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晚清時期，有兩樣陋習特別醒目，一是男人腦後的辮子，二是女子要纏小腳。相比而言，纏足不僅更加醜陋，危害更爲巨大。

清末傳教士立德夫人曾這樣描繪纏足的中國女孩：

“在這束腳的三年裏，中國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慘的。

她們沒有歡笑，……可憐啊！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們自己還高的柺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傷地哭泣。

她們的眼睛下面有幾道深深的黑線，臉龐上有一種特別奇怪的只有與束腳聯繫起來才能看到的慘白。”

《夜雨秋燈錄》中說：“人間最慘之事，莫如女子纏足聲，主之督婢，鴇之叱雛，慘尤甚焉。”

作爲一種明顯摧殘人性的陋習，何以延綿千年不能廢絕，這本身就是極其弔詭的。

更可怖的是，這種陋習具有強大的社會壓迫力，元明清三代的婦女，若不纏足非但被人恥笑，而且有嫁不出去的危險。

河南安陽即有歌謠，“裹小腳，嫁秀才，喫饃饃，就肉菜；裹大腳，嫁瞎子，喫糠菜，就辣子”，朱元璋的皇后馬娘娘，就因爲有一雙天然大腳而被人嘲笑，“露馬腳”之典故，即出於此。

纏足的羣體性心理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產生了持久殘忍的壓迫性力量，這無疑是值得追究的。

自宋以降，小腳被描繪成“香鉤”、“三寸金蓮”、“步步生蓮花”，這種人爲的、畸形的“變態美”，竟被一些無聊的文人墨客所吹捧。

清朝甚至有位叫方絢的“香蓮博士”，其專門寫了一本評判女人小腳的專著曰《香蓮品藻》，誠可謂士人敗類，無恥之尤。

男人對小腳的迷戀不僅是一種畸形的審美觀，而且還包含了變態的性意識（據稱能使臀部肥大）。

明朝時，男子擇偶的首要標準即看女人的腳是否夠小，就連嫖妓，也多玩弄妓女之“金蓮”，因此被稱爲“逐臭之夫”（與裹腳布同臭）。

更可怕的是，當纏足成爲一種美德而不纏足是一種恥辱時，纏與不纏，已成爲一種女子是否“貞潔”的考驗。

《女兒經》中一語道破其中真諦：“爲甚事，纏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輕走出房門，千纏萬裹來拘束。”

換句話說，給女孩纏了足，她就不能隨意出遊，小腳行動不便，她們就“紅杏出不了牆”。

宋代大儒朱熹倡導纏足，這樣的話，女孩子“靜處深閨”，男女隔離“授受不親”，秩序井然，天下即可大治。

如此，纏足事實上成爲男權社會對女子的一種 “貞潔肉刑”，而這種制度化的“肉刑”，也從側面反映出男性社會對女性的不自信，自宋以降，漢人的柔弱化似與女子纏足有着莫大的關係。

滿人入主中原後，清廷曾多次下詔禁止漢人纏腳，但與令到發除的“薙髮令”相比，“禁纏令”卻收效甚微，其間還有無聊文人自誇“男降女不降”，這就更近乎一種無恥了。

據《菽園贅談》中說，康熙元年詔禁纏足，違者拿其父母問罪，某大員遂一本正經的上一奏摺，名“奏爲臣妻先放大腳事”，士大夫中一時哄傳，惹爲笑柄。

6年後，大臣王熙上奏請求解除禁令，而“禁纏令”因擾民紛紛而未見成效，清廷遂准此奏。之後，民間纏足之風再度高漲，就連原不纏足的旗人女子也受波及。

爲防止旗人女子纏足，清廷在皇太極時即針對旗人發佈禁令，有“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元年，孝莊太后諭令，“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

在兩百六十多年的歷史中，清宮中的妃子與宮女全都爲旗人女子而無一名漢女，因而也就不曾有小腳女人。

不過，旗人女子多穿 “花盆底鞋”，這種墊高近十釐米的木底鞋，行走起來十分不便，如無嫺熟的平衡技巧，是要大出洋相的。但不管怎麼說，玩雜技總比肉體刑要人道得多。

事實上，清廷不止一次下詔禁止纏足，如順治十七年還特別規定，“抗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乾隆與道光年也一再重申纏足禁令。

但是，因爲民間的強烈抵制，“禁纏令”只煞住了旗人女子的裹足之風，漢人女子依然裹足如故。

從禁止到弛禁，究竟是清廷重視不夠還是纏足陋習有着堅不可摧的離奇韌勁，恐怕只有小腳裏纔有答案——究竟是小腳裏有鬼還是人腦子裏有病呢？

所幸的是，在清末新政以後，在官府及整個社會的不斷宣傳、呼籲與各種努力之下， 漢人女子最終擺脫了纏足之苦痛，雖然這個過程長達十幾年乃至幾十年。

節選自新書《歷史深處的嘆息：走向民國的蒼茫故往》（山東畫報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