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曹魏第三代皇帝曹芳被司马氏废除，曹魏政权旁落司马氏集团手中。由于司马家族的专横跋扈，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因而出现了"竹林之游"。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对司马集团的叛逆、权横朝野的胡作非为无可奈何，为逃避政治，便隐居于太行山水、茂林修竹之间，饮酒赋诗，抚琴吟啸。但司马集团对他们的戒心却始终不懈,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直至迫害致死。

魏晋之际，政权更迭，社会动乱。高平陵事变使曹魏政权逐渐旁落到司马氏集团手中，为进一步巩固朝政大权，司马政权对曹魏势力进行残酷镇压，最后打著「名教」的旗帜篡权窃国。司马氏采取高压统治，「名士一时减半」，而动荡不安的时政却为思想解放提供了滋养土壤，其时儒学式微，玄学开始兴起，佛、道教思想亦有所发展，魏晋思想趋于多元化发展。诚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极解放、极自由，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魏晋时期，儒学式微，玄学兴起。孔孟儒学主张以礼乐教化来实现和维系宗法等级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至汉代，与王权结合，一跃成为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而经过专制政治的腐蚀，儒学的道德之名与道德之实逐渐脱节，主要表现为汉儒追逐于功名利禄以致卑躬屈节，其章句之学支离繁琐等。儒学内部发生严重的道德危机，由此式微。

至东汉末年，一些儒学家面对儒学式微，开始探索儒学的新发展，或为《老》《庄》注解，或修黄老之学，如津津乐道于「老庄所谓」的马融，向往「心恬澹于守高，意无为于持盈」之道家境界的蔡邕。这些儒者采老庄之说来发展魏晋儒学，玄学由此萌生，后经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名士的阐发，成为主流文化。

魏晋玄学的核心议题即名教与自然之辩。「自然」指宇宙万物原本之形及其需遵循的自然规律，亦可指自然情感。「名教」，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来维护等级制度和伦理纲常的封建礼教，亦称「礼教」。汉代统治者尊儒学名教，「以名为教」，行封建道德教化，却造成名实脱节的道德危机，名教与自然之辩由此而生。何晏、王弼开启玄学先河，援道入儒，主要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论证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阮籍、嵇康，则从人内在自然情感与外在社会规范的关系角度来论证，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顺应人的自然发展以实现名教之仁义道德。而向秀、郭象认为实现名教必须顺从自然本性之发展，以此强调自然与名教的同一。

名教与自然之辩的逻辑进程亦表明儒道调和乃魏晋玄学的思想主旨，当时清谈名士面临名教崩解、儒学式微，表现出儒道调和的共识和理论追求。如《世说新语·文学》载：「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玄学家阮修就用问句的方式巧妙地指明玄学思潮的主调即调和儒道。

综上所述，魏晋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政治高压却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当时儒学式微而玄学兴起，成为一代思潮。玄学在儒学式微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老庄思想为本，主张吸收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来修补传统儒家，并企图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以此实现儒道调和。玄学的应运而生正反映出士人开始重视个体价值的建构和个人精神的抒发，从而追求精神之自由、个性之解放。

西晋风度，名士风流。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竹林七，刘伶醉酒，阮籍傲歌、嵇康抚琴，潘岳清俊，王衍清淡……看上去真是一个恣意潇洒的年代。然而七贤存在的历史背景则是一个动荡不安，名不聊生，贵族穷奢极欲的时代，也被一些人戏称作中国史上最早的拜金时代。

首先，皇帝带头奢靡，自上而下养成了这样的风气。从记述魏晋士人风貌的《世说新语》中更容易窥见晋朝贵族公卿们豪阔的生活。比如说《世说新语》中的《汰侈》十二则，专讲晋武帝手下大臣们的纸醉金迷、竞相斗富的荒唐生活，贵族石崇宴客之时连杀自家的劝酒美女，大臣王济用来做菜的小猪竟然用人奶喂养等等惊掉下巴的「古人城会玩」系列。而帝舅王恺和石崇，无休无止、千方百计斗富比阔，更是千古穷奢极欲的典型。可以说恰恰是晋武帝君臣公卿的腐化奢侈，使得西晋也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以金钱拜物而闻名的时代。

此外，朝政上司马氏执政后，大肆诛杀异己，又开始重新启用士族门阀子弟，某种程度上彻底阶段了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难产生新贵。从西晋开国功臣名单可以看出，其间不少人都是那种既无德又无才之人。这也是因为经过曹魏的压抑和司马氏的残杀，西晋建国之后的世族高门，与汉初人才济济并且有责任有担当的名家大族毫不相同，大部分人都沉浸于奢靡的享乐生活中。因此，当时很多文人的隐居避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向往如此生活，更是想要避开污浊不堪的朝政，也是无力改变先是的无奈之举。

晋武帝死后不久北方的少数民族又开始进犯，西晋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四处迁徙，导致社会问题日趋严重，而流民离乡流浪不能从事生产，最终导致了经济的衰败。而朝政上，也是勾心斗角，步步惊心。先是外戚之间，继之是外戚与诸王之间，最后是诸王与诸王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最终，西晋贵族王公同姓相残，大动干戈，斗争形式由政治内斗转向了军事杀伐。这些内斗的最终结果都指向了社会的极其不稳定，百姓的颠沛流离，因而西晋一朝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是短暂。

谢邀。

竹林七贤的主要活动时间，大致在三国后期的魏国。魏国虽然是三国中实力最强劲的一个，但其建立，便是曹丕篡汉，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其根基并不牢靠。而到249年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家族掌握大权，逐渐步步紧逼，对忠于曹魏皇室的文武百官进行剪灭。忠于曹魏的人先后发动了淮南三叛，都遭到镇压，甚至连皇帝曹髦也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杀死。因此整个魏国笼罩在山雨欲来的隐晦之中。

这种情况下，竹林七贤身为魏国的权贵世家，不愿意与即将篡位的司马家族同流合污，故而采取了纵情歌酒，荒废政务的手段来避世。然而这种手段并不能真正逃避。后来嵇康被杀，山涛被迫为官，阮籍被迫给司马昭写劝进表……这些试图寻求潇洒的高士，终于还是在司马家族的强权之下，或屈服，或牺牲。

东汉末年，由于朝政腐败不堪，一些士大夫等人放言高论时政得失，时人称之清议，然而这种清议遭到宦官的干涉，并且不计其数的读书人遭杀害了，是谓党锢之争，这种类似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使得士大夫中间不少人心灰意冷，对儒学开始失望后，思想学术上的变动更为剧烈，不少文人士大夫公然反对此一虚伪的礼教措施，竹林七贤就是基于这种社会背景产生的。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残酷。文士们不但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这一背景下，他们遗世而独立，羽化而登仙，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竹林七贤」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代表。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倾向也有所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在当时看来，是对命运蹉跎的一种无力呐喊。

最后，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氏朝廷所不容，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竹林七贤的悲剧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遭遇的一个缩影。

竹林七贤是魏晋之际七个贤士的合称，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因为这七个人经常聚集于竹林之下，枕青石、卧松岗、肆意畅饮、临渊而啸、曲肱而歌、放浪形骸，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所处的时代是曹魏政权的衰世，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为首的司马氏集团和以曹爽为核心的曹氏集团进行著明争暗斗的夺权与反夺权，经过长期较量司马懿父子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为后来晋武帝司马炎篡位建晋铺平了道路。但是在道义上司马氏集团却是一败涂地。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杀曹爽等八族，挟持少帝曹芳改年号嘉平。嘉平六年(254年)废曹芳立曹髦改年号正元。260年，曹髦率众讨伐司马昭反被杀害，司马昭立曹奂为元帝，改年号景元。对于这些违反正统的弑君行为，当时的文人都很不满，嵇康、阮籍等人更为愤慨和不耻，认为司马懿父子一方面进行著窃夺朝权的勾当，一方面却又高唱尊孔读经和仁义道德，是对儒家思想的亵渎。就这样，嵇康等七人便聚集在竹林中放浪形骸，发泄情绪，《竹林七贤》出现了。

竹林七贤指的是魏晋时期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都是文学才子，他们生活在魏晋过渡期间，当时司马氏大权在握，与曹魏集团的斗争到了白热化阶段，这七人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而隐居竹林山野，过起自由挥洒与世无争的生活。

魏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不安，士族门阀政治渐成气候，经学没落，以清谈为主要特点的玄学风行，名士崇尚放浪形骸，自由浪漫，隐居避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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