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能已阻止不了這場打贏了過半程的精神狙擊戰，但至少應知歷史是如何發生的。

仔細看馬悅然的履歷，其出身背景是遍尋不着的，他是瑞典裔還是有着瑞典國籍的“國際人”，都無處查詢。關於他的身世，在浩如煙海的網絡資料裏，居然千篇一律隻字不見，只有他出生於某地的記錄，直接上國外網站查詢也是如此，信息控制得很嚴密。這樣一個對中國當代文學史及至政治歷史影響甚大的人，中國人居然甘願囚於這個封鎖得嚴嚴實實的信息口袋而無人去探究。

馬悅然

漢學家這營生在西方是一碗頗爲特殊的“學術飯”，以中國一百多年在西方被維持的卑賤地位，純搞漢學的人難有發跡的土壤，要麼偏安一隅、籍籍無名，要麼就是被“集團”供養，而“供養”是要幹活的，說白了就是在文化活掩護下干政治活。

這種“供養”關係並不是直接發號施令，而是由研究經費（或別種形式的津貼）——利和媒體推舉（或其他形式的獎）——名，這副雙夾板暗中指引方向，這條唯一通往名利的路（沒有第二條，任何來自非西方範圍的獎勵都是被排斥的）自會發號施令。

的確有一支隱而不露的國際（非侷限於本國）勢力時刻“關注”（密切監視）着西方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態，我在法認識一位英譯法文學翻譯，她告訴我她的美國之旅讓她至今心有餘悸。

她在那次旅行中護照被偷，補辦時FBI找她談話，說我們知道你參加過某某組織。她聽了先是愣住，千追萬憶想起來，驚呆了，她很年輕時加入過一個法國共青團外圍組織，時過境遷不光自己忘得一乾二淨，連身邊親人也毫不知情，不想遠隔大西洋被調查記錄得一清二楚。

要不是護照失竊，她可能永遠不知祕密檔案的存在。而她只是個居家搞搞文字譯介也並不出名的文人，更無半點公職在身，也不從事任何政治活動。她從此再未踏足美國。想想看，不過一個共青團外圍組織！

這種“關注”不到關鍵時候從不顯山露水，其不能越的底線和主線並不是我們以爲的“國家利益和擁戴政府”，這兩條線並不是必須的，尤其後一條（全部的迷惑力即來自這裏！）；而國家利益只在不與“集團”大方向衝突時才得以維護。

是悄悄圈劃的“大方向”決定暗中分派的名利，且工作做得極其細緻隱蔽。比如挑選記者意識形態是頭道關，但從不明文規定，而是從平時言行和文字中暗查；挑選重要記者（傳媒核心人物）則除此之外還有隱匿的族羣、血統關，這些嚴密控制從來都是祕不外露，不光外部一無所知，就是內部核心圈之外的從業人員也不知情。

除了入門關卡，一個記者若半道思想變了不按“大方向”行事（思想不變時是自覺的），極少就事論事地處罰（但對因語言而被選入的外族裔尤其從敵對國招募的從業人員則不講這份“客氣”），而是事後找另外一個理由（人皆有弱點，一但不聽話，弱點便會被揭）開掉或令其主動辭職，並以補償金做封口費，補償金視名聲地位數額不等，電視名主持可以拿到上百萬歐元，編輯部主任一級的，一般也能拿到一筆可觀金額。

由於金額足以保證當事人的基本物質生活，沒有人有勇氣拒絕，故失寵者幾乎無人自揭內幕。這也拜賜於西方人普遍內忠，分得清個人與大局，得過好處，一般不往喝過的湯裏吐口水。何況自揭形同背叛，那就真的斷了後路了。發現這一點，非常驚心，他們一直在做教導別人勿做的事，只不過輕柔而隱祕。

分析馬悅然的履歷就會發現，他和其師高本漢的生涯都與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有勾聯。洛克菲勒基金會錢多得沒處去要“慷慨”到遙遠的北歐小國資助年輕的馬悅然到中國四川研究方言？！

不覺得這彎有點繞大了？觀察國內媒體不帶一絲疑義地熱炒這個“生涯起點”，好似這是馬-華關係史上的盛事、一樁“偉大”“情事”的開始，我只能仰面問蒼天：這到底是天真得可愛還是昏到丟了起碼的常識？你看到這種事，才明白當年有人相信畝產過萬斤一點不“荒唐”，歷史在繼續，且本性難移，只不過換了個癡心投射的主子。

“情事”之後，五十年代馬悅然成了瑞典官方的駐華官員，也就是說在那個西方聯手封堵中國的年代，他是他們“關注”中國文壇藝界最“近”的眼睛。他也真有眼力，在那個一片紅、幾乎難以找到裂隙的時代，從他如何挑人這一細節，可以略知“集團”翻找裂隙或可能的裂隙有多麼精細，長好的縫隙，都能抓到手備用，耐心等待切開的時機。離開中國後，他的生涯很“國際”，這是一般漢學家做不到的。1978年他獲“國王獎”，1984年再獲“國王獎”，一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人，尤其譯介紅色中國文學的人，在“鐵幕”的那邊得到那麼多來自官方的獎賞，甚爲不同尋常，至少我在法國既沒見過這麼幸運的“漢譯者”，也沒見過這麼國際化的“漢學家”。

我在上文及以前的諸多文章中寫過，這類操控沒有可能找到白紙黑字的內部文件，局外人一般只能靠推理追尋其軌跡（網線接應的軌跡）和目的地。我們從“國王獎”頒發的時間節點上看，會發現一個“巧合”，不早不晚與中國改開的時間表是同步的——1978年。

你要去翻找，這類“巧合”並不是第一樁，也不是最後一樁。戛納電影節現任主席雅各布也是在1978年這個時間節點登臺的，上臺即做了一件“大事”：改變電影節的性質，將原本各國自主選片（審美權、道義權在各國自己手中），換成由電影節進入各國挑人選片（一舉奪走審美權、道義權）！

並且將原來這個重點在歐洲的電影節，轉變爲一頭爲好萊塢打擂臺、另一頭爲“帝國”培養“文化叛逆者”的“國際”電影節，其中策動重點移至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地區。1978年之後，先是臺灣，後是大陸，最後是香港（安排在97前後，英據時代則從不碰這塊殖民地），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將這一地區政權主導或親中勢力主導的原電影業打得七零八落：臺灣原國民黨政權主導下的電影工業在精密的挑人選點的鑿洞之後如大船迅速沉落，審美權悉數落入親日-親西勢力手中；香港則是美國好萊塢、西方電影節一劫（人才）一捧，兩面夾擊，分裂切割，百花凋零，還成功將罪名推之於“97”；大陸的國營電影製片廠和電影學院實際成了他們的人才培養基地和影片生產加工基地，因爲人人爭先恐後想擠上這輛名利快車，而自己原有的電影獎全都失去影響力。

怎麼能不失去呢？那邊拿個獎一夜之間便成“大師”，這邊給個獎至多是個優秀電影工作者。最高榮譽在誰的手裏，審美權和道義權就在誰的手裏，而審美權和道義權在誰的手裏，文人和藝術家就在誰的手裏。我們的致命錯誤就是分不清文化（文學、藝術包括科學）不是體育，沒有一個“國際”機構足夠公正、權威能代替我們自己行使最高評判權。上層建築腦袋被擰掉，由此可見一斑。

戛納電影節爲上述三地專設了挑人班子，深入大陸角角落落，與其說是藝術甄選班子，更像是意識形態、國際戰略調查組和策源地。藝術總監弗雷莫有時親赴“前線”，在中國他被投懷送抱的電影人和不知打臉的文化官員擁簇着，像拜祖宗似的。他談起酒足飯飽（個個想套近乎）的中國之行，眼裏透出難以遮掩的輕蔑。又怎麼能不讓人家產生這樣的情緒呢？在他們眼裏中國人用“傻”字來形容都嫌太輕。

從這個他們心中有數、我們則沒幾人看懂的起跑線（1978年）開始，我們沉浸在“冷戰”結束的“蜜月”溫柔裏，他們調兵遣將吹響了“軟冷戰”的號角。

對馬悅然來說，從祕而不宣的號角開始，榮譽紛至踏來，非常像奔向“戰場”前的榮譽招募，又似將“戰士”送上戰車（1985年登諾獎評委寶座）之前的造勢。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他非常“官方”。我就不懂，我們一心要與官方保持距離的文人們，爲什麼追捧着這樣一個官方人物倒也不亦樂乎？

以我多年觀察，“反華”或“對華有使命”的漢學家多有好“命”，財多名大，在世界各地有落腳點（走出一國國界而國際化），受西媒熱薦，改開後在中國呼風喚雨，因爲他們手中有各種來路可疑的資金或可支配各種獎金（文學、文化獎或獎學金）；而做學問不問政事的漢學家很少反華，手上也鮮少諸“金”，他們中多數只有一口薄飯可吃，越對中國友善越被排除於主流輿論之外（這意味着沒有發財的機會），如果中國方面不給名給利，那頭又拿不到研究經費，有些人連來華旅費都未必輕鬆拿得出。

所以那些飛來飛去，財大氣粗、能夠決定中國文人在西方的生死、還能爲中國“叛逆者”提供飯票的漢學家，會是什麼背景，就無須我贅言了。

馬悅然掐時正點恰好在1985年獲任諾獎評委，難道是北歐小國突然想在這個時候看一看已有兩千多年文學史的中國有沒有夠“炸彈獎”資格的文學家？爲什麼在長達一百多年的頒獎歷史上“炸彈文學獎”視我如無物——不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就已經鑽研到四川方言那麼細了嗎，偏偏就在中國文學最上不得檯面的時候，它卻覺得“火候”到了？到底是什麼東西“到了火候”讓這幫《詩經》存在時還在作海盜的維京人覺得時機成熟了？時機也選得太巧了，恰逢中國上層建築分崩離析（近代以來第一次如此徹底！）、完全失去思想文化座標之時，那件評委的榮譽戰袍堪比一支軍團，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中國文壇翻了個底朝天，舊有道德優越感的階梯一夜崩潰。

我曾讀到美國某基金會的大人物說的一句話，大意是只有極少數人知道歷史之所以然，另外一羣人數略多一點的人是奉命執行“之所以然”的任務的，而絕大多數人完全不知所由何來。馬悅然是在第一團隊還是第二團隊？從他扮演的角色看，至少在第二團隊。我們這幾十年爲第二團隊的執行者們擺了盛大筵席。

反正中國文壇藝界全都在最後那一大羣人裏，兩眼一抹黑，我就是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已無真正意義上的上層建築。真正的上層建築不應只是憑着本能趨勢逐利的一羣，而應知道自己在宏大歷史中的角色。

我有時看到那羣在上層建築佔據要位的大腕爲兒女在美國謀得哪怕區區小職員的位置而彈冠相慶（平民百姓因中美匯率之別和生活水平之差爲此欣慰我是理解的），便感嘆豆腐終歸是扶不起的，只須一代他們自己就又落回去了。

沒有自我意識的人也就只配呆在最後那一大羣人裏，世界正在也將這麼爲人分等劃界，在“集團”的視界裏，沒有自我意識的人就是爲他們做工的種族。

同理那些能在西方大學或某些機構以詩名謀得飯票的人，又是什麼背景，也無須多說。因爲近半個多世紀以來，詩人的桂冠已被流行歌星摘走（資本趨利使然），單憑版稅，沒有活路，除非另謀職業，否則沒人會給你發工資。

而有一些“集團”相中的能肩負政治使命的詩人卻會被爆炒起來——爆炒的手已經伸到中國，時常給予響亮的“名聲”，甚至“國際名聲”。在法國，不被“集團”認可的文學作品，再有才，都不可能走紅，更無可能走向“國際”。

自“東方陣營”垮臺後，爲各國文人戲子提供“國際名聲”的通道已被“集團”全盤壟斷，沒有偶然的“彩票”。除了古典音樂、芭蕾這些硬碰硬的技藝，其餘被高調相中的人（國與國之間不能提供“長期飯票”的民間文化交流和普通文學譯介不在此範圍）皆侍政大於侍文，自覺或不自覺地作着“集團隱形卒子”的角色。我們這些局外人識別“集團卒子”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文化人中識別那些憑几首詩可以吃遍世界的人。

簡而言之，凡遇到“名聲大噪、飛黃騰達的反叛鬥士”，你就得打一個問號了。仔細想想，這在邏輯上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事實上在西方真正反“體制”的文化人慘得滴血，時常不光外國人就是本國人都不知他們的存在。對文化人最殘酷的懲罰莫過於死後都不讓他們存在。

外國人進入西方的上層建築是見不到真叛逆者的（與西方人一進入中國上層建築就撞個滿懷正相反），這些人早就被暗奪名與利邊緣化了。我旅西多年，完全沒有語言障礙後，才一點點發現這羣人的存在。

此處的語言障礙不是日常說、聽、讀，而是能夠深解、進入第二層語義和語境。很多中國人腦瓜靈，攻下語言關後能說會道，但終其一生攻不破我說的第二層語義和語境，因而看起來半個洋人似的，實則自始至終讀不透他們，而浮於表面的那個西方。

隸屬於這一羣的作者在中國沒有任何譯介，中國哪怕是一流翻譯家都不知其存在，因爲他們在西方普通人的視界裏就不存在。大衆因爲不知其存在，也就不疑其不存在。

這類書借或買均暗障重重，一般書店是沒有的，沒有知情者引路，無處購買。圖書館也自覺不把他們的書放出來，必須事先知其名才能調閱（有人說調閱者會進入某個名單，但我無從證實），說起來是自由的，並沒有禁。

近代以來，中國也只在毛澤東時代能跟他們叫板，不是偶然的。不轉這麼一大圈，又看破這一層，又怎能明白這個道理！

有段時間我正在讀十九世紀作家雷昂·布魯瓦的日記（書都又黃又脆不再版了），去看病時便與我那位頗有文學修養的醫生聊起該作者（應該承認他們普遍閱讀水平高，不似中國有文憑的人多半是技能型的，嚴格意義上算不上讀書人），他聽都沒聽說過這個人！而此作家非等閒之輩在十九世紀曾經相當出名。

“體制”能將不利於他們的文人悄無聲息地抹去！只須跳掉一代人，後面的人就不知其存在了。所以我說“汗青”若被偷走，“丹心”何處照耀，並不是無根無據的杞人憂天，歷史正在發生！

此處的“體制”可不是“官方”，在西方，“官方”是個貶義詞，特指民選政府，這個“官方”是被擺在前臺的，承擔“體制”運轉所有的負面不光彩成本，以維護體制本身的穩定、長久。在西方呆久了，腦袋又沒被灌滿迷魂湯，就會看到所有正面、褒義的詞都是給體制的，負面、貶義的詞則是留給官方的，越是文化精英越樂此不疲，以顯示自己的“獨立自由”，其中有人真相信，有人則是心知肚明地表演，就像如今拿着歐美的津貼（以教職、版稅或獎金等形式兌現）在中國展示“骨氣”的文化人。能賺鈔票甚至外幣的“骨氣”，恐怕需要重新定義。我佩服不怕坐牢、不怕死的思想者（古典時代的英雄），更敬佩那些深知思想恐怕會與身體一塊消失的人（當今真正的反叛者），與後者相比，“反一反”就能在西方出書成名坐享榮華的人，不是“戲子”又是什麼呢？追隨世界最大主子的人，倒說自己多麼勇敢，好像老天不長眼似的。世上有這等逆情悖理而又便宜的事嗎？！索爾仁尼琴死前曾預言真正的政治異見者已不在“東方”而在西方。

這個“雙簧遊戲”的目的是掩護躲在民選政府後面真正控制體制的“集團”，所以飯票真實的施主是“集團”。中國文人在西方“偶”遇（只有人家找到你而你是遇不見人家的）的那些以“反叛”“官方”爲光環又能名利雙收的詩人作家，實則是幕後“集團”的忠實馬前卒，尤其那些舉着“詩人”招牌，有閒時閒錢到世界各國（有選擇的）“搞人權”的“反抗鬥士”。那二百多位聯名抵制俄羅斯索契冬奧會的各國作家爲我們提供了一份再清晰不過的“集團”效力棋子的名單，經營他們的“國際名聲”甚至直接供養，就是在這類時刻用在刀刃上的。只有你認識到這類“國際名聲”一錢不值，那隻打劫他國上層建築的手就被斬斷了。

這四步棋，一步比一步目標明確，從一開始試探地找傷口，到第三、第四步棋已是找準穴點下刀了。第三步挑中的是餘華和高行健，第四步是莫言。這後兩步我已不想多言，因爲離現今更近，信息散佈和曝光的也多，有目共睹，且我已在《荒唐的文學“世界獎”》、《伸進文明心臟的手》和《被策劃的中國文藝》諸文中論及。何況棋子與棋子也不盡相同，有不知內情被利用的，有追名逐利趕時髦的，有揣摩到意圖暗中效力的，有的時候鬧翻“流亡”的人未必比裏外逢源的人危及根本，這些都留待歷史去追討吧，如果我們還能“保住歷史”的話。

餘華的《活着》，最早是被西方人擡爲“永恆”“傑作”的，西方主流媒體（各國接力）對這部作品的“頌歌”之異口同聲，讓我想到了“集團”近衛軍最擅長的聯合圍獵，因爲他們只有“圍獵”時，纔會衆口一詞。我甚至在這些讚詞下面，聽到那從不說出口的竊喜：這就是所有敢於不順從我們的國家國民之下場。這支負責爲“集團”搭建“虛擬沙龍”的嫡系“軍團”傳遞的“道德優越感”，果然精確地左右了中國上層建築的好惡。當西媒熱捧一位中國作家（不被相中的中國作家從無此“殊榮”，我在哪兒那麼久，鳳毛麟角的幾個被寵幸者都是派什麼用場的，一目瞭然）時，百分百是藏着別的目的的主動策劃行爲，絕無可能被動地受該作者在中國國內的名聲或其文學水平影響。這一點我們必須牢記在心！

這步若在國際象棋上堪比吃掉王后的“七寸”棋，不光正式揭開了“傷痕文學”之第二幕“泛苦痛”，也一舉奪取了文藝的最高審美權，並完全徹底地拿走了已經所剩不多的道義權。道義權全盤失手的標誌就是“泛苦痛”。什麼樣的權勢能一句話就爲他國文學作品設立“永恆”與否的標準？！那是昔日皇帝都辦不到的。先不論該作在文學上究竟有多大價值，就看事實本身：一個粗通文字的人，就憑編了個“人活不出人樣”的故事便從西方得到滾滾財源和讚譽，你如果不人云亦云而是動動自己生鏽的腦子，難道不會從內心深處發出一個疑問：何來如此“彩票”？近代以來多少文人墨客、文采風騷面對如此“賭局”盡爲“輸家”，這是誰家的“輪盤大賭”？那個至今暗中資助屠殺我們的恐怖分子、挑動所有與我們有領土爭端的國家、推助所有分裂這個國家的勢力、聯手對中國技術封鎖、買我們的廉價商品賺了大頭還要忿忿然的西方爲什麼一反常態這麼“慷慨”？我們可以缺心少眼，但至少別忘了常識和邏輯。至於寫出“永恆”作品的餘爲什麼倒讓第三步棋的另一枚棋子高行健捷足先登得了“炸彈獎”，馬悅然絕不會吐出真正的緣由。

這世界哪一國的統治階級會傻到讓一羣沒有自我意識的人以如此規模和榮耀直入文壇（一如直入統治階層）？任何一個社會集中到這樣一羣人的筆下，情景都不堪設想，因爲太容易被暗勢力操縱了。這種“醜陋”與過往文學傳遞的精神苦痛有一本質差別，就是沒有尊嚴底線。民國時的作家，即便刻薄如魯迅，筆下也構畫不出如此卑劣的世界！事實上是“寵兒”們陽奉陰違背棄得比誰都快，因爲缺乏自我意識和尊嚴。西方社會深明此一點，故在自家堅決不做或儘量少做的事，在中國卻故意反着說反着做，拚命提升這類作者和作品的道德優越感。我們在前面說過，“話語框架”與“道德優越感”結合起來，就等於文藝創作的靈魂。而這外推內接的“靈魂”掀動了多少趨炎附勢的模仿者。我們從第一步棋再去看後幾步棋，怎樣的自我意識和尊嚴的下墜！

從前三十年不切實際的歌頌底層到如今同樣不切實際的“窺陋癖”，彎子不可謂不大，能這麼轉彎的文人若有一天風向變了，再變回去也同樣麻利，總是最趕時髦的人丟棄得最快。其實從另一角度看，前後又是一脈相承的。從必要的反思歷史的“傷痕”作品滑到醜與惡的競賽（以其全面性和極端性而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自我批評和解剖），恐怕任何一個對這個國家還有一點點憐惜、對這個文明還有一點點責任感、對身爲中國人還有一點點尊嚴感的文化人，都應感到驚心和揪心。

自1840年以來，中國一直是個很不幸的國家，因爲她從沒有擺脫被外部強權欺凌、顛覆、肢解、分裂的危險，且這個噩運還遠遠沒有完結。從國之命運的角度，作爲一箇中國文化人是苦痛的，他既要經受長期的戰亂和匱乏，又要忍受反抗到最後自身內部爲淨化軀體而陷入的瘋狂，因爲悲劇的原點是上層建築從一開始就處於分裂狀態，再也找不回統一意識形態。舊的統一意識形態被潑髒水潑掉了，新的外來的主義又打得不可開交，這是外強一定要盡力維持和經營下去的，各路人馬都在尋找和製造着裂隙，他們只允許“上等國”（世上一小撮）擁有統一上層建築。由此我們天然就沒有“上等國之上等國民”的灑脫，沒法隨心所欲地裏外逢源，而總是被推到必須選擇的歷史懸崖上。改開三十年，似乎扭轉了黴運，由於來自外強的欺辱、顛覆、肢解、分裂由明轉暗，上層建築便以爲可以放心裏外通吃了。不幸的是，像中國這樣肩擔自有文明的大國，在外強虎視眈眈的世界，只有一種情況下上層建築可以放心裏外通吃，那就是賣了這個國家的時候。一百多年來此一大方向和其邏輯並沒有根本改變，變掉的只是包裹其外的花絮。世界上沒有一國，哪怕是人們以爲“自由”無比的西方，會允許其上層建築如斯背離還沉浸在被暗中構陷她的人接納的榮耀中。

近來常作夢，我夢見在這場不見硝煙的精神大戰中，這國抓住萬分之一的契機轉敗爲勝，收復“河山”——“待重頭，收拾舊河山，朝天闋”。由於北方沒有地理的天然屏障護衛，我們在歷史上一再陷於異族征服、多次落入亡國逆境，每一次大變故，死掉的都是忠誠無私的人，混凝土都被摻了大量沙子，這就是這個“一盤散沙”的國家之由來。幾番數次地逆向淘汰，這國沒有因此消亡，說明華夏文明的基因裏過個幾百年又浮出了他的創世者的優質血統。由此，這三十年的精神敗亡，在華夏悠遠的歷史上，不過是又一次大浪淘沙，捲走浮沙草屑。在這無國界的精神戰場上，“河山”的意義是將顛倒的再顛倒過來，讓文天祥的丹心不再付諸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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