長空間大、職業成就感強。

“天天進城”的俞天秀，前幾個月的“動搖期”過了，慢慢發現了莫高窟的魅力。他和同事的任務是在互聯網上建莫高窟，前期對洞窟壁畫和雕塑進行調研和測量，制定好數字化方案後開始圖像採集，然後經過拼接、檢查、定位糾正等後期處理，將莫高窟的影像以數字化的方式保存起來。

這是一支年輕的隊伍，成員大多以80後、90後爲主，藉助前輩的技術積澱和年輕人的創造力，至今已經完成了200多個洞窟的數字化工作。

2008年，“盛世和光——敦煌藝術大展”在北京舉辦，出自數字化研究所的展品是莫高窟第61窟的壁畫影像。近40平米的《五臺山圖》，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蹟畫，採用鳥瞰式的透視法，把五臺山全景記錄下來，從山西太原到河北鎮州的山川道路，以及旅行、送供、拜佛者，全都出現在畫面裏。

“以前我們的成果都存到檔案裏，你拼完只有你見過，其他人見都沒見。那是第一次，整面牆的內容展現在大家面前。看到確實覺得自豪：哇，這是我做的。”俞天秀說。

到如今，俞天秀已經在莫高窟待了14年，那個跑去城裏上網吧的畫師彭文佳則走過了16年，在她看來，莫高窟就像一個烏托邦，不僅有永遠汲取不完的藝術養分，還有世外桃源一樣的環境。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沒有太多誘惑，也沒有太多功利的東西，非常純粹。”

畫線稿、上色的時候，畫師們會到拷貝室工作，幾十張桌子排列整齊，大家會在休息時互相看作品，“這裏的線條有問題，那裏的顏色不太對，大家互相交流，氛圍和在美術學院時一樣。”

不是沒有誘惑，當大千世界和莫高窟這個世外桃源碰撞到一起，年輕人們也會停下來思考，分析職業，也通過職業反觀自己。

陸佳瑜的同事邊磊在莫高窟工作了12年，作爲講解員，見證了“靠嗓子吼”到“使用智能講解器”的變遷，也見證了莫高窟遊客的井噴式爆發。

他記得，有前輩講過自己的經歷：剛來的時候愛誇誇其談，聲稱要做出一番事業。當時的研究院院長段文傑在一旁聽着，不哼聲，最後說了句：“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十年後再說。”

邊磊也沒想到自己一晃在莫高窟走完了第一個十年，他說：“一擋掛到五擋，就一直往前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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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過”

春天的午後，陸佳瑜和我走在大泉河邊，西北的太陽明晃晃地照在戈壁灘上，遊客從洞窟裏出來，撐起遮陽傘。

走着走着，陸佳瑜靠過來，小聲說了句：“那位就是王惠民老師。”

不遠處的人羣裏，學者戴了一頂卡其色帽子，行色匆匆，“他們經常這樣，夾個本子就進洞窟了。”陸佳瑜說。

對年輕人而言，王惠民算是“上一輩的莫高人”。

在講解員邊磊的講述中，王惠民是在考覈時毫不留情的考官，也是平日裏毫無保留的恩師。

“王老師近些年最大的學術成果是對321窟一個經變畫的研究，我們去現場學習的時候，他的文章剛剛發表不久，但他不會建立所謂的安全區，把畫面裏的五部分內容全都直接講給我們了，毫無保留。”邊磊回憶，王惠民曾經給了他一個U盤，拋下一句“慢慢看”就離開了，邊磊把U盤打開，發現裏面全是特別珍貴的材料：王惠民去法國交流學習時帶回來的圖冊，早年伯希和拍攝的老照片，關於莫高窟的文獻資料，還有他自己的將近一百篇論文。“他希望我們不斷吸收，保持對這份職業的新鮮感。”

年輕人們也樂於講起“上上輩、上上上輩莫高人”的故事。

在莫高窟對面，是嶙峋的三危山，沿着山腳的戈壁灘一直朝南，在九層樓正對着的沙丘上，是一個墓園，安葬在那裏的，是莫高窟的第一批年輕人。

▲幾十年前來莫高窟的老一輩，有些已經辭世，按照他們的遺願，他們的骨灰被安放在莫高窟對面的沙丘上。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攝

1935年，留學法國的青年畫家常書鴻在舊書攤遇到《敦煌石窟圖錄》，回國、四處逃難，在八年後去了敦煌；1944年，重慶國立藝專國畫系學生段文傑遇到張大千的“敦煌壁畫臨摹展”，完成學業，在一年後來到莫高窟。從1947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到洞窟裏“面壁”，歐陽琳、史葦湘、李其瓊、竇佔奎……

曾經的絲路重鎮，在那時已經變成了邊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圍着，日光熾烈。因爲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臉、擦身、洗腳，用完還要留着派上其他用場；冬天睡覺前，把石頭放到竈裏燒熱，然後用毛巾包起來，抱着取暖；夜裏，爲了看守駱駝和羊羣，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獵槍防狼；天亮後，用鏡子和白紙當反光板，就這折射進洞窟的陽光臨摹壁畫、修復雕塑……

到現在，曾經的青年已經進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辭世。二十餘座黑色墓碑臥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乾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對望。

“沒有可以永久保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曾對媒體說。

現在，幫助莫高窟對抗時間的接力棒被後輩的年輕人拿起來，在不同的時代走同一條路。

剛來的時候，俞天秀覺得山裏的生活枯燥，叫上朋友去市區吃燒烤。返程時，一羣年輕人心血來潮，決定走回莫高窟。一邊嬉鬧一邊“尋寶”，從夜裏十二點走到上午十一點。

許多年後他聽聞，老前輩們當年走的就是那條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進城全靠步行，遇上急事才坐驢車或是牛車，路上還可能和狼對峙。

老一輩的莫高人沒有太多選擇，但對莫高窟的中生代而言，環境發生了大的變化：機遇像洞窟一樣密密麻麻地在眼前鋪陳開來，年輕人有了更多元的工作選擇，也有了更低成本的離開的機會。

和前輩們相比，這些年輕人身上少了歷史氣質，鮮少把“奉獻”、“一切爲了國家”掛在嘴邊，更多關注個性和自我價值的實現。講解員陸佳瑜說：“這裏工作待遇算不上優越，工作環境也不那麼舒服，願意留下來的，大多是熱愛莫高窟的。人選擇喜歡的職業，職業也在篩選適合它的人。”

入職第一年的元旦晚會上，陸佳瑜和同事們組了一個小樂隊，編排了一個唱跳類節目。晚會結束後，她正在收拾東西，樊錦詩經過，年近耄耋的老人看着陸佳瑜笑：“年輕真好啊。”

和往常一樣，樊錦詩穿着黑褲子，素色外套，笑起來彎着眼睛，皺紋從眼角和嘴角散開。陸佳瑜提出合影，樊錦詩樂呵呵地答應了。

陸佳瑜說，以前對樊錦詩的瞭解，大多通過電視和書本，以“敦煌的女兒”身份出現，樸實、偉大又崇高，在陸佳瑜心中是“至高無上的偶像”。她在帶遊客參觀陳列館時看到過樊錦詩年輕時的照片，“滿臉的膠原蛋白”，但那個元旦，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樊錦詩，“發現她也是個普通人，脊背佝僂了，腿也彎了，顯得很瘦小”。

當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輕真好”，陸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輕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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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問答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陸佳瑜：這一年最大的改變是不那麼混沌，遇到人或事會及時地自省，會更刻意地專注自己需要磨礪的地方，某個程度上說是在探索有分寸的謙卑，尊重每一個生命。

新京報：你心中新青年的標準是什麼？

陸佳瑜：對我來說“新青年”要有善良的心，健康的身體和良好的教育背景，跟學歷沒關，於我來講最好是要有向上向善的三觀再配合上強大的頭腦 （我可能有點貪心吧）。

新京報：未來，你對自己所處的行業有什麼期待？

陸佳瑜：得到該有的尊重。從我個人來講希望這份工作能被更多人正確地看待，不想被遊客當做“導遊”，因爲這根本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另外也希望從事這份工作，在這個行業的工作者能更多地反觀自己的本心，尊重行業道德。

新京報：對國家和社會有什麼樣的期待？

陸佳瑜：希望我的祖國能一直強大，一直文明，一直秉持着中國人骨子裏的善良，希望屬於莫高窟的文物能回到它們的故鄉。

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世輝

值班編輯 花木南 吾彥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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