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是他班上的學生，據顧氏記述：

許多同學都這樣懷疑，我也未能免俗。他（胡適）來了，他不管以前的課業，重編講義。開頭一章，是“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唐、虞、夏、商，徑從周宣王以後講起。

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着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許多同學都不以爲然，只因班中沒有激烈分子，還沒有鬧風潮。我聽了幾堂，聽出一個道理來了。

（顧頡剛）

顧頡剛，生於1893年，蘇州人。入北大時報的是理科，後來讀不下去，才改爲文科，他受章太炎影響極大，卻常常在自己的書本上署名“上炎”，意思當然不是“上呼吸道炎”，而是要超越章太炎之上。

他覺得胡適在課堂上講課，“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很合自己口味，都是他想說而不知道該怎麼說的。興奮之餘，他把同住一宿舍的國文門同學傅斯年拉去旁聽。

傅斯年，字孟真，生於1896年，老家是“科目鼎新，賢士輩出”的山東聊城，與歷史上有名的伊尹、孫臏、魯仲連、程昱是同鄉。

學問上，傅斯年是章太炎的崇拜者，深受黃侃、陳漢章、劉師培諸師器重，恆被視爲章氏學派的傳人。

章太炎在中國知識界影響力之巨，實在令人驚歎，無論新派舊派、革命派保皇派、維新派激進派、老中青年、大中小學，到處都有他的門生與崇拜者，擡頭不見低頭見。

然而歲月如飛刀，刀刀催人老，當新文化崛起時，四十八歲的章太炎，雖然年富力強，但學術的黃金年代已逝，思想上，垂垂老矣。

胡適爲他的學術做了一個訃聞：

“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卻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果然，衣鉢傳到黃侃之後，連他的高足傅斯年也要背叛師門了。

據胡適說，當時學生們拉傅斯年去聽他的課，是因爲傅氏在同學中已有一定的威信（甚至有學生稱其爲“孔子以後的第一人”，風頭可見一斑），曾經率領學生把一位不學無術的老師轟走。他們讓他去鑑定一下，要不要把這個企圖“絞斷中國哲學史”的傢伙也照樣轟走。

傅斯年聽了以後，卻很滿意地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於是大家就安靜下來了。

傅斯年這個鐵桿的“黃門侍郎”（黃侃的愛徒），搖身一變，從此成爲鐵桿的“胡說弟子”。他的轉變之快，連陳獨秀也不禁生疑：這山東胖子該不是黃侃派來的細作吧？

（傅斯年與胡適、胡祖望合影）

胡適後來感慨地說：“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後，才曉得是孟真暗地裏做了我的保護人。”

這一年，顧頡剛二十四歲，傅斯年二十一歲，從年齡上看，與胡適是同一代人，但就文化史而言，已分屬不同世代了。新生代的文化傳人，開始在北京大學登場了。

（1924年9月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編委會同人合影。左起：徐炳昶、沈兼士、馬衡、胡適、顧頡剛、朱希祖、陳垣）

陳漢章曾狠狠地挖苦胡適：“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

黃侃也看不起胡適，胡適在哲學史上，十分推崇墨子，黃侃便當着胡適的面大罵：“現在講墨學的人，都是些混賬王八！便是適之的尊翁，也是混賬王八！”

胡適大怒，質問黃侃何以無端辱及他的父親。

黃侃笑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談論墨學？我不是罵你，聊試之耳。”弄得胡適哭笑不得。

（黃侃）

但陳漢章、黃侃等人的嘲笑，並沒有令學生們聽課的熱情稍減，甚至連外校學生，也慕名前來旁聽，課室擠不下，只好改在第二院的大教室裏上課。

梁漱溟也是教哲學的，他的課題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由於來聽他課的學生太多，原來的課室容納不下，也要換成第二院的大講堂。

梁氏是土頭土腦的墨子形象，大講西方文化與哲學；胡氏是喝足了洋墨水的杜威形象，講的卻是中國哲學。兩人在樓上樓下同時開講，打起了哲學對臺，但同樣是聽者如堵，人頭擠擠。

胡適認爲：“歐洲民族在這三百年中，受了環境的逼迫，趕上了幾步，在征服環境的方面的成績比較其餘各民族確是大的多多。這也不是奇事：本來賽跑最怕趕上，趕上一步之後，先到的局面已成。但賽跑爭先，雖然只有一個人得第一，落後的人，雖不能搶第一，而慢慢走去終也有到目的地的時候。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

但梁漱溟卻認爲，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根本不是落後與先進的問題，而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介入，照中國原來的路子，再走一百年也不會發明飛機。

他說：“中國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條路線，因爲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幾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線而少走些路，那麼，慢慢的走，終究有一天趕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別的路線上去，別一方向上去，那麼，無論走好久，也不會走到那西方人所達到的地點上去的！”

（1948年，梁漱溟在重慶北碚撰寫《中國文化要義》時留影）

晚年梁漱溟，被譽爲“中國最後一個大儒”，他的這個觀點，至死沒變。但他相信，中國人同西洋人接觸之後，也可以科學化，也可以民治化。

他預言全世界西方化之後，還可以再回到中國化。中西文化究竟是先進與落後之別，還是不同路向之別，恐怕再爭一百年也不會有定論，但梁漱溟的說法，對當時的中國人，至少是一種心理安慰，西方文化固然要學，但不必取謙卑仰望的姿態，這樣學也學得心情舒暢一點。

然新派人士有一特點，就是無法擺脫強烈的自我憎惡情緒，看不慣中國人在文化上的自信和自尊，總覺得那是導致中國落後的根源，恨不得將其一鼓掃蕩殆盡。

胡適譏諷梁漱溟連電影院都沒進去過，怎麼可以講東西文化？豈不同“持管”、“捫燭”一樣可笑嗎？梁漱溟則批評胡適不懂何爲哲學，不過是個學而不思，思而不學的傢伙。

兩人的對臺，打來打去，唾沫橫飛，在學生中都那麼受歡迎。他們鬥得愈激烈，學生們的收益就愈大。

胡適洋洋十餘萬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經過整理，由蔡元培作序，1918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這是中國第一部用白話文寫的，採用了新式標點符號的學術著作。

在內容上，完全打破“訓詁古書”的老套套，以闡述自己的觀點爲主，自己的話作爲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引用古人的話，則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以彰顯自己的觀點。這一切，在當時都是破天荒的。

（胡適）

蔡元培沒有理會陳漢章的嘲笑，在序中對胡適大加讚揚與鼓勵：“我只盼望適之先生努力進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編成一部完全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我們三千年來一半斷爛、一半龐雜的哲學界，理出一個頭緒來，給我們一種研究本國哲學史的門徑，那真是我們的幸福了。”

不過，胡適的哲學史只出了上卷，再沒出下捲了。當時有人斷言他寫不出下卷，因爲他不懂佛學。他的《白話文學史》，也是隻有上卷沒下卷。

黃侃後來在課堂上調侃說：“昔日謝靈運爲祕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問什麼叫“著作監”？黃侃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鬨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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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摘自：《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重返五四現場》

作者：葉曙明

出版：九州出版社

內容簡介：

五四前後是中國近代史上羣賢鹹集，大師輩出的年代，各種思想像山崩川涌，匯聚成滔滔巨流，相激相蕩，引領風騷。那是一段激情迸發、永不復返、令今人無限神往的光輝歲月。本書再現了這個新舊政治、新舊文化交鋒的大時代，細述民國政界與學界的風雲往事。

作者簡介：

葉曙明，作家，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績斐然。著有《山河國運》《大變局：1911》《重返五四現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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