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繁榮的原因是後世長期追尋的一個話題，而唐文化的兼容幷包是其文化發展繁榮的一個重要特徵。其兼容幷包，不僅僅表現在對待諸多文化，諸如接納摩尼教、景教等外來宗教，京城流行羌笛、琵琶、胡旋舞等來自西域的音樂舞蹈等。同時，中國傳統的宗教藝術等，也和諧地存在於當時，也是唐代文化繁榮的一個重要內容。近期，閱讀周紹良先生主編的《唐代墓誌彙編》，今對其中一篇《唐故臥龍寺黃葉和尚墓誌銘》略作解讀，並求教於方家。

《唐故臥龍寺黃葉和尚墓誌銘》守黃門侍郎許敬宗制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書，原文今迻錄如下：

和尚自說姓張名真志，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隋故特進蜀人段經、興善寺僧釋永蒨並見和尚於太清初出入中條，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隋氏末年，稍顯靈蹟，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餚，或十餘日不食，預言未兆，題識他心，一時之中，分形數處。屬我皇應運，率土崩裂，和尚竟著先知，駐錫黃龍寺。迨於定鼎，果獲奇驗矣。武德二年五月廿有九日，即化於臥龍寺之禪堂。先是移寺之金剛像出置戶外，語僧衆曰：“菩薩當去爾。”越旬日，無疾而逝。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厚。迺以武德三年秋九月四日葬於萬年縣鳳原。望方墳而揜涕，瞻白幕而驚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其銘曰：

化毘城，金粟降靈，猗歟大士，權跡帝京。緒胄莫明，邑居孰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五塵夙離，三條九依，戒珠靡缺，忍鎧無違。智燈含焰，慧駕馳騑，哀茲景像，悲斯風電。將導舟樑，貽我方便，行煩心寂，。觀往測來，睹微知顯，石亡儒，皇開賢。反初息假，薪絕火燃，神明何計，暗石空傳。[周紹良 趙超《唐代墓誌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頁。]

周紹良先生直接將這片墓誌歸爲僞文，原因周先生並未明言。今謹從史傳求索之。墓誌撰寫者許敬宗，新舊《唐書》有傳。《舊唐書》卷八十二《列傳》第三十二《許敬宗傳》載：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謁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爲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爲元帥府記室，與魏徵同爲管記。武德初，赤牒擬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秦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絰。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61頁。]

今從《舊唐書》本傳可知，許敬宗（592-672）乃唐高祖、太宗、高宗時著名文士、大臣，爲黃門侍郎時在貞觀十七年。而此祭文中稱墓主黃葉和尚於武德二年五月廿有九日去世，武德三年秋九月四日葬於萬年縣鳳（棲）原。按照一般唐人風俗，一般人死後家人或親朋請當時名人撰寫墓誌文，請人刻石爲墓誌銘，然後藏之於墓中。從志文可知，黃葉和尚的墓誌文最晚應該是武德三年九月四日前書寫並鐫刻。而志文僞託爲初唐以文學名世的許敬宗所撰寫，無疑是爲了提高墓誌的地位，但是從史書記載我們可以得知，許敬宗在武德三年時地位尚低，爲黃門侍郎時則要到太宗貞觀十七年。因此，周紹良先生直接將這片墓誌歸爲僞文。確實，從許敬宗任職時間上，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是後人爲了擡高這位僧人的聲譽而僞造的一篇當時名人所作的僞墓誌文。而且這篇僞墓誌文僞造的墓誌文的書寫者爲“弘文館學士歐陽詢”。

考之於《舊唐書》一百八十九《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上《歐陽詢傳》載：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頠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絕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鹹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974頁。]從史傳所載可知，歐陽詢乃有唐一代書法大家，和本文前面所論述的一樣，歐陽詢本人在武德年間，官職甚微，至太宗貞觀初年，始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金濤聲先生將歐陽詢生卒年考證爲公元557-641年，即卒於貞觀十五年。[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97頁。]和前面所論述的一樣，在本墓主黃葉和尚去世的時候，不論是墓誌文的文本製作者文學大名士許敬宗還是墓誌的書寫者書法大名人歐陽詢，二人的官職都尚未做到墓誌文所“僞造”的他們後面的職官。因此，這篇墓誌文是後人所僞造的一篇墓誌文，周紹良先生將此篇文章歸爲僞文是沒問題的。

《舊唐書》卷八十《列傳》第三十《褚遂良傳》載：褚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州都督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嚐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辯其真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29頁。]從《舊唐書》歐陽詢本傳及褚遂良傳可以看出，在初唐時期，不論是唐高祖還是唐太宗，都對六朝時期的王羲之書法非常推崇，也直接造成了王羲之書法熱。而歐陽詢本人，雖貌醜，但是書法“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歐陽詢與虞世南、褚遂良及薛稷因對王羲之書法的精熟而爲初唐書法代表人物，也創造了我國書法史上的一段佳話，也可以說，他們是當時書法界的領袖人物。

而許敬宗，在新舊《唐書》中，特別是《新唐書》中，雖對其爲人評價甚低，《新唐書》徑直將其歸入《奸臣傳》，但對其文學才能都給予了較高的評價。的確，許敬宗作爲初唐文學的代表，撰著頗豐，自貞觀後，許敬宗監修國史，先後參與或主持《晉書》、《高祖實錄》、《姓氏錄》、《永徽五禮》、《西域國志》、《文館詞林》、《文思博要》、《瑤山玉採》、《方林要覽》、《東殿新書》、《本草圖經》等書之編撰，厥功非細……敬宗“文學宏奧”（《舊唐書》本傳後論），《舊唐書》本傳和《新唐書藝文志》載有《許敬宗文集》八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作六十卷，疑誤），與其所修書皆佚。《全唐詩》卷三五錄存其詩二八首，卷八八二補二首。《全唐詩補編續補編》卷一補一首，《續拾》卷三補一八首又一首，多爲奉和應制之作。《全唐文》卷一五一、一五二錄存其文二卷。《唐文拾遺》卷一六補一篇，《唐文續拾》卷一又補二篇。[周祖譔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28頁。]許敬宗歷仕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在（太宗貞觀）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郡公……龍朔二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761-2673頁。]許敬宗在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特別是至高宗朝，聲望甚隆。而本墓誌文署其官職爲守黃門侍郎，如前文所考，許敬宗任此職乃在貞觀十七年至貞觀十九年。因爲貞觀十九年，許敬宗已經從“遷爲太子右庶子”到“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了。而中書侍郎 “正第三品：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舊班在左相上，《開元令》移在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舊班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升。”[[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791頁。]因此，從前面我們對歐陽詢的履歷可知，他於貞觀15年即已去世，而許敬宗在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篇僞造的墓誌文的時間實在貞觀十七年到貞觀十九年間，許敬宗爲弘文館學士時期。結合墓誌文中所說的墓誌人黃葉和尚武德二年（619）五月廿有九日去世，武德三年（620）秋九月四日葬於萬年縣鳳（棲）原，而結合前文作者所考證的墓誌文的書寫者歐陽詢和墓誌文的製作者許敬宗的任職履歷，我們認爲：這篇文章應該是在黃葉和尚去世後，後人於貞觀十七年至貞觀十九年“製作”而成的，是一篇後人精心僞造的墓誌文。如果根據周紹良、趙超先生在《唐代墓誌彙編》之“編輯說明”二、“本書依照志主落葬日期先後爲序進行排列”[周紹良 趙超《唐代墓誌彙編編輯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那麼這篇僞墓誌文的排列放在貞觀十七年爲妥。[有學人以爲這篇墓誌銘乃後來貞觀十七至十九年時後人爲黃葉和尚遷葬或者重修墳塋時所爲，按照一般人死後這些都是可能的。但這篇墓誌銘仍存疑問，其一，若這篇墓誌銘爲許敬宗所制，但今《許敬宗集》及《全唐文》不存這篇文章，後世的《金石錄》、《寶刻叢編》亦不載；其二，若這篇墓誌銘真爲許敬宗和歐陽詢所制所書，無疑是一件盛事，而能讓此二位親自去做，只能是當時的皇帝，但在新舊《唐書》許敬宗傳及歐陽詢傳中均無言及；其三，對照今存許敬宗其他墓誌銘，如《文苑英華》卷九百十一許敬宗所做的《唐幷州都督鄂國公尉遲恭碑》，無論從語言的華美整飭，還是文體的駢散結合，都是我們這篇《唐故臥龍寺黃葉和尚墓誌銘》不能比的。因此，筆者仍以爲這篇墓誌文是後人僞造的。不過，歷史上確實有過二人共同教授生員的經歷，《唐會要》卷六十四載有：貞觀元年（627年）敕：“現在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子，有性愛學書及有書性者，聽於弘文館內學書。其書法內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館，敕虞世南、歐陽詢教示楷法。黃門侍郎王珪奏：“弘文館學書之暇，請置博士，並肄業焉。”敕太學助教侯孝遵授其經典，著作郎許敬宗授以《史》、《漢》。的確二人曾有共同教育生徒的經歷，但二人在貞觀元年的仕歷也是非常清楚的，職位尚微。]

經歷了隋末的動盪，初唐之高祖、太宗皇帝勵精圖治，特別是太宗皇帝在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的輔佐下，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在歷經了楊隋王朝短暫的整合南北文化所締造的融合的大一統文化後，大唐文化的發展終於在初唐漸漸走上了正軌。不論是王朝所推崇的儒家文化，還是唐王朝代表人李氏所標榜的道家先祖文化，都在新的王朝裏都獲得了新的發展的契機。在有唐近三百年時間裏，道教始終受到王朝政權的扶植和崇奉。道教宮觀便布全國，道教信徒衆多，道教理論、道教科儀、修戒等都等到了全面的發展，可以說唐代道教是我國古代道教發展的一個輝煌時期。而道教之所以在唐代得到如此大的發展，這與唐王朝對道教的相互利用是分不開的。

在初唐時期，唐代統治者利用道教來製造皇權神授的輿論，崇奉老子，借老子以擡高唐王室的地位，以適應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隋朝末年，社會上即流傳着“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天道將改，將有老君子治世”等政治讖語，在當時影響很大。隋末起義領袖李密、李軌等均曾利用它而稱帝，唐高祖李淵也因姓李而遭到隋煬帝的猜疑。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淵於晉陽起兵，也正是利用了“李氏將興”這類政治讖語，在李淵起兵之前，一些有識的道教徒即積極地向其表示支持。在道教徒的著作《混元聖紀》卷8載：大業七年（公元611年）樓觀道士歧暉（後改名歧平定）就對弟子說：“天道將改，吾猶及之，不過數歲矣。或問曰：‘不知來者若何？’曰：‘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但恐微軀不能久保耳。’”歧暉是否在大業七年說過這些話語，是否在唐高祖起兵前即有這麼大膽的預言，這些現在都不可考。但這些出自道教徒的著作至少向人們表明在隋末大動亂中，道教徒也在積極地尋求新的政治依靠。同書還記載，李淵晉陽起兵不久，歧暉即積極響應，稱李淵爲“真君”、“真主”，在人力、物力上支持唐軍。“唐高祖初起兵於晉陽，帝女平陽公主，柴紹妻也，亦起兵應帝，屯於宜壽宮，暉逆知真主將出，盡以觀中資糧給其軍，及帝至蒲津關，暉喜曰：‘此真君來也，定四方矣。’乃改名爲‘平定’以應之，仍發道士八十餘人向關應接。”

其實，不僅歧暉一人如此積極地向唐高祖輸誠。隋末著名道士王遠知（公元528—635年）亦是如此。《舊唐書》卷192《王遠知傳》載：“高祖之龍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125頁。]對此事敘述得含含糊糊。在道教著作《混元聖紀》卷8即頗爲詳細地記載了與此相關事情：“初，高祖詔玉清觀道士王遠知授朝散大夫，賜金縷冠，紫絲霞帔，以遠知嘗奉老君旨，預告受命之符也。”從這兩個記載中不難看出當時事件的原貌：王遠知雖身爲道士，但卻洞察政治變化[《舊唐書·王遠知傳》載其曾歷經“陳主”、“隋煬帝”，頗有政治洞察力。在隋唐更迭之際，他極力投合李唐政權。見[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125－5126頁。]，在李淵起兵之前，自稱奉老君旨意，利用當時民間讖語，稱李淵將受天命，從而贏得了政治領袖的支持。

唐王朝不僅僅在其軍事鬥爭初期中利用道教爲自己製造輿論，建國以後，統治集團更是有計劃的利用道教爲自己編造政治神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正月，劉武周派遣宋金剛領兵攻打晉陽，與李世民所率唐軍相持於絳州，李世民爲了鼓舞軍心、神化唐王朝，便編造了一個老子顯聖的神化。道教著作《混元聖紀》卷8記載了這件事情：絳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一鬚髮皓白、騎白馬的老者，“老人謂善行曰：‘與我語大唐天子李某，今得聖治，社稷延長，宜於長安城東置安化宮而設道像，則天下太平。’言訖騰空而去。”此後吉善行又聲稱兩次在該地見到老人，老人“謂善行曰“‘吾前語汝記得否？答曰：‘並記得。’老人曰：‘汝即入奏天子，道我所言。’老人又曰：‘我是無上神仙，姓李字伯陽，號老君，即帝祖也。亳州谷陽縣有枯檜再生，可以爲驗，今年平賊後，天下太平，享國延永。’”吉善行將此事報告給晉州總管府長史賀若孝義，賀若孝義把吉善行引見給李世民，李世民命其入奏唐高祖，高祖大喜，授吉善行朝散大夫，並賜以御袍、束帛等，於羊角山建太上老君廟。從歧暉、王遠知、吉善行，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尊“老子”、神化“老子”的運動在唐初開展得轟轟烈烈。在《中國道教史》中，這樣評價這個歷史現象：

唐王朝所以尊老子爲“聖祖”，除了可以應“老君子孫治世”的讖言而在政治輿論上獲得好處外，同時也爲了擡高唐宗室的社會地位。因爲當時有人認爲唐宗室爲少數民族，是北魏拓拔氏之後，這在當時重門第的社會中，顯然是個不利的政治因素，他們需要攀附一個漢族的名門望族，以擡高唐宗室的社會地位。故利用老子降顯的神化，標榜唐宗室爲神仙老子後裔。……唐初尊崇老子，神化老子，完全是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269頁。]

從道教史可以看出，唐宗室與道教徒之間互相利用，道教徒借統治者來提高其地位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而在當時情景下，佛教徒不可能無動於衷。因此，我們從本墓誌文也可看出：黃葉和尚其實是隋唐易代之際一個非常普通的佛教徒，“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隋故特進蜀人段經、興善寺僧釋永蒨並見和尚於太清初出入中條，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是一位不知名的僧人。在《續高僧傳》中並無記載。而這樣一位僧人，“屬我皇應運，率土崩裂，和尚竟著先知，駐錫黃龍寺。迨於定鼎，果獲奇驗矣。”竟能未卜先知，預言唐王朝將取代楊隋王朝，不能不說是這位僧人的神異之處。道教徒能編造隋唐時期的政治神話，佛教徒又豈能不明白其中玄機？因此，這樣一位普通僧人，如果依據《高僧傳》對“高僧”的界定，無疑是無法歸入其類的。但這位僧人卻能在李唐定鼎之前，預言李氏的成功，因此就顯得這位僧人不簡單了。因此纔有了他的墓誌文的製作者竟然是當時顯貴的大文人許敬宗，書寫者也是當時書法界的高手歐陽詢。僧人的門徒僞造了當時文學界和書法界的兩位大師級人物爲其師製作墓誌，也可以看出造僞者的一篇良苦用心。而這篇僞墓誌文背後透露出的竟也是這樣豐富的內涵：文學、書法和佛教是這樣和諧地爲這位普通的黃葉和尚延續了聲望，三種藝術和諧地共存在這樣一個碑誌上，也再次彰顯了唐文化和諧共存的事實。

稍微遺憾的是，如果我們能看到周紹良先生的原拓本，能親眼目睹僞歐陽詢書法的碑刻原石，摩挲僞許敬宗的志文，該是怎樣的一種幸運啊！

原載：《西藏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