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優秀的小說都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韻、美學品格，《儒林外史》自不例外。把《儒林外史》陳放於幾部古典長篇小說中略加比較，它給於我們的是迥然不同於其它作品的獨特的藝術感受。《三國演義》給我們以歷史厚度，《水滸傳》給我們壯和悲，《西遊記》給我們幽默和想像的驚奇，《紅樓夢》給我們優美與細膩。——《儒林外史》給了我們什麼樣的獨特感受呢？是它的理性。

　　《儒林外史》確乎是一部理性小說。它的理性意味在其它古典小說的參照之下更顯突出。它灌注着理性的凝重，閃動着理性的光輝，引發它的讀者作理性的思索。而這一切，又源於它的作者是一位富於理性的作家。

　　吳敬梓：一位理性作家

　　考察文學史，有兩種類型的作家：一種是感性型作家，一種是理性型作家。感性型的作家對社會對人生有着高度的敏感，他們往往憑藉直觀的感覺，把握社會、時代的脈搏；他們的創作，是基於直觀的社會人生的把握，直接訴諸於形象。在西方文學史上，莎士比亞、巴爾扎克都是這一類型的作家，例如，“莎士比亞之所以成爲偉大詩人，是由於他善於尋找與概括一種更好的行動，是由於他富有體會情節的感覺和同情人物的力量，並不是由於他有表現的天才”（注：安諾德《詩與主題》，《安諾德文學評論選集》12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在莎士比亞的世界裏，“我們正在領會一些可以由理智來表達的東西；這是由於每一種精確的感覺都通向理智的方程式……莎士比亞也罷，但丁也罷，都不曾真正思考過——思考不是他們的本份。”（注：託·史·艾略特《莎士比亞和西奈卡的苦修主義》，《託·史·艾略特論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富於感覺，富於激情， 而不是深刻的思考，正是感性作家的特徵。他們的作品往往給人以心靈的激盪，也會啓發人們理智的思考，然而理性完全蘊藏於形象之下，人們閱讀到的是形象而非理性。

　　理性型的作家則不同。他們對社會、對人生往往有着深入的思考，他們的創作，固然有衝動、有激情、有靈感，但是更多地是自我思考的延伸和外化；他們有明確的社會、人生態度和相對穩定、業經思考的觀念，在創作過程中，這種態度和觀念支配着他們的筆墨，無論是情節、結構，還是人物，都以一定的態度和觀念爲基石。因而他們的作品，同樣給讀者以感染。但是，更讓讀者領略和回味作家灌注其中的態度和觀念。在西方文學史上，司湯達、託爾斯泰可屬這一類型的作家。例如託爾斯泰，對自己的思想歷程就有着極爲自覺的總結，他的思考甚至進入邏輯思辯之中，“是我在人類知識之林中，在數學和實驗科學的光照之內，在思辯科學的昏暗之中彷徨徘徊。”（注：託爾斯泰《懺悔錄》，轉引自《外國文學教學參考資料》第五冊368頁，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他思考着沙皇專制國家的種種罪惡，又以“道德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爲世界觀，他的小說也就共同展示了他的現實批判傾向和自我世界觀，也就凸現着這樣一重理性。

　　在中國文學史上，同樣有着這樣兩種類型的作家，他們同樣存在着類型的差別。例如李白之於杜甫，徐渭之於湯顯祖。對吳敬梓來說，他與曹雪芹正是基本同時而類型相反的兩大小說家，吳敬梓屬理性型，曹雪芹則爲感性型。

　　吳敬梓之所以是理性作家，與他的生活道路密不可分。“少年志卓犖，涉獵羣經諸史函”，（注：吳檠《爲敏軒三十初度作》）吳敬梓雖然年幼時聰慧穎異，但是他仍遵從傳統和現實規定的人生道路：學而優則仕。他廣泛涉獵羣經諸史，一方面爲了應付科舉考試以便踏上仕途；另一方面，又受着經史的思想浸染，逐漸建構成自我思想體系，例如他在著名的《移家賦》內，就對“先世還金事，至今鄉裏皆稱之”以及“先君爲贛榆教諭，捐資破產修學宮”頗爲自豪，讚譽之情溢於其中。（注：《移家賦》內，這些均作賦外語而夾雜其中）從他的早期生活來看，他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在《移家賦》中，他稱道先世“講孝友于家庭，有代傳之清節”，他記述自己的父親“暮年黌舍，遠在海濱，時矩世範，律物正身”，“守規矩與繩墨，實方圓而枘鑿”。（注：吳敬梓《移家賦》）無論是家學淵源，還是他根據“入世”需要習學的書籍，灌輸給他的都是儒家思想，以至於在40歲時，他還和朋友們共建先賢祠，甚至在資金不夠的情況下，“獨鬻全椒老屋成之”（注：《全椒志》並蘇州羣玉齋本《儒林外史》金和發均載此事）。

　　從資料記載看，吳敬梓接受的儒家思想不完全是應付科舉考試的那一套《四書》《五經》，他接受的是先秦儒家思想。這對於《儒林外史》的創作有重要影響，我們姑且放下不論，引我們注意的是儒家思想對吳敬梓理性人格的構建作用。先秦儒家思想講“兼濟”，倡進取，它更多地注重人的社會性，在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重於後者。因而儒家思想對於文學藝術的影響也就在於重視其社會功用而輕視其對主體情感的抒發，所謂“文以載道”是也。進而對於作家而言，也就更多地建構起他們性格——人格的理性傾向。這也正是中國古代文藝創作中一種現象的原因之一：只有當作家徹底絕望於仕途，他們才能迴歸感性世界，纔可能成爲一個才人、才子，成爲純粹意義上的擁有自由人格的感性型作家。

　　儒家思想固然構建了吳敬梓性格——人格的理性傾向，但吳敬梓對於它的消極影響卻是一個例外的例外。吳敬梓並未拋卻儒家思想，象其它感性作家以摒棄爲迴歸感性之途，而是對儒家思想的接受更深入一步，從而使自我理性化的程度也更深一層。這就是他的“治經”之舉。與他的兒子吳良糧相處“將三年之久”的沈大成說：“先生少治毛詩，於鄭氏、孔氏之箋疏，朱子之集傳，以及宋元明諸儒之諸論，莫不抉其奧，解其癥結，獵其菁英，著爲《詩說》數萬言，醇正可傳，蓋有得於三百篇者”。（注：沈大成《全椒吳徵君詩集序》，《學福齋集》卷五）可見吳敬梓“治經”並非始於晚年；他的治經，也不是刻意於疏證前人成說，特別是“不在宋儒下盤旋，亦非漢晉諸賢所能籠絡”，（注：吳敬梓《尚書私學序》）而是期求不懦不躁，有所心得。這種“治經”的經歷與“治經”的態度，既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進一步思索，又使吳敬梓更具思想深度，而“治經”的過程，必不同於創作，它所需要的是理論的思辯，需要“扶其奧，解其癥結”，從思維方法上看，它使得吳敬梓進入了純粹的理性的世界。

　　吳敬梓不僅“治經”，而且與顏李學派有接觸，他與客居金陵的程廷祚相爲“至契”，而後者是顏李學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顏李學派的思想既與吳敬梓信從先秦儒家的思想相吻合，又使他的認識更爲明確。顏李反宋明儒生空談心性，他們批評“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爲上品矣”（注：顏元《存學編》卷一《學辯》）；他們主張經世致用，提倡禮樂兵農，“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財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矣！”（注：《習齋年譜》卷下）程廷祚直接從李恭而學，“以習齋爲主，而參以梨州亭林”（注：戴望《顏氏學記》九《綿莊》），吳敬梓與程廷祚相交遊，感覺到了當代進步思想，從而對宋儒的那一套理學認識更清楚，與先秦儒家思想更爲接通，最終完成了自我思想的構建。當他擁有了成熟的思想構建以後，他對社會、人生的認識也就更加深刻，他具有了思想家所能具有的敏銳和深沉，理性人格也更爲突出，與其它的小說家拉開了距離。

　　何滿子先生認爲，吳敬梓與曹雪芹相比，由於不同的稟賦、經歷和素養，“曹雪芹更屬於藝術家的氣質；而吳敬梓，相對說來，更帶有思想家的氣質”（注：何滿子《吳敬梓是對時代和對他自己的戰勝者》，《儒林外史研究論文集》20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頗爲中肯的說法。需要補充的是，吳敬梓思想家的氣質可能有稟賦原因，但從現有的生平資料考察，仍可尋覓出所賴形成的蹤跡。而這種“思想家的氣質”正是他作爲一個理性作家的內在依據。他的理性的深刻，與他的作爲作家的感性稟賦，形成合力，捧托出了一部以理性爲特色的優秀的小說來。

　　《儒林外史》：一部理性小說

　　讀《儒林外史》需要相對的知識和修養。中學生們可以對《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讀得如癡如醉，對《儒林外史》的接觸就很少很少。不少大家們回憶青少年時期的讀書生活，說自己讀《儒林外史》的不多；相反，在他們進入創作階段後卻大受《儒林外史》的影響，對它推崇備至。讀《儒林外史》還要有十分的耐心，只有仔細品味，才能領略它的“偉大”，往往是讀至數遍，纔會對它平靜的語言塑造的人物所蘊含的意義得之一二。讀者對《儒林外史》的一般接受情形是：始而爲它感性層面的缺乏“生氣”（沒有連貫的情節、沒有貫空全書的主要人物形象、沒有傳奇化的故事、沒有旖旎動人的男女愛情）而遊離於外，頂多隨便翻翻；繼則爲它對人物的深刻刻劃、爲它語言的純淨、爲它的諷刺筆墨所吸引；最終爲它的內在意蘊以及這種意蘊與人物形象的相互滲透而歎服。吳敬梓寫周進看範進的卷子看到第三遍“才曉得是天地間之至文”，這是對八股取士制度的不動聲色的諷刺，而《儒林外史》愈讀愈覺其絕妙偉大，則是一種共同閱讀感受。魯迅感嘆《儒林外史》“偉大沒有人懂”；胡適謂“我是最敬重吳先生的”（注：胡適《重印〈文木山房集〉序》，引自《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1105頁，上海古籍，1988），茅盾爲準備寫小說的年青人推薦《儒林外史》（注：茅盾《印象、感想、回憶》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自不是一時興之所至，而是實在由衷地歎服《儒林外史》。——這種種不同於其它古典小說的閱讀現象說明，《儒林外史》有着獨特的風範，那就是它的理性。《儒林外史》是理性作家創作的一部理性小說。

　　《儒林外史》的理性首先來自吳敬梓思考的深刻性。關於這部小說的主題，研究者們認識不斷深入，自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其實作品的主題比之其它古典長篇小說較爲容易把握，小說開篇《一籮金》詞中即提出“功名富貴”幾個字，“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然而“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閒齋老人爲之作序，說得更爲明白：“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媚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託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爲中流砥柱。”（注：黑格爾《美學》第3卷第263頁）反“功名富貴”，這是小說的正題；吳敬梓又以對先秦儒家及顏李思想的接受，倡“文行出處”，是小說的反題。於是小說便以反“功名富貴”倡“文行出處”爲主旨總綱。

　　毫無疑問，吳敬梓在小說中表現的這一主題既基於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現實，又有着現實和時代意義，對八股取士制的抨擊，對官場無恥骯髒的揭露都顯示了吳敬梓思考的深度。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一主題還是一種對人生、對人與社會的深刻思考。黑格爾推崇偉大的藝術品“一定要是對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旨趣，或是要有在本民族中廣泛流行的一種具有實體性情致作基礎”（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諷刺小說》）。“功名富貴”、“文行出處”問題正是普遍的人生關連問題。是追求“功名富貴”而不講“文行出處”而摒棄“功名富貴”，是人生的最基本的選擇，特別是對於中國的讀書人來說，更是一個無可迴避的人生問題，對於吳敬梓同時代的人來說，又是一個亟需清醒反思的人生問題。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儒林外史》的主題纔不是片時的深刻，而是具有廣泛的深刻意義，才讓人讀後或猛然驚醒，或思索其中，才讓人歎服吳敬梓思想的深刻。

　　羅格爾在論及創造想象時說：“這種理性內容與現實形象相互滲透融合的過程中，藝術家一方面要求助於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於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氣的情感”（注：黑格爾《美學》第1卷359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朱光潛譯）。《儒林外史》的理性特別地源於它以“常醒的理解力”藉助形象表現理性的內容。它的主題不僅深刻、而且十分明確，進而是以“常醒”的狀態貫穿全書，忠實地表現着作者所表達的“理性內容”，打個不大恰當的比喻，結構、人物、語言是“形”，反“功名富貴”、倡“文行出處”的題旨則是“神”，“形”爲“神”而設計而存在，又最大限度地傳“神”。我們可從三方面略加申述。

　　（一）主題與結構

　　在幾部著名的古典長篇小說中，《儒林外史》的結構無疑最爲完整，完整得近乎精巧。除了魯迅所指出的“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雲長篇，頗同短制”（注：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249頁， 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的特點以外，尚可注意的還有兩點：其一：開頭結尾的呼應。小說第一回“說楔子敷除大義，借名流隱括全文”，標題即已明示爲小說主旨總綱，敘說王冕潔身自好，講“文行出處”，鄙棄“功名富貴”，也就樹起了作者心目中的正面理想，同時也就鮮明提出了作品的主題。小說最後一回“添四客述往思來，彈一曲高山流水”，一個“添”字喻作者欲擱筆而意猶未盡，“述往思來”則爲總結全書之語，“高山流水”乃是期於讀者能明曉作者心中深意。該回敘市井四奇人故事，他們或寫字，或賣火紙筒子，或開茶館，或作裁縫，總之與“功名富貴”無涉，卻講究“文行出處”，有自己的獨立人格。這一首一尾，均爲點題之筆，可見主題貫穿始終；首尾各一詞，同樣起強化題旨作用。其次，是小說的結構塊面。夏志清將小說結構分爲三部分：第二至第三十回，“包含各種不同類型的人追求名利地位的所有爲人喜愛的故事”；第三十一至三十七回“講述主要角色杜少卿和他的朋友們——南京的一些賢士文人的故事”；第三十七至五十五回，“由一組形形色色的故事混雜而成，沒有明確的構思”。（注：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導論》249頁， 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這三個部分的劃分是準確的，但對第三部分的理解我們有不同看法。儘管這部分故事顯得龐雜一些，卻仍然緊扣主題，郭孝子尋親，蕭雲仙、湯奏建功而受災遭貶，餘大、餘二先生以及虞華軒、王玉輝的所行所爲，均不以“功名富貴”爲念，均顯示了講究“文行出處”的高尚人格。相反，如高輸林、秦中書、萬中書、陳木楠之流，則依舊盤旋於“功名富貴”下，俗不可耐。如果說，其一、二部分以正、反合的方式完成了“反”與“倡”的主題，第三部分則是補充和強化主題之筆，它仍舊貫穿着作家“常醒的理解力”。

　　（二）主題和人物。

　　《儒林外史》以“短篇連綴”式的結構，勾勒了大量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研究者們曾予以分類，例如“八股信徒”、“無聊名士”、“賢人”、“奇人”等。其實，書中的各色人等，除個別之外，均統一於作品的主題，因而只可分三類：一類是醉心於功名富貴之人，二是摒棄“功名富貴”講求“文行出處”之人，三是主題“功名富貴”與“文行出處”主題之人。前兩類人物均爲儒林中人，亦可再細分，如醉心於“功名富貴”者，又有八股信徒與無聊名士之區別，前者有馬純上、周敬、範進諸人，後者有婁家公子、趙雪齋、景蘭江、杜慎卿、季蕭葦等人。摒棄“功名富貴”講究“人行出處”的，也可分賢人、奇人兩類，虞博士、莊紹光、遲徼山、賢人也；杜少卿、季遐年、王太、孟寬、荊元等，奇人也。第三類人物稍爲複雜，但細加甄別嫠析，仍可見他們對凸現主題之作用。

　　第三類人物從身份上看形形色色，他們有官僚（太守王惠、知縣湯奉），有地主（嚴監生、嚴貢生），有武將（蕭雲仙、湯奏），有鄉紳（虞華軒），有鄉中秀才（王德、王仁、餘大先生、餘二先生），有尋親的郭孝子，有行俠仗義的江湖好漢鳳鳴岐，有不甘“伏低作小”攜財逃奔的沈瓊枝，有賣筆青樓的聘娘……這些人物雖然不在儒林中，但是在人生價值取向和社會態度上又分別是“功名富貴”和“文行出處”的延伸，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形成了一種對應關係：例如同是官僚，太守王惠敲榨勒索，斂集財富，湯鎮臺則注重立德修身。同是兄弟，嚴貢生挖空心思謀奪哥哥家產，其它方面的品行也很惡劣，而餘大先生、餘二先生兄弟情誼敦厚，餘二先生爲哥哥消除了一樁官司，而餘大選了徽州府學訓導，也要弟弟隨同上任，說：“我們老兄弟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其情深篤。張鐵臂虛設“人頭會”，騙人錢財，婁家公子說成“英雄本色”，豈料上當受騙，甘鳴岐送萬中書到台州受審，又替被騙絲客和陳正公討回被騙銀兩，卻不領一文報酬，真乃英雄本色。沈瓊枝逃離宋家後，在南京賣詩刺繡，自謀生計；聘娘卻被名士陳木楠所矇騙，甚至夢見自己鳳冠霞帔，成了太守夫人，而她的喜愛名士會看詩的名聲傳出去後，竟引來了呆名士丁言志要同她“談詩”。廩生王德、王仁自稱“我們讀書人，全在細常上做工夫”，卻在拿了百兩紋銀後不顧病中的妹妹，扶立趙妾爲正；郭孝子沒有滿口的綱常倫理，卻歷盡千辛萬苦，尋找父親。……這些人物，不象儒林中人那樣有明確的“功名富貴”和“文行出處”的價值指向，卻是表現出這兩種價值指向下具體的生活態度——或者求名求利，人格扭曲，俗氣逼人，可鄙可笑；或者講究道義，潔身自好，人格剛健，令人欽敬。他們依然圍繞着作品的主旨，沒有旁側外溢，而是凸現和深化着作品主旨，正如閒齋老人所評：“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取以自鏡。”又如天目山樵所云“是書將爲名七下鍾貶，即其寫官場、僧道、隸役、娼優及王太太輩，皆是烘雲託月，旁敲側擊”。（注：庚辰花朝天目山樵識語，引自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137頁，上海古籍，1984）吳敬梓是在以 “常醒的理解力”勾勒着這一大批人物，儘管有的豐滿，有的很簡單。

　　（三）主題——細節——語言

　　吳敬梓用他的深刻思想統馭着筆下的人物，他塑造的人物又反過來轉遞着他的思想。進而，他用以塑造形象的基本工具——語言也着上了理性色彩。人們常常稱道《儒林外史》的“白描”語言，白描不僅僅簡練，更在於語言背後深厚的意味。這種意味正是吳敬梓的深刻思想。實際上，《儒林外史》的語言同樣是作家“常醒的理解力”支配的結果，只是它又與細節塑密不可分，於是，就呈現爲“主題——細節——語言”這樣一個轉換、遞進、反作用的兩級過程。這類例子甚多，我們也試舉兩個例子略加說明：

　　（1）…馬二先生照着這條路走去，見那玲瓏怪石，千奇萬狀，鑽進一個石罅，見石壁上多少名人題詠，馬二先生也不去看他。（第十四回）

　　這是馬二先生遊西湖中的一個小細節。吳敬梓對石壁上的題詠，不加抄錄，但說“馬先生也不去看他。”寥寥兩筆，馬二先生沒有才情、沒有雅緻，但着意於八股舉業的形象特點已然勾勒出來。而對於一個讀書人來說，連“題詠”都“不去看他”，實在大煞風景，實在缺少起碼的文氣文心，其罪在於八股舉業毒害讀書人心靈，究其根坻乃在“功名富貴”之心將人扭曲異化。敘述的語言閃動着吳敬梓的反“功名富貴”的態度。

　　（2）…喫過飯，虞華軒笑着把方纔寫帖子的話說與餘大先生。餘大先生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說道：“這話是哪個說的？請問人生世上，是祖父要緊，是科名要緊？”（第四十六回）

　　這個場面的原委是唐二棒椎說有個侄子與自己同榜，來祭祖時送上個帖子稱“門年愚侄”帖子。餘大先生聽了這個話的反應是氣憤不已，吳敬梓用了“氣得兩臉紫漲，頸子裏的筋都耿出來”兩句簡略的描寫語言，最充分地把餘大先生講“文行出處”的原則和嫉世憤俗的性格勾畫出來。而餘大先生形象正是吳敬梓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講“文行出處”的君子。

　　《儒林外史》的語言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婉”，魯迅說“婉而多諷”，又說“旨微而語婉”。“多諷”並不是“全諷”，而“婉”則是全書的語言風格。“婉”，委婉之義，也就是平實、簡煉而深刻。對醉心功名富貴的人，雖加諷刺，卻不動聲色，不誇大其辭，浮露在外；對講究“文行出處”的君子，雖有褒揚，也不動聲色，平平道來，讓讀者自行品味。正因爲如此，魯迅才批評《官場現形記》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常常誇大其辭，又不能穿入隱微，但照例的慷慨激昂”（注：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第六講“清小說四派及其未流”）。兩相比較，《儒林外史》的語言才格外地呈現着“婉”的風致。“婉”的語言風格本於吳敬梓理性人格，惟有保持“常醒的理解力”其語言才含婉深邃，才貫穿全書始終。

　　要之，在吳敬梓的藝術世界中，我們能夠時時並且多方面地感受到他作爲一個理性作家的理性力量的散射。作品的結構，經過了精心結撰；作品中的人物，按照作者所思考過的社會情境和人生態度行動；作品的細節、語言，也經由作者冷靜斟酌，簡煉而內涵豐富。當讀者品味過這一切後，不得不讚嘆作者思想的深刻，讚歎《儒林外史》的偉大。

　　《儒林外史》是一部理性作家的理性小說。然而，它的理性並未損害現實的形象，卻依舊灌注着富有“生氣的情感”。相反，由於理性，作者能夠“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注：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第六講“清小說四派及其未流”），寫人物能夠“窺其肺腑，描其聲態，圖畫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注：臥閒草堂本閒齋老人序）。黑格爾曾經這樣說過：“每一部偉大的藝術品都使人感到其中材料是經過作者從各方面長久深刻衡量過的、熟思過的。輕浮的想像決不能產生有價值的作品”（注：齊省堂增訂惺園退士序）。《儒林外史》正是這樣一部“偉大”的藝術品，並且由於它的理性特徵，成爲了中國古代小說史上一部獨具一格的偉大作品。

　　原載：《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