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博物館館藏隋煬帝楊廣畫像

文︱孫 俊

有關隋煬帝的歷史形象問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學者們幾乎一致給予了負面評價，確立了其暴君的歷史形象。直到1959年，萬繩楠發表《論隋煬帝》（《史學月刊》1959年第九期）提出異議，認爲煬帝功大於過，是一個很有才能和氣魄的政治家、軍事家與文學家。此文一出，便引發了學界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以否定萬先生的看法爲主流；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間，支持者漸多。九十年代以後，學者們的意見基本達成一致，承認煬帝有一定的歷史功績，而他的負面歷史形象，是貞觀君臣有意抹黑的結果，目的是爲新建立的唐王朝提供反面教材，加以鏡鑑（參袁剛《隋煬帝傳》，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持“抹黑論”的學者與持“暴君論”的學者，所依據的主要史料都是《隋書》。貞觀君臣有意抹黑，爲何還能從中抉出煬帝的歷史功績呢？顯然以史臣刪削史料未淨是解釋不通的。筆者對此問題有些不成熟的思考，拋磚引玉以求教於方家。

《隋書》中煬帝的形象

《隋書》是在貞觀三年（629年）由魏徵受詔總加撰定的，主要參與者有孔穎達、許敬宗，而徵“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時稱良史”。對大多數史實的記述是真實的，評論是中肯的，在對煬帝問題的處理上尤爲如此。煬帝的負面形象主要來自奪宗、奢靡、拒諫、黷武等事件，而《隋書》對這些事件的記述，並未言過其實地渲染，更沒有抹黑。如在煬帝奪宗問題上，《隋書·煬帝紀》正文部分略而不提，在文末議論中說道：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倖，以此失愛。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後。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後，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

可以看出，史臣在述及煬帝善於矯飾覬覦帝位，陰謀奪宗這一基本史實時，用詞平實準確，並沒有針對煬帝個人的品德，做超越事實的鞭笞。

在奢靡問題上，主要是指煬帝盛治宮室和巡遊。這兩方面，《煬帝紀》文末評論說：“盛治宮室，窮極侈靡……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而“史臣曰”中則更直接指出，煬帝“負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慾”。讀之似乎有些渲染意味，但若翻檢同書《食貨志》和《大業雜記》，就會發現史臣所論都是有據可依的，煬帝建東都，“曾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鹹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其中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西苑更甚，“週二百里。其內造十六院”，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綵爲之，色渝則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內，冬月亦翦綵爲芰荷……苑內造山爲海，周十餘里，水深數丈。其中有方丈、蓬萊、瀛洲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真觀、集靈臺、總仙宮，分在諸山。風亭月觀，皆以構成，或起或滅，若有神變”。若煬帝出巡，“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氅眊者，皆責焉”，過度的捕殺幾乎使這類鳥獸絕跡。從這些情況來看，史臣說煬帝“思逞無厭之慾”是不爲過的。

在拒諫問題上，煬帝就曾對近臣虞世南說過：“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於是，高熲因諫奢靡被殺，蘇威因諫捕盜被除名。而後，隨着政治形勢的逐漸惡化，煬帝也愈來愈厭煩諫者。大業十二年（616年），煬帝見中原已亂，便聽從宇文述的建議準備到江都避難，原藩邸屬吏趙才，以百姓疲憊、府庫空竭、盜賊蜂起爲由，建議還駕長安，結果觸怒煬帝被下獄。建節尉任宗亦諫不應赴江都，被杖殺於朝堂。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被先解其頤，然後斬首。正因爲有此一系列的事件，所以《煬帝紀》才說煬帝“除諫官以掩其過”，這是十分客觀的。

在黷武問題上，主要是北巡和東征。三次北巡突厥，旨在揚威，以第一次爲最盛。大業三年（607年）五月，徵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開鑿太行山，以通馳道，直達幷州。然後，帥“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深入突厥之境，啓民可汗親爲除草，還率部開御道，直抵突厥牙帳。八月，煬帝幸啓民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着實讓煬帝賺足了威風，直到九月才返回了東都。三次東征高麗，旨在耀武。大業八年首徵高麗時，掃地爲兵，徵得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兵具器杖皆令精新，饋運者倍之，大軍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亙九百六十里，創近古出師之盛，但卻事與願違，慘敗而歸，繼而二徵、三徵，皆空勞國力無功而返，反而引發了大規模的民變浪潮，成了隋亡的導火線。《煬帝紀》稱此爲：“驕怒之兵屢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猾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黎庶憤怨，天下土崩，至於就擒而猶未之寤也”。應該說，這一評述也沒有言過其實之處。

《隋書》在構建起煬帝負面形象的同時，對煬帝的個人能力和善政也不乏肯定之語。煬帝少時，美姿儀，“深沉嚴重，朝野屬望”，高祖令其數次領兵，頻有大功。開皇八年（588年），爲行軍元帥大舉伐陳，次年，陳平，執陳佞臣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等斬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連魏徵也承認，煬帝“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卻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不但有武功，煬帝也頗好學，尤善屬文，《隋書·文學傳》中稱：“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正因爲煬帝能文好學，所以頗重國家文化事業的發展，本來高祖楊堅，“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後，改變了這一情況，“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使文化一度出現了繁盛的局面。其時煬帝還廣招儒士，授予官職，大業元年（605年）正月下詔，“若有名行顯著，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七月再次重申，“諸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悅典墳，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禮部侍郎許善心，便奏薦儒者徐文遠爲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爲學官。此後又多次下詔，徵召儒士爲官，其中最爲著名的當屬被世人稱爲“二劉”的劉焯、劉炫，“二人學通南北，博極古今”，焯“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當時，名儒學士不遠千里而至拜訪的，不可勝數，但二人在高祖時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煬帝即位，授“二劉”爲太學博士，講授經學，二人“所制諸經義疏，搢紳鹹師宗之”，對後世也影響很大，孔穎達的《五經正義》中尚書和毛詩部分就是師法二劉而來的。由此可見，《隋書》對煬帝的文學修養，以及大興學校發展文化，重視人才的善政，是持肯定態度的。

江蘇，揚州博物館館藏文物。隋煬帝下江南壁畫（現代）。

綜合以上正反兩方面來看，《隋書》對煬帝的評論是客觀的，不存在故意抹黑的意味。如果想抹黑煬帝，則貞觀史臣儘可以大肆渲染煬帝弒父的惡行，相反史臣對此事還做了相當的迴護，至少在《隋書》中找不到對這一事件的正面描寫。至於讓後世史家感到抹黑煬帝的，主要是《煬帝紀·史臣曰》的後半部分，說煬帝“莫肯念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讎仇，左右之人，皆爲敵國。終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於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讀之確有些渲染誇張之處，但細思之，這是由貞觀史臣的史識造成的，在“家天下”時代，君主只要滅祀、亡國，就必然要受到猛烈的批判，更何況隋朝還是在不當亡的情況下亡了，如果把這說成是史臣對煬帝的故意抹黑，實際是用現代史家的史識來苛求古人。

無抹黑之必要

《隋書》沒有刻意抹黑煬帝的形象，並且也沒有抹黑的必要。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貞觀史臣沒必要通過刻意抹黑煬帝形象，來樹立唐政權的合法性。此點孟彥弘先生已有說明：“魏晉幾百年，政權更迭十分頻繁，人們其實不太把政權更迭當回事，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當回事，所以也就沒必要刻意‘抹黑’。”（參見《澎湃新聞·上海書評》所刊訪談“孟彥弘談《隋書》與快速崩潰的隋朝”）

其次，抹黑煬帝不符合貞觀君臣的整體利益。從李世民方面來講，自北周開始，李家與楊家就是親戚關係，李淵是煬帝的表兄弟，李世民是煬帝的表侄。太原起兵本就是以匡復隋室爲名，其後入長安，立代王爲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建唐後，又視江都之變中宇文化及、裴虔通爲叛逆，將其子孫全部流放。那麼如果在修史中一味抹黑煬帝，就等於說從太原起兵到流放叛逆子孫的這一系列舉動的政治立場錯了，因此只能客觀評價，而不能刻意抹黑。從臣下的角度來講，許多貞觀名臣都是由隋入唐的，他們大多做過隋官，有的還很受煬帝賞識，例如《隋書》主要修撰者孔穎達，“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於東都，令國子祕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另一主撰許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敬宗流轉投於李密”。這樣如果他們刻意抹黑煬帝，一來，他們受煬帝賞識的經歷就不好對人解釋了。二來，也會顯得他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李世民就曾和魏徵論及“羣盜”蜂起，煬帝濫殺無辜之事，李世民說：“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所以刻意抹黑煬帝，對他們自身也是不利的。

最後，抹黑煬帝也起不到鏡鑑的作用。修《隋書》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給當朝統治者提供鏡鑑。秉筆直書，才能讓君主更好地揚善避惡。如果抹黑歪曲，就無法得到準確的經驗教訓。《隋書》紀、傳部分成於貞觀十年（636年），次年，魏徵在上疏中提到：“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自奉。”顯見，這是魏徵在修撰《隋書》時得到的經驗，可簡單地概括爲“縱慾亡國，節慾興國”，這一經驗是基於史實得到的，是很準確的。因此才成了太宗執政的一條指導思想，不數年終有貞觀之治。總之，我以爲《隋書》中對煬帝形象的描述基本是客觀的，沒有刻意地抹黑。

（本文轉載自《澎湃新聞·上海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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