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进步、一生革命。最为难得的是，在人生的进阶中，他每次都能跟上历史的节奏，踩准时代的鼓点：

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后来走向革命。

1904年，他在上海组织建立了光复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蔡元培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在德4年，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蔡元培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1913年，46岁的蔡元培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1915年6月，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提倡勤工俭学，以此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帮助顺利到法国学习的。

1916年，范源濂担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他与蔡元培是肝胆相照的老朋友，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邀请范源濂担任教育部次长。

范源濂担任教育总长后，于8月26日致电还在欧洲的蔡元培，请其回国担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以「老」和「腐」而臭名远扬的。

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校风更是糟糕透顶。当时北京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叫「两院一堂」，是指国会众议院、国会参议院和北京大学，这三家提供了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最重要的顾客。

而且贵族子弟居多，北京大学学生一向桀骜不驯，学校教务部门管不了学生，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一度产生了停办北京大学正科的念头。

蔡元培考虑到北大「声名狼藉」，对他是否出任北大校长有点犹豫不决。其后，经过与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沈步洲的多次讨论，蔡元培方才决定出任北大校长。

他认为，北大虽然风纪败坏，名声不好，但是「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于是，1916年11月，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颁发任命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发布了就职通告；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要求北大学生抱定「求学的宗旨」，抛弃「做官发财的思想」，「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一个新的北京大学开始出现在世人面前。

对于北京大学的革新，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兴起，蔡元培先生居功至伟：

他改革北京大学，使一个「官僚养成所」面目一新，变成当时中国新文化的中心。

蔡元培是研究伦理学的，从道德开始改变北大。1918 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在为进德会撰写的《旨趣书》中，蔡元培批评了当时教育界人士道德修养堕落的问题，他说：

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

同年5月28日，蔡元培提倡的北大进德会正式成立，蔡元培在会上强调说：

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

一个月之后，蔡元培将进德会的入会必要条件，明确强调为三条：「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都指向个人道德的生活修养问题。

蔡元培在北大组织进德会，反映了他对大学师生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大学师生应该充当社会的道德楷模，由此塑造良好的校风。

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制度，招徕大批优秀学者。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后，第一件工作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北大教授。他聘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 此种人选，在当时自然首推在上海主持《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在清朝末年就已认识。当时，陈独秀在芜湖办白话报，合作人都因为困苦和危险离开，唯独陈独秀在那里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这种毅力给蔡元培留下极佳印象。

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京，访问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翻阅了得自汤尔和处的《新青年》杂志后，决定聘请陈独秀。

陈独秀不负蔡元培厚望，到北大任教后，以《新青年》为阵地，很快让北京大学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心。

此后，蔡元培先后延聘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等人到北大任教。

胡适从美国回国时，并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蔡元培为了让胡适进入北大，不惜帮其伪造学历。

他关爱学生，鼓励学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蔡元培校长鼓励学生依照兴趣组织各类学会，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经过两年的努力，北京大学的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1918年岁末，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以及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

1919年1月，《新潮》杂志正式创刊。这些职员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就在这间办公室，新潮社才子们连夜写下数千条标语口号。

罗家伦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沿用至今。

上文已述，蔡元培得知内幕消息后，第一时间跟他的学生们通报信息，直接促成「五四运动」的具体行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蔡元培多方奔走营救。5月8日，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镇压，他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离京。

在辞职声明中，蔡元培说：

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辞职引发更大抗议浪潮。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社会各界发起挽留蔡校长的行动。

「挽蔡斗争」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风向标，最后于9月取得胜利。

蔡元培主张「学术救国」，并不赞同学生们直接参加政治，认为这不利于北京大学的发展。但当五四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磅礴万钧的爱国运动时，他顺应时代潮流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个新口号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

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五四运动是我民族之「非常之大事」；此大事之有，则非待蔡元培先生来北大不可；此大事之成，亦非蔡元培先生参与不可。回首百年，蔡元培先生可谓以非常之人成非常之事，为我民族立非常之功了。伟哉，蔡校长！

参考文献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马建标：《权利与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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