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边的朋友，从没拿到过Carry | 偏见·年轻投资人访谈
我们每个人都在奋力追逐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2014年，名校毕业的投资人K先生为了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进入了VC行业，五年后的今天，他说了一句话：我每天跟几千万甚至上亿元钱打交道，但自己没有钱。
这是投中网旗下，偏见实验室的第 20 篇文章，也是「年轻投资人访谈计划」的第五篇。
偏见·年轻投资人访谈——我身边的朋友，从没拿到过Carry
一
「站在十字路口上，我该何去何从。」
夜幕四合，北京的街道依旧喧嚣而热闹。K先生独自一人走进了一家拉面馆，他要了一份拉面。这次北上，他原计划要约几个朋友吃个饭。但最后，追著要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人，一个也没见。
他需要更多时间独自思考未来。此刻，他像一个站在十字路口上的旅人，走向哪里，还没想明白。
2018年，VC行业遭遇严寒，他在一家基金公司做了五年多，面临一个问题，跳槽还是留下？
留下的问题包括未必能晋升、老板与自己可能存在的微妙关系、机构里年轻面孔带来的压力等等，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钱。
如果跳槽，现在的市场环境，各家基金都囊中羞涩，换了东家，未必能有出手的机会。再者，一旦离职，自己投资的项目怎么办？将来爆发了怎么办？
K先生没有钱，他甚至觉得，一名年轻投资人去做投资这件事特别傻，「做投资的获利非常远期，你很努力，但你努力得到的反馈时间特别长，就像有人给你画了一张饼，但不能充饥。」
他拿二级市场炒股票的基金经理举例，他们的激励反馈特别迅速，一年一次。「如果你在行业内跑赢了前5%，你帮公司赚到1亿元，你的团队就能很快分到钱，你会觉得你做的事跟你的收入切实相关。」
但在一级市场，年轻投资人自己投资的项目非常少，而Carry这件事，「我在行业内就没听说谁拿到过，甚至有的机构明面上直言没有这种激励收入。」
投资人付出的努力和收获并不成正比。
「我们做一个项目，花很多钱和精力，早期项目更是如此。花时间帮创始人想办法，多数时候，我们跟创始人关系很好，推进项目时，内部估值也会给打八折，但实际上，个人根本拿不到什么好处。」
去年，K先生明显感到基金风格收紧，老大对项目要求越来越高。「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自己不愿意提升，而是自己提升的速度跟老板标准的提升要求不匹配。」
2018年行业出现洗牌，很多人离开了圈子。K先生觉得，VC行业存在泡沫，一级市场并不需要那么多人，未来，90%的机构要死去，90%的从业者会消失。
当初为什么会进风投行业呢？
二
「在北京，有尊严地活下去。」
2011年，K先生进了国企，但国企的工资无法养活自己。另一个让他绝望的事实是，在国企的日子，可以一眼看到自己的将来，他无法接受，因为「我是名校毕业的。」
「我要在北京有尊严地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很有尊严，至少在那个时间点上，北京这个城市是用钱衡量的。」
K先生想赚钱，2014年的VC行业，是他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
当时，在双创浪潮下，各种基金雨后春笋般涌现，K先生前脚投简历，后脚面试，第一次就顺利进入了一家VC机构，一做就是五年多。
K先生承认，自己最初投的项目，很多都没成功，有时代原因，也有自己不懂的原因。
「5年多的投资工作，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向他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的目光望向咖啡馆的玻璃窗，大约一分钟后，他说：「不是很好回答，从时间上，我觉得自己是在成长，但这种成长并不快乐。至少没有一件事能用『最』形容。」
随后，他说了一句话，「在VC行业中，踏踏实实工作拿工资的人都是屌丝，都是像我这样的屌丝，在行业中有一个不好的现象，能搞事情的人都是有钱人，凡是赚钱的人，基本上都是能搞事情的人，有些人一边做投资，一边接点FA的私活，有些人投了项目后，自己也占点『黑股』，甚至有些大佬也这么做。」
K先生觉得自己不适合做FA，「我不适合做拉皮条的事。」
K先生认为做投资也需要耐心，「我对自己有尊严地活著这件事的规划是35岁到40岁，如果我今年是33岁或者34岁，如果还这么屌丝，我会去做FA。」
行业下行，他有些焦急，11年的北漂生活，K先生没能在北京买房买车，他承认自己和家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他举例说：「你坐在办公室里想著今天会不会被裁掉，这本质上是来自财富的焦虑，家庭的房贷等等。你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就在这里定住了。二十年前下海，只要愿意做就有机会；十年前炒房，大妈都能富；十几年前可以做互联网，但现在你做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有时候明显感觉自己有一点钱了，但也很穷，尤其你买了房子，你会担心，你今天能赚到这些钱，明天能不能继续赚到这些钱呢？」
K先生把年轻人焦虑的来源归结为阶级流动空间变窄了，「上升通道越来越窄，有钱人越有钱。」他看到VC机构投资了很多项目，看著创业者财富自由，「越看到这些，越觉得这件事自己做不了。」
现在，K先生已经在二线城市买房结婚。表面上看，K先生在北京这几年活得是挺有尊严，「但没什么卵用，在遇到结婚买房子时，还是很现实。」
「如今，我虽然在二线城市买房结婚，但我离不开一线城市，因为工作机会在这里。尤其做投资行业，40%到50%的机会依然在北京，这就是我们的尴尬。」
如何消除焦虑和不安全感？「也许是那飘在天上的财富自由概念。」
三
「没想过要离开投资圈。」他不知道离开之后，还能做什么。做投资人就是「既然已经吸了大麻，就再也不愿意抽雪茄。」
如果跳出VC圈子，回到传统行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好那一摊事，我对自己不了解。」
在他眼中，论踏踏实实去做事，投资人远不如创业者，「他们大多数是嘴炮。」
K先生虽然也投过几个估值翻了几十倍的项目，但他觉得做投资最大的成长来自清算项目，它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K先生见过创始团队内斗，见过苦熬的创业者在即将暴富时的疯狂，也见识了人性的贪婪。
K先生说自己现在更务实了，他认为自己曾经是个心气很高的人，曾经也会想做些改变世界的事，但现在不会了。
他把自己比作《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里的穷爸爸，「我承受能力不够强，偏保守。我从小的教育就是好好读书，进一所好大学，进一个好单位，我爸妈也是这样的工作，一辈子衣食无忧。」
「我的家庭教育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料，事实上，我跟写代码的也没什么区别。」
未来，他希望能做一个帮朋友管钱的人，「如果我真投了两家上市公司，然后我可以做一个一两亿的人民币基金，投资还是自己能做到的事。」
现在，他会看些科技项目的书、看人物传记，他喜欢看好莱坞电影，最近在看印度片《起跑线》，偶尔会把自己看成电影里的人物。
他想做钢铁侠，或者金刚狼。他觉得，这些形象造了一个白日梦。梦如果实现，自然最好；不能实现，就接受现实。
The End
周玉梅 | 作品
偏见实验室 |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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