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對人性的反思，比憤怒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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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樑嘉烈

　　“無人不冤，有情皆孽”，出自陳世驤先生1966年致金庸的一封書信，是陳世驤對《天龍八部》給出的評論，這八個字同樣也很適用於《我們與惡的距離》。

　　賈靜雯在《倚天屠龍記》之後闊別十五年再回電視劇，聯手金鐘獎影帝吳慷仁帶來了《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劇由一起“無差別殺人案件”切入，將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爲加害者辯護的律師等聯繫在一起，將新聞職業道德、原生家庭、社會體制、家庭教育等諸多社會議題拋上臺前，並試圖探討人性“善與惡”間的距離。

　　從Netflix與韓國合作的《王國》到HBO與臺灣公視合作的《我們與惡的距離》，美國影視平臺打造的亞洲本土劇集一部比一部成功，在內地的熱度和口碑都不容小覷。而這兩部劇之所以成功，除了製作精良外，也是因爲其探討人性的深度內核吸引了很多觀衆。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創作靈感來源於很多發生在臺灣的真實刑事案件，同類型案件在國內也很是常見。從藥家鑫事件、於歡事件，到滴滴網約車事件、紅黃藍事件，近幾年內地衆多刑事案件同樣引發了公衆的大規模關注，公衆情緒激昂討伐加害者下，法律與道德的衝突也被擺在了臺前。可以說，目前電視劇市場缺少的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這種去反思社會熱點議題和熱門刑事案件的嚴肅劇集。

　　無人不冤

　　有情皆孽

　　故事由一起槍擊案引出，嫌犯李曉明在戲院開槍射擊，造成了9人死亡，21人受傷，李曉明開篇便被判決了死刑，而故事的重點，正是被這起無差別殺人案卷入到旋渦中的衆多不同立場的人：

　　1. 因孩子罹難瀕臨破碎的受害者家庭

　　在陪同兒子天彥看電影時，賈靜雯飾演的宋喬安中途接到工作電話後離場，等她返回時兒子已經遇難。這場事故之後，宋喬安在工作與生活中性情大變，與丈夫女兒逐漸疏遠、不敢再進兒子房間，成爲了職場女魔頭、不斷用酒精麻痹自己、拒絕心理諮詢，成爲了一個沒有“病識感”的病人。

　　在丈夫認爲應該找到事件真相、找到兇手動機，避免下一個受害者出現時，宋喬安果斷拒絕：“如果殺人犯還有他們的家人，都不用負任何責任，我們家天彥算什麼。”其實，她在痛恨兇手的同時，也在痛恨着自己，“沒有在接完電話後立即返回，而是喝了一杯咖啡”成了宋喬安最大的負罪感，她甚至希望自己當時能與兒子一同去死。

　　2. 因被“連坐”逃避人羣的加害者家庭

　　在兒子李曉明犯罪之後，李家一家人均被輿論“連坐”，憤怒的公衆要求李家父母下跪、往李家所開飯館扔東西、深夜喊罵。李家曾想在受害者追悼會上道歉並提出賠償，但最終只有一句無力的“要怎麼道歉，要怎麼賠償？”所以，李家選擇了關閉店面，避開人羣，但即便住在偏遠地方，也要終日帶着口罩，在家裏玻璃上糊滿報紙，成爲徹底“見不得光”的家庭。

　　在與兒子的辯護律師王赦交談時，李媽媽痛心講道：“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人殺人犯，我不會做人的媽媽。”爲給女兒尋一條生路，李媽媽爲女兒李曉文改名李大芝，並讓女兒告訴外人父母雙亡，但奈何造化弄人，李曉文還是在職場遇到了受害人家屬宋喬安，宋喬安的遭遇，也一直刺痛着她的神經。

　　3. 幫助刑犯辯護而受盡譴責的法扶律師

　　爲人人喊打的李曉明辯護的法扶律師王赦，在一開始便被憤怒的受害者家屬潑糞。受害人家屬認爲他喪失良心、加害人家屬不願意與他溝通、妻子要與他離婚、甚至連李曉明也難以理解王赦爲何爲自己辯護，很多人甚至覺得他的目的是爲給李曉明脫罪。但是王赦只是想去尋找案件背後的真相，好讓社會做到預防，正如他對李曉明所講：“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平安快樂的長大，不要在遇到有人再做出類似你犯過的罪。”

　　《我們與惡的距離》是非常剋制和理性的，它沒有教化式的口吻，也沒有妖魔化任何一方，只是在試圖探討一些議題：如社會爲什麼沒有“接住”李曉明這樣的人？被害人家屬要怎樣走出陰影？加害人家屬如何自處？比起發泄憤怒，社會是否更應該挖掘犯罪背後的心理和動機，以做到防微杜漸？

　　但正如劇名所言，故事本質上聚焦的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加害者、被害者、相關人士、社會大衆、媒體輿論等，他們在這場故事裏各自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是否曾因自己的過失傷害到了別人？有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之分？有沒有絕對的好人壞人之分？

　　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劇中沒有直接給出答案，它只是將不同人的視角和立場呈現給觀衆，讓觀衆跳出自我視野和思維的單一性去整體看待問題，看待人性的瑕疵點。劇中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也都可能是無意識的加害者，正如生活在現實中的每一個人一般。衆生皆苦，無人不冤，這纔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最深刻的思辨。

　　從《王國》到《我們與惡的距離》

　　看HBO與Netflix亞洲本土劇集的成功

　　HBO推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後，又在亞洲市場與Netflix這個“老對手”打了一次平局。

　　年初Netflix與韓國合作的《王國》在國內引起追劇熱潮後，HBOAisa與臺灣公視推出的《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內地熱度顯然也當仁不讓。仔細看，這兩部劇的成功不乏相同之道，如均製作精良、演員陣容強大、均由本土導演和編劇操刀、均有HBO或Netflix參與投資。

　　《王國》改編自漫畫《神之國度》，延續了《釜山行》的殭屍題材。該劇通過一個虛構的歷史朝代，將內容觸手伸向了對封建禮教、官僚政治、社會階級與綱常倫理的探討，以殭屍爲引打破社會秩序後，呈現了絕境之下人性的善與惡，這和《我們與惡的距離》的主旨不盡相似。

　　在豆瓣上，《王國》已看人數76400人，評分8.5分，《我們與惡的距離》目前想看人數37000，評分9.3分。能受到如此熱捧，兩部劇顯然都有着很多過人之處。以《我們與惡的距離》爲例，拋開劇集主旨，這部劇僅是職場戲份就很值得很多“僞職業劇”學習。

　　該劇對新聞行業着墨較多，無論是爲了跟蹤熱點而忽略真相求證、優先播放吸引眼球的熱點新聞而並非重點新聞，還是將從“女大學生被撞”改爲“女高材生被撞”的標題黨行爲、加班加點追熱點的工作狀態，無疑都是當今新聞界的真實寫照。

　　《王國》與《我們與惡的距離》受到觀衆認可，顯然也意味着年輕觀衆的觀劇需求正在發生變化。如今，內地電視劇的觀衆正在急速分流、割裂，守在電視機前的中老年觀衆能將《娘道》捧上收視率第一，但年輕觀衆則對故事內核的要求更高，他們想要看到的是更爲新穎的切入點和立意點，以及更高的思辨性和啓示性。

　　北美市場趨於飽和之後，HBO與Netflix開始向亞洲市場擴張，並從原來的渠道覆蓋上升到了內容覆蓋，《王國》和《我們與惡的距離》便是這兩大平臺在亞洲本土劇集製作上的成功。在去年11月新加坡舉行的“See What’s Next：Asia”上，Netflix首席內容官Ted Sarandos表示Netflix計劃在亞洲再製作17部原創劇集，涉及了印度、菲律賓、日本、泰國、中國臺灣等多個國家和地區。

　　但是對於進軍中國內地市場，Netflix CEO裏德·哈斯廷斯則表示：“今年的可能性依舊不會比去年的高，”這無疑是因爲嚴格的審查環境。

　　反思和審視

　　比憤怒更加重要

　　如此看來，內地短時期內想要與HBO或Netflix合作打造出一部震撼人心的劇集似乎並不太可能，不過，《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成功，對當下的電視劇市場來說也並非沒有啓示。

　　在臺灣偶像劇霸屏時代結束後，臺劇也逐漸走向沒落，但如今，臺劇卻默默走出了傳統家庭倫理劇和偶像劇的框架，開始探索更多可能性，除了《我們與惡的距離》，近一兩年的《一把青》《花甲男孩轉大人》《荼蘼》《麻醉風暴》《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等劇集都是臺劇中的新題材力作。

　　臺劇的“絕地求生”，對電視劇創作來說有着很多的借鑑意義。以《我們與惡的距離》爲例，其創作靈感來源於衆多臺灣真實刑事案件，如2014大學生鄭捷持刀在臺北捷運內隨機殺人事件、2015年新北市某國小女童被割喉事件、2016年臺北街頭小燈泡被砍23刀事件。小燈泡事件發生後，民意請願判兇手死刑，但小燈泡的母親卻堅決不處死兇手。她認爲，與其滿足民意去殺死一個人，不如好好了解這個人是怎麼一步步走向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