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覺的，還是披汶自己的觀念才能在他是不是獨裁者的問題上起關鍵作用。在披汶的闡述中，他一直保有一種否定自己是獨裁者的態度，他曾聲稱「獨裁者的命運只能有三種——監獄、流放和死在任上，而我不是獨裁者，我將在解甲歸隱後像普通公民一樣自由地行走在街道上。」在戰後審判中，披汶也很自信地聲稱「像我這樣善良的人是不會成為獨裁者的……歷史會證明我的工作的價值。」，但很明顯，由於披汶獨斷和以自我為中心的性格，他在踐行一個民主的領導過程中是很失敗的：

有個小故事，就是披汶在1940年的一天，早上安排前往曼谷周邊的府訪問的行程與他愛聽的廣播時間發生了衝突，他毫不猶豫地下達總理命令，要求該電台推遲播出該節目的時間。

另一個方面，披汶有個壞的習慣，他喜歡讓內閣成員咀嚼他的想法，而不是先等閣員報道情況再發表看法。披汶這種惡習窒息了內閣討論的氣氛，讓大部分時候的內閣會議成了他的獨角戲，披汶常常直接在教育、經濟、外交、農業、內務、民生、衛生等各領域直接表達自己的指示，完全罔顧了那些部長的建議，可以說對國家基本政策上產生了消極影響。

在議會工作上，披汶也體現了這種傾向，他在1942年議會換屆期間心情惡劣(據說是和拉雅迪吵架了)，議員們一連提名了兩位議長都被披汶否決掉，披汶最後甚至以解散議會為威脅，要求議員提名一個符合他要求的議長。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作風給議員產生了一種「披汶即法律」的印象，極大的損害了泰國民主機制。

不過，即使披汶作風再專斷，我們還是得看到他恪守民主價值觀和議會權威的一面。他定期召開新聞發布會，熱心參與公共辯論和向公眾闡述自己的觀念和政策，即使他在1939年設特別法庭審判保皇黨人，也是議會2/3成員通過的結果。在許多重大策略轉變的問題上，披汶也表明了他對民主風格的青睞，他花費了大量時間去說明內閣和議會支持他的想法，而沒有一意孤行地決策。披汶還踐行了一種司法獨立的原則，法院拒絕為披汶給他的不同政見者定罪，還經常以無罪為由釋放披汶的反對者，他最後也表現出了極大的容忍，沒有拿法院的人怎麼樣。而且當有人批評他的第一個任期作風太專斷時，披汶欣然接受這種意見，他在第二個任期內恪守憲法內的原則、積極聽取內閣和議會的意見，比第一個任期改進了不少。

在披汶的做法和他自己的論述中，我想我們可以這樣描述他的民主觀念：他認為國民議會不應該是一個獨立行使自己權力的機構，議會應該給予行政機構支持和幫助，而議會半數議員由政府任命正要滿足了披汶的這一需求——披汶要求半數由他任命產生的議員應儘可能支持政府的決策，以保證政府的提案能夠隨時得到議會的通過。

披汶也同時認為，隨著他的政府對泰國人進行文明教育的發展和對義務教育的貫徹，任命產生的議員應該一步步減少，直到全部由直接選舉產生，甚至到最後，全部行政長官也應該先取得民選議員的資格。但歸根結底，他們最終還是要為行政管理的便利服務，他們在披汶眼裡只是行政部門有效管理的工具。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披汶一味哄騙議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議會之上了。

那另一半由民眾直接選舉的議員呢？他們代表著披汶心裡的人民民主原則和政黨政治理念。披汶讚賞西方的多黨政治，但他最終希望議會存在一個強大的執政黨和幾個羸弱的在野黨，這就有點像日本戰後的「55體制」，只不過日本的自民黨在這裡被替代成了人民黨或瑪蘭卡西拉自由黨。

披汶也同樣表達了對泰國人民能否正確進行自己的權利表達了質疑，事實上，當時泰國人普遍對政治漠不關心，1938年、1948年、1949年和1952年的選舉投票率沒有一次達到過40％，即使是經過長期輿論鼓吹的1957年選舉投票率也僅達到57％。所以披汶在觀念上為代行人民意志，創造出了一種政變合理性的觀念，但政變的前提是民選政府不能保障大眾權益並且不受歡迎。披汶雖然從來不介入推翻政府的政變，但很明顯，他在1947年默許了政變團推翻壞政府的政變，而在1951年，這個被推翻者換成了卓有成效的他自己主持的政府，披汶以拒絕連任內閣總理的方式表達了他對政變團的抗議。

披汶在觀念的其他方面——諸如君主觀和司法獨立觀就比較貼近現代人的觀念了，他認為一個儀式性的虛位君主和一個從制度上與其他部門分離的司法機關是衡量一個政權現代性的標準，他主政期間一直保有這兩項基本原則，反映了他對這兩項原則的肯定。

最後，我得出的結論是，出於對民主價值理解的不同，披汶採取了和我們現代人不能理解的態度對待議會和政變，這是造成我們認為他是獨裁者的一個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披汶性格和作風產生的變數——他太富有主見、太精力充沛而且過於以自我為中心和獨斷，還有就是他身為軍人對紀律的追求和過於年輕(1934年第一次成為代總理時才37歲不到)。等到披汶從一個30歲出頭的、銳意進取的改革派領?成長為年過半百的成熟政治家，他的穩健和冷靜才足以消弭性格缺陷對他主政的影響，不過也由於戰時統治作風給他貼上的獨裁標籤，想必想改變人們對他「獨裁」的刻板認識還要走的路還很長。

扯個題外話，披汶和其他長期掌權的軍事統治者不同，他雖然極力保全自己的位置，但由始至終都遠離商業活動，從來不以權謀私，不貪污，不受賄。而且，披汶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和私人慈善機構的贊助者，他常常運用自己的財富去幫助窮人上學和購買藥品。

在這個角度的最後一部分，我想談談披汶的機會主義外交。其實我覺得，這種機會主義是披汶作為男人的野心、虛榮心和對成功的渴望與國家利益交織的產物。唯一的區別是，在披汶政府的外交策略五次調整的過程中，這兩者以不同的權重影響著披汶決策，並將披汶拖入不同的困境中，迫使他追求前進的方向。

披汶在1938年贏得選舉勝利時，其實他遠不像許多人想像的那樣擁有絕對優勢的權力基礎。首先，他在法院存在著保皇黨的不同政見者，這些保皇人士與社會上的外國資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議會中自由主義的文官，也都是比里·帕儂榮的政治追隨者，而在地方事務上，那些少數族群領?，大多也是比里的政治同盟者。這種局勢顯然促使了披汶在1938年－1941年的中立政策的產生。

在這一階段中，披汶清晰地認識到避免戰爭對人民黨政府的重要作用——他的新政權急於改造過去封建時代舊有的意識形態環境，破壞保皇黨和王族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必須創造一個安定的內部環境，擴建和改進原先陳舊的國民軍編製。出於上述考量，披汶決心與比里結盟，共同對付保皇黨人。同時，披汶察覺到日本對泰國殃及池魚的態度，這使他在維持一種英國和日本勢力動態平衡下對美國態度的試探，但美國對試探的冷漠和英國的?手旁觀態度，以及日本迫在眉?的入侵勢頭最終打破了這種平衡狀態，使披汶轉而試探日本對泰國獨立地位的看法。

這種動態中立政策一直延續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入侵東南亞才被打破，不過，在過去的近一年裡，披汶逐漸因為軸心國取得的越來越大勝利而心動，但他在日本軍事介入以前，始終與日本保持距離——除了1941年春，日本介入泰法戰爭談判後，披汶作為回報，承認偽滿洲國的合法地位。可以說，在1938年－1941年披汶對外交政策的選擇，主要出於國家利益的需求，而非個人野心，而到了下一階段，後者的權重隨著披汶的錯誤判斷而越來越重，最後壓倒性地遮蓋了前者。

1941年12月7日日本部隊閃電般襲擊了泰國邊境上的幾個重要據點，登陸泰國在北大年的港灣在短期內消弭了披汶中立的決心，他最終開始與日本合作，通過給予日本過境權以換取日本對泰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尊重。可隨後伴隨著日軍在東南亞大範圍的勝利，披汶開始被這種勝利的氣氛感染，他極為輕率地判斷日本會贏得戰爭，而泰國參與戰爭則將是提升泰國國際地位的機會，將會給人民黨鞏固自己地位起到積極作用。同時，披汶敏銳地意識到，戰爭是一次消滅比里－自由文官的一次機會，他希望戰爭能證明他自己是黨內無可爭辯的第一，所以他開始在內閣和議會擠兌比里，促使比里從一個潛在的親日分子迅速倒向同盟國陣營。

不走運的是，比里剛出走英屬印度，日本就兵敗中途島和瓜卡納爾島，德國也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陷入泥潭。披汶這時剛對英美宣戰，還剛展開了一場獨立征討撣邦的戰爭，他就不得不承認自己戰爭初期的魯莽和誤判。隨著1943年軸心國勢力在全球範圍內的退潮，泰國的物資配給也走到了極限，滾雪球般的通貨膨脹和日本的經濟掠奪最後壓垮了泰國。披汶開始公開疏遠日本，秘密接見盟軍代表，以這種方式來救贖自己過去的輕率行徑。到1944年8月披汶辭職為結束點，披汶的個人野心和對成功的渴望使泰國走向了一條危險的道路，不過，他長期不懈的與日本人的周旋政策保全了泰國的政治實體和主權完整，不可避免的，披汶在戰後經歷了牢獄之災的懲罰。這也是對他將個人野心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報應。

隨著1947年政變團重新將披汶推回政治工作的中心，泰國將面臨著西方大國的外交壓力。披汶開始審時度勢，擺出一副親西方反共的面孔，公開向華盛頓求愛，事實上，他還接受了英國路透社的採訪，並預言「在未來，世界範圍內將經歷共產主義的傳播，共產黨的滲透以及武裝革命三個階段……如果不能根據這種滲透，階級間的衝突將是不可避免的。」他預見到了蘇美冷戰和鐵幕即將拉開，美國需要在全球非殖民國家內尋找可靠的盟友，而泰國需要做的，就是儘早表明姿態，促使美國認識到泰國作為盟國的堅定性。

披汶的政治算計取得的第一個成果是1948年春，英美等西方大國對其政府合法性的承認。但這明顯不是披汶唯一的外交目的，因為在美國的算計中，如果不儘快承認披汶政府的合法性，很可能會導致泰國倒向蘇聯和共產主義的陣營。披汶在等待正中美國下懷的時機，因為他意識到，泰國的經濟重建急迫地需要在英國和美國被凍結的泰國資產，如果泰國得不到良好的經濟刺激，那麼振興經濟的工作就無法展開，而解凍資金的唯一期望，就是西方大國的善意。隨著杜魯門主義的出台，中情局富有傳奇色彩的比爾·多諾萬被派往曼谷，泰國在外國資產開始解凍。作為回報，披汶政府承認了保大南越政府，並在1950年派遣部隊參加聯合國軍北征朝鮮。

自1950年起，泰國因為其親西方政策，開始被視為華盛頓理想的盟友，美國開始向泰國派遣技術代表團，協助泰國政府規劃戰略公路、曼谷深水港、教育計劃和農村發展，並為泰國昭披耶河耗資巨大的灌溉工程提供了巨額貸款。到了1951年以後，泰國成了美國1.49億美元經濟援助和2.22億軍事援助的對象，披汶達成了他的外交預期，開始主動為博得美國和英國更大的好感，奔走呼籲成立反共的國際軍事聯盟。這項預期在1954年被美國付諸實際行動——東南亞條約組織的總部設立在曼谷，標誌著美國對披汶個人的認可和尊重。這種認可在披汶權勢衰微的1950年代中期為他提供了一種權力上的保障——這意味著，只要披汶沒有授給鮑·西耶儂或沙立予繼承總理位置的權利，那麼他們倆人任何對披汶的背叛，都會造成他們在國際上的聲敗名裂。

事實上，在1955年以前，披汶尋找到了自己野心和國家利益的平衡支點——他每年透過美國的援助改進位造業狀況、興建基礎設施，為窮人提供社會福利和?貼和大力發展合作社，同時償付現代裝備，訓練空軍和加強陸海軍力量。但隨著鮑·西耶儂和沙立權勢的進一步上升，披汶的個人野心開始壓倒他對悲觀現況的冷靜和消極，並最終促使他的門徒沙立將他苦心經營的一切吞噬。

披汶從1955年成功的長期國際訪問中歸國，他開始向公眾尋求反對鮑·西耶儂和沙立的啟示，根據國會、新聞界和溫和派的情緒採取行動，並且確定在1957年初舉行大選。反共的氣氛被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等民主原則所取代，外交政策也開始獨立於美國，對華貿易也不再是統治階級的禁臠。

但披汶的行動最後毀滅了他自己，美國道義上的支持仍未消失，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依然認為披汶是泰國最可靠、最具建設性、最具政治家風度的領導人。但心懷鬼胎的保皇黨人、鮑·西耶儂和沙立就不這麼看待了，1957年混亂不堪的選舉和幾場骯髒的明槍暗箭衝垮本來就脆弱的統治秩序，局勢失控了。過去每個自詡忠誠的人都成了強盜，將貧弱的國家一掃而空，等小賊們將國家偷得差不多了，最大的土匪沙立大搖大擺地走過來，把整個國家都從披汶手上搶走。

分析披汶的第二個角度是他扮演的角色問題。在披汶長達三十年的公眾人物生涯中，扮演過三個重要的政治角色。

一個是公認的民黨軍事領?。這個角色開始於1927年，他作為七個人民黨創始人發起顛覆君主專政的宣言，結束於1944年，他辭去最高軍事統帥一職。關於披汶扮演的這個角色，毫不誇張地說，是披汶參與政治活動最重要的台階，如果沒有這一級台階，可能泰國歷史上就會少一個政治家，可能要多一個渾渾噩噩而窮愁潦倒的果農。

不過，披汶參軍也許是必然的，因為披汶一生都為軍隊著迷——軍隊的紀律、軍隊的制服、還有共同訓練產生的相似價值觀，以及軍隊散發出來的魅力。在披汶的兩個公職任期中，軍隊都佔據了突出的地位。據說，披汶小時候就是因為著迷軍隊士官的制服，才央求自己父母送他去參軍的。

在1933年接管部隊後，披汶也證實了自己對軍隊的重要情感，他開始在軍隊里掃盲，無條件地著手將軍隊裝備現代化，並為軍人提供良好的社會福利保障。披汶最終贏得了在軍隊中的崇高聲望和巨大的影響力，這種政治光環突出體現在1947年政變中，他的出現避免了政變團和政府軍的流血衝突，並使政變團的政變過程幾乎不受任何團體的阻撓。

那為什麼披汶只是「公認」的民黨軍事領?，而不是「成功」的民黨軍事領?呢？因為我覺得披汶元帥在這一方面，是一個失敗者。他確實是實現了泰國部隊裝備的現代化，但他對軍隊的一味縱容培養出了一支沒有責任感和職業道德的私人部隊。這支部隊的存在只為了少數享有特權的軍閥，他們隨意地廢黜自己不喜歡的政府，不會在良心上覺得有所不安。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披汶被自己在部隊中的門徒和追隨者對待地很慘淡，最後在1957年甚至被自己的支持者推翻，這是對他失敗的最好反映。

第二個角色是機敏的實幹家。這個角色始於1933年，他第一次改變自己命運的主動嘗試——發動保衛憲法的6·20政變，伴隨著他1957年政治生命結束而終結。披汶這一生都沒有表現出從事元理論和觀念性工作的傾向，這使他一生受益良多。這種實幹的傾向讓他比他的對手們更現實、更擅長判斷局勢和自己的處境，而且也讓他坦率地承認許多人的能力上遠勝於自己。

也正因為披汶這種現實主義的特質，他常常被指控是一個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但我們別忘了，披汶的思想意志常常隱藏在他的行動中，而他每一刻首要關注的問題不同，決定著他能實踐多少自己的思想意志。比如說披汶的第一個任期，他有能力控制全局而不受其他反對因素干擾，他實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輝煌的社會文化改革和民族主義革命。而到了第二個任期，政權的生存問題被提上日程，披汶的關注點又從社會變革轉向在沙立·他那叻、鮑·西耶儂等人之間保持圓滑的平衡，對外保持和西方大國的親密關係。

披汶的實幹家角色取得了廣義上的成功，雖然存在廣泛的詬病，但他確確實實在一個最複雜、最混亂和最危險的時代給泰國指引了方向，並且通過個人努力，他在舊暹羅的基礎上創造了一個更富有活力的、民族主義的新泰國。在披汶薨隕半個多世紀後看來，他二戰前期在英國和日本之間的拉劇政策、太平洋戰爭時期的親日政策和戰後的親西方反共政策雖然仍可以戴上善變和缺乏原則的帽子，不過我們仍要認識到其中的積極意義遠大於消極意義。

第三個角色的扮演最重要，也給他平添了巨大的爭議和壓力，那就是有責任感的國家領導人。這個角色貫穿了披汶整個總理生涯，從1934年的代總理兼副總理，一直到1938－44年和1948－57年兩段總理任期。

先用數據說話，披汶的統治時代，是國家資本主義現代化戰略卓有成效的時期，這時泰國工業體系初步建立起來。

披汶成立了中央銀行，將公共經營的壟斷企業擴大到國內市場的每個領域，通過堅實的財政後盾和政策優惠，國營企業取得了對華商和外資的一定優勢。通過談判和贖買的方式，泰國取得了對外資在碾米、開發森林、采錫和煉油等方面的專利權，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外資企業的壓迫，為本國經營者創造了良好的生產環境。

同時，政府主導的社會醫療服務、水電服務和中小學學校向農村延伸，在1951年第一個國家教育計劃，實施四年免費義務教育以後，中小學校增設到5000多所，大學也新增了6所(其中兩所於1943年建成)職業教育和技術學院也得到了政府巨額補貼，完成中學學業(含職業學校)的人數達到了27.6萬人，比披汶剛執政的1938年翻了20倍，而完成小學教育的人數也達到737.1萬，比1938年翻了6倍。

在披汶的第二個任期，政府通過擴大財政投入和請求外國貸款，投資興建了曼谷和吞武里兩個電站，使泰國的供電能力從3300萬度增長到近2億度，同時猜納水壩的建設使中部地區的土地灌溉面積擴大了100萬公頃，另一方面，全國鐵路發展計劃使鐵路總長度翻了幾番，曼谷－沙拉武里市－呵叻－廊開－萬象戰略公路的修築將泰國和寮國連成一片。

人均國民收入也從1938年不到40美元增加到1957年的90美元，超過了印支那三國和緬甸。同時，披汶政府先後貫徹「墾荒法」、「土地改革法」和合作社運動，為大量無地農民提供免費土地，為合作社成員提供農具和拖拉機。在1948年政府壟斷大米貿易以後，穀物收購價格保持長期穩定，給農民帶來了大量利潤，刺激了穀物生產，使稻穀耕地面積從398.1 萬公頃升為600萬公頃。而且披汶政府為大米創匯提供廉價的鐵路運輸服務，降低了稻米出口成本，也讓泰國的農業達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公共福利方面，披汶政府成立了泰國福利局，開展失業者引導就業和贍養殘疾人和老人的工作，興辦許多福利醫院，為窮人提供免費的醫療和藥物，1948年國會通過了城市低價住房計劃，在曼谷郊區興辦大量廉價公寓供工薪階級居住。

有大量材料表明，披汶有一個遠大的政治抱負——他真誠地關心國家的福祉，同時希望看到一個團結的泰國受到其他人的尊敬和欽佩，尤其是西方強國，他希望他的國家的人們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受到更好的教育，並在他的國家建設計劃中扮演積極配合的角色。為了達成這一系列願望，披汶幾乎單槍匹馬，欣然接受這一艱巨的挑戰，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國家建設計劃，以確保1932年政治意識形態和重建泰國社會的最後勝利。通過這樣做，披汶證明了自己是一位具有卓識遠見和勇氣的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他成功地按照他對一個充滿活力、自由平等、現代和進步的國家的看法，改造了他的國家。

值得讚揚的是，披汶是一個能認識到自己失誤並懂得改正的領導人，這也體現了他對國家福址的負責態度。當披汶在二戰後期失勢倒台，塵埃落定後，他承認在實施社會文化改造和現代化方案中的許多錯誤是由於他自己的缺點造成的。披汶在第二次執政時期，他矯正了自己許多觀點，採取了一種更靈活的策略推行自己的文化政策。

另一件事情也能說明披汶個人性格對他擔任國家領導人的責任感起的作用。到了精英階層嚴重不穩定的第二個公職任期，披汶喪失了對政府部門的絕對領導權，不得不在鮑·西耶儂和沙立·他那叻之間尋找權力平衡的支點。披汶被被羞辱、被欺騙，然後在曼哈頓海軍起義，披汶被海軍綁架到阿瑜陀耶號旗艦上時，鮑和沙立罔顧披汶的個人安危，直接轟炸阿瑜陀耶號旗艦。如果換作是一般人，大概會萌生退意，黯然離場。而披汶不一樣，他雖然也情緒低落，但他決心留在自己的辦公室，繼續審視自己的工作，與鮑和沙立戰鬥下去。披汶是個驕傲、敏感和值得尊敬的人，他認為政變團是他政黨中沉淪的一部分，他有義務繼續庇護他們並引導他們走向正軌，同時他堅信自己從事的事業是正義的，認為只有自己才能駕馭政變團里的魔鬼，並將他們收回到潘多拉盒子里。

披汶作為國家領導人的責任感，最終體現在他對自己政治抱負的不懈追求、對國家發展的深遠 諾和對政府工作的控制。這最後產生的重大後果是——一切失敗的決策都能被推卸到他身上，可事實上，甚至連設特別法庭審判保皇黨人、對英美宣戰、與日本締結同盟這種重大戰略決策，都是由議會投票表決通過產生的。當然，在披汶漫長的任期里，他的議會通常是隨波逐流的，尤其在1942年－1944年的歲月里，常常任由披汶的喜怒解散和召集。不過，即使披汶有性格上的瑕疵，但他無疑是個有能力和高效的領導人，他在轉變泰國人民的思想和社會習慣方面、在帶領泰國免受戰亂破壞上，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如此成功。只要拿比里·帕儂榮和自由泰在戰後短暫掌權時產生的破壞性影響對比，就能反映出披汶政策的持久性，他對泰國產生的幾次永久性的變化。這些都有助於發展。

通過上述兩個角度，我們就大致勾勒出披汶的輪廓來了，我們下一個微觀角度將試圖評估披汶的個性和他的價值。

披汶出生於一個再卑微不過的家庭，如果他沒有投身軍校，那麼他受過的教育也將止步於寺廟。他是家庭里四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中的次男，披汶的父母不愛他，對他既冷漠又忽視，在他很小的時候就將他寄養在寺廟裡。披汶很小時精神上就無父無母，不知道這是不是他性格中以自為中心和缺乏安全感成分的根源。

在披汶與西方文明打的第一次照面——他考取公費資格前往聖西爾軍校留學，看到的是西方人對東方人的輕蔑和自負。他的民族主義觀念萌生在法國，其淵藪就是白人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不過法國對披汶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法國的文明，法國的秩序和衛生整潔讓他神往。同時，披汶夢想在曼谷修一條香榭麗舍大街，可惜因為議會反對而作罷，他本人據說很崇拜拿破崙(而不是墨索里尼)，也常常以泰國的拿破崙自居，他選擇1947年11月9日回歸政治舞台，據說也是為了向拿破崙1799年11月9日霧月政變看齊。

作為丈夫，披汶是真誠而專情的。他一生中只談過一場戀愛，結過一場婚，可這個女人成了他一生的摯愛。他們倆的邂逅發生在彭世洛，那是1918年，拉雅迪才15歲，可這並不妨礙他們迅速愛上了對方。後來披汶去法國留學，兩人不間斷地保持了每月的信件來往。有意思的是，披汶幾乎每張公務活動的照片都能看到拉雅迪的身影，他的大女兒也出現在許多照片里(這可能是披汶對自己父母冷漠態度的反思)

披汶的名譽也因為喜歡別人阿諛奉承而受損，他常常為了迎合自己的追隨者而做出一些輕率的決定，這讓他的一些門徒認為他是容易欺騙和對付的存在。但披汶作為一個驕傲、敏感、以自我為中心和專橫的人，他是幸運的——有許多忠實於他並且直言不諱的朋友。而且更難以置信的是，披汶從來沒有出於自己的目的去利用朋友，當他的友人阿迪亞親王為了他放棄攝政王職權，披汶氣得暴跳如雷。在這一點上，他比他同時代甚至後世的政治家都高尚許多。

雖然不被廣泛認可，但披汶被認為是一個具有連貫性思想的知識分子，他比他同期的多數人都明白歷史是勝利者的藝術這一道理。不過比起與他同期高產的「民主理論家」比里·帕儂榮，披汶只留下了很少的篇幅來幫助我們理解他的思想和信仰。而且，令人費解的是，披汶的許多思想都是以官方文件和材料的形式出現的，其中大多數公眾根本無法接觸，更無從談起研究他的思想。

-

披汶生命中最後幾年在日本度過，他顯然從失敗的陰影中爬起來，開始滿世界的旅行。披汶首先以講學為由，去了趟美國，之後又去了一次印度。後來披汶的身體垮了，經不住長途的奔波，他又愛上了園藝和汽車旅行。1964年6月12日晚上披汶在日本東京因為心臟病(還有一種猜測是中毒身亡)去世，結束了自己傳奇的一生。

總結來講，披汶是一個在泰國歷史上少有的、留下自己烙印的領導人，他幾乎通過自己的權力和人格塑造出了——「泰國」，而不是「暹羅」，他讓這個國家開始發現自己的偉大，並且在禮儀、服飾、飲食、生活方式、文化甚至價值觀上更貼近西方平等主義的模式。事實上，大多數觀察家都指出，1950年代的泰國，沒有任何一位有價值的領導人能取代披汶。之後當沙立接管泰國政府，這個國家在政治和道德層面的領導力明顯下降了，就能論證觀察家們的判斷。

但披汶也是一個時代的失敗者與犧牲品。他的狼狽出走，就是對他作為失敗者最好的寫照。披汶同時也是個時代的犧牲品，他在大部分時間裡都因為複雜的國際形勢而背負了巨大的罵名，人們很少想過或根本沒有想過，披汶做出的選擇是否是當時泰國最好、最現實的出路，或許他已經竭力在熱戰和冷戰最極端的環境中保持泰國最大限度的利益，如果是的話，我覺的披汶有資格得到公允的評價。不過，披汶個性上的驕傲和善變還是強化了人們對他失敗者的印象，他也因為政策和風格而招來了社會主義者和保皇分子的嚴厲指責。但這並不妨礙披汶作為一位優秀的政治家的名譽，泰國有專門供奉他骨灰的寺廟，有專屬於他的博物館，有以他命名的街道和學校，還有無數關於他的雕塑和紀念公園。

重新回顧他的一生，我想可以這樣矛盾地這樣總結：

「他明白歷史是勝利者的藝術，

所以他窮盡一生追求成功，

竭力克服道路上的阻撓。

但他最後戰勝不了自己，

敗給了自己的個人缺陷，

只能成為一個失敗者。」

深沉而淼廣的滄海，

它深沉的黛綠令人生畏，

天空，廣袤無際，

但並不比鐵窗更暴戾和磨人。

舉頭放眼望去，

蒼白的天和冰冷的欄杆。

附錄一首披汶在監獄裡刻在牆頭的詩。

收錄於《Life and Struggle of Field Marshal P . Ph nbunsongkhran》P·350

---

只知道他是反華人，限制華人華僑的堅定執行者。

取締華校，取消華人部分特權及普通權利。

華人文化在他執政期間成功逐漸式微，以至於慢慢形成現在的泰國社會。

在那之前，華人跺跺腳，泰國抖一抖。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