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自 1861 年取得恭親王奕忻的擁戴以後，即以母后的身分獨攬滿族的最高領導權（當然包括軍權在內），並在「一族專政」的基礎上，掌握了清王朝的政權。依滿洲的「家法」，先後兩個少年皇帝（同治與光緒）對她這位母后都是「自稱臣子」的。「垂簾聽政」只有在翦除肅順等族內政敵和初期統治的幾年之內是有必要的。在她的絕對的權威建立起來以後，恭親王對她也只有唯命是從，無論是「垂簾」還是「撤簾」，反正她和太上皇乾隆一樣，「大事還是我辦」。到 1898 年她在權力的巔峰上已坐穩了 37 年，光緒名義上雖是皇帝，對她的權力並不構成任何威脅。但光緒擢用康有為實行變法，撼動了「一族專政」的基礎，政局便立刻發生了大動蕩。據梁啟超的敘述，經過大致如下：

皇上久欲召見康有為，而為恭親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親王薨，翁同饗謀於上，決計變法，開制度局而議其宜，選康有為任之。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下詔定國是，二十五日下詔命康有為預備召見，二十八日遂召見頤和園之仁壽殿……康所陳奏甚多。皇上曰：國事全誤於守舊諸臣之手，朕豈不知？但朕之權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勢難盡去，當奈之何？康曰：諸皇上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上然其言。此為康有為始覲皇上之事，實改革之起點。而西後與榮祿已早定密謀，於前一日下詔，定天津閱兵之舉，驅逐翁同饗，而命榮祿為北洋大臣，總統三軍，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詣後前謝恩。政變之事，亦伏於是矣。

此節敘事大體可信，但須略加分析而後其意義始顯。第一、恭親王是滿族的外朝執政首領，對「一族專政」的原則持之甚堅，故阻止光緒召見康有為。他既逝世，翁同饗、康有為等認為有機可乘，所以立即發動了變法。第二、光緒承認自己無權，可見他雖然「親政」已八九年，一切「大事」仍然一直是皇太后「辦」。第三、光緒與康有為所討論的「舊大臣」其實都是滿族親貴，因此康有為的建議中又有「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設為華族（按：即貴族），立五等之爵以處之」的構想。第四、康有為主張將變法實權給予新擢「小臣」與「才俊志士」，這當然是指那些追求變法的漢人如譚嗣同、梁啟超之流。康有為大概是效王安石故智，以祠祿奉養反對新法的大臣，另外進用贊成新法的新人。但宋神宗是擁有全權的皇帝，當時反新法的人既不是一個有組織的特殊統治集團，更不是宋王朝的唯一權力基礎。宋神宗不過是在兩派士大夫之間作出了選擇而已。現在康有為以此期之於毫無實權的光緒帝，他的希望早已註定是必將落空的。滿族親貴作為一個特殊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者本能地懂得權力的無上重要性，他們是不可能被個別擊破的。前引御史文悌曾以「保中國不保大清」責康有為。他是滿洲正黃旗人，他的言論決不僅僅代表個人，而應看作是「一族專政」的共同意識。所以在政變以後，他得到慈禧的特別賞識。

現在讓我們再談一談光緒帝及其與慈禧的個人關係。他是咸豐的□子，入繼大統時不過三歲。慈禧特別選中他，當然是為了便於自己長期「垂簾聽政」的緣故。入宮以後，他是在慈禧的積威之下成長起來的。據太監寇連材的筆記說：西後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後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輒變色雲。

梁啟超所引的這一段資料是否可靠，不敢斷定。但據另一宮廷唐冠卿述他親見光緒選後事，可與此相印證。光緒十三年（1887）慈禧為帝選後，本屬意她的□女那拉氏（即隆裕後），所以與選五人將那拉氏排在第一位。慈禧手指諸女對光緒說：「皇帝誰堪中選，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光緒說：「此大事當由皇爸爸（指慈禧）主之，子臣不能自主。」但慈禧故示大方，堅持要光緒自選，也許是要測驗他是不是能「先意承志」吧。等到光緒快要將玉如意授給另一人時， 「太后大聲曰：皇帝！並以口暗示其首列者（即慈禧□女）。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將如意授其□女焉」。

另有孟森〈記陶蘭泉談清孝欽時事二則〉一文，描寫1903年光緒在火車上侍慈禧進膳的情形，抄摘如下：太后在車中，停車進膳，皇上同桌，侍食於下，后妃立侍於後。……太后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機械之相應，想宮中無日不然，難乎其為日用飲食矣。

這是當時目擊者的證言，絕對可信。

合以上幾條記載，我們可以推斷，光緒個人的意志早已為慈禧的積威摧殘得所剩無幾了。深刻的畏懼已使他處處不敢違背慈禧的意旨。但是現代心理學告訴我們，在這種積威下長大的人，明處不敢反抗，潛意識終不免要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尋找反抗的出口。變法便恰好為光緒提供了這樣一個出口。我這樣說並不是否認光緒變法還有其它光明的動機，例如他不願做崇禎皇帝那樣的「亡國之君」，和他不願看到中國長期受外國勢力的欺壓等。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戊戌時 27 歲）是很容易為理想主義所激動的。我只是要指出，以光緒對慈禧的畏懼，最後居然敢在關係「一族專政」這樣重大問題上背叛皇太后一向所堅持的原則，不惜捨身一試，這就使我們不能不特別注意他那長期被壓抑的反抗意識了。

但是，他的反抗隱約地存在於潛意識之中，是不能直接、公開露面的。只有在關於變法的公共問題上，他才敢站在和慈禧相反的立場。因為這是「化私為公」 的間接反抗，不是個人之間的正面衝突。一落到個人的層面，在慈禧的積威前面，在滿洲皇室的「家法」或「族紀」高壓之下，他仍然只能說：「子臣不能自主。」何況他即使具有與慈禧相同的堅強性格和意志（關於這一點我們沒有足夠的數據可以判斷）也於事無濟，因為他在滿洲統治集團之內已完全陷於孤立。當時國家機器仍然操縱在滿洲權貴之手，漢人變法派的擁護和一般社會輿論的同情都對國家機器的運轉方向發生不了決定性的影響。而慈禧則是掌握著這個巨大機器的總工程師。據光緒在戊戌舊曆七月二十八日交楊銳帶出的「硃筆密諭」說，他主張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試想光緒連自保的力量都沒有，最後尚須乞援於康有為等，他怎麼可能主持變法，推行從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他只是滿洲統治階級中一個遊離出來的份子，是國家機器中脫落下來的一個零件，而康有為等最初竟誤把他當作政治權力的核心。此所以戊戌變法終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幕帶有濃厚的喜劇色彩的悲劇。

以上是我關於戊戌變法二三關鍵問題的解讀。我雖然偶而參照現代的改革經驗，但主旨僅在了解戊戌變法為什麼終於失敗。對於現代的改革，本文則無所論斷。這不是一篇有系統的史學論文，其中更不存在任何新奇的創見。充其量，我不過是用今天的語言重述百年前幾個片斷的史實而已。「外在普羅專政」或「一族專政」 雖近於杜撰，所指涉的事實則早已是當時排滿的學人所揭破了的。讓我引章炳麟〈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的一段話來說明我的論點：

今以滿洲五百萬人，監製漢族四萬萬人而有餘者，獨以腐敗之成法，愚弄之、錮塞之耳。使漢人一日開通，則滿人固不能晏處於域內。……夫所謂聖明之主者（按：此指光緒帝），亦非遠於人情者也。……藉曰其出於至公，非有滿漢畛域之見，然而新法獨不能行也。何者？滿人雖頑鈍無計，而其怵惕於漢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頑鈍愈甚，團體愈結。五百萬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漢人無民權，而滿洲有民權，且有貴族之權者也。雖無太后，而掣肘者什伯於太后，雖無榮祿，而掣肘者什伯於榮祿。……往者戊戌變政，去五寺三巡撫如拉枯，獨駐防則不敢撤。彼聖主（按：亦指光緒帝）之力，與滿洲全部之力，果孰優孰絀也。由是言之，彼其為私，則不欲變法矣；其為公，則亦不能變法矣。

章太炎在此已將「一族專政」的情勢及戊戌變法必然失敗的關鍵分析得十分透徹。本文不過是對太炎的話作了一番現代詮釋而已。

戊戌政變的消息傳到上海後的兩三天，王國維寫信給友人說：今日出，聞吾邑士人論時事者蔽罪亡人不遺餘力，實堪氣殺。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並仇視醫者，欲不死得乎？

這是說在變法失敗之後，浙江知識分子立刻痛罵康有為和梁啟超。王國維在當時也是熱心支持政治改革的人，雖然他並不贊成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所持以變法的哲學與思想。所以，他聽到許多人一夜之間態度劇變，視康、梁為罪魁禍首，深感氣憤難平。中國所謂人心、所謂輿論，往往隨形勢而轉，其不可恃如此。

三百年前，明遺民反抗滿清政權失敗之後，人心也很快地便歸順新朝了。故黃宗羲慨嘆道：「形勢、昭然者也；人心、莫測者也。其昭然者不足以制，其莫測者亦從而轉矣。」三百年後戊戌變法失敗，我們又看到了「莫測者亦從而轉」的重演。今天上距戊戌又已一個世紀，中國的人心似乎依然如故。我寫此文既竟，忍不住要套用陳寅恪的語調說：「嗚呼！通識古今世變之君子，儻亦有所感悟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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