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社會裏，任何不在母親葬禮上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處以死刑。”

　　——加繆

　　阿爾貝·加繆(1913-1960）Albert Camus

　　法國著名作家、哲學家、文學理論家。1942年，他憑藉《局外人》一舉成名。1957年，因爲“他的重要文學創作以明徹的認真態度闡明瞭我們這個時代人類良知的問題”，加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1960年，他在前往巴黎的途中遭遇車禍身亡，年僅4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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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個世界仍是虛假和荒誕的

　　如同納博科夫的《洛麗塔》，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加繆的《局外人》開篇同樣精彩。

　　“今天，媽媽死了。也可能是昨天，我不知道。”

　　這無疑是一個所謂“局外人＂應該有的內心獨白。把一個活生生的默爾索拉扯到現實世界，把一個前一秒與文本毫無關聯的讀者拉扯到小說世界，加繆只用了不鹹不淡兩句話。母親死了，作爲兒子的默爾索並沒有在葬禮上哭泣。一個關於荒誕世界中的道德與法律，或者更確切來說是關於“真理”的故事開始了。

　　蝙蝠俠《黑暗騎士》截圖（圖源網絡）

　　加繆在《局外人》美版序言中已經明確告訴讀者，默爾索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他不參與遊戲，他徘徊在社會邊緣，他拒絕撒謊。

　　如果這個世界仍是虛假和荒誕的，那加繆的《局外人》就不會過時。

　　近日熱議的“流浪大師”事件可以爲《局外人》作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腳註。“流浪大師”沈巍，52歲，一位拾荒者。因熱愛讀書，談吐得體而被奉爲“大師”，在社交媒體上爆紅，隨後消失在人們的視線中。

　　在這裏我們並不是要探討“流浪大師”是否是現代意義上的“局外人”，也並不是有意要將他與默爾索作比較。而是“流浪大師”爆紅的現象提請我們注意到姑且可以被稱之爲“局內人”的羣體。

　　網傳的“流浪大師”沈巍（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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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晝日般絕對的光明

　　沒有所謂“局內人”，“局”就難以成“局”，“局外”也就更無從說起。如果“流浪大師”可以被視爲“局外人”，那麼瘋狂簇擁的“網紅”和其他圍觀者則是這一場社交狂歡所謂的“局內人”。他們把控着整個“局面”，製造劇情、衝突，創建人設；他們僞裝情緒，大喊，煽情。“流浪”誠然是不重要的，但流量是必要的。

　　往後的事，如大家親眼所見，“流浪大師”的每一個生活細節，都要被綁架到社交網絡上進行審判。這場審判所有人都可以隨時參與，唯獨“大師”自己要缺席。

　　這與《局外人》中的法庭審判極爲相似。

　　書中的“局內人”如何審判“局外人”？辯護律師用複雜的長句爲默爾索建構一個虛假而僞善的“靈魂”；檢察官以道德和個人品性作爲質詢和懲戒的籌碼；庭長只聽取有關於道德倫理方面的證詞。爲了防衛抑或攻擊，“局內人”所呈現和吸納的都是經過包裝的部分真相。

　　《紙牌屋》截圖（圖源網絡）

　　“事實上，尤其是當你說的不僅是真相的時候，你就在撒謊……爲了生活簡單一點，我們每天都這麼做。”

　　當所有謊言團結一致的時候，孤立無援的默爾索註定失語。

　　遵循社會制定的遊戲規則，耍弄簡單的語言技巧，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一件頗爲便利的事。因此從旁觀者的角度來看，默爾索用死亡來反抗虛假和荒誕的世界，似乎太過愚勇。他只需要像“局內人”那樣，無傷大雅地虛僞一次就可以不必去死。

　　而他拒絕。

　　《蝙蝠俠：黑暗騎士》截圖（圖源網絡）

　　“他所熱愛的，是如晝日般絕對的光明，甚至不爲陰影留一點點餘地。他不是沒有感覺的人，他的內心被一股堅韌不折而意蘊深厚的激情驅使，驅使他追求一種‘絕對’和‘真實’。”

　　最後，他一無所有兩手空空，卻拼了命地攥緊真理。如此堅持，消極的“真實”便終於實現了對“荒誕世界”最低限度的反抗。

　　或者說也可以說是接納。

　　*下文爲加繆《局外人》法庭審判部分節選。

　　局外人（節選）

　　[法]阿貝爾·加繆 著　　金禕 譯

　　輪到多瑪·貝萊茲，一個執達員把他扶到證人席上。貝萊茲說他主要是認識媽媽，至於我，他只見過一次，就是下葬那天。他們問他，那天我幹了些什麼，他回答道：“你們可以理解的，我自己那天太難過了，所以，我什麼都沒看見。痛苦讓我什麼都看不見了，因爲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暈倒了。所以，我沒法看見先生。”檢察官問他，是不是至少看見過我哭，貝萊茲說沒有。檢察官又說：“陪審團會重視這一點的。”

　　但是我的律師生氣了，他以一種我覺得有些誇張的語氣問貝萊茲，有沒有看見我不哭。貝萊茲說：“沒有。”一陣鬨堂大笑。

　　《十二怒漢》截圖（圖源網絡）

　　我的律師捲起一隻袖子，以一種不容辯駁的語氣說：“請看，這場官司就是這個樣子。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沒有什麼是真的！”檢察官臉上的表情讓人捉摸不透，他用一支鉛筆在檔案材料的標題上戳着。

　　在暫停審訊的五分鐘裏，我的律師對我說一切都進行得再好不過了，然後他們聽了塞萊斯特的辯護，他是由被告方傳來的。

　　所謂被告，當然就是我了。塞萊斯特不時地朝我這裏看，手裏玩着一頂巴拿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套裝，那是他有些禮拜天跟我一起去看賽馬時穿的。但是我現在認爲他那時沒有戴硬領，因爲他襯衫領口上只扣着一枚銅鈕釦。

　　他們問他我是不是他的顧客，他說：“是的，但也是一個朋友。”問他對我有什麼看法，他說我是個男子漢；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誰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問他有沒有注意到我是個性格內向、沉默寡言的人，他只承認我不說廢話。

　　檢察官問他我是不是按時付錢。塞萊斯特笑了，說：“這是我們之間的小事情。”他們又問他對我的罪行有什麼看法，於是他把雙手放在欄杆上，看得出來他是有所準備的。

　　他說：“在我看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一件不幸的事，大家都能理解，這種事會讓你無法抗拒。就是這樣！在我看來這是一件不幸的事。”

　　他還要繼續說，但庭長跟他說這很好，並且謝了他。塞萊斯特有點兒發愣，但是他說他還有話要說。他們讓他長話短說，他又重複了一遍這是一件不幸的事。

　　庭長說：“是啊，這是當然，但是我們在這兒就是爲了審判這一類的不幸。謝謝您。”彷彿他已經竭盡所能地表現出了他的技巧和善意。塞萊斯特朝我轉過身來，我看到他的眼睛閃閃發亮，嘴脣哆嗦着。

　　他看上去像是在問我他還能做什麼。我呢，我什麼都沒說，什麼手勢都沒做，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想擁抱一個男人。

　　庭長又一次命令他離開辯護席，塞萊斯特回到了旁聽席上。在剩下的時間裏，他一直待在那裏身子稍稍向前，雙肘支在膝蓋上，手裏拿着草帽，聽着大家說話。瑪麗進來了。她戴着帽子，還是那麼美，但是我更喜歡她披散着頭髮的樣子。

　　從我坐着的地方，我可以隱約看到她輕盈的乳房，我發現她的下嘴脣總是有點兒腫着。她好像很緊張。一上來，他們就問她從什麼時候認識我的。她說是從她在我們公司工作的時候起。庭長想知道她和我是什麼關係，她說我們是朋友。對於另一個問題，她回答說她的確是要和我結婚。

　　檢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問她是什麼時候和我發生關係的。她說了個日子。檢察官以一種漠然的口吻說，這好像是媽媽死後的第二天。接着他又以一種嘲諷的口氣說他並不想強調一種微妙的處境，他很理解瑪麗的顧慮，但是（這時候他的口氣更強硬了），他的職責使他不得不超越禮儀習俗。

　　於是，他要求瑪麗講一講我和她發生關係那天的情況。瑪麗不願意說，但是在檢察官的堅持下，她講了我們游泳、看電影，然後回到我的住所。檢察官說，根據瑪麗在預審中所提供的情況，他查詢了那一天的電影篇目。他又加了一句，要瑪麗自己說那天放的是什麼電影。

　　瑪麗用一種幾乎是蒼白的聲音說，那天放的是一部費南代爾的電影。她說完的時候，大廳裏鴉雀無聲。這時候檢查官站起來，神情非常嚴肅，伸出手指指着我，用一種在我聽來極爲激動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慢慢地說道：“陪審員先生們，這個人在他母親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開始搞不正當關係，還在電影院看喜劇開懷大笑。至於別的，我就不用多說了。”他坐下了，大廳裏還是一片寂靜。

　　可是，忽然間，瑪麗大哭起來，說情況不是這樣的，說還有別的事情，剛纔那些是別人逼她講的違心話，說她非常瞭解我，我沒做過任何壞事。但是執達員在庭長的一個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審訊繼續。

　　接下去馬鬆說話了，人們已經不怎麼聽了，他說我是個正直的人，“他甚至還要說，是個老實人”。等到薩拉瑪諾，就更沒有人聽了。

　　他追憶說我對他的狗很好，當問到關於我母親和我的時候，他回答說我和媽媽無話可說，也是因爲這樣，我才把媽媽送進了養老院。“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薩拉瑪諾說。但是似乎沒有人理解。他被帶出去了。

　　輪到雷蒙了，他是最後一個證人。雷蒙朝我點點頭，立刻說我是無辜的。但是庭長說法庭要的不是判斷，而是事實。他要雷蒙等着被提問，然後回答。他們要他明確和被害人的關係。雷蒙藉機說被害人恨的是他，因爲他羞辱了被害人的妹妹。

　　但是庭長問他被害人是不是也有理由恨我，雷蒙說我到海灘上去完全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問他悲劇根源的那封信怎麼會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說那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反駁說偶然在這宗案子裏對人的良心已經起了太多壞作用。

　　他想知道，當雷蒙羞辱他的情婦時，我沒有干涉，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證，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我的證詞完全是獻殷勤，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最後，他問雷蒙靠什麼生活，雷蒙回答“倉庫管理員”，但檢察官朝着陪審團宣佈，證人乾的是拉皮條的污穢行當，而我是他的同謀和朋友。

　　這本就是一件最荒淫無恥的事，由於牽扯到一個道德上的魔鬼而變得更加嚴重。雷蒙想自我辯護，我的律師也提出抗議，但是庭長要他們先讓檢察官說完。

　　檢察官說：“我沒有太多要說的了。他是您的朋友嗎？”他問雷蒙。

　　“是的，”雷蒙回答，“這是我的一個朋友。”

　　檢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個問題，我看了看雷蒙，他也正看着我。

　　我回答：“是。”

　　檢察官於是轉向陪審團，說道：“還是這個人，在他母親死後第二天就去幹了件最荒淫無恥的勾當，爲了一些毫無意義的理由就去殺人，只爲了結一件傷風敗俗的醜事。”

　　他坐下了。我的律師已經快沒耐心了，他舉起胳膊，長抱的袖子都落了下來，露出裏面上了漿的襯衫上的條條褶皺，大聲喊道：“說到底，他到底是被控埋葬了他母親還是被控殺了人？”聽衆一陣大笑。

　　《十二怒漢》截圖（圖源網絡）

　　但檢察官又站了起來，披上他的法袍，義正詞嚴地說，需要有可敬的辯護人那樣的天真質樸才能不感到這兩件事之間有一種深刻的、悲壯的、本質的關聯。“是的，”他用力地喊道，“我控告這個人，他懷着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這個控告在聽衆那裏似乎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師聳了聳肩，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但他似乎也動搖了，我知道事態對我來說並不樂觀。

　　本文所引用文字均出自《局外人》， [法] 阿爾貝·加繆 著，金禕 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註釋，分別引自該書第127頁，第3頁，第128頁，第128頁。

　　題圖：Red Sun and Ship丨Wassily Kandinsky丨丨1925 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