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调查局「2016廉政报告」统计，近5年被移送法办的乡镇长有67位，乡镇市民代表62位，占了所有民选公职被法办人数的2成。其中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的占47％，违反政府采购法的占31％，显示所有犯罪类型中高达8成是贪渎。

 

乡镇市长选举1千万起跳；议员选举总开销1000万到1500万元是最保守的；县市长开销就要6、7千万起跳，这还不包括组织动员；柯文哲选市长在6个月内花了超过1亿4000万元。

 

选举费用太高，是台湾政治败坏的开始。 让动员金钱的能力决定选举结果，这样的选举过程失去公共性与公平性，政治逐渐走向封建的「世袭」制，选举经费过高，造成政党没有栽培人才，也是年轻人无法进入的最大障碍。现任议员中有四分之一是政二代。

 

钱、家族、关系成为选战必备元素，也因此2018年参选人中政二代又特别多。蓝绿两党目前提名的非现任议员共计329人，其中有政治家族背景者就高达92人，比例约占2成8，其他多为政治工作者。 民进党提名出身自政治家族的比例还高过国民党。

 

竞选经费虽然有上限，但没有罚则，大家根本不在乎，「选罢法」对申报不实没有法律裁罚，所呈报出来的经费往往是严重低估，从未经过实际查核。 「钱坑」，可以分为人事行政费用、宣传行销费用、组织动员费用，其中又以宣传行销费用不断膨胀。

 

台湾选举的「寄附」文化横行，金权政治也就成了台湾宿命。台语用「寄附」两字已经点明：终有一天要取回，问题在每个人想要取回的不同。 寄附者多的是建商，更多是企业。 桃园有位相当有影响力的议员，在上次选举中收到政治献金超过千万元，有600多万来自企业捐赠，其中一笔来自一家在地知名的污染大户。

 

除了与企业产生「共生」现象，还有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关系。 因为年轻人单靠一己之力，上不了台面，需要党派甚至地方主政者的挹注，最明显例子是高雄市的「六小福」，六位年轻人因为前市长陈菊「牵成」而当选。 如此一来，议员的自主性更低，被操控性更高。

 

要改变我们的政治文化，要看这个国家何时拿出决心改变选举制度。

 

议员的年薪也不过百万之谱，政治人物为什么非要砸大钱参选不可？ 因为油水多到让你无法想像，倒贴也要想办法选上：

 

1、兼差当董事长，议员只是副业，在议员身分之外，兼营事业几乎是常态。

 

2、企业捐款，就比一年薪水多，建商或企业试图透过捐款或政治献金培养「交情」，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案例层出不穷。

 

3、空白支票，买议员「沉默权」。 百亿元的重大工程漏洞百出，议员若要删除预算，就会有相关人士来关心，只要不再反对，多少钱都愿意付。

 

4、工程回扣，是最致命的诱惑，各县市政府过去常编列「小型工程建议款」，以定额方式，让议员在额度内有动支权限，县市政府也多予以尊重。 106年全台核定的议员小型工程建议款总数超过37亿元；台北市高居全国首位约9亿6000万元，其次为台南市5亿9000万元，第三为台中市5亿3000万元，而在非六都中则以南投县高居首位，达到2亿元。

 

乡镇市长的「业务」怎么做？ 调查局高层透露，围标、浮报工程款、回扣、分包，是最常见的贪污工具。 卖官与地方生意也是另外一个部分，乡镇长有公所事务、公共建设、人事权，临时约聘雇是许多乡长、代表会拿来酬庸，甚至图利的管道。清洁队员特别抢手，在定谳案件中看到，行情从50万到100万元不等。 而地方上黑道透过选举漂白，包山包海、包工程包娼包赌，警察也无奈只好睁只眼闭只眼。

 

乡长、主任秘书、代表会主席、农渔会总干事轮流做，在乡镇也很常见。 乡镇市民代表做瓦斯、营造、殡葬、礼品生意的也是普遍现象。

 

台湾的选举制度，恐怕要开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