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小长假马上就来了~

　　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都做好了外出踏青郊游的准备。

　　在过去，春光烂漫的时日，士人们如何打发时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清代的时候，北京的读书人都上哪儿去郊游，并和今天我们郊游的地址和方式相比，看看发生了哪些有趣的变化吧！

　　本文摘选自《人文之蕴：北京城的空间记忆》一书。

　　清代北京不仅拥有大量人文历史古迹，也拥有相当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故而，士人在北京城市的文化活动，不仅有针对文物古迹的访求，也有针对自然风光的欣赏。

　　当然，对于大部分古代文人而言，他们不具备如明代徐霞客那样遍览山川的条件，一般仅能开展城郊乡野的游览。特别是，清代北京城市治理水平不高，市容并不洁净，街道秽恶泥泞不堪，东城往往“卷地黄埃”，一下雨则“滑滑深泥没膝初”。故而郊游对士人来说，是难得的排遣心情的方式。清人有言：“一过大通桥，见水，顿觉心旷神怡”，其喜悦之情可见一斑。

　　东便门外大通桥

　　清代北京士人的野游，主要目标有两处。其一为南郊丰台附近，其二为西郊诸寺附近。

　　 丰台郊游

　　丰台地近宣南，距离京城汉人士大夫的聚居处较为近便。其地“为京师养花之所”，故而历来旅京之人往往聚众前往游览，赏玩花卉。史载丰台“每逢春时，为都人游观之地”，“季家庙、张家路口、樊家村之西北地亩，半种花卉，半种瓜蔬。刘村西南为礼部官地，种植禾黍豆麦，京师花贾比比，于此培养花木，四时不绝。而春时芍药尤甲天下。泉脉从水头庄来，向西北流，约八九里，转东南入南苑北红门，归张湾。水清土肥，故种植滋茂，春芳秋实，鲜秀如画”。

　　此地所种植者，有紫薇、夹竹桃、长春、玫瑰等多种花卉。这一花卉市场，主要供应皇室、官僚。北京乃一国之都，很多人有消费花卉的需求和能力，故而都下花农为种植花卉，亦多所用心。华北地区冬日寒冷，百花难生，花农乃“坏土窖藏之，蕴火坑晅之”，竟令冬季丰台花卉“尽三季之种”，“十月中旬，牡丹已进御矣”。得天独厚的水土环境，具有消费能力的城市居民，花农精巧的种植技术，都是丰台花田能成规模的重要原因。

　　清代文人对丰台花卉，多所咏叹。康熙时期，此地已成胜游之所，士大夫往往散处芳丛，任意观赏，所谓“今日丰台赏花来，铺茵更坐芳丛下”。花儿的五颜六色，在阳光与露珠的反衬之下，显得格外娇艳，令久在晦暗城中的文人们获得了不少生气。王士祯诗云：

　　雨雨风风态自殊，花花叶叶不曾孤。

　　更添练鹊和蝉蝶，便是徐熙六幅图。

　　诗中所描绘的花朵，不仅是一束静态的花，而且具有了时间、场景上的拓展，被置入了一种艺术化的场景中，成了“图”的一部分。同游的宋荦亦写群花攒簇之美，略云：

　　漙漙朝露犹未晞，东风吹过珠还泻。

　　珊瑚成堆玉作盘，殷红腻白纷低亚。

　　除丰台外，北京当时的花卉盛事，还有高梁桥附近极乐寺的海棠花、枣花寺之牡丹、什刹海之荷花、宝藏寺之桂花等。“春秋佳日，挈榼携宾，游骑不绝于道。”至夏则有净业寺荷花可观，寺中规矩纂严，观荷须凌晨方可，但仍是“寺前多少冲泥客，谁为看花趁晓来”，游人如织。

　　对花卉之美的渲染，表现出了士大夫对自然环境之中美好事物的欣赏，亦表现出他们将自身纳入自然之中，对自然加以赏鉴，谋求自身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努力。有人甚至更进一步，亲自参与到栽花植草的园艺工作中，亲手制造出自然景观。乾隆时期，一批文人在宁郡王弘皎的带领下，将“南中佳种”的洋菊“以蒿接茎”，“枝叶茂盛，反有胜于本植”。“每当秋塍雨后，五色纷披，王或载酒荒畦，与诸名士酬倡，不减靖节东篱趣也。”

　　除丰台赏花外，士大夫在南郊也有其他的游赏活动。东南郊区地势平坦，多稻田，较适合日常出游。人工种植的竹木，自然生长的野草，往往交织成景，正适合士大夫结群出游，略加玩赏。康熙时期著名诗人严我斯游东郊祖园，曾赋诗：

　　泯泯濠梁上，萧萧落叶天。

　　柳歌鱼拨刺，荷碎鹭联拳。

　　曲水萦花圃，晴云下渚田。

　　小山遗胜在，临眺几流连。

　　 西山游览

　　与东郊相比，西山附近地势起伏，多山丘，园林、寺庙往往借景而建。一些寺庙为了招徕游人，更悉心养护园林，以供观瞻。故而士大夫对这一地区的游览、探访活动，更为密集。山峦叠翠，险谷流溪，多变的自然景观往往激发士人的文学创造力和对自然、对天地的关怀。例如极乐寺，虽为养花之地，但古寺宁谧，青苔重重，别有气质：

　　“径滑还支石上笻，萝门尽日碧苔封。两三竿竹自秋色，千万叠山皆雨容。诗卷凉生禅榻早，茶炉香压佛花浓。烦君倒泻天河水，一洗人间芥蒂胸。”

　　一派凉意中，苔藓、青竹，点滴禅意与清冷之境产生了文学上的结合，这是自然景观所赋予的文化气息。在观赏自然景物时，士人对天地四时的关怀，往往能有所显露。特别是如果身处寺中，耳闻梵音，眼观清景，则心不能不生禅意，暂见众生。这一意识，往往贯穿于清人诗文之中。例如王士祯游览摩诃庵，诗云：

　　鸟如迦陵响，梵是鱼山作。

　　微雨忽来过，纷纷几花落。

　　花鸟动静，与钟磬之间，仿佛有所关联。这种若有若无的感觉，恰恰反映出士大夫在僧寺中的独特心理感受，也反映出寺庙古刹的独特人文情怀。在这些古刹之中，作为近景存在的植物，与作为远景存在的山水，共同构成了一种文化的氛围，引发人们对性命之理的终极关怀。因景生意，因景识知，构成了北京士人人文情怀的重要一环。

　　此外，清朝诗人对城市建筑中的自然景观，如草木、花鸟等，也多所留意。大凡古迹若不废，则往往有园林竹木之景，以足观瞻。而若房屋失修坍塌，则荒草丛生，景色衰颓，又是一种别样的景观，往往引发士大夫的喟叹。自然景色与人文关怀，在这里是合一的：人工的房屋之中，一束人工栽植的竹木，抑或一片自然生长的苔藓，都为寺庙贡献出了独特的生机，使古老之中透出一股活力，这也正是士大夫着意描绘的对象。例如十间房一带的兴胜寺，此寺建于明万历年间，“土人目为松林”。但清初诗人查慎行查访其地，松已无存。此寺“后有臧经阁，可眺西山”，北砌石为流觞曲水，其东有阁，曰“明远”。“春月桃杏杂发，登阁望之，不异锦城花海也。”清人王吉武有诗云：

　　过雨苔阶净，香尘细不飞。

　　经声清竹院，人语出松扉。

　　迟日杏花白，浅寒嗁鸟稀。

　　园林三月暮，未欲换春衣。

　　整体而言，北京士大夫对郊外野趣的探访，表现出他们对自然景物的追求。蓝天、白云、高山、流水、草木、土石，在文人的笔下都完成了“被表达”的过程。诚然，与古代士大夫笔下的怪奇景色相比，西山叠翠确实要平实很多，但这并不妨碍士大夫以此为依据，作出丰富的文学演绎。身处郊野，亲近自然，赋诗纪念，士人将自身纳入到了一种关乎“性理”的自然图景之中，书写了北京的自然气息，在想象的世界内构建了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这一过程被大量北京士人反复践行，后人摩挲诗文，对于这一朴素的生态观念，不能不有所动容。

　　综上所述，北京士人在城市中的活动，为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对于士大夫官僚群体的主体—文士而言，文化活动即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吟诗作赋已是一种本能。词赋文章，不仅是对文学之美的追逐，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是对生活、对耳闻目见、对人生“事件”的文化呈现。特别是“事件”这一面，举凡圣上赐宴、朋友小酌、赏花看鸟、游访古刹，均可作为城市文化生活中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而通过诗赋文章等形式，在记录之余，进一步扩大其文化属性。这是一个“再阐述”的过程。而北京城市中的种种细节，则为他们的文化活动，提供了丰富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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