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长官：这几种苦衙门，其实需要民间伙伴！

文／信传媒编辑部　照片来源／台南市永华联合服务中心

2016年台湾执政党再度轮替，并且有许多年轻势力揭竿而起，配合资料开放、公民参与的层面扩大，在在都显示出新的政治模式必须被启动——不符时代产业需求的法令必须被调整、人事制度必须更有弹性、文官的专业性及使命感必须找回、跨领域的议题必须整合等等，都是台湾要向前走必须突破的。

撰文=鱼凯

公务员认为在政府部门中最难待的单位，有几个条件：与民众第一线接触的、民代会常常来关切的、时常会有民间团体来踢馆的。

其中，有几种单位特别辛苦，排名第一的应该是牵扯庞大利益的工程单位。一个比较奇特的案例是，于殡葬管理单位工作的朋友表示，在离职前不久才刚有一批同事被检调约谈，原因是有特殊关系人士因为听信某风水师傅的说法，一定要在某时火化，所以塞钱插队。这件事同时印证了朋友说的，「要台湾人捐款，盖庙就对了！」

环境、民政单位逼当万应公

环保单位是近年公民参与度颇高的单位。重大开发案的每场环评会议总有许多民间团体到场监督、许多人登记发言，所以环评会常得挑灯夜战，一开就是七、八个小时。开完会后，不管是委员、长官、承办人和环团代表，都是一脸疲惫。但如果不是事关重大，涉及生态、土地、河川的健康，以及未来世代的环境正义，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开会？承办人是其中最辛苦的，大家开完会就没事了，他还要听录音档打会议纪录（当然，有时候是委办人员代劳），若有悬而未决的案由，还得思考怎么召开下一次的会议。这样取得共识的冗长过程，在承办人心理上一定觉得很烦很累，但为了达成公民参与的审议式民主，似乎又是必经的过程。用严谨的态度、在可信赖的资讯基础上，去思辨讨论，去决定该区位该不该开发。如果要开发，应该有什么样的管制及环境保护措施，都是必需的。多花几天、甚至几个月，去决定未来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环境是好是坏，相信是值得的。

要即时处理与人民生计相关的单位，也是不好待，代表案例是社会局、教育局及及农渔政单位。社会局及教育局不用说，尤其在大都市里面，个人权益意识高涨的民众，有时会把承办人逼到抓狂的地步。听北市社会局的朋友说，三分钟电话响一次是正常的频率，各类型社会补助案件可以堆成小山；教育局的承办人则长期处于一种来自家长各种关心的焦虑，每次打电话到教育局总会感受到那病恹恹、气若游丝的语气。

农政单位要包山包海包食安

农渔政单位，则因为与第一线的生产者、消费行为及食品安全息息相关，也属于高挑战的公务单位。有段时间，我觉得环境保育与农业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好的农村环境能形成兼顾生产及生态的生活条件。不只对人，对于其他动植物生态来说也是（好的农田环境不只能够涵养水源，也提供重要生物栖息的空间）。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曾经想过要转调去从事有机市场辅导的单位工作。但当时有位曾待在政府农业部门工作、后来到民间推动有机农业的朋友劝说，如果真的想改变什么，进到那个系统内恐怕会失望。因为，光是例行性的业务，就把公务员精力耗尽，无心再想其他的事情了。他说，农业部门在节气转换时期，必须快速因应气候或市场因素所造成的粮价变动。平时则须处理各式关于田间管理、市场管理、产销资讯、交易行情、休耕补助、产销履历等等工作。除了资讯庞杂外，同时得接受来自农民的求助、地方民代的请托、来自上级机关的管考及媒体的舆情处理。这么多事情，让每天上班都跟陀螺一样转来转去。

后来，在食品安全及土地征收议题逐渐受到关注后，农业部门接收到的各方意见更多，但相对而言，政客也没像过去那么容易上下其手了。农民身分认定、农地买卖条件、农舍兴建规范、农地种太阳能电板等等的讨论，都让农地农用及粮食安全在未来受到更严格的监督。

但另一方面，关心渔业的民间团体相对地少，地方渔业组织仍受到地方政治的影响，许多的区渔会管理专用渔业权、创造渔场资源永续利用的功能消失，渔会的大宗业务变成信贷放款；加上过去戒严时期禁海的影响，台湾人对于海洋普遍陌生，相对农民来说，渔民是更加不被看见的。因此，渔政单位即使清楚许多渔业资源管理问题的存在，但却很难从结构进行改变。因为，只要牵扯到利益的小小改变，都会引来不同渔民团体的抗议。

但是，渔民其实都知道，台湾沿近海渔业资源早就枯竭多时，身为主管机关的渔业署，当然有责任制订出对于台湾资源永续发展的政策。可惜，过去台湾渔业问题因为乏人关注，有些有效的管理政策遭遇部分渔业团体反弹时，就很难坚持。有位朋友说长官跟他叮咛，某些问题不是我们这代可以解决的，比方说「减少用油补贴」、「落实非法渔业的取缔」、「划设渔业保护区」等等可以提高资源管理强度的作法，「立意都很好，但等我退休再说。」—— 只因背后牵扯的政治力量太复杂。

所以，渔业问题在台湾仿佛无解，承办人看到海洋保育团体总是心惊惊，不知道又要抛出什么难以推动的议题。有位曾在渔政单位服务的朋友说，他认为民间团体不需要面对民众的压力，所以总是可以谈很崇高的理念。但对行政部门来说，只能挑那种不会引起渔民抗议的事情来做。这种说法出现时，应该思考两件事：如果只要有人抗议，政府就该无条件退让？再来，政府若只受到单方面的压力，就很容易倾斜，不敢推动永续的政策。这也反映出人民对于台湾海洋环境的关注，不若对于陆地的环境保护意识，没有给予行政部门足够的民意支持，让他们去做该做的事。

内容来源：《公门菜鸟飞：一个年轻公务员的革新理想》由网路与书出版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