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內政大臣賈維德(SajidJavid)下令剝奪貝古姆的公民身份後，貝古姆的姐姐Renu寫信給賈維德，代表家人質疑，這個剝奪她公民身份的決定——Renu稱之爲“她唯一的康復希望”。圖爲貝古姆的姐姐抱着她的照片，在倫敦向英國警方請願。（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4月4日《南方週末》）

　　如果不是因爲“伊斯蘭國”的失敗，“聖戰士”的女人們可能不會選擇回到西方。英國政府所擔心的，在於其可能成爲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和隱患。

　　“英國目前還沒有處置參與伊斯蘭極端組織國民的相關立法，如果讓她們回國，英國司法系統將難以對她們審判和懲罰，難以以儆效尤。”過往案例證明，對於不衝在一線作戰的“聖戰新娘”，比起訴“聖戰士”更難。

　　美國、德國、法國、丹麥等國半公開地在敘利亞庫爾德控制區建立情報站，鑑別本國戰俘。一旦鑑別出戰俘的國籍，就宣佈取消其國籍，以絕其回國的路徑。於是，這些無人認領的戰俘，往往又重新被關回到庫區的臨時監獄裏。

　　在第三個孩子死於敘利亞後，19歲的英國女孩貝古姆（Shamima Begum）困在難民營，她的去向依舊懸而未決。

　　2019年2月17日，她生下男嬰賈洛（Jarrah）。產後數小時，她就在英國天空電視臺新聞的鏡頭前說，如回英國，她很害怕孩子會被政府帶走。賈洛正被另一名身着全黑罩袍的老婦抱着，輕輕搖晃，罩袍的陰影遮住了新生兒的面容。

　　4年前，4名互爲閨蜜的英國未成年少女先後離家出走，投奔“伊斯蘭國”（ISIS），在英國、土耳其兩國引起軒然大波。當家人沿着她們的離家軌跡趕到土耳其時，爲時已晚，她們全部成爲“聖戰士”（ISIS極端組織武裝分子）的小新娘——抵達敘利亞拉卡10天后，15歲的貝古姆與一個荷蘭籍“聖戰士”裏迪克閃婚，他倆當天才認識。

　　“伊斯蘭國”在敘利亞的最後一處據點巴古茲鎮(Baghouz)，於2019年3月23日被庫爾德“敘利亞民主力量”(SDF)攻克。3月9日，在巴古茲鎮以北的艾什沙法赫丘陵（Ash Sha’Fah），中國媒體人劉怡現場觀察到一次難民收容活動，當時距離SDF發起對巴古茲鎮的最後總攻僅剩不到24小時。劉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看到最後一批被圍困者獲準離開包圍圈，他們有數百人，包括“伊斯蘭國”傷兵、“聖戰士”家屬以及當地平民。放下武器的他們，乘坐十多輛卡車，抵達5公里外的一片荒野，接受SDF現場身份甄別。

　　懷抱幼童、身着全罩遮臉黑色尼卡布（Niqab）罩袍的“聖戰新娘”們，被當地嚮導一個個指認出來。劉怡看到，庫爾德女兵翻查着她們攜帶的行李，尋找其中可能藏匿的爆炸物，以及用於確認她們身份的文件。一名來自蘇格蘭的外籍“聖戰新娘”告訴劉怡，在巴古茲鎮被完全合圍之後，她已經有三個多星期沒領到伙食配給，只能從廢墟中尋找可以果腹之物。在她的貼身包裹裏，翻出了酒瓶起子、火柴和空水壺，足以折射出包圍圈中的困窘。另一名牽着兩名幼兒的婦女，反反覆覆地用英語和阿拉伯語跟劉怡強調：“我的丈夫死了，孩子還小。”兒童的哭鬧聲，不時從四周傳出。

　　“有人在影響她”， 她被洗腦了

　　在這兵荒馬亂中，貝古姆被泰晤士報記者發現藏身在敘利亞北部一處難民營，懷胎九月。這是她與丈夫的第三個孩子，前兩個小孩都已夭折。這個曾屢屢登上英國媒體頭條的少女，於2019年2月13日受訪時稱，人們應該“同情”她，允許她返回英國，以保護她未出生的孩子的健康。

　　“在代爾祖爾戰役開始之前，我們並未預料到包圍圈中竟有如此之多的非武裝人員，尤其是婦女和兒童。”SDF發言人巴里（Mustafa Bali）對劉怡承認，最初設置的難民營，僅能容納千人級規模，已經顯示出了不堪重負的跡象。據路透社報道，有6萬人從巴古茲鎮的隧道、地下洞穴裏逃出，至少2.6萬是“聖戰士”家屬。硝煙裏，“聖戰新娘”彼此呼喊，男童在泥濘滿布的地上熟睡卻無人看管，孩子光着腳走在垃圾四散之地。這些多數纔剛成年的“聖戰新娘”，持有外國護照，對這些昔日敵軍的枕邊人，庫爾德士兵逐一搜身，連指甲刀都不準帶。

　　正值多雨季節，當地夜間氣溫常在零度以下，難民營中仍有約2000名“聖戰士”家屬露宿。持有德國護照的“聖戰新娘”萊姆克，和貝古姆一樣年紀，同樣位於這處已達收容臨界點的難民營，剛生完孩子。當被媒體問到上次洗澡是何時，她想了好久，纔想起是兩個月前。即使在產後，她也只能“拿熱水稍微清理下半身”。

　　儘管淪爲難民，貝古姆仍對加入“伊斯蘭國”無怨無悔，“因爲它改變了我的身份，讓我變得更強大”，她甚至說在曼徹斯特發生的恐襲，是“伊斯蘭國”針對“遭空襲”的“報復”。湖南大學助理教授何韻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像貝古姆這樣的“聖戰新娘”，一直待到了“伊斯蘭國”全面潰敗的最後階段，她們的言論揭示出，其內心對於ISIS依然有很高的認同，如果不是因爲“伊斯蘭國”的失敗，她們可能不會選擇回到西方。何韻認爲，英國政府所擔心的，在於這些人可能成爲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和隱患。

　　這個19歲的姑娘成了老年政客眼中的定時炸彈。2019年2月17日，英國內政大臣賈維德（Sajid Javid）放狠話說，他將動用一切力量阻止她回國。2月20日，賈維德下令剝奪貝古姆的公民身份，理由爲其可以隨母親加入孟加拉國籍。但孟加拉國外交部稱，她不是本國公民，不允許她到孟加拉。何韻認爲，英國想把這個“燙手山芋”扔給孟加拉甚至敘利亞，這是推卸責任。

　　“已經有四百多名英國公民，被政府允許從‘伊斯蘭國’返回。”貝古姆及其家人的辯護律師Tasnime Akunjee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根據國際法和歐洲人權公約，英國不應拒絕貝古姆回國，因爲她沒有第二國籍。

　　沒有人比Akunjee更能明白，貝古姆已經陷入岌岌可危的窘境。難民營的其他“聖戰新娘”認爲，貝古姆向媒體抱怨她的困境，使共同的“聖戰事業”蒙羞，因此，她們發誓要殺了她。“（撤銷國籍）使她暴露於有辱人格、不人道的待遇。”Akunjee說。

　　“她還是個孩子。”艾哈邁德·阿里（Ali Ahmed）爲女兒辯稱，“她去敘利亞時只有15歲，我想是有人在影響她。”他的訴求是，英國政府不要取消他女兒的公民身份，如果她有罪，就讓她回英國受審。

　　“英國目前還沒有處置參與伊斯蘭極端組織國民的相關立法，如果讓她們回國，英國司法系統將難以對她們審判和懲罰，難以以儆效尤。”何韻說，過往案例證明，對於不衝在一線作戰的“聖戰新娘”，比起訴“聖戰士”更難。

　　“我拒絕過‘伊斯蘭國’。”貝古姆的丈夫裏迪克在接受BBC採訪時表示。不同於妻子之前受訪表示“無怨無悔”，裏迪克多次強調加入“伊斯蘭國”是個錯誤，聲稱是陷入了宣傳和洗腦陷阱，以爲是加入人道救援行動。他辯稱，“伊斯蘭國”曾懷疑他是荷蘭間諜，施以酷刑，他不得已才投降。

　　裏迪克希望祖國能讓他帶着妻子返回荷蘭生活。據《衛報》分析，荷蘭政府可能不承認這對夫婦的婚姻，因爲當時她只有15歲。如果返國，裏迪克可能面臨最高6年刑期。

　　對於接洽“聖戰新娘”回家，她們的祖國表現得頗爲猶疑。此前，只有俄羅斯、印尼等國與庫爾德當局合作遣返公民。

　　政治問題的複雜性，也在給這些倖存者的未來投下陰影。由於敘利亞中央政府不承認敘利亞庫爾德武裝控制區（下文簡稱“庫區）的自治地位，而入侵敘利亞北部的土耳其軍隊已經封鎖了土敘邊境，目前只有伊拉克庫區西部的一小段邊境線，尚能充當庫區溝通外界的窗口，進出皆不容易。劉怡與當地多名庫區軍政要員有過接洽，他發現，爲了在戰後的和平進程中獲得國際承認，庫爾德政權正在竭力爭取讓“聖戰新娘”的原籍國派代表前來接洽，但不願捲入敘利亞內部紛爭的多國政府，對此採取謹慎態度。

　　此前，美國、德國、法國、丹麥等國曾半公開地在敘利亞庫區建立情報站，鑑別本國戰俘。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李明波曾兩次前往庫區調研，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這些西方國家情報站的普遍做法是，一旦鑑別出戰俘的國籍，就宣佈取消其國籍，以絕其回國的路徑。於是，這些無人認領的戰俘，往往又重新回到庫區的臨時監獄裏。

　　SDF發言人巴里（Mustafa Bali）告訴劉怡，在靠近敘伊邊境的阿爾豪爾鎮（Al-Hawl），庫爾德武裝已經將數千名敘利亞籍“聖戰新娘”單獨隔離出來，計劃分散安置到代爾祖爾省的一些重建城鎮。但外籍婦女和兒童的安排，依舊沒有更多信息透露。

　　往前一步，是無情的拒絕，退後一步，則可能是冰冷的死亡。伊拉克法院曾對40名外籍“聖戰新娘”判處死刑，人均庭審時間不到10分鐘。據《衛報》2018年5月報道，伊拉克法院檢方的起訴書和法官發問都異常簡短，一些官方指派的辯護律師幾乎沒有接觸被告的機會。很多人認爲“這纔是她們應得的下場”。在巴格達，一位商人對《衛報》記者說：“讓他們去死。這些囚徒不值得寬恕，那些女人也一樣。”

　　“我向英國人民請求， 請原諒她。”

　　法律，成了這些“聖戰新娘”維護權益的最後一根稻草。

　　2019年3月8日，因肺部感染、呼吸困難，出世不到3周的賈洛在難民營夭折。賈洛的死，讓Akunjee的心一沉，賈洛生於母親被剝奪公民權之前3天，是英國公民，也是維繫貝古姆與英國的一條有力繩索。如今，這條繩斷了。

　　2019年3月16日，Akunjee從英國趕到敘利亞al-Roj難民營，目的在於獲得貝古姆簽署的書面簽名，以此啓動上訴程序，反對英國政府剝奪她英國公民身份的決定。

　　難民營負責人對他說，要向上頭請示。但等來的是壞消息——上頭命令，不允許任何人進入或離開al-Roj難民營，他無法見到貝古姆。

　　通過航拍，Akunjee知道貝古姆在哪座帳篷裏。可站在離她不到50米的地方，他卻見不到她。Akunjee說，將與她的家人一起，代表她，向英國政府發起法律挑戰。

　　自從代表貝古姆和她的家人以來，Akunjee在英國飽受爭議，他和家人頻頻收到死亡威脅，“最近幾乎每天都有”。甚至連他在立陶宛的岳母也未能逃過陌生人的電話威脅。其中一封發給Akunjee的郵件裏說道：“你不會是我們殺死的第一個人。”

　　沒有人比Akunjee更合適來挽此危局。此前，Akunjee曾通過談判，從極端組織手裏救出被囚禁的一名英國婦女。2014年11月，一名31歲的英國婦女自稱是前往敘利亞“教英語”，她被努斯拉陣線發現，關押在位於土敘邊境城市哈瑞姆（Harem）的一處據點達七個月，好不容易纔找到一部手機，向外界求救。

　　身在倫敦的Akunjee收到了這則Whatsapp語音求救。他花了兩週與極端分子談判，展示她患有精神疾病的證據後，“聖戰組織”同意以“人道主義”爲由釋放她，讓人驚訝的是，不要求勒索贖金。

　　與“伊斯蘭國”零距離打交道，讓Akunjee更能體察這個極端組織的行爲方式，而貝古姆的父親阿里居住在遠離媒體關注的孟加拉鄉村，過着平靜的生活。對他來說，與嘈雜的倫敦的另一個家相比，這處鄉村小屋是另一個世界。

　　阿里於1975年移居英國，於1990年回孟，與第一任妻子結婚。隨後，這對夫婦返回英國，在此生下四個女兒，貝古姆是年紀最小的。離婚後，阿里回到祖國，再婚。近年來，他主要居住在孟加拉國，回倫敦的時間不到一個月。

　　“她做錯了，我向所有人道歉，作爲她的父親，向英國人民道歉。我向英國人民請求，請原諒她。”阿里在孟加拉接受BBC採訪時說。

　　比起女兒來，阿里對待英國人民的態度謙卑。但對於英國政府，他毫不留情質疑，那是他4年前的滿腹疑問，“我女兒甚至都沒有自己的護照，英國的移民系統怎麼會允許她用另一個人的護照輕鬆離境？”

　　奔向地獄之路，爲何順利？

　　15歲的沙美納（Sharmeena Begum）喜歡看肥皂剧，夢想成爲一名醫生，可她的生活軌跡在2014年12月陡然翻轉。

　　這一天，她離開英國，前往敘利亞，這一度讓父親穆罕默德·烏丁（Mohammed Uddin）難以置信。當時，烏丁再婚不過一個月，2013年，他的第一任妻子、沙美納的母親死於癌症，沙美納與奶奶生活在一起。

　　2015年2月18日，伊斯坦布爾的監控錄像拍攝到投奔伊斯蘭國的三名英國女孩，她們隨後在伊斯坦布爾長途汽車站等待了18個小時，乘車前往土敘邊境。她們在土耳其時使用的是紅色封皮的敘利亞護照，這是由蛇頭幫她們僞造的。（資料圖/圖）

　　2014年12月，沙美納從倫敦飛往伊斯坦布爾，然後經土耳其公路前往敘利亞邊境。同一天，倫敦另一個機場，來自倫敦東部的另一名少女上了飛往土耳其的航班。就在飛機已經開始滑行到跑道上之際，警察趕到，將她從飛機上揪下。

　　但在隨後的行動中，英國警方慢了一拍。

　　“留意這三個女孩，也許她們會給你一個線索。”據《每日郵報》報道，烏丁曾警告警察和女兒就讀的女校格林學院，盯緊15歲的貝古姆、15歲的阿貝斯（Amira Abase）和16歲的卡蒂莎·蘇丹娜（Kadiza Sultana），這三人是他女兒的閨蜜，蘇丹娜還參加了烏丁再婚的婚禮。 果然，在沙美納逃離英國兩個月後，她的三個閨蜜也如法炮製地一起消失了。

　　直到2015年2月17日三名女孩離開英國，她們的父母纔看到來自警方的提醒信。在信中，英國警方警告，他們的孩子與已逃離英國的沙美納是朋友。 但是，2015年2月5日，警察沒有直接將信件交給父母，而是交給了接受盤問的女孩們，女孩們將信件夾在作業本里，藏在閨房，祕而不宣。

　　逃跑的經費來自偷盜。據BBC報道，這三名女孩偷取家人的珠寶變賣，藉此向旅行社支付超過1000英鎊的現金，購買機票。在2月份的寒風中，她們在伊斯坦布爾車站等了18個小時，前往敘利亞邊境。土耳其AHaber電視臺播出的一段視頻中，拍攝者對女孩們說：“拿好各自的敘利亞護照，紅色封皮的。”正是這名拍攝者幫她們過境敘利亞，費用在800美元至1500美元間，土耳其稱他是加拿大的情報人員。

　　誕生於1990年代的敘利亞—伊拉克—土耳其三國邊境走私網，在“伊斯蘭國”最猖獗的幾年裏，成爲了偷運外籍人士出入的半公開渠道。易卜拉欣是伊拉克庫區武裝“決死軍”（Peshmerga）退役軍官，他告訴劉怡，二十多年前，他在邊防巡邏部門任職時，就曾抓獲對外走私石油的土耳其黑市商人，當時薩達姆政權正遭受國際制裁，這些土耳其裔和阿拉伯裔商人從西方封鎖中尋得了商機。諷刺的是，正是同一批黑市商人，在2014年之後，成爲“伊斯蘭國”的代理人，接受其資金援助，幫助有意投效的外籍人士，在三國交界地帶偷越國境，或者爲其製作假證件，通過邊境檢查站進入“伊斯蘭國”控制區。

　　英國官方的反應姍姍來遲。2015年3月20日，倫敦高等法院禁止格林學院的五名女孩離開英國，她們都是逃走女孩的同學。何韻認爲，這治標不治本，要有效防止極端思想的傳播，英國需要完善懲治國民參與極端組織方面的立法，從法律層面增加國民出境投奔極端主義組織的成本。

　　從來沒有哪個恐怖組織，比“伊斯蘭國”更善於利用網絡進行宣傳。社交媒體推特，成了該組織吸引穆斯林青少年的誘餌，一步步勾引他們不遠千里投奔。“不同於基地組織，伊斯蘭國的宣傳手段更多樣，針對年輕人的喜好，比如‘美男計’。”西北大學研究員王晉說。

　　出逃前，貝古姆曾通過推特給“聖戰新娘”Aqsa Mahmood發送過消息。2019年2月，她在採訪中承認，正是“伊斯蘭國”宣傳片裏描述的生活，讓她動了心。2014年，16歲的雙胞胎少女薩爾瑪和薩拉（Salma Halane、Zahra）從英國去往敘利亞。這對曾夢想當醫生的姐妹，成爲“聖戰新娘”，丈夫先後戰死，淪爲寡婦。在貝古姆逃跑的那個月月初，這對姐妹在推特發佈照片，展示她們在敘利亞，持AK47和手槍射擊，以此招攬青少年。

　　在“伊斯蘭國”的序列中，有一支名爲Hisbah的女性宗教警察部隊，正式名稱叫“哈薩旅”。哈薩旅的成員在18到25歲之間，這些女性”聖戰者”可以領到200美元的月薪。庫爾德情報部門的官員對李明波說，哈薩旅裏75%都是英國籍。

　　在恢復平靜的拉卡街頭，62歲的敘利亞婦女法蒂瑪還記得，她見過的那些“聖戰新娘”，“當武裝分子對一名疑似盜竊摩托車的12歲少年施以斬去雙手的酷刑時，那些外國女人就站最前排圍觀。”她對劉怡說。

　　在被迫滯留在淪陷時期的拉卡的本地人眼中，“外國女人”和她們的“聖戰士”丈夫一樣，屬於特權階層，稀缺食物和藥品會被優先提供給她們。法蒂瑪說，這些“聖戰新娘”是如此極端的極少數人，表演性的公開處刑，以及集體禮拜活動，都能讓她們獲得最大滿足感，儘管，這種廉價的愉悅，並沒有持續太久。

　　一名俄羅斯婦女頂着“聖戰新娘”的身份，周遭的敵意讓她活得舉步維艱。（東方IC/圖）

　　作繭自縛，歸途難料

　　“伊斯蘭國”曾經的“首都”拉卡，被摩洛哥人Islam Mitat描述成“小英國”，因爲在拉卡，她遇到太多年輕的英國人。

　　Mitat是一位物理系女大學生，2014年，被丈夫強迫去了敘利亞。她和貝古姆等3名女孩一起生活。據《每日郵報》報道，Mitat說，她們三個來到敘利亞後，看起來很開心，在報紙上讀到自己的故事時，顯得格外興奮，“看到她們那麼興奮的樣子，我震驚了”。

　　當年與貝古姆相約投奔的閨蜜們，命運多舛。蘇丹娜與一名索馬里裔美國人結婚後，丈夫戰死，2016年8月，16歲的蘇丹娜死於一場打擊“伊斯蘭國”的空襲。據ITV電視臺報道，生前，蘇丹娜很快對中世紀恐怖狀態下的生活感到失望，2015年夏天她告訴家人，想回英國。

　　當年懷抱浪漫，三個少女到敘利亞追逐“夢想”，如今死的死、逃的逃。在拉卡，貝古姆得知了蘇丹娜的死亡消息，“我一直覺得如果要死，我們三人也要死在一起。”2019年2月，她在對天空新聞的採訪中說。阿貝斯的最後訊息，是還留在“伊斯蘭國”的最後據點巴古茲鎮，當時那裏正遭受SDF的重炮猛轟。

　　“兒子離開這個世界後，很長一段時間我陷入責備自己的情緒中不可自拔。我有好幾個星期沒有睡覺，不斷思考我能做些什麼不同的事情，以證明我不是一個失敗的母親。”尼古拉·貝尼亞希（Nicola Benyahia）對於貝古姆家庭的創傷感同身受。她兒子拉希德，19歲時從伯明翰投奔“伊斯蘭國”，2015年年底被殺。這促使她創立NGO“生命之母（mothers for life）”，幫助其他發現孩子受極端思想影響進而激進化的父母避免同樣的命運。

　　“像我兒子一樣，貝古姆做出了錯誤的選擇”，貝尼亞希想對貝古姆說，“你應該認識到自己的行爲產生的後果是不可逆的。如果我兒子也能回到英國，我會期望他爲他的行爲受到徹底的調查和起訴”。

　　何韻說，“去極端化將會很難，她們可能用自己的極端思想去同化更多人，甚至可以直接參與恐怖主義。”去極端化不是審訊她們、關進牢房這麼簡單，曾有極端分子在獄中散播極端思想的先例。

　　英國目前的政策是“預防”，對國內的穆斯林羣體以及青少年進行監控和思想跟蹤，防止極端思想萌芽和蔓延。

　　何韻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她觀察到，這種“預防”策略引起英國穆斯林羣體的極大反感，“他們感到被邊緣化”。許多穆斯林走在大街上，會較高概率地被警察要求搜身，如果穆斯林家長把孩子送到阿拉伯語學校，可能也會被社會工作者上報，並被持續關注。

　　2016年，巴基斯坦裔穆斯林薩迪克·汗當選倫敦市長，這是歷史上首位穆斯林倫敦市長。當年，英國穆斯林人口突破300萬，約佔其人口的5%，其中貝古姆所居住的東倫敦一些地區，穆斯林比例達到35%。何韻認爲，英國政府需要內外兼顧，纔可能化解目前的不利局面。對外政策上，英國對於參與中東地區的爭鬥應更謹慎，避免被塑造爲“伊斯蘭世界的敵人”。而對內，英國政府需建立實時發現和刪除傳播極端思想內容的網站和用戶的機制，一旦發現發表這類言論的青少年，就通過社工等系統，對其定點輔導。

　　在敘利亞庫區的一處難民營，李明波曾與一位二十多歲的“聖戰新娘”交流，這位女孩自稱是吉爾吉斯斯坦公民，是3歲孩子的媽媽，還撫養了丈夫和前妻的一名4歲孩子。情報官員告訴李明波，她接受過反審訊訓練，國籍也是假的。她爲何要隱瞞國籍？李明波無從判斷，他調研發現，由於缺乏必要的審訊和鑑別，一些女性恐怖分子，也以家屬的名義混在庫區難民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