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隨筆

19世紀的滿清政府沉湎於天朝上國、萬邦來朝的自我幻象中，對世界的大勢沒有絲毫的了解，在君主專制者及其士大夫眼中孔孟之學、商鞅馭民之術才是極其「上等」的學問，至於那些什麼世界大勢、西洋商業、工業、軍事發展一概都無了解之必要。若不是世界形勢變化波詭雲譎，恐怕滿清皇帝和士大夫們的自我幻象還要延續很長一段時間哩。但歷史終歸是不能假設的，該來的總會到來，一種先進文明與另一種落後、野蠻且殘忍的文明因航海的拓展、工業革命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興起而交鋒。

孰贏孰敗，在未交鋒之前結果就已然註定。

兩次鴉片戰爭，滿清政府大概陷入了一個開戰—戰敗—定約—毀約（滿清單方面）—再開戰—再戰敗—簽約並老實履約的境地。以中古時代的厚黑謀略去對抗近代契約之精神，並在中英雙方實力極為不對等的情況下，我們民族和國家只能為清王朝統治者的自大、虛驕、無知、愚昧和守舊埋單。直到英法聯軍進京，咸豐出逃，這時的滿清統治者和大臣們方才如夢初醒，始知唯效法西洋，才是正確的自強自救之道。於是在內有恭親王奕?、文祥，外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努力下，中國始才學習西洋文明。

中國自強運動的開始是在19世紀60年代，這一年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已過了20年。而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備受士大夫階層推崇的林則徐也在晚年悟到了滿清帝國的技不如人，主張買外國炮、外國船，翻譯外國人所辦刊物，林的這些主張在日後匯聚到了一本名叫《海圖國志》的書里，作者名叫魏源，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觀點的提出者。其實林則徐有兩個，一個是舊式士大夫的林則徐，是虎門銷煙時的林則徐，更是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圭臬的孔孟信徒，另一個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林則徐，連林則徐這樣的舊式文人也不得不喟嘆於西洋文明的精妙與強大，而諷刺的是當時國內絕大多數的士大夫們在國門洞開、割地賠款的外部強烈刺激之下依然還報守天朝上國之夢的「殘缺」不願醒來，由此可見君主專制治下的保守、迂腐、陳舊之氣之重。

但林則徐他重聲譽，他不願主動公開言及革新，這也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遺憾。假使林則徐能在虎門銷煙之後和英國人真刀真槍地干一仗（結果不言自明）的話，可能中國的自強自救運動會早幾年到來，只可惜這樣的假設它無任何意義。

滿清自強自救運動的主持者們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但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這場自強自救運動就宣告了它的徹底失敗，我們眼中蕞爾小國的日本打敗了我們，這是一個恥辱，更是自強自救運動進行不徹底、不深入的重要體現之一。

效法西洋不僅是軍事、技術、工業上的學習，更重要的是觀念、思想、制度上的學習與模仿，但當時自強運動的主持者囿於孔孟之道的藩籬，即使思想中有欲變革制度的念頭，也是斷然不敢提的，這也是他們自身歷史的局限性，但康有為、梁啟超敢想敢提敢做，百日戊戌變法運動的大幕就此徐徐拉開。

自強運動可以說是近代史上中國第一個救國方案，但它只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對西方的制度漠然置之，所以敗給了在制度上效法西洋的日本，這一點是自強運動給後世的最大借鑒之一。而康梁的百日維新欲效法英國的君主立憲，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二個救國方案，可惜的是康梁低估了滿清守舊派的力量，以一腔愛國激憤去面對頑固的守舊勢力，加之百日維新主張廢八股改用政治經濟策論取士、裁撤無用機構等措施嚴重得罪了一大批靠孔孟學說升官發財的官僚集團，外加之袁世凱的一己私慾，滿清政府唯一的和平改良轉型機會就徹底失敗了。

也是從那個時候起，很多救國志士仁人視滿清中樞為阻礙中國進步的最大阻力。

從百日維新失敗後不難看出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對統治者、統治者的代理者（官僚集團）、潛在官僚集團（孔孟教化下的應試舉子）有著極為強烈的思想桎梏，欲在厲行幾千年君主專制的土地上和平革除君主專制這一落後制度無異於痴人說夢，唯暴力始可破之。

於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軍政、訓政、憲政等理念在康梁百日革新失敗的基礎上發展、壯大，並加以實踐，各類起義、暗殺等活動絡繹不絕，猶如匕首與投槍直插滿清政府的心窩。百日維新之後歷經義和團匪亂、八國聯軍侵華、預備立憲、皇族內閣（藉機排漢）、保路運動等一系列滿清政府的花式作死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愛新覺羅家族在中華大地上的統治就划上了句號。

但如何評價辛亥革命呢？這一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依我的愚見：辛亥革命最大的意義不過是將君主專制這一極為邪惡、自私、暴力的制度終結了。因辛亥革命後，雖有議會、內閣、三權分立等一系列西方政治制度的運用，但當時的中國還未有符合建立一個現代國家所具備的條件。這一點從袁世凱就任民國臨時大總統就可見一斑。按照西方的邏輯來參照：軍隊應是國家的，而絕不是私人的，軍隊應服從於政府，而不是成為像袁世凱這類政客用以自肥的工具。袁世凱有了軍權繼而就有了政權，北洋政府里什麼類似西方制度的條條框框就成了袁一人的提線木偶。這是其一也。其二是知識分子階層面對歷史的劇變，腦袋裡還是那套三綱五常式的孔孟糟粕，而對現代化的知識則知之甚少，出於對「讀書—做官—發財」這一人生「信仰」的極度渴望，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們寄希望于軍閥林立，蓋因軍閥林立，他們做官發財的路也就多了。知識分子尚且這樣，做了幾千年順民的百姓自然不會管什麼君主專制、什麼現代化國家等這樣的宏大敘事，一個個只求能有穩定的奴隸可做，至於誰當政，如何當政那只是食物和生存之外的坊間雜談與茶餘飯後的道聽途說罷了。

這樣的知識分子和國民又有多少能看清歷史制度演進下的惡與善呢？

革除數千年君主專制之禍，終結滿清專制只是一個開始。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隊四分五裂，裂變為許許多多的小袁世凱，這些人以軍控政，致使民國初年的中國兵戈四起，生靈塗炭，這也是中國曆數千年君主專制流毒太甚的一個佐證。

接下來的歷史大家都知道的，在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這本書語句凝練，作者從中國近百年的近代史中梳理事件、提煉精華，給人一種大道至簡的感覺。在現今歷史被某種形態過度裹挾的當下，這本薄薄的史學小冊子它至少能較為客觀地還原那個時代的人和事，而不以臉譜化、一元化的方法去勾勒近代史上的波瀾壯闊。作者以簡約的筆法描繪了中國近代史的背景、歷史事件間的因果、歷史人物做出歷史抉擇的原則、邏輯，讀來有一種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的酣暢與快感。

我們讀史，一是要銘記過去所遭受的苦難，二是要反思何以過往竟會遭受如此的苦難，為日後遇到類似的問題提供解決的方式和方法，三是要學習與借鑒前人在當下仍可應運與借鑒的經驗與智慧，促使個人或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也許，告別過往填鴨式學習歷史的姿態，帶著「某事因何而起，某事如何解決，某事有何反思」的疑問去解構所學的歷史，那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有一種不可言說的妙。

中國的近代史它很沉痛，但我們也應有直面這沉痛的勇氣，為了我們能避免再遭遇這種沉痛。

蔣廷黻雖是幾十年前的「官學，」在書中第四章某處可能帶有主觀的色彩，但此書不愧為一本能泛起史學愛好者內心漣漪與思索的良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