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好事本”,好在哪里?
罗义安
“3月5日,今天我看到很多人帮助老师开锁。”“3月6日,潘辰宇把倒了的队旗扶起来。”“3月21日,李浩宇扶起了跌倒的朱益乐。”……杭师附小的好人好事本,就挂在班级后面的黑板边上,只要发现了好人好事,或是自己做了好人好事都可以记录在上面。虽然每件事都非常简单平常,但让人心里暖暖的。(4月1日钱江晚报)
“好人好事本”,曾经占据着教室的重要位置,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作用,应该说,在许多人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可后来,“好人好事本”渐渐失去了位置,并且消失已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好学生”的评价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习成绩好成为“好学生”的首要标准,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自然成为“好人”,类似于“头悬梁,锥刺股”的事才是“好事”。
如今,“好人好事本”在校园内、教室里重现,这是教育本质的回归。不过,“好人好事本”能否长期占据校园或教室的重要位置,能否重回更多学校,关键在于能否重新审视“好人好事本”的作用与价值。在笔者看来,“好人好事本”可谓是本小作用大,用好了,可以产生激励效应、传导效应、溢出效应。
首先,“好人好事本”可以产生“激励效应”。在赏识教育盛行的今天,“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已成为共识。然而,在赏识教育中,却存在“假大空”现象,比如,“你真棒”式的表扬,言之无物,过于抽象,表扬的效果并不理想。而“好人好事本”中记录的虽然都是小事,但真实、具体,每一条记录都是对“好人”“好事”的肯定和褒奖,可以产生“激励效应”,不仅对主人公是一种激励,而且鞭策和硬性带动着班级的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