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敦煌寫本的研究有了重要的進展。1953～1954年，山本達郎教授和榎一雄教授在東洋文庫的資助下，將斯坦因收集品全部用縮微膠片進行復制，這標誌着敦煌學研究在日本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幾乎與此同時，東洋文庫也獲得了北京收集品的部分縮微膠片。近年來，這些收集品的大部分都已陸續編成目錄。在1960年第15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列寧格勒收集品首次公之於世，令人矚目，因爲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這些縮微膠片和目錄，使我們能夠對一個洞窟中掩藏的書室原貌有了大致的瞭解。目前，在敦煌本地也建立起了一個對這些佛教洞窟進行系統研究的研究所（原敦煌文物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譯者），而且被稱爲“敦煌學”的學科中，已包含了對當地古代文物的調查。敦煌文書也的確應與其出土地聯繫起來進行研究。

本世紀前半葉，對敦煌寫本殘卷的傳統研究方法是“覓寶”式的。現在，隨着遺書的陸續公佈，必須讓位於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即將寫本殘卷重建爲一個整體，並且找出個別寫本或寫本羣在全部遺書中的位置。這種研究途徑將對中國目錄學做出新的變更（過去常侷限於印本書籍），並且將中國古文書學研究置於堅實的基礎上。本文的目的即在於總括地考察石室寫本，這是敦煌學迄今一直忽略的一個方面。

我所在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在1956年從東洋文庫得到斯坦因收集品的放大照片後，組織了一個敦煌寫本研究組。我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對該收集品進行編目，因爲當時翟林奈的《目錄》尚未問世，而大部分寫本均爲斷片，也沒有標題。我們當時對寫本作了簡要的目錄學說明，包括每組寫本在形式和文字上的特徵。這份說明性目錄在校勘和最終付梓前，曾經油印成冊，其中一部分已刊載在各種雜誌上。另外，在1964年出版的一期《東方學報》“敦煌研究專刊”上，也刊載了幾篇文章，就是此項工作的研究成果。我現在所進行的考察研究，有許多內容需歸功於這些已經發表或尚未發表的資料，我在下文將還會提到。

另外，在1964年秋，我對歐洲和印度的敦煌藏品進行訪問參觀，也是促成本文的一個因素。在這裏，我想向下列人士表示深深的謝意。他們是：列寧格勒的孟列夫教授和丘古耶夫斯基先生，英國博物館的歐立克·格林斯泰特先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湯普森小姐，巴黎國立圖書館的隋麗玫夫人，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的埃爾絲·格米爾夫人和歐立克·赫爾先生，新德里國家博物館的班內傑博士和考爾先生，以及上述館中的攝影服務人員，他們非常辛苦地向我提供了藏品的複製件。

最重要的，我想向劍橋大學的龍彼得先生表示最誠摯的謝意。他在京都短暫的逗留期間，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對本文的英文稿進行了訂正，對文中的某些表達方式和細節上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另外，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約翰·布勞夫教授對本文的校對也付出了勞動，對此我也深表謝意。

一、敦煌寫本目前的下落

1.斯坦因收集品

敦煌寫本的斯坦因收集品，主要來自於奧萊爾·斯坦因爵士在1906一1907年進行的第二次探險，這些寫本現存於倫敦英國博物館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現在在英國國家圖書館——譯者）中。而斯坦因探險中的考古發掘品的絕大部分，現存於新德里的印度國立博物館中亞部中，即原中亞古物博物館，只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標本存於英國博物館中。但是，由於這些寫本並不是作爲考古發掘品被送往倫敦的，所以寫本的漢文部分存於英國博物館，而藏文、梵文、于闐文等則保存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中。

保存在英國博物館中的漢文寫本，已由已故的翟林奈博士經過四十年的艱苦工作編成目錄，並在其謝世後出版。在這部目錄中，翟林奈拋開了寫本上原有的“ch·x·11”式樣的編號（斯坦因探險時所做的編號），而按照“S1～6980”的方式順序編號；此外，又根據他的分類整理，在目錄中重新編號。總的來說，這部目錄編得很好，分類合理，定名也長短適中，而且對每件寫本的年代推斷也有其正確性。但是，因爲翟林奈對佛教經典不太熟悉，有幾百件佛經寫本斷片未加比定，對一些寫本在經文中的章節也無法確定，這主要是因爲這些古老寫本在如何分捲上並不一致，而且與現在的版本也有所不同。更爲嚴重的是，他把繕寫者丟棄的廢紙也都認爲是當時的正規寫本斷片。此外，在非佛經寫本的分類編目中，無論官府文書還是寺院文書，都需要根據最近的研究成果進行重編。

如前所述，寫本的原始編號是以“Ch·x·11”的方式編排的。然而，斯坦因在1913年第三次探險期間，從道士王圓篆那兒得到的保存完好的500件寫本，卻編有不同的探險號碼，即“Chien·001”。對此，翟林奈採用博物館編號的方式，都加上了字首S。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大約在1920年前後，他又改變了編號方式。在1913～1916年和1922～1923年期間訪問過倫敦的矢吹慶輝，在言及寫本時經常採用博物館的舊編號。翟氏改變編號的目的，大約是想把斯坦因第一次和第三次探險所得寫本（各自爲S.5862一5872和S.6482一6963）統一併入這個編號系列。其中書籍形式的寫本編爲S.5431一5480和S.5498一5700號，S.5873一6481和S.6964一6980號則爲斷片。此外，另有大約3000件碎片根本沒有編號，這些碎片正由格林斯泰特先生進行編目。最後，屬於印版和八種語言混寫的寫本，雖然也進行編目，但並未包括在S系列的編號中。

其他種文字的寫本，收藏在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中斯坦因藏品的單獨書庫中，其中大部分爲藏文，梵文和于闐文的寫本則並不很多。屬於藏文的寫本，按照寫本的原始式樣訂成73卷（數碼列到74，但其中有一個號碼未使用），有的呈長方形，有的呈方形。這些文書或是印度貝葉形的，或是中國卷軸式的，每件寫本上還都保存着原探險時的編號。另外，還有大約1000件左右的《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寫本，原來是卷軸式的，現在則已摺疊裝訂成冊。

藏文的佛經寫本已由已故的路易·瓦雷·普散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居留倫敦期間編目描述，但是他的《目錄》直到最近方纔出版。這本《目錄》屬上乘之作，分類合理，且對殘片都進行了鑑別，並提供了每件寫本首尾行的錄文或轉寫，還提到了這些寫本的近代版本和重要的研究參考資料。作爲該《目錄》的附錄，對一些藏文或於闐文寫本背面的漢文寫本殘卷也進行了描述，這136件寫本的詳細情況是由榎一雄教授提供的。

印度事務部圖書館並未出版非佛經寫本的目錄，因爲這些寫本的大多數已由其前任館長F·W·託瑪斯作了彙編，大部分于闐文的寫本由H·W·貝利教授刊佈，現已出版了6卷。

2.伯希和收集品

在斯坦因離開幾個月之後的1907年12月，保羅·伯希和來到了敦煌。在對佛窟進行調查後，於翌年3月，他購買了幾千件寫本。這些寫本現藏於巴黎的法國國立圖書館東方寫本部，其漢文寫本的編號從P，2001開始，因爲編號P，1一2000是爲藏文、粟特文等寫本保留着的。但是，因爲後者的數量遠遠超過了2000，所以，現各種不同文字的寫太都加上了字首，即“伯希和漢文文庫”（PelliotChinois）、“伯希和藏文文庫”（Pelliottibetain）、“伯希和粟特文文庫”（Pelliotsogdien），等等。編號爲2001～3511以及4500～4521的漢文寫本，是由伯希和自己在探險後不久進行編目的，目錄的副本分送給一些中國和日本的學者，他們廣泛地使用了這個目錄⒁。這些寫本的大部分，也採用圖版或印刷製版的方式發表，其中一些編號相繼由王重民和那波利貞進行了編目。但是，直至伯希和謝世之前，還有幾百件卷軸寫本由他自己保存着。1962年，王重民最終將其所得的這些寫本目錄的副本，編入1962年上海出版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這本目錄雖然極爲概略並欠完整，卻使我們能夠對伯希和收集品的全貌有個整體的瞭解。

現在，法國國立圖書館在兩位中國學者的協助下，正在編一份新的目錄。1964年我在巴黎參觀時，已見到目錄的第一部分，即從2001～2249號的校樣。這份新目錄雖然相當詳細，但是沒有述及寫本的書法和紙質，而這些內容在完整的編目中是不可缺少的。

藏文寫本的編目，由拉露小姐彙編成三冊出版，包括1～2216號。但是，另有幾百件《大乘無量壽宗要經》寫本仍未編目。這份詳細的目錄，每一冊出版的間隔時間大致爲10年左右；其每條目錄除了對寫本的特徵描述和比定外，還提供了每件寫本的首尾幾行的錄文。

粟特文、回鶻文、于闐文等文字的寫本並不多，雖然沒有進行專門的編目，但其中大部分已在期刊雜誌上刊佈；有些粟特文寫本的圖版；已由高狄奧和邦旺尼斯特刊出；于闐文的大部分寫本已由H·W·貝利刊佈；哈密頓正在着手彙編回鶻文寫本，其他文字的寫本也準備彙編出版。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有些雙語寫本分別有兩個系列號，因爲這些寫本是作爲漢文寫本編號的，後來又編入其他系列號，例如：P，Chinois2021=P，sogdie10，P，Chinois2046=P，tibetain1257等等。

法國國立圖書館對敦煌遺書的保管工作大概過於徹底了，其中大部分是裱裝在中國紙上，正面覆以細絹，同時上漿硬化。所以無法研究原來紙張的質地。該圖書館規定，讀者每次只能查閱十件卷軸，這就使得學者不可避免地只能“覓寶”，而不能將全部寫本作爲整體來進行研究；而另一方面，英國博物館（該館對寫本並未做如此精緻的裱裝）的人員卻抱怨，有些寫本因經常查閱而嚴重破損。

另一個問題則產生於收集品本身。伯希和在敦煌是從研究漢學的角度來篩選寫本的，這樣，在巴黎的非佛教文獻寫本要比其他收集品多得多，這就使得學者們在半個世紀中，都只把敦煌寫本作爲漢學的一個寶藏，卻不能把它看作是目錄學和一個知識資源。當然，一些小學生習字的寫本是不適合用於對中國古籍進行校勘的！

3.北京收集品

北京的中國當局開始時對斯坦因和伯希和的發現並未在意，但是，當後者在1909年將部分寫本帶往北京進行修補和裝裱並展出時，當局大吃一驚。清政府的學部立即通令甘肅藩司，將所有剩下的漢文寫本運往首都。這樣有近一萬件寫本入藏北京圖書館（即當時的京師圖書館——譯者）。據說，有許多寫本在運送途中被竊。大約20年以後，在中央研究院主持下，由當時最有名望的佛學專家、圖書館館長陳垣進行了編目。這些寫本在送往北京前，已由甘肅當局用《千字文》開頭的88個字作爲字首，進行了編列，每個字首編爲l～100號（共8679號）。由於藏品有大量的佛經寫本，所以此目是按“佛藏”系統進行分類的。每個條目中，將各種經文的開始兩行的兩個首字和結尾兩行的兩個末字錄出，有的條目附有簡單的描述；對大多數寫本殘經都進行了比定。

由陳垣比定著錄的寫本，常被稱爲“第一組”。幾年以後，胡鳴盛開始對較小的殘片（1192件）進行編目，這些殘片在已出版的目錄中被省略了，但他也似乎沒有完成這項艱鉅的工作。他的一位同事許國霖，則對佛經寫本的題記和其他寫不上的文書做了彙編，其中包括“第二組”中的一些寫本。北京圖書館最近顯然又獲得了1000多件寫本，這些寫本迄今尚無目錄發表。

幾年前，北圖藏卷所謂“第一組”的縮微膠片已複製成，並且分送歐洲和亞洲少數一些地方。因此，在我們進行的寫本研究中也可以加以利用。我們已經注意到，這裏的藏品與其他處的藏品相比，其中的殘片拼接綴合率較高，可以重新合成較大的單元。值得一提的是，佛經寫本中帶有題記的要比倫敦和巴黎的爲少。很顯然，藏文和其他文字的寫本也較少。

4.大谷收集品

大谷探險隊及其發掘品，有着一段複雜的歷史。已故的佛教淨土真宗教派的門主大谷光瑞伯爵派出的三次印度和中亞探險隊，其目的是搜尋佛教遺蹟。1902～1904、1908～1909和1910～1914年的三次探險，並不是以政府或大谷寺院的名義進行的，而是在他自己的倡導下進行的。探險隊的成員都是受過他私人教育的男孩子，如第二次和第三次探險的隊長橘瑞超，在進行第二次探險時年僅17歲。

在第三次探險過程中，曾經有一段時間，橘瑞超音信全無，大家認爲他可能在新疆失蹤了。因此，大谷又派遣他手下的吉川小一郎去尋找。1911年2月，他們二人在敦煌相遇，得到了包括漢文和藏文的幾百件寫本。

大谷的收集品，其中包括在吐魯番發現的寫本經及其他一些考古發掘品，開始時保存於大谷在神戶郊外的別墅“二樂莊”內，後來其中部分搬運到旅順港。據說，這樣做的原因是避免爲這些“古董”付進口稅，因爲旅順港是個自由港。有幾年時間，探險隊成員既在神戶又在旅順港對這些資料進行研究。不久，大谷就出版了一本大圖冊，其中包括諸多寫本的圖版；由橘瑞超編的一個佛經叢書也系列出版。同時，橘瑞超編成了一份漢文寫經目錄，並由羅振玉在1914年出版。但是，有關考古探險隊成員的日記和其他文字記錄則直到1937年纔出版。

後來，大谷失去了研究中亞的興趣，其收集品也移入旅順博物館。現在，這部分藏品已由中國政府接管，目前我們也沒有一這些寫本最後下落的確切消息。

大約在1921年，爲了繼續在京都的學習，橘瑞超離開旅順，同時將他主要是在吐魯番獲得的兩箱文書帶到京都。然而，他的導師卻派他到上海去。這樣，這兩個箱子似乎被遺忘了，直到1947年大谷逝世後幾年，人們纔在京都的一個倉庫內發現它們。後來將這些文書贈送給淨土真宗教派的學院——龍谷大學，以供研究之用。其他一些用漢文、梵文以及藏文等寫成的佛經，總數在100件以內，早在1930年以前即作爲標本送往同一學院。1950年，在石濱純太郎主持下，該學院成立了一個研究會，對文書進行研究，並出版了六卷本的研究成果報告。這些研究成果，包括帶有對文書進行說明性的文字圖版，對敦煌發現品的多方面研究，以及對中亞歷史、語文和考古學總體的具有創新的研究論著。這一系列出版物的目的性比較強，其中既有第一流的成果，又有不盡人意的泛泛之作。

5.列寧格勒收集品

俄國收集品的漢文寫本來源有三：奧登堡的敦煌探險，科茲洛夫的黑城子探險，以及克羅特科夫和馬洛夫對吐魯番的探險。這些寫本入藏於亞洲人民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的寫本部，並統一編號，其中敦煌寫本佔藏品的絕大部分，這是奧登堡在1914～1915年第二次中亞探險所獲寫本。在十月革命後的許多年中，均收藏在列寧格勒科學院的亞洲博物館內。對這批寫本沒有進行過一般性報道，只有極少數外國學者曾見到過極少的幾件。在爲紀念奧登堡誕辰五十週年而出版的紀念文集中，他的學生們在總傳其一生的學術貢獻時，雖然從多方面描述了他在1909～1910年的第一次探險，但卻隻字未提及他是如何獲得這些寫本的。後來，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於1930年改組爲東方學研究所，直到最近才用現在的名字。這期間，K·K弗路格對一小部分藏品進行了編目，但這項工作由於他的謝世而中斷，因此餘下的藏品也不爲世人所知。直到1960年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家會議上，纔將藏品的主要部分展示於外國學者面前。與此同時，人們才知道，在現代中國文學專家孟列夫先生的主持下，1957年曾組成一個研究小組，已經開始對這些藏品進行編目。作爲他們的研究成果，孟列夫在196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中，對兩卷寫本中的變文和一個贊文集做了研究；也是在同一年，又出版了該收集品的第一本描述性目錄。這個目錄是據打字本印成的，其中的漢字採用手寫體。目錄有2000多條，約佔藏品的五分之一，其分類系根據寫本內容，採取與翟林奈類似的方法，每條目中有相當詳細的註記，並附有每件寫本首尾一行的錄文。1964年，當我在列寧格勒訪問時，第二本目錄正準備出版，同時，該組研究人員也正準備出版其他文獻和官府文書寫本。

登堡收集品的大部分很殘破，在第一本目錄中，三米長的卷軸本不到百分之二十。原因可能是奧登堡訪問敦煌是在中國人已經將更爲完整的寫本送往北京之後，所以他僅蒐羅到遺留下來的殘卷。

據孟列夫說，奧登堡還得到了幾百件藏文寫本，其中大部分爲《大乘無量壽宗要經》，這些佛經作爲另一系列保存在同一部門。

6.留存敦煌的寫本

儘管最早的報告聲稱，中國當局在1910年已將所有遺留下來的寫本運往北京，其實這並不是事實，因爲在俄國人探險之後，仍有幾千件其他文字——主要是藏文——的寫本留存在敦煌。看來，中國當局關心的只是漢文寫本。直到上1919年，甘肅地方官府聽到有一個遊客買走許多寫經的消息後，纔派手下的督察員考察當地的實際情況。督察員在那座三層建築的第二層南側的佛窟中，找到了94捆，重約405斤的藏文卷軸寫本，以及重1744斤的11套夾在木板中的紙本。他留下了90捆，並且把3捆卷軸本和10套夾板遷移到敦煌的一所學校，只將1捆和1套佛經帶往蘭州，保存在省圖書館中。這裏再強調指出的一點是，敦煌存留的寫本的重量可能要超過一噸，毫無疑問要超過任何其他各處的藏品數量。

7.小收集品

在上述收集品之外，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圖書館內，也保存了來自敦煌的13卷佛經寫本，這可能是亞洲以外值得一提的唯一的小藏品。這些寫本是由索仁森先生在1914年前後，在中國的內地、藏北、新疆、戈壁和西伯利亞旅行途中經過敦煌時獲取的。如同通常情況那樣，每件卷軸的前部已殘失，其中有3卷還保存着原來的末端的軸芯，2卷還帶有9世紀的題記。福克司教授曾爲這些寫本編成一份目錄，但迄今未見出版。

在日本還有數百件到幾件的大小不等的收藏品，但就其中我們所能見到的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是膺品。它們常常蓋有敦煌寫本極有名的收藏家李盛鐸的印鑑，如“德化李氏凡將閣珍藏”，或“木齋審定”。我發現，前面那個印章有諸多不同的形式，其中只有一個是真品。李盛鐸是主持將敦煌寫本運往北京的學部大臣的岳父，副大臣曾向朝廷控告他有藉機行竊寫本的罪行。但是，後來由於清政府很快被推翻，李盛鐸也逃脫了困境。他的藏品因爲有許多精緻的卷軸而名噪一時，其中一些是由一個姓陳的人在李家僞造的。1937年他謝世後，其部分藏品據說賣給了日本人，但現在一直下落不明。

8.原始藏室

現在保存在上述各處藏品中的寫本數量，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散佚的約二、三千件，這就構成了原始的敦煌藏經洞。此外，還有大量的畫在絲帛或麻布上的繪畫、織錦、銅像和石刻拓片等。

這些寫本爲什麼被棄置？藏經洞又爲何封閉？伯希和認爲，敦煌封藏這些寫本，是由於11世紀西夏人的入侵。斯坦因卻持不同觀點，他把藏經洞描寫爲“神聖廢棄物的存放處”。比較而言，斯氏的觀點更合理一些，因爲我們找不到理由來解釋僧人們要對西夏人隱藏佛典飾物的原因，因爲西夏人大概在來到敦煌以前已飯依佛教了。從大部分的卷軸、繪畫、織錦的保存狀態較差的情況來看，它們一定在洞中堆積了很長時間了，因爲這些寫本過於神聖，不能隨便拋棄或挪作他用，所以只能這樣收藏。11世紀早期，當對這座三層建築後面的主窟（第16號窟）進行修復時，洞內的這一大堆數量太多的寫本無法遷移到他處保藏，便將藏經洞（第17窟）壘牆封住並且在外面建造一條漂亮的通往主室的甬道。另外，必須指出的是，寫本中的藏文本在數量上遠遠超過了那些漢文本，在當時不具有任何實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