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人種又稱尼格羅-澳大利亞人種，是對尼格羅人種和澳大利亞人種的統稱。 [1] 在十九世紀，澳大利亞原住民曾一度被分類為黑種人。但是由於體質特徵差異明顯，至二十世紀初期就已經被單獨划出。但有時仍然統稱為赤道人種。赤道人種包括很多不同的種族集團，不同分支的體貌特徵有較大區別。他們的共同特徵是：皮膚呈棕色或棕黑色，頭髮捲曲，臉型偏窄，嘴唇厚。赤道人種一般鼻翼較寬，但鼻樑未必低，有些族群甚至鼻樑很高，如巴布亞人。身材高矮不等，既有矮小的俾格米人，也有高大的尼羅特人。體毛多少亦不一定，澳大利亞人種多毛髮濃密，尼格羅人種體毛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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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人頭骨化石的CT掃描與腦形態特徵

此次對柳江人頭骨進行的CT掃描和三維重建，為研究人類大腦演化及柳江人在人類進化中的地位，提供了新的信息。通過與北京周口店及世界範圍內的其他古人類化石以及現代人顱內模的比較，顯示柳江人腦多數特徵與現代人相似，如長而寬的腦型，額葉寬闊飽滿，腦較高，頂葉加長；少數特徵與現代人不同而似早期人類，如枕葉後突程度較現代人顯著、小腦半球較現代人收縮。虛擬顱內模測量獲得柳江人的顱容量為1567毫升，位於晚期智人的變異範圍而遠大於現代人的平均值。基於這些發現，研究者認為更新世晚期人類腦的發育程度具有某些原始特徵。

以柳江人為代表的舊石器時代。柳江人通天岩遺址所代表的晚期智人，距今7萬年至13萬年之間或更早，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經鑒定，認為柳江人地質斷代距今約7萬年乃至更早，柳江人是一個南方人種的典型代表，是距今為止在中國發現的最早的現代人（晚期智人）化石，與北京的山頂洞人一樣，是晚期智人的代表，專家判斷其體質特徵，柳江人比藍田猿人和北京猿人進步，但比山頂洞人和資陽人原始，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古人類。而現代人類的歷史就是從晚期智人開始的，在晚期智人的帶領下，人類才步入石器時代。

分布於我國南方的古代古人種居民比北方的同類更富有類似赤道人種的一些性質,這也是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時代我國南部原始居民中表現出來的一般體質現象。對柳江人的種屬地位,雅基莫夫(B.fl.HMoB)指出柳江人頭骨的一系列測量值決定它處在蒙古人種和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之間的過渡地位。切博克薩羅夫(H.H.qe Kca peB)認為柳江人同蒙古人古種的古代和現代南方地區類型特別接近。斯圖爾特(D.T.s tow art)也認為柳江人頭骨在低的顱彎頂,眉晴,鼻和顎的形態上表現出「澳大利亞人種」的特徵。柳江人鼻根指數較低,接近於蒙古人種的下限,屬於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的範圍之內。同時,垂直顱面指數亦較低。

在解釋柳江人和山頂洞人頭骨在形態發展的差異上還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兩者的形態差異正好可能說明,華南和華北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種的體質發展過程中,已經存在著相當明顯的異形(Polymo rphi sm)現象。

時代比較早的是從浙江餘姚河姆渡第三文化層中採集的兩具完整頭骨。從河姆渡頭骨的前囪位置,頭骨額部發達和大的顱高表明它們是比舊石器晚期的柳江人和山頂洞人更進步的現代人類型。在發達的顴骨,更扁平的上面部,上面高增大和更高的顱高等方面,又顯示出它們在蒙古人種性狀的發展上比柳江人更明顯。

頭骨的形態和測量所示,河姆渡頭骨一方面存在一系列明顯的蒙古人種性狀,一方面又有一些接近尼格羅-澳大利亞人種的性狀。特別是在顱型上,它們和我國南方的曇石山、河宕和顫皮岩等新石器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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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址

（1）白蓮洞遺址。位於柳州市郊東南12公里的白面山南麓。1973~1982年進行了多次發掘。文化遺存豐富，出土大量石器、骨角器和陶器，其中石製品最多。石製品原料有兩類：一是本地所產的硅質岩、碳酸岩、硅質岩、紅色砂岩等；一是流水作用遠處攜帶而來的，有變質岩、石英砂岩、石英岩和火成岩等。石器中以打制石器為主，以其石料、製作方法和工具用途分為兩大類：一是用黑色燧石製作的小型器，以石片石器為主，且又經過二次加工的較為精緻的器物；另一類是用礫石製作的大型工具，多施以反向錘擊法。器形有有敲砸器、砍砸器、刮削器等。磨製石器較少，種類也不多，主要有切割器、錛、穿孔重石、穿孔小礫石等。陶片均為殘片，器形不明。系夾砂紅陶，胎色不純，外表呈灰褐色，胎呈深灰色或淺黑褐色，內夾石英砂，質地較粗糙，厚薄不均 。紋飾主要是粗繩紋。根據文化層位和堆積分為三期：舊石器時代晚期、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 跨度距今37000至7000年左右〔1〕。

　　（2）鯉魚嘴遺址。位於柳州市南15公里的龍潭山南岩廈處。據北京大學考古系14C實驗室測得的年代數據，遺址距今約20000年到5000多年。為一處從舊石器時代晚期，經中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文化堆積物為含螺殻的土狀堆積物。第一期文化，以打制石器為主，種類主要有砍砸器和刮削器，此外還出土相當數量的燧石小石器。磨光石器極少，僅1件刃部磨光的石斧。陶片的數量也不多，主要是夾砂繩紋陶，質地粗劣，紋飾單純。有少量骨器存在。哺乳動物種類除犀牛外，大多是現生種。第二期文化，打制石器仍佔一定比例，但磨製石器有所增加，而且磨製技術也較以前進步。陶器除有一定數量的夾砂陶外，已有較多火候較高的泥質陶，紋飾除繩紋外，還有少量劃紋、弦紋。此時，還使用蚌質工具。伴生哺乳動物全為現生種〔2〕

2.台地遺址

　　（1）蘭家村遺址

　　該遺址位於柳州市區東約5公里的柳江西岸台地上。高出水面約20米，海拔高度91米。距柳東公社蘭家村150米。遺址中部高，逐漸向東西傾斜。面積約50平方米。1979年試掘，分三層。第一層:耕土層，灰褐色沙質土，厚約20厘米。包含有石器、近現代瓷片、鐵器。第二層：文化層，為紅褐色亞粘土，土質較硬，厚20~40厘米。包含砍砸器、磨光石斧、石錛、刮削器、夾砂繩紋陶片。陶片分布於地層中的密度最大，尤其是上半部出土的石器、陶片最多。第三層：生土層，為黃色亞粘土。

　　出土遺物豐富，其中石器146件，其中磨製石器及半成品有105件，佔72%，種類有石錛、石斧、石鑿、雙肩石斧、穿孔石器、礪石，以石錛為大宗，3件雙肩石斧均為斜肩弧刃；打制石器41件，佔28%，種類有礫石類的砍砸器、盤狀器、石錘、刮削器和石片類的刮削器。陶片分布密集，共發現943件，均為夾砂粗軟陶，羼和較粗的石英砂礫，手制，質地粗疏，但比響水遺址的略好，胎厚薄不均，最厚的16厘米，最薄的為03厘米。火候低，陶色有紅、灰、黑、三種，紋飾多為拍印的粗繩紋，少數素麵、細繩紋、籃紋、劃紋〔3〕。

　　（2）鹿谷嶺遺址

　　位於市區西約7公里的榔江南岸。遺址高出河水面約17米，東距新村200米，南為連綿的小丘陵土嶺，東西兩端各有一條小沖溝。兩側附近為平坦的小土坡。遺物散布範圍東西約90、南北約65米。中部較高向南北傾斜。試掘時在中部開1×5米探溝一條，地層堆積與蘭家村基本相同。第一層，耕土層，灰褐色沙質土，厚約20厘米，包含物有石器、近現代陶瓷片。第二層，文化層，黃褐色亞沙土，土質較軟，厚10~30厘米，包含物有砍砸器和磨光石斧以及夾砂粗陶片。第三層，生土層，黃色亞粘土。

　　石器 共29件。文化層出土2件。器形與蘭家村大體相似。有砍砸器、磨光石斧、石錛、刮削器、礪石。只是打制的砍砸器數量比蘭家村少。

　　陶片 472片，全為文化層出土。陶片的紋飾有繩紋、籃紋，質地與蘭家村基本一致，也為夾砂粗陶。火候低，質地粗劣，從少量口沿殘片可辨出有敞口器，在一件口沿上部還有壓印有鋸齒紋。陶片厚薄不均，最厚的一片為24厘米〔4〕。

　　（3）響水遺址

　　位於柳州市區南約7公里的柳江與都樂河匯合的北岸台地上。高出河水面約15米。遺物散布範圍東西約30、南北70米。遺址部分已被破壞。試掘時在中部保存較好的地方開1×4米探溝一條，地層堆積分為：第一層，耕土層，灰色沙質土，厚約20厘米。包含有石器、近現代陶瓷片。第二層：文化層，厚40~80厘米。上部為灰褐色亞沙土，厚25厘米左右。土質較軟，下部為紅褐色亞粘土，較上部硬。厚約55厘米。上、下兩部分的包含物都比較少，除有少量的石器、石片和夾砂陶片外，比較純凈。因兩部分包含遺物基本相同，歸為一個文化層。第三層：生土層，紅色亞粘土。

　　石器 37件。其中採集品35件，文化層出土2件。石器的類型與蘭家村遺址的基本相似。打制石器較多，佔總數的75%左右，石質絶大部分系粗、細砂岩，少數為硅質岩、燧石〔5〕。

　　（4）鹿谷嶺新石器時代遺址

　　遺址地屬西鵝公社和平大隊的鹿谷嶺，位於新圩火車站東約1公里處，柳江河南岸，背靠連綿不斷的大土嶺。新石器時代。遺址東西兩頭各有一條沖溝，遺物分布範圍東西長約50、南北寬約20米，主要集中在唯一的一個墳墓附近。石器半成品較多，有不少沒有採集，採集到的石器計有砍砸器1件、打擊石片2件、石錛4件、石斧2件、礪石2件、石器半成品5件，共16件。沒有發現文化層 。另遺址內有不少宋代瓷片〔6〕。

　　（5）曾家村石器採集點

　　在市區西約9公里的柳江南岸。西距西鵝公社曾家村約400米，附近為平坦的小土嶺，西端有一條小沖溝。高出河水面約15米，石器散布面積東西約60米，南北約25米。採集的石器計有砍砸器、石斧、石錛、網墜、礪石等〔6〕。

　　（6）九頭山遺址

　　位於柳州市羊角山鄉九頭山村以南100米。1979、1982年調查，在坡地上共發現陶片58件，石斧1件。陶片殘損嚴重，為夾砂粗陶〔8〕。

　　（7）獨凳村遺址

　　位於柳州市郊柳東鄉凳獨村北13米處。1979年試掘，1980年再次調查，面積為30平方米左右，共發現砍砸器5件，石斧1件，石錛2件，石核2件〔9〕。

　　（8）廟公山遺址

　　位於柳州市柳江縣進德鄉木羅寨以北100米處，1981年發現。該處山高15米，山腳有一溶洞南北貫通，山下溶洞為古人類理想居所。洞內有貝丘遺存，厚05~08米，長度超過1米。在膠結的貝殻堆積中發現燒過的獸骨，洞內發現砍砸器 1件〔10〕。

　　（9）酒壺山遺址

　　位於柳州市柳江縣百朋鎮矮山村前200米的酒壺山。文化堆積集中於矮山腳下朝南洞內，山洞呈半橢圓形，高1、寬45、深10米，文化層長寬約2米，厚08米，堆積層中有大量的螺螄殻和獸骨，上層為膠結堅硬的灰色螺殻堆積，部分文化層被洞壁坍塌的石片覆蓋〔1〕。

　　（10）苟沖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位於白露公社苟沖村北約400米處，柳江河東岸一南北向的斜坡嶺上。除在東北不遠處有一塊長約400、寬約200米的小塊較平坦地帶外，東、南、北面都是較高的土山。新石器時代。遺物零星分布在長約120、寬約30米的範圍。採集到砍砸器2件、石片1件、石器半成品3件，有一件礪石沒有採集。沒有發現文化層〔12〕。

　　（11）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位於柳東公社新村西北約300米處，在柳江河東岸台地上，東、南、北約1公里範圍內是較平緩的坡地，一公里以外則是比較高的土嶺。遺物分布範圍長約50、寬約20米。新石器時代。採集到砍砸器2件、石錛1件、石斧1件、礪石1件、半成品2件。沒有發現文化層。遺址內還發現3件漢代方格紋陶片〔13〕。

　　（12）獨靜村新石器時代村遺址

　　位於柳東公社獨靜村南約100米的柳江河岸台地上，南面有一小沖溝，西面是開闊地帶，東北去約二公里即是蘭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石器時代石器散布在一塊有緩坡種紅薯的畲地上，範圍長約50、寬20米，採集了石網墜4件、石犁1件、石鏟1件。石網墜的製作簡單，利用天然扁平的橢圓河礫石，在短徑兩側打擊出凹處即成。石黎略呈三角形，器身向尖部逐漸磨薄，與過去在扶綏中東發現者相似。石鏟僅一部分刃部，板頁質。沒有發現文化層〔14〕。

　　（13）葉嶺新石器時代遺址

　　位於羊角山公社的葉嶺，遺址東臨柳江河，北面約2公里為柳江轉彎處，中間是土嶺和台地，西北一至二公里的地方是石灰岩山，山前山間仍是土嶺地帶，主要種植旱地作物。在嶺的南頭長寬約40~50米範圍內有零星遺物散布。新石器時代。採集到尖狀器1件、石錛1件、石斧3件（其中有肩石斧2件）、礪石1件、石器半成品1件，另有1件似為加工過的板岩質三角形器。另遺址內有一些宋代瓷片〔15〕。

　　（14）黃坭沖新石器時代遺址

　　位於黃村公社基隆村黃坭沖嶺，距基隆村西北約一華里的柳江河岸台地上，東南地勢較平緩、開闊，西南約一華里以遠後是大的連綿土嶺，相隔二華里即為曾家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石器時代。遺物零星分布在長約50、寬約30米的一塊畲地上，採集有：砍砸器1件、石片1件、石錛2件、石器半成品6件。沒有發現文化層。另遺址內有少量宋代瓷片〔16〕。

　　（15）黃岩新石器時代村遺址

　　位於白露公社黃岩村西面村邊的一塊畲地，南臨柳江河，東、西、北三面為坡度平緩的開闊地帶。新石器時代。遺物散布範圍長約60、寬約15米，採集有砍砸器5件、石錛4件、石斧3件、石器半成品5件。沒有發現文化層〔17〕。

　　（16）維儀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位於白露公社維儀村西約200米處，南臨柳江河，東、北、西北面是坡度很緩的開闊地帶。新石器時代。遺物主要散布在長約30、寬10米範圍內，採集有：砍砸器3件，石片1件，打制石斧（半成品）1件，沒有發現文化層。在維儀村東約200米處也採集到雙肩石斧1件〔18〕。

　　（17）灘頭嶺新石器時代遺址

　　位於西鵝公社和平大隊灘頭嶺，在柳江河南岸，背靠連綿不斷的大土嶺，東西兩邊是柳江河岸上坡度比較小的小嶺，北臨柳江河，在河中央有一小長島；西去約300米為鹿谷嶺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石器時代。遺物散布在長寬約40~50米的台地上，多為半成品，採集有石錛2件，石斧1件，石器半成品5件〔19〕。

　　（18）柳州、柳江大石剷出土點

　　1979年在柳州市東南郊的西江造船廠工地一座離柳江西岸300多米的石灰岩小坡上發現2件大石鏟。其後，又在位於柳江縣成團鎮盤石村華石屯西面500米處採集到一件長35、寬23厘米的大石鏟。上世紀90年代初，白蓮洞博物館專業人員又在柳江縣穿山鄉燈籠村一半山腰亂石堆中發現1件大石鏟。4件大石鏟均以頁岩為材料，而柳州一帶並不出產這種石料，因此這4件大石鏟應是從桂南地區輸人的。一般認為桂南大石鏟流行於新石器時代晚期之末至青銅時代早期，是農業祭祀禮器〔20〕。

　　二、柳州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徵與分期

　　根據考古調查和發掘，目前柳州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分布於洞穴和台地。洞穴遺址主要利用柳州天然的石灰岩溶洞或岩廈作為生活場所；台地遺址主要位於柳江及其支流的一級台地或河流的交匯處。本文依據地層和出土物，特別是陶器和石器為參照物對柳州新石器時代文化特徵與分期作分析研究。

　　第一期文化以鯉魚嘴遺址二期〔21〕和白蓮洞遺址三期〔22〕為代表，距今9000年左右，處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出土遺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及較多的螺螄殻等水、陸生動物遺骸。特別是此期出現了陶器，數量少，夾砂陶，陶色有紅、黑三種，火候低，胎色不純，胎質軟，厚02~08厘米。紋飾主要為粗、細繩紋，另有少量的劃紋和弦紋。器形主要為直口和敞口圜底器。陶器製作方法還較原始，手制，泥條貼築法。石器原料多為為礫石，另有一些堅硬的細小的黑色燧石。打制石器和磨製石器幷存，以打制石器為主，打制石器加工技術簡單，大型礫石石器多直接利用礫石單向打擊而成，普遍保留天然礫石面，便於用手把握，而以燧石為原料製作的刮削器、切割器則利用石片作二次加工，但器形多不規則。器形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等。磨製石器數量少，僅磨製刃部，主要有錛、穿孔石器。另有一些石核、石片等。鯉魚嘴遺址出土6具人骨架，埋藏於遺址北半部，葬式以仰身屈肢、俯身屈指為特徵，朝向不一，無明顯的墓坑，一些骨架旁放置1－2件打制石器。此期出土的打制石器與廣東獨石仔〔23〕、黃岩洞〔24〕有許多共同之處，出土的陶器與桂林甑皮岩遺址三期〔25〕相似。

　　第二期文化以鯉魚嘴遺址三期為代表，距今6500年左右，處於新石器時代中期。陶器分為夾砂陶和泥質陶兩種，夾砂陶陶色有紅褐、黑和灰色三種，火候低，胎色不純，胎質軟，胎較厚，最厚09厘米，紋飾有粗細、繩紋；泥質陶火候較高，質地較硬，胎較薄，最薄03厘米。陶色以紅色為主，其次為灰色。紋飾主要為繩紋，另有少量的劃紋和弦紋。器形主要為直口和敞口圜底器。陶器製作方法還較原始，手制，泥條貼築法。石器發現較少，燧石質細小石器和礫石打制石器基本不見，只見少量磨製石器。骨器數量也較少，僅有骨錐一種。

　　第三期文化以響水遺址、蘭家村遺址、鹿谷嶺遺址為代表，距今4000~5000年，處於新石器時代中晚期。這些遺址位於柳江及其支流的兩岸的台地。有清晰的地層堆積和文化層位。出土遺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等，未見螺殻和獸骨，出土器物除部分與第三期相同外，還有比較規整的雙肩石斧和雙肩石錛，且磨製石器的比例高達35％~72％。打制石器和磨光石器幷存，磨光石器比重大於打制石器。石器原料只要是大型礫石，屬於華南礫石工業系統。器型主要有砍砸器、敲砸器、刮削器等。打制方法多採用單面單向打擊，大部分保留礫面，極少有修整，磨光石器僅作刃部磨光。石器以石核石器居多，石片石器少見。發現與漁獵經濟緊密聯繫的石網墜，採用扁平橢圓形礫石在兩側交互打擊或單向打擊一缺口，成束腰形而成。發現陶器數量較多，製作技術原始，均為手制，陶胎厚薄不一。夾砂粗陶，火候低，質地粗略。紋飾以繩紋為主，有少量籃紋。器型包括圜底敞口器。

　　從遺址所處的地理位置看，天然的山洞為古人的生存提供了便利條件，可以為人們遮風避雨，躲避野獸，依靠漁獵從自然界獲取生存資料，活動半徑大由近及遠，當居所周邊的食物消耗殆盡或供應不足時，就遷徙到食物更豐富的洞穴。但由於洞穴的缺點是陰暗潮濕，地域狹小，能夠供應人口生存的數量有限，因此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洞穴已不能滿足人類生存的需要，而台地遺址多分布於柳江流域兩岸地勢平坦的台地上，地域寬廣，食物來源豐富，人類更多地要依靠自己發揮能動性去創造條件，建造合適的居所去適應自然環境，由遷徙到部分定居，隨之需古人創造更多的條件解決一系列問題。在台地遺址發現比洞穴遺址更多的陶片、磨製石器、網墜等人類進步的生存工具，反映人類在漁獵方面的能力更強，甚至已經懂得簡單的農業經濟。因此，走出洞穴，走向台地是柳州古人生存發展的趨勢。

　　從其出土器物來看，其生產工具來看，陶器從第一期的單純的夾砂陶器、以繩紋為主、器形單一；到第二期的出現泥質陶、紋飾豐富起來、器形也增多；再到第三期的陶器大量出現在遺址中，紋飾和器形更加豐富。石器在第一、二期中以細小的燧石為主，礫石石器次之，以打制石器為主，磨製石器較少，幷且僅磨製刃部；到第三期的礫石石器大量出現，燧石石器消失，仍以打制石器為主，但磨製石器也大量出現。這些變化，表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工具進一步得到改進和提高，儘管仍以漁獵為主，但原始的農業開始萌芽，獲得食物的途徑更加廣闊。在鯉魚嘴遺址發現四六具人骨架，人的埋葬方式在住地埋葬，無明顯的墓坑和隨葬品，葬式是仰身屈肢和俯身屈肢，葬式原始。新石器時代人類已學會了用火、製造陶器龢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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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西隆安婭懷洞遺址發掘取得重要收穫

頭骨出土時已破裂為多塊，經復原後幾乎完整。經14C測年，墓葬的年代為距今16,000多年前。

婭懷洞遺址位於廣西隆安縣喬建鎮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距離隆安縣城13公里。遺址東北面近1公里處是新石器時代大石鏟遺存的代表性遺址——大龍潭遺址。東南面1公里是右江，附近有天然水塘，前面是平坦開闊地，自然環境十分優越。該遺址發現於2014年，是一處史前石器時代的洞穴遺址，由前洞廳和內洞兩部分組成，總面積約110平方米。洞廳為一高大的岩廈，洞口朝西，高出山腳約23米；內洞長約8米、寬約3米。為了為配合廣西壯族自治區那文化（稻作文化）研究課題，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會同隆安縣文物管理所於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對遺址進行連續三個年度的考古發掘，同時對遺址被後人擾亂部分的堆積進行了清理，取得重要收穫，發現舊石器時代墓葬和人骨化石，出土文化遺物上萬件。 發掘概況（一）發掘方法發掘工作嚴格按照《田野考古工作規程》進行。為了了解洞廳不同部位的地層堆積和文化內涵，探明是否存在功能分區，發掘區分為A、B、C、D四個區，總揭露面積約50平方米。發掘採用1米×1米規格的探方布控，在自然堆積層內以5厘米為一水平層由上往下逐層揭露。採用全站儀對出土的遺物進行三維坐標定位。對挖出來的土用篩選法和浮選法全部進行處理，最大限度地收集各種遺物。此外，航拍、三維建模等技術也應用到此次發掘中。

（二）地層堆積A區發掘面積近12平方米，深達7.5米，均為舊石器時代堆積，共分為55層。其中第1層至第8層為文化層，出土遺物有打制石製品和水陸生動物遺存及植物遺存；第8層以下只出土動植物遺存。B區發掘面積16平方米，深4.2米（未挖到基岩），堆積共分為24層，各層都出土有文化遺物，其中第3層至第4層屬於新石器時代，第4層以下屬於舊石器時代。本區發現墓葬和用火遺迹，出土大量打制石製品、少量磨製石器、骨器、陶片以及大量動植物遺存。C區發掘面積6平方米，深1.2米（未挖到基岩），屬於舊石器時代堆積，分為11層，其中第1層至第7層為文化層，第7層以下只出土動植物遺存。本區發現用火遺迹，出土打制石製品和動植物遺存。D區發掘面積16平方米，深1米（未挖到基岩），堆積分為5層，其中第1、第2層為近現代文化層，第3層至第5層屬於新石器時代文化層。本區出土數量眾多的石製品、少量陶片以及大量動植物遺存。 （三）主要發現1、發現一座舊石器時代的墓葬，出土一具包括完整頭骨在內的人類遺骸。墓葬位於B區北部（T1106和T1206），大部分伸入發掘區（B區）北壁。而北壁剖面是B區最完整的地層剖面，緊靠洞廳岩壁，如果把整個墓葬清完，北壁大部分就被挖掉，剖面就無法保留。因此，我們只好部分擴方，清理墓葬的大部分，一部分仍保留在北壁裡面。從揭露的部分看，墓葬開口於第6層下，打破第7、第8層。墓坑大致呈長方形。墓葬保留較多的的人骨，包括頭骨和下頜骨以及部分體骨。頭骨出土時已破裂為多塊，經復原後幾乎完整。經14C測年，墓葬的年代為距今16,000多年前。

2、在舊石器時代地層發現兩處用火遺迹。在洞廳中後部擾土層下發現一處大範圍的用火遺迹，平面略呈橢圓形，範圍約為3米×4米，厚達10多厘米，部分延伸到C區第2層下。灰土中發現有包括玻璃隕石原料在內的各種石製品、燒骨等遺物。另外，在B區第21層也發現一處用火遺迹，範圍為40×90 厘米，最厚近10厘米，裡面發現有炭碎、燒骨和石製品。

3、在B區發現距今16,000年前的稻屬（Oryza）植物特有的植硅體；此外，在B區和C區還發現距今28,000-35,000年前的疑似稻屬植物植硅體。

4、出土數以萬計的遺物。包括大量的石製品以及少量的蚌器、骨器和陶片；此外，還出土了大量的水陸生動物遺骸及植物等種類豐富的自然遺存。這些遺物包括擾土層出土和原生地層出土兩部分。石製品是此次出土的主要文化遺物，數量在10,000件以上，包括打制石器和磨製石器，其中打制石器占絕大多數。原料多種多樣，除常見的砂岩、石英岩、石英外，還有廣西地區史前遺址中很少見到的燧石、玻璃隕石、水晶等。石製品種類包括石錘、石核、石片、斷塊、碎片、工具等；其中石片數量最多，部分石片有使用痕迹。打制石器多用石片加工而成，以單面加工為主，器型細小，有的標本長或寬甚至不到2厘米，多數標本在2-5厘米之間。工具類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切割器等，其中刮削器的數量最多。部分工具有使用痕迹。磨製石器數量很少，種類包括石錛、石斧、石鏟、方形磨石和穿孔石器。穿孔石器數量較多，器身形狀多為圓形或橢圓形，少數為四邊形或三角形，大小差別大，大者直徑約15厘米，小者四五厘米。除石製品外，還出土少量的陶片、蚌器和骨器。陶片很破碎，難辨器形，分夾砂繩紋陶和素麵陶兩種。蚌器打制而成，器形只有蚌刀一種。骨器只有骨錐。動植物遺存豐富。動物包括數以萬計的水陸生動物骨骼和牙齒，其中通過篩選和浮選後獲得的小動物遺存佔了很大一部分。 年代與分期遺址的年代初步推斷為距今44,000-4,000年。依據地層的疊壓關係、出土遺物的特徵以及現有的測年結果，文化遺存大致可以分為四期。

第一期，舊石器時代。石製品均為打制的，未發現穿孔石器和蚌器。年代距今44,000-30,000年。第二期，舊石器時代。石製品均為打制的，出現打制的穿孔石器、琢打而成的方形器和蚌器。年代距今25,000-20,000年。第三期，舊石器時代。石製品和第二期基本一樣，沒有發生明顯變化，但蚌器數量增多。年代距今約16,000年。第四期，新石器時代。除打制石器外，新出現磨製石器、方形研磨器和陶片。年代距今約5,000-4,000年。 收穫和意義（一）嶺南舊石器時代晚期新的文化類型婭懷洞遺址堆積深厚，文化內涵豐富，遺物眾多，延續時間長，包含了新、舊石器時代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存，且以1萬年之前的文化遺存為主。出土的文化遺物絕大多數屬於舊石器時代細小的打制石製品，石器總體上屬於石片石器工業系統，這與嶺南地區以往發現的打制石器屬於礫石石器工業形成鮮明對照，應屬於嶺南地區晚期舊石器文化中一種新的類型。這對於研究嶺南及東南亞地區更新世晚期人類行為及文化的多樣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二）填補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缺環發源於雲南的右江，其流域內發現了豐富的史前文化遺存。但舊石器時代除了早期文化特徵明顯、年代比較清楚外，中晚期文化一直模糊不清，存在缺環。而婭懷洞遺址出土大量具有確切層位、年代距今44,000至10,000多年的文化遺存填補了這一缺環，進一步完善了廣西史前文化序列。

（三）中國新發現的晚更新世人類化石和墓葬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墓葬及人類化石在我國發現很少，而且多缺乏確切年代。婭懷洞遺址發現的墓葬是繼山頂洞人墓葬後在我國發現的第二處舊石器時代的墓葬。而墓葬中的人骨經專家鑒定同屬於一個個體，這是嶺南地區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唯一具有確切地層層位和可靠測年的完整人類頭骨及體骨化石，這對於研究晚更新世晚期早期現代人群的多樣性、人群的遷徙與交流以及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的埋葬習俗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五）華南及東南亞地區晚期舊石器文化的標尺廣西是連接東亞和東南亞的重要通道和兩地史前文化交流和傳播的走廊。考古發現表明，至少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以礫石石器工業為傳統的中國南方地區出現了以小石器組合為特徵的石片石器工業。細小石器組合在東南亞大陸舊石器遺址中也有一些發現。婭懷洞遺址出土的這套細小石器不僅在研究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南北方文化的關係增添了新的資料，而且該遺址幾萬年連續的地層堆積及豐富的文化遺存將成為研究華南及東南亞地區此類遺存的重要標尺。 原文來源：《中國文物報》2018年1月19日第4版作 者： 謝光茂、餘明輝、盧傑英作者單位：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隆安縣文物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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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安婭懷洞遺址發現距今約1.6萬年前的墓葬及包括完整頭骨在內的人類遺骸，這是繼山頂洞人墓葬後在中國發現的第二處舊石器時代墓葬。

圖為工作人員在清理遺址　鍾欣　攝　　中新網南寧3月12日電 （記者 林浩）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12日介紹，經過為期3個年度的連續發掘，考古人員在隆安婭懷洞遺址發現距今約1.6萬年前的墓葬及包括完整頭骨在內的人類遺骸，這是繼山頂洞人墓葬後在中國發現的第二處舊石器時代墓葬。

圖為動物牙齒 鍾欣 攝

　　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謝光茂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經專家鑒定，此次發現的人骨同屬於一個個體，是嶺南地區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唯一具有確切地層層位和可靠測年的完整人類頭骨及體骨化石，對於研究晚更新世早期現代人群的多樣性、人群的遷徙與交流以及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的埋葬習俗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圖為人類頭骨化石 鍾欣 攝　　與此同時，考古人員還出土刮削器、切割器、尖狀器、砍砸器等數以萬計的石製品，它們由砂岩、石英岩、燧石、玻璃隕石、水晶等原料加工而成。

圖為玻璃隕石製品 鍾欣 攝

　　「這與嶺南地區以往發現的打制石器屬於礫石石器工業形成鮮明對照，表明這個地區出現了以小石器組合為特徵的石片石器工業，這在東南亞大陸舊石器遺址中也曾出現。」謝光茂說，上述出土石器不僅為研究舊石器時代晚期中國南北方文化關係增添了新的資料，還成為研究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地區此類遺存的重要標尺。

圖為稻屬植硅體 鍾欣 攝

　　婭懷洞遺址位於隆安縣喬建鎮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於2014年發現，總面積約100多平方米，發掘從2015年6月開始，發掘深度近8米，相繼出土大量具有確切層位、年代距今4.4萬至幾千年的文化遺存，填補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缺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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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萬年至80萬年前 廣東鬱南磨刀山遺址與南江舊石器地點群，是2014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

主要發現地為羅定、鬱南。它記錄了華南早期人類活動的記錄，這一發現填補了嶺南地區60萬年至80萬年前人類活動遺迹的空白，將本地區有人類活動的歷史由距今13萬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數十萬年。考古人員在磨刀山及南江盆地發現60多處舊石器地點，出土數百件年代最早至舊石器時代早期的手鎬、手斧等石製品。鬱南磨刀山遺址第一地點是廣東目前確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

鬱南磨刀山遺址第1地點是廣東目前確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填補了廣東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的空白，將本地區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歷史由距今13萬年左右大幅提前至數十萬年前，是廣東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

磨刀山遺址在低緯度地區全面揭露出石製品平面分布、古人類活動區域、石器生產操作鏈及古人類適應行為等各方面信息，以此反映的北回歸線以南地區早期古人類獨特的石器生產活動與適應模式，清楚地顯示出亞熱帶與熱帶地區、華南北部與嶺南及東南亞地區早期舊石器文化與古人類行為的聯繫與區別。

南江舊石器地點群的區域分布密集程度在華南與東南亞地區較為罕見，地點群在南江盆地的平面分布、不同地點石製品數量多寡與類型差異所反映的遺址功能差別，展現出區域平面空間內由中心營地與臨時活動地點組成的南江流域更新世古人類棲居形態，對研究華南—東南亞地區遠古人類的棲居形態與適應模式具有重要意義。

中更新世至晚更新世南江流域的三期文化遺存初步建立起本地區從舊石器時代早期至晚期的文化發展序列，有望為研究嶺南乃至華南與東南亞地區的舊石器文化發展脈絡以及不同階段的古人類適應模式提供參考標尺。

南江流域的舊石器考古發現既是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進展，為華南乃至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新材料；同時也為深入研究華南—東南亞地區舊石器文化的關係、區域人類起源與演化歷史以及東西方文化比較等國際熱點課題提供十分重要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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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國考古學會主導，聯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考古學舊石器專業委員會共同發起的《東亞現代人起源探考》紀錄片攝製組一行9人，到鬱南縣磨刀山遺址開展攝製調研，為正式實地取景拍攝做好準備。

齊岸青導演表示，磨刀山遺址把廣東最早有人類活動的歷史從距今約13萬年的馬壩人，提前到距今60—80萬年。出土的具有西方阿舍利石器工藝特點的石器，進一步打破了西方莫維斯線假說，為區域人類起源與演化、東西方文化比較等諸多國際熱點課題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線索和材料。該次實地考察，讓攝製團隊加深了對舊石器人類遷徙、進化的了解。磨刀山遺址作為一個重要節點，對展示人類，尤其是中國現代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印證了中國現代人在進化和發展過程中，南北都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對探考人類文化的發展、文明形成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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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刀山遺址位於雲浮市鬱南縣河口鎮和都村，磨刀山地處南江盆地東北緣，距現代河床約500米。昨日，南都記者在幾千平方米的磨刀山遺址現場看到，一片紅土地上立著一堆堆土墩，挖出石器的痕迹清晰可見。考古發掘是一層層泥土挖下來並記錄，越高的土墩表示該位置發現石器較早。磨刀山遺址石器豐富，包括手鎬、手斧等，數量以手鎬為最，其次為砍砸器、刮削器。

鬱南磨刀山遺址位於雲浮市鬱南縣河口鎮和都村，磨刀山地處南江盆地東北緣，距現代河床約500米。南都記者在幾千平方米的磨刀山遺址現場看到，一片紅土地上立著一堆堆土墩，挖出石器的痕迹清晰可見。考古發掘是一層層泥土挖下來並記錄，越高的土墩表示該位置發現石器較早。磨刀山遺址石器豐富，包括手鎬、手斧等，數量以手鎬為最，其次為砍砸器、刮削器。 [1]

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廣東省文物考古重大發現：在南江中游發現60多處人類舊石器時代露天遺址，採集到近300件人類石製品，包括石鎬、石斧等工具，初步估計其年代至少在50萬年前，比馬壩猿人提前了數十萬年，和北京山頂洞人屬同一時期。這說明，數十萬年前南粵大地就有人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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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開始，廣東考古調查隊在南江流域開展舊石器專項考古調查，在南江中游發現60餘處舊石器露天遺址，磨刀山遺址是其中之一。在「2014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中，「磨刀山」遺址一路「過關斬將」，榮登「2014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榜首。

2012年12月下旬,在羅定和鬱南交界的地方,零零星星發現一些點,到河口鎮這個地方就發現大量的幾十個舊石器的點。尤其是發現了磨刀山遺址。

在羅定和鬱南交界的地方，考古隊一共發現了4個地點，在4個地方發現了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遺物。經過長達四個月的發掘，鬱南縣河口鎮磨刀山發掘區出土各類石製品近400件。這些石器年代最早可至舊石器時代早期，將廣東最早的人類活動時間從距今13萬年左右大幅提前到數十萬年前，成為廣東目前確認年代最早的古人類文化遺存。

經北京、湖南和廣西的一批舊石器考古界的權威專家到現場考察後認定，這是舊石器時代遺址，可能會早到舊石器時代早期，比馬壩人的十幾萬年早。遺址位於鬱南縣河口鎮和都村，地處南江盆地東北緣，距南江現代河床約500米，而在數十萬年前，這裡曾是嶺南先民賴以棲居的古南江河漫灘。

磨刀山遺址發現上下兩個包含石製品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文化層，揭露出一大片古人類活動區域。這是廣東省首次發現並經科學發掘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曠野類型遺址。考古判定當時古人類的中心活動區域範圍遠超1000平方米，是中更新世南江（西江支流）兩岸古人類活動較為集中的一個中心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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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高嶺坡遺址再曬神秘發現　80萬年前有人類活動

　　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在百色盆地發現的手斧和手鎬等工具，打破了亞洲是文化滯後邊緣地區的歪理，證明了在80萬年前，亞洲人同樣具有直立人的行為能力和高超石器工業技術，被評為「2000年中國基礎科學研究十大新聞」。　　近日，廣西文物保護與考古研究所會同田東縣博物館，對百色盆地舊石器遺址群中最為重要的遺址——高嶺坡遺址進行的第二次正式發掘有了重大發現：高嶺坡遺址存在兩套明顯不同時代的堆積;最近幾千年前的史前時期，右江河谷也有人類生活。

　　到目前為止，第二次正式發掘，從地面往下，總共揭露了11個地層。挖掘的探坑深約2米多，從地面往下約1米處可以看到，坑壁是均勻的紅土堆積層，但是到了1米以下，則帶有如蚯蚓狀的黃白色交織網紋的紅色粘土。

　　考古專家認為，從此次挖掘看，高嶺坡遺址存在兩套明顯不同時代的堆積，一套是下面網紋紅土堆積層，另一套是位於其上的均質紅土堆積層。網紋紅土堆積層的層面有一個高低不平的侵蝕面，和上面的均質紅土堆積層屬於不整合的關係，表明這兩套堆積存在時間間隔。

　　「結合均質紅土層出土的遺迹和遺物看，網紋紅土層之上均質紅土層的形成年代要比網紋紅土層晚很多。」 謝光茂說，「可能為晚更新世，絕對年代可能在距今10萬年以內。」這一發現，將改變過去認為的這兩套堆積同屬於中更新世(距今80萬年)的錯誤看法。　　而出土研磨器、礪石等新石器時代文化遺物的第三層，位於均質紅土堆積層之上，是高嶺坡遺址年代最晚的文化層。

　　用火遺迹：曾有一個 石器加工場　　在第四層中，專家們發現了一個石器製造場和一處用火遺迹，為幾萬年前，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製造場分布面積約50平方米，裡面散布著密密麻麻的石片、石核、斷塊、碎片等石製品，表明這裡曾是古人類製作石器的場所。　　該地層出土的石製品不僅數量多、分布密度大，而且石製品的尺寸很小，這與以往在網紋紅土地層中出土的粗大石器形成鮮明對照，表明這套石製品組合屬於另外一種石器工業，其文化面貌和以往在百色盆地發現的石器工業不同。　　過去，在網紋紅土中出土的石器屬於典型的中國南方礫石石器文化，而此次位於網紋紅土層之上年代較晚的第四層中，出土的石器卻與中國北方的石片石器文化相似，謝光茂解釋道，礫石石器主要是在森林茂密處用來砍砸樹果、對付野獸的;而石片石器，主要在平原地區，用來狩獵的，說明了這一帶後期環境有所變化，或者南北方古人類有文化交流。

　　棲息江邊：古人類 以打獵採集為生　　那麼，過去百色盆地的古人類生活環境如何?　　謝光茂介紹，在挖掘中，他們發現了不少手鎬等石器。手鎬是一種打制石器，用礫石、石核或石片一面打制而成，通常有一較寬而厚的把端和與之相對較尖而薄的刃端，輪廓為梨形、橢圓形或長三角形。這種工具既可以用來挖掘植物，又可以用作屠宰動物的工具。　　而上個世紀70年代，在百色盆地最早發現的上宋舊石器時代遺址中，就挖掘出大量手鎬;此後在盆地發現的上百處舊石器文化遺址中，不少都發現了手鎬，表明生活在百色盆地的史前人類對手鎬情有獨鍾，手鎬是他們生產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如今的高嶺坡雖然位於山上，但在幾十萬年前這裡卻是屬於江邊。　　謝光茂說，當時高嶺坡就是史前人類的活動中心，右江從旁邊經過，附近又有高山，他們上山可以打獵，下水可以捕撈，是史前人類居住和生活的「風水寶地」。史前人類從右江河灘上選取合適的石頭，搬到高嶺坡上製作手鎬等石器。

　　考古紀實：百色盆地80萬年間的歷史是怎麼樣?　　下一步或會揭開　　百色盆地因發現眾多的早期手斧而著稱於世。美國加利福尼亞伯克利地質年代中心的地質年代學家，將百色舊石器遺址出土的玻璃隕測出的年代為距今約80萬年，並由此證明以手斧為代表的百色舊石器的年代就是80萬年。　　那麼，80萬年以後，他們是否繼續在這裡繁衍生息，這期間，又發生了什麼?　　此次挖掘，可以肯定地說，80萬年後古人類還在這裡繁衍生息。　　其實，百色舊石器在百色盆地內分布廣泛、地點眾多、材料豐富。從最近幾年對其他遺址的調查和發掘看，百色舊石器在時間上可能存在早晚不同階段。換言之，並不是所有發現於盆地的舊石器都是距今80萬年的。　　但是，究竟有幾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各時期的年代多少?不同時期的文化面貌如何?這些問題如果未能得到解決，就無法解決百色盆地舊石器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分期等重大學術問題，從而影響整個盆地舊石器的深入研究。此次發掘將為解決上述問題帶來了希望。不僅如此，此次發現的石器製造場為研究舊石器時代石器的製作工藝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而晚期地層出土的文化遺物對於探討舊石器時代文化向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過渡、環境變遷，以及中國南北方石片文化的關係將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發掘工作仍在進行中，百色盆地80萬年間的歷史怎麼填寫，還有待於下一步進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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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表明最早美洲人起源於亞洲東北部2014-05-19 00:06:41 來源：化石網

新研究表明最早美洲人起源於亞洲東北部（化石網報道）據新華社：大約1 2萬年前，一名十五六歲的女孩可能在找水過程中不慎跌入一個深洞死亡。現在，她保存幾乎完好的遺骸以及DNA幫助科學家解答了誰是第一批美洲人

新研究表明最早美洲人起源於亞洲東北部（化石網報道）據新華社：大約1.2萬年前，一名十五六歲的女孩可能在找水過程中不慎跌入一個深洞死亡。現在，她保存幾乎完好的遺骸以及DNA幫助科學家解答了「誰是第一批美洲人」（美洲土著）的難題。新研究表明，最早的美洲人起源於亞洲東北部，他們穿越當時的白令陸橋最終到達美洲。

水下洞穴找到史前遺骸一個國際研究小組15日在美國《科學》雜誌上報告說，他們2007年在墨西哥東尤卡坦半島一個被水淹沒的洞穴腔室內找到一具近乎完整的人類骨骼，這具骨骼屬於一名15歲或16歲的女孩。研究人員給女孩起名「納亞」，在希臘語中為「女精靈」的意思。研究負責人、美國應用古科學機構的詹姆斯·查特斯說，從女孩斷裂的骨盆骨骼看，她應該是從地面摔下去死亡的。當時她所掉落的洞穴腔室應該比較乾燥，但大約1萬年前，全球冰川開始融化，海平面上升，最終她所在的洞穴被水淹沒，現在這一洞穴位於水下42米深處，只有潛水員才能進入。在同一腔室中，還發現了劍齒象、美洲獅和巨型樹懶等至少26具大型動物的遺骸。

第6個最古老的美洲人根據對牙釉質的放射性碳年代測定及對骨礦物質沉積的分析，研究人員推斷，這名女孩生活在1.2萬年至1.3萬年前，這使她成為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6名美洲人之一，而且「是這些早期美洲人中保存得最為完整的」。查特斯說，女孩擁有最早美洲人的獨特顱面形態，包括臉型窄小、眼距寬大、前額凸出等，這些特徵與現代美洲原住民完全不同。但對從小女孩肋骨與牙齒提取的、保存較好的DNA分析表明，她和現代美洲原住民具有同樣的遺傳基因，說明兩者具有共同的祖先。2.6萬年至1.8萬年前，史前人類從亞洲東北部遷徙至連接西伯利亞與美洲的白令陸橋（現已沉入水下），大約1.5萬年前向南部擴散，最終成為女孩和現代美洲原住民的祖先。

美洲土著起源說是誰最先踏上廣袤的美洲大陸？美洲土著人的祖先來自哪裡？他們是什麼時候踏上美洲的？目前仍存在多種美洲土著人祖先來源的假說，廣泛受到肯定的一種是亞洲人最早進入美洲。

「三次移民浪潮」說人類學界還有一種影響廣泛的假說，人類從亞洲到北美的大遷徙，並非只有一次，而是至少有三次。1.5萬年前第一次大遷徙經由白令陸橋（由冰川形成）跨越白令海峽到達北美，這些遷徙者成為大部分美洲土著的祖先。

澳大利亞「長臉人」說2004年，英國自然環境研究委員會的人類學家們經過多年來的研究，得出了一項結論：在1萬多年以前，澳大利亞一批「長臉人」從本土出發，途經日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終於成為美洲大陸第一批居住者。

這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漫長征途：從東北亞腹地經白令海峽到北美大陸，橫跨1200多萬平方公里地域的人類跨洲大遷徙。大約兩萬年前，冰河時代晚期更新世的太陽照射在亞洲東北部上空。松花江最大支流嫩江邊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一群以狩獵為生的古代人類生起篝火，炙烤獵物。他們身材並不魁梧，但滿身強健肌肉，身上裹著用野獸皮做的衣服。這群人就是生活在嫩江流域的古代先民——以狩獵猛獁象、披毛犀等大野獸為生的北方原始民族北發（音「發」）族。

雖然此時氣候已不像冰川時代早中期那麼寒冷難耐，但冬季時從西伯利亞上空吹來的冷空氣仍讓北發族人懂得在夏秋之交就開始做過冬準備：大量狩獵大型野獸。多年的狩獵生涯使北發族製作的石鏃非常精緻，絕大多數為兩面加工。矛及投槍的石制尖頭也是同樣銳利，足以在比較遠的距離外致大型野獸於死地。

一個晴朗無風的午後，一小隊北發族青壯年向北方出發，他們的目標是猛獁象、披毛犀……與以往不同，一路上他們沒有遇到太多獵物。過去不用走太遠就能打到大量野獸，除供族人立即食用外，還可將剩餘部分風乾後儲藏過冬。隨著人口增加，捕獲量增大，周邊野獸越來越少。這天領頭人發現了大群野獸的蹤跡，於是他們尋蹤一路向東北追擊。若干天后，他們到達了黑龍江幹流區域，不但看到了成群的大型野獸，還發現了一大片水草更為豐茂的土地，於是他們決定將族人遷到這裡。

許多年過去了，在逃奔獸群的「引領」下，他們一路向東北追逐，「向東北」的故事一再重演。雖然冬季極地吹來的寒風越來越刺骨，但長期生活在東北亞的北發族人能用獸皮縫製足以抵禦嚴寒的皮衣。大約1.5萬年前，在追逐獸群穿過一塊結冰的狹長地帶後，一片更為豐饒的陌生土地出現在他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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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萬年前男嬰的基因組測序表明如今跨越南北美洲土著居民的來源

（化石網）據中國科學報（閆潔）：約1.26萬年前，一名男嬰的遺骸按宗教儀式被葬在美國蒙大拿州。如今，這副遺骸揭秘了一支美洲最早人群，即克洛維斯文化的起源。

對這名男嬰的基因組測序發表在最新一期《自然》雜誌上。研究表明，如今跨越南北美洲的土著居民，均來自從亞洲穿越白令陸橋到達美洲的單一族群。該項工作重點突出了研究美洲原住民古遺骸時存在的倫理雷區，並重新勾起了關於上世紀90年代由另一副骨架引起的殊死法律大戰的回憶。

為避免爭議，主導這項最新研究的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古生物學家Eske Willerslev嘗試讓美洲原住民群落參與進來。為此，他在去年踏上了前往蒙大拿印第安人保留區的旅途，同時通過與群落成員談話來解釋他的工作並尋求他們的支持。「當研究發表之時才讓他們第一次聽到這項研究，我可不想發生這樣的情況。」 Willerslev說。

1968年5月，建築工人在一個小鎮附近的私人農場里發現了克洛維斯墓地。隨後，人們找到了大約100件石頭和骨頭製品，以及來自一名不到兩歲男嬰的骨頭碎片。

研究發現，這名男嬰的骨頭可追溯至大約1.3萬～1.26萬年前在美國中西部繁榮一時的克洛維斯文化的末期。經過雕刻的麋鹿骨頭要比一起發現的男嬰遺骸早上百年的時間，這表明它們是祖傳遺物。歸Melvyn和Helen Anzick所有的這家農場，是迄今發現的克洛維斯物品和人類骨頭同時存在的唯一處所。目前，大多數文物保存於一家博物館，不過上世紀90年代研究人員把遺骸歸還給了Anzick家族。

當時，Anzick的女兒Sarah正在位於馬里蘭貝塞斯達的國立衛生研究院進行癌症和基因組研究，她考慮對骨頭的基因材料進行測序。不過，她還是謹防激起類似於圍繞肯納威克人所發生的爭論。肯納威克人是1996年7月在華盛頓肯納威克市哥倫比亞河畔發現的人類遺骸，他的出現在美洲原住民部落與研究人員間引發了一場長達8年的法律大戰。前者宣稱他們在文化上同這具遺骸一脈相承，而後者認為這具大約9000年前的遺骸所屬的時代要早於上述部落。

美國政府依據聯邦《美洲原住民墳墓保護和歸還法令》（NAGPRA）支持原住民部落的想法。法令要求，在聯邦土地上發現的人類遺骸如肯納威克人，應當被歸還給所屬部落重新埋葬。不過，法庭認為，主要出於遺骸年代的考慮，此項法令並不適用，並判決肯納威克人遺骸應遠離公眾視線，被保藏在博物館中。

Sarah Anzick就克洛維斯男嬰尋求了當地部落的建議，但依然無法就她要做的事情與部落達成一致。於是，她放棄了這個想法，把骨頭保存在一個安全的地方，然後繼續其他的研究。2009年，來自得州農工大學卡城分校的考古學家Michael Waters，同Anzick交流了將遺骸送往Willerslev實驗室的想法。2010年，該實驗室發表了來自一名4000年前格陵蘭居民（最早一批古人類）的基因組測序結果。「我說，『我可以允許你們做這件事，不過我想參與進來』。」已在主流期刊發表過10多篇論文的Anzick回憶說。

在哥本哈根，她從這個男嬰頭骨的碎片中提取了DNA，用於可對一個人的母系祖先提供初步判斷的線粒體基因組測序研究。數月後，她回到蒙大拿，收到了測序數據並發現和基因組最親近的匹配者是如今的美洲原住民。「我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Anzick說。

在Willerslev團隊通過測序該男嬰的核基因組確認了這種聯繫後，Willerslev向一個處理重新安葬問題的代理機構諮詢了建議。他被告知，因為遺骸是在私人土地上發現的，NAGPRA並不適用，而且不需要任何協商。儘管如此，Willerslev還是通過個人努力諮詢了當地部落。這促成了Anzick、Willerslev和他們的合著者Shane Doyle在埋葬地點舉行的一次會議。Doyle在蒙大拿州立大學致力於美洲原住民研究，並且是克勞人的一員。

「那個地方對我而言非常特別，那裡是我祖先的家園。」Doyle說。他告訴Willerslev和Anzick，他們應當在這個男嬰被發現的地方重新安葬他。「我認為你們需要將這個男嬰放回他父母安放他的地方。」Doyle回憶起當時的話。

隨後，Doyle和Willerslev開始了一段1500公里的旅途，去會見4個蒙大拿部落的代表。稍後，Doyle與另5個部落進行了協商。Doyle說，與他們談話的很多人幾乎對這項研究沒有異議，但一些人覺得能在研究開始前而不是開始的數年後就和他們協商會更好。

Willerslev認為，研究早期美洲人遺骸的科學家應當假定這些遺骸和當代族群有關，並儘早讓他們參與進來。但他表示，並不是所有時候都知道和誰去協商，尤其是當遺骸和跨越整個美洲的族群有關係時。「我們應當讓美洲原住民參與進來，但在實踐中解決這個問題並非易事。」Willerslev說。

Hank Greely是加利福尼亞斯坦福大學的一名法律學者，對人類遺傳學中的法律和倫理問題感興趣。他推薦Willerslev團隊的做法。不過，他認為，在類似的研究中讓美洲原住民群落參與進來並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法。「你可以試著同那些與具體某副遺骸有關係的人對話。」他建議說。

蒙大拿部落的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克洛維斯男嬰的骨頭能夠安葬。關於重新下葬儀式的計劃正在討論，其中克勞人發揮了主要作用。葬禮有望在春天土地解凍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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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世北半球超級間冰期與古人類第二次走出非洲

圖1 黃土粒度記錄的亞洲冬季風變化與全球古氣候的對比(a) 亞洲冬季風的複合粒度(>32 μm)記錄；(b) ODP 980孔底棲有孔蟲δ13C記錄；(c)冰筏碎屑帶內IOPD U1308孔Si Sr比值；(d)和(e)DSDP 607 孔碳

圖1 黃土粒度記錄的亞洲冬季風變化與全球古氣候的對比(a) 亞洲冬季風的複合粒度(>32 μm)記錄；(b) ODP 980孔底棲有孔蟲δ13C記錄；(c)「冰筏碎屑帶」內IOPD U1308孔Si/Sr比值；(d)和(e)DSDP 607 孔碳酸鹽含量和冬季海表溫度；(f) 熱帶海表溫度複合記錄；(g)?(j) 來自南半球的記錄；(g) ODP 1123 孔根據Mg/Ca比值計算的大洋底流水溫；(h)和(i) ODP 1090孔底棲有孔蟲δ13C和風塵鐵通量變化；(j) EPICA冰心記錄的氣溫變化；(k) 冰心記錄的大氣CO2記錄；(l) 底棲有孔蟲δ18O複合記錄LR04

圖2 90萬年以來不同冰期初始期附近地軸斜率與兩極地區夏季太陽輻射歲差周期變化最小值的配置特徵。當地軸斜率最小值與太陽輻射歲差最小值偏差小於5 ka時，近似認為兩者同步變化

（化石網報道）據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米蘭科維奇理論認為，北半球高緯夏季太陽輻射變化主導了第四紀冰期和間冰期氣候交替出現。中科院地質地球所新生代地質與環境研究室郝青振研究員根據黃土發育與北極冰蓋消長的聯繫，在之前的研究中提出在地球軌道偏心率40萬年周期變化幅度最小的40萬年和80萬年前後，進入冰期時，北極冰蓋增長滯後。該觀點暗示深海氧同位素階段MIS 10，MIS 18 和MIS 20這三個冰期可能是南極過程觸發的，與經典理論有出入，因而需要進一步開展冰期驅動機制研究。

研究冰蓋消長與地球運動軌道參數的關係有兩個關鍵時段：冰蓋消融期（冰消期）和冰蓋擴張期。學術界針對冰消期開展過大量研究，但是對冰蓋擴張期的研究一直進展緩慢，原因在於，與冰消期氣候快速變化相比，冰蓋擴張期氣候是「漸變」的，難以實現冰蓋擴張與軌道參數變化的精確對比。

為克服上述困難，郝青振研究員與合作者根據已有古氣候線索，選擇整個時期南北半球氣候都具有顯著差異的冰期作為研究的切入點，對MIS 14時期黃土粒度變化和全球古氣候記錄開展了集成研究，並系統對比了最近90萬年以來不同冰期形成時期兩極太陽輻射與軌道參數的配置特徵，探討了冰蓋擴張期的驅動機制，

具體認識如下：（1）整個MIS 14期間黃土高原黃土記錄沒有出現粒度快速增加的現象，指示北極冰蓋沒有發生過顯著擴張，這與其他冰期粒度變化形成鮮明對比；經全球集成研究發現，自南半球低緯度地區到北極地區，MIS 14呈現整體溫暖的狀態(最冷相當於間冰期內部的冰階氣候)，而南半球中、高緯地區氣候則接近「典型冰期狀態」（圖1）。由此提出MIS 15?13期間，北半球出現「超級間冰期」，間冰期長度超過了10萬年。該結果表明過去基於海洋和南極冰心沉積的 「最近80萬年來間冰期最長約為6萬年」的認識可能是不確切的。

（2）通過地軸斜率與兩極夏季太陽輻射歲差周期變化的配置關係研究（圖2），發現MIS 14冰期為南極太陽輻射變化驅動所致，表現為，在MIS14初期，南極夏季太陽輻射歲差周期變化與地軸斜率變化同時達到最低值，而在北極地區兩者最低值嚴重偏離。類似的地球軌道參數配置出現在MIS 10，MIS 18、MIS 20等時期，顯示南極驅動可能是觸發這些冰期的重要因素，為40萬年和80萬年前後南極率先進入冰期提出了可能的理論解釋。

（3）中更新世MIS15?13北半球整體溫暖的超級間冰期與阿舍利手斧從非洲向歐亞地區大規模傳播和人類群體遺傳學證據指示的人類擴張在時間上一致。由於間冰期氣候能夠為早期人類適應高緯度環境提供適宜條件，因此該超級間冰期可能是古人類第二次大規模走出非洲的重要動因。

上述研究成果近期發表於Nature出版集團下屬期刊Scientific Reports（Hao et al. Extra-long interglacial in Northern Hemisphere during MISs 15-13 arising from limited extent of Arctic ice sheets in glacial MIS 14.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 12103, doi: 10.1038/srep1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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