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慣於紀念的年代。每一次紀念都在提醒我們遠去，遠去那個正在紀念的年代一歲。

越是宏大的歷史，越容易流於浪漫敘事。然而歷史是由現實的細碎的生動的人民的血肉和生活鋪成。逾近，逾真，則愈沉重。這就好比，當在紀念大唐建國1400周年之時，我們所懷想的有且僅有歷史主義的浪漫情調。但是，已經到來的2019年，時值五四百年，我們作為後來者站在這百年的邊上，因前人之境遇，作彼時之懷想，則不能不有所感，有所言。

百年前的五四，是個具體的時刻，有其具體事體。這個具體的時刻之所以有著特殊的意義和魅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連接了近代中國之命運——上溯晚清之變，下溯新民主主義革命乃至現代中國思想、文化、經濟、政治各個層面的種種往事。同治年間，李鴻章在《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奏摺》中所提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開始是被少部分洋務派、讀書人所警覺，這種劇烈的變動是在五四前後才在普遍的社會各個層面迸發出激烈的觀念和巨大的能量。

這百年里，我們經歷或關注甚至循環往複爭執不休的問題，大多沒有繞開由五四展開的觀念和議題：德先生與賽先生、東方與西方、保守與激進、愛國與民族主義、傳統與反傳統……這既說明了五四的寬度，也說明了我們自身的狹隘。

五四之於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仔細打量當下中國社會各處細節，譬如剛剛發生的「權健事件」，一般人多視之為偽科學騙局、笑談，然而各種形式面目的「權健們」在當下仍然能大行其道反覆出現，足以說明其生命力仍根植於社會土壤。把這種對當下社會的打量拉長至百年的尺度，當「賽先生」的口號和我們如今的現實細節震蕩迴響，今天我們視為笑談的問題也就嚴肅了起來：我們的社會真的已經擺脫蒙昧了嗎？

環顧當下，我們可以輕而易舉的找到許多這樣的事件和問題，有些甚至尚需諱言。這就更使我們知道，對五四那個已逝去的時代的紀念，也就是對我們當下這個正逝去的時代的反省。五四的精神尚未老去，這百年里已老去了一代代的我們。

在思想界，對五四運動的批評和反思是一種潮流，列舉了割裂傳統、文化激進主義等種種指摘，甚至於把文革中的思想源流也與五四思潮相聯繫。

然而這些批評和反思中，當把理論講的越來越清晰，越具體，場景卻顯得越來越生疏，越遠離。時至今日，我們已經很難再去觸碰感受五四之時人們的精神氣質和生活狀態，一年又一年裡，我們以非青年的姿態，刻板慶祝著這個冠之以青年的節日。

在這個意義上，五四與其說是「激進」，毋寧說是「激越」。它展示的不僅是現代中國的思想主題，更是青年的人們和青年的中國最具生氣淋漓的精神和姿態。

匆匆一年逝去，我們告別了乏味的2018年，驀然回首中，匆匆百年也就這樣逝去。正是因為我們當下的乏味，已經到來的2019年——作為五四百年的2019年——便能成為一種對乏味的提醒與警醒。

這種提醒來自於我們自身，對五四的紀念或懷念是一面鏡子，不管作何身份，不同的人們都可以照見不同的鏡中人。往大處說，我們可以看見現代中國的歷史對照，往小處說，我們作為普通人的乏味而平凡的生活，亦可以照的見、找得到一種不屈於平凡不陷於乏味的追求、堅守與勇氣。這同時也是「貞觀」在新年第一天為所有讀者送上的祝福。

作者：肉上師

貞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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