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李洱有時會很苦惱，因爲朋友叫他經常不用本名。

　　“很多年前，一些朋友喊我‘李花腔’。唉，你有什麼辦法呢。他大老遠喊你，你還得停下來，等着他。”那個時候李洱剛剛完成小說《花腔》，一個將歷史和現實的油彩調配、堆砌、刮抹、點染成一個羅生門式的故事。所有角色無非兩個使命：找到葛任或殺掉葛任。葛任是一個氣質、經歷都像瞿秋白的革命者。

　　《花腔》獲得的讚譽代表了學術界對李洱的認可，但他可能是唯一沒有獲得國家級文學大獎的一線作家。無論“茅獎”還是“魯獎”，評獎後的新聞綜述中他總被認爲是“遺珠之憾”。

　　現在呢？現在很多朋友喊他“應物兄”。

　　“如果應物兄是我，那麼孔繁花和葛任也是我，甚至裏面的那隻‘濟哥’也是我。”

　　“濟哥”是李洱的新作《應物兄》中的一種蟈蟈，它的叫聲是一位海外儒學大師鄉愁的一部分。大學要成立儒學院，希望邀請大師加盟，請生物系教授培育出已經絕種的“濟哥”，想讓大師聽到它的叫聲之後，生出回國的念頭。

　　有人說李洱的《應物兄》是儒學背景下的學院小說或知識分子小說，但它的視野似乎更大，它不光寫儒學圈，也寫其他學科的知識分子，以及官員和江湖。

　　應物兄本名應物。出版商把他的《與當代人的精神處境》炒成暢銷書《孔子是條“喪家狗”》，順手把作者的名字改成“應物兄”。應物兄最紅的時候，商場裏不同頻道的電視機在同一時刻都有他侃侃而談：在生活頻道談待人接物；在新聞頻道談本地寺廟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在購物頻道談購物一條街；在考古現場談文化傳承……

　　人氣如此，當他所服務的“濟州大學”擬建儒學研究院，應物兄自然成爲召集人。他穿梭在各色人等中間：官員、泰斗、同儕、學生，生產安全套和鋼管舞行頭的商人，用生殖器寫毛筆字的僧人，風水兼養生大師……他像浮士德，不過引誘他的不是魔鬼摩菲斯特。

　　應物兄以“虛己應物，恕而後行”和“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爲處事原則。他身處現實漩渦，想起的卻常是典籍、詩文和聖人教誨。

　　《應物兄》，李洱心懷一份鄭重。2005年動筆到2018年底完稿，他寫這部小說竟用了13年，其間母親去世，兒子出生。母親病重的兩年半，他頻繁往來於北京、鄭州和濟源三地，在病房裏有時也打開電腦寫幾頁。2019年回家，大年三十傍晚，他在母親墳前燒掉一部八十餘萬字的《應物兄》。

　　此間滋味，應物兄會懂得。他也在忙碌的生活中常常忘記自己從哪裏來，夜深人靜時卻冷不丁想起。因爲在夢中長久地望向母親，他落枕了，第二天歪着脖子登高，去山間墓地看望母親，可母親的墓已難以辨認。墓園裏的松柏被偷伐掉做念珠，補栽的柳樹一樣粗細。從墓園悵然而返，他下山時不斷回頭，彷彿猛一回頭就能和母親相遇。

　　《應物兄》裏那些看起來被漫畫化的人物，都代表了儒家文化中的某種角色。用李洱的話說，看一下《論語》，翻一下《孟子》《史記》和《左傳》，其中也寫到不同的人，從君王到盜賊，從君子儒到小人儒，三教九流，形形色色。在這個場域裏，一隻濟哥、一頭毛驢、一匹馬，所謂鳥獸蟲魚都具備了某種文化意義。

　　但是，這本小說並不能叫做“關於儒學的書”。

　　“任何時候都不能說《戰爭與和平》是寫戰爭文化的書，《安娜·卡列尼娜》是寫通姦文化的書。但我們同時也都知道，一箇中國人，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無論對儒家文化持什麼態度，都無法脫離與儒家文化的複雜關係。”

　　儒學的現代化轉型不可避免地被提及，就如知識分子的現代化轉型。正如李洱在採訪中提到的，從“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開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西方價值、西方文化就有一種自然的傾慕。到對中國文化再次確立認同感，並同時反省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發掘積極因素，大概走了100年。這個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責任感，他承擔的重負——這種重負壓彎他的腰，增加額頭的皺紋——都變得很正常。當中有很多真實的、戲劇性的、悲欣交集的場景。

　　2018年12月出版以來，《應物兄》再度引起各界關注。小說借鑑經史子集的敘述方式，各篇章小標題都擷取正文最前面幾個字，他以這種方式向《論語》致敬。它躋身於各家圖書排行榜，重量級評論家紛紛發表看法，有人將它比作當代的《儒林外史》和《圍城》，認爲它“將現代漢語長篇小說的功能擴展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南方週末年度十大好書評選出爐，《應物兄》躋身五大虛構作品，評委們在頒獎詞中這樣寫道：

　　在小說語言普遍粗鄙化的當下，《應物兄》恢復了現代中文小說自誕生之日便具有的特色，即知識分子書面語傳統，而且將這種書面語賦予了全新的現代性和當下性，即描述複雜事物的及物性。主人公應物兄，出現在不同的篇章中，既映射別人，也被別人映射，既鏡像時代，也是時代鏡像。所以，環繞着應物兄，出現不同的聲音不同的形象不同的倒影，以及不同的體裁。整個小說因此洋溢着一種審慎的快樂，一種祕密的反諷。李洱在虛構領域熟練地調動各種知識體系，使得小說充滿了智性色彩，這種智性與知識分子的知識炫耀無關，而是與從晚清到當下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歷史訴求、現實關切及其反思相關。因此，這部85萬字的《應物兄》在新的意義上提振了知識分子寫作，將被遮蔽和邊緣化了的“知識”重新納入到文學敘事的角力場。這種知識既是考古，又是新創，既是真實，又是虛擬，其迷人的力量來自於五光十色的智慧。（綜合王彬彬、汪政、毛尖的推薦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