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邊的朋友，從沒拿到過Carry | 偏見·年輕投資人訪談
我們每個人都在奮力追逐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
2014年，名校畢業的投資人K先生為了過上體面和有尊嚴的生活進入了VC行業，五年後的今天，他說了一句話：我每天跟幾千萬甚至上億元錢打交道，但自己沒有錢。
這是投中網旗下，偏見實驗室的第 20 篇文章，也是「年輕投資人訪談計劃」的第五篇。
偏見·年輕投資人訪談——我身邊的朋友，從沒拿到過Carry
一
「站在十字路口上，我該何去何從。」
夜幕四合，北京的街道依舊喧囂而熱鬧。K先生獨自一人走進了一家拉麵館，他要了一份拉麵。這次北上，他原計劃要約幾個朋友吃個飯。但最後，追著要和他一起共進晚餐的人，一個也沒見。
他需要更多時間獨自思考未來。此刻，他像一個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旅人，走向哪裡，還沒想明白。
2018年，VC行業遭遇嚴寒，他在一家基金公司做了五年多，面臨一個問題，跳槽還是留下？
留下的問題包括未必能晉陞、老闆與自己可能存在的微妙關係、機構里年輕面孔帶來的壓力等等，當然更重要的還是錢。
如果跳槽，現在的市場環境，各家基金都囊中羞澀，換了東家，未必能有出手的機會。再者，一旦離職，自己投資的項目怎麼辦？將來爆發了怎麼辦？
K先生沒有錢，他甚至覺得，一名年輕投資人去做投資這件事特別傻，「做投資的獲利非常遠期，你很努力，但你努力得到的反饋時間特別長，就像有人給你畫了一張餅，但不能充饑。」
他拿二級市場炒股票的基金經理舉例，他們的激勵反饋特別迅速，一年一次。「如果你在行業內跑贏了前5%，你幫公司賺到1億元，你的團隊就能很快分到錢，你會覺得你做的事跟你的收入切實相關。」
但在一級市場，年輕投資人自己投資的項目非常少，而Carry這件事，「我在行業內就沒聽說誰拿到過，甚至有的機構明面上直言沒有這種激勵收入。」
投資人付出的努力和收穫並不成正比。
「我們做一個項目，花很多錢和精力，早期項目更是如此。花時間幫創始人想辦法，多數時候，我們跟創始人關係很好，推進項目時，內部估值也會給打八折，但實際上，個人根本拿不到什麼好處。」
去年，K先生明顯感到基金風格收緊，老大對項目要求越來越高。「現在的問題是，不是自己不願意提升，而是自己提升的速度跟老闆標準的提升要求不匹配。」
2018年行業出現洗牌，很多人離開了圈子。K先生覺得，VC行業存在泡沫，一級市場並不需要那麼多人，未來，90%的機構要死去，90%的從業者會消失。
當初為什麼會進風投行業呢？
二
「在北京，有尊嚴地活下去。」
2011年，K先生進了國企，但國企的工資無法養活自己。另一個讓他絕望的事實是，在國企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自己的將來，他無法接受，因為「我是名校畢業的。」
「我要在北京有尊嚴地活下去。有尊嚴地活下去，這是一個虛無縹緲的定義，每個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嚴，至少在那個時間點上，北京這個城市是用錢衡量的。」
K先生想賺錢，2014年的VC行業，是他實現這個目標的途徑。
當時，在雙創浪潮下，各種基金雨後春筍般湧現，K先生前腳投簡歷，後腳面試，第一次就順利進入了一家VC機構，一做就是五年多。
K先生承認，自己最初投的項目，很多都沒成功，有時代原因，也有自己不懂的原因。
「5年多的投資工作，你最快樂的事情是什麼呢？」我向他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他的目光望向咖啡館的玻璃窗，大約一分鐘後，他說：「不是很好回答，從時間上，我覺得自己是在成長，但這種成長並不快樂。至少沒有一件事能用『最』形容。」
隨後，他說了一句話，「在VC行業中，踏踏實實工作拿工資的人都是屌絲，都是像我這樣的屌絲，在行業中有一個不好的現象，能搞事情的人都是有錢人，凡是賺錢的人，基本上都是能搞事情的人，有些人一邊做投資，一邊接點FA的私活，有些人投了項目後，自己也占點『黑股』，甚至有些大佬也這麼做。」
K先生覺得自己不適合做FA，「我不適合做拉皮條的事。」
K先生認為做投資也需要耐心，「我對自己有尊嚴地活著這件事的規劃是35歲到40歲，如果我今年是33歲或者34歲，如果還這麼屌絲，我會去做FA。」
行業下行，他有些焦急，11年的北漂生活，K先生沒能在北京買房買車，他承認自己和家人都有強烈的不安全感。
他舉例說：「你坐在辦公室里想著今天會不會被裁掉，這本質上是來自財富的焦慮，家庭的房貸等等。你能明顯感覺到自己就在這裡定住了。二十年前下海，只要願意做就有機會；十年前炒房，大媽都能富；十幾年前可以做互聯網，但現在你做什麼呢？大家都不知道。有時候明顯感覺自己有一點錢了，但也很窮，尤其你買了房子，你會擔心，你今天能賺到這些錢，明天能不能繼續賺到這些錢呢？」
K先生把年輕人焦慮的來源歸結為階級流動空間變窄了，「上升通道越來越窄，有錢人越有錢。」他看到VC機構投資了很多項目，看著創業者財富自由，「越看到這些，越覺得這件事自己做不了。」
現在，K先生已經在二線城市買房結婚。表面上看，K先生在北京這幾年活得是挺有尊嚴，「但沒什麼卵用，在遇到結婚買房子時，還是很現實。」
「如今，我雖然在二線城市買房結婚，但我離不開一線城市，因為工作機會在這裡。尤其做投資行業，40%到50%的機會依然在北京，這就是我們的尷尬。」
如何消除焦慮和不安全感？「也許是那飄在天上的財富自由概念。」
三
「沒想過要離開投資圈。」他不知道離開之後，還能做什麼。做投資人就是「既然已經吸了大麻，就再也不願意抽雪茄。」
如果跳出VC圈子，回到傳統行業，「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那一攤事，我對自己不了解。」
在他眼中，論踏踏實實去做事，投資人遠不如創業者，「他們大多數是嘴炮。」
K先生雖然也投過幾個估值翻了幾十倍的項目，但他覺得做投資最大的成長來自清算項目，它可以改變一個人對事物的認知。K先生見過創始團隊內鬥，見過苦熬的創業者在即將暴富時的瘋狂，也見識了人性的貪婪。
K先生說自己現在更務實了，他認為自己曾經是個心氣很高的人，曾經也會想做些改變世界的事，但現在不會了。
他把自己比作《富爸爸窮爸爸》這本書里的窮爸爸，「我承受能力不夠強，偏保守。我從小的教育就是好好讀書，進一所好大學，進一個好單位，我爸媽也是這樣的工作，一輩子衣食無憂。」
「我的家庭教育讓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做生意的料，事實上，我跟寫代碼的也沒什麼區別。」
未來，他希望能做一個幫朋友管錢的人，「如果我真投了兩家上市公司，然後我可以做一個一兩億的人民幣基金，投資還是自己能做到的事。」
現在，他會看些科技項目的書、看人物傳記，他喜歡看好萊塢電影，最近在看印度片《起跑線》，偶爾會把自己看成電影里的人物。
他想做鋼鐵俠，或者金剛狼。他覺得，這些形象造了一個白日夢。夢如果實現，自然最好；不能實現，就接受現實。
The End
周玉梅 | 作品
偏見實驗室 |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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