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馮先生開始整理地方歷史文獻，接觸了很多有關麥積山石窟資料。同年農曆4月初八，馮先生和朋友趙堯丞、聶幼蒔等同行首次到麥積山實地考察，以「對證古本」的方式去找古迹，抄錄碑文，勘察地理環境，並對洞窟做了編號，共計編號122個。發現以前未有人談到的壁畫，頗有收穫。隨後寫成《麥積山石窟志》，由隴南叢書編印社石印300本發行。該小冊子是國人對麥積山首次考察研究的成果，當時在《大公報》、《益世報》、《燕京學報》等新聞媒體均有相關報道，對宣傳麥積山石窟勝跡起到很大作用。麥積山石窟始繼敦煌之後顯揚於世。蘭州大學劉文炳教授所做的序中高度概括了《志》的價值：必待文物劫餘之後，而始有《敦煌學》之成學；必待像畫劫餘之後，而始有雲岡、龍門之審存。故在外人未有所著之先，國人皆未之及。唯秦州麥積山石窟之有志，則自天水馮公仲翔始。

《志》中對麥積山石窟歷史沿革、造像、壁畫、建築及有關碑刻銘文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和考證。全志包括12部分：1、甘肅諸石窟中之天水麥積山佛龕。2、秦漢間麥積山之史跡。3、西魏大統時之再建麥積山佛龕。4、北周李允信之建造麥積山七佛閣與庾信之作銘。5、散花樓遺迹間之六朝壁畫與藻井畫。6、造像。7、建築。8、六朝唐宋明人之摩崖。9、宋明清人之石刻。10、瑞應寺。11、勝跡。12、藝文附錄。全志涉及範圍廣泛，基本上對麥積山石窟遺存的各個方面都有反映。

為了保護麥積山石窟藝術，先生提出修建保存文物的博物館，多次給國民黨元老於右任、邵力子、吳稚暉、鄧寶珊以及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等去信、打報告；覲見國民黨西北行轅主任朱紹良、甘肅省政府主席古正倫，提出自己對於保護和維修的意見，多方要求協助。

1944年2月，馮先生攜同劉文炳教授再次上麥積山石窟考察。這次考察，主要完成石窟的編號及草圖測繪工作。隨後寫成《調查麥積山石窟報告書》，提出研究和保護方案，並呈報國民黨甘肅省政府。

1945年，馮國瑞對山體正面（即東崖）洞窟情況整理並在《和平日報》上報道後，駐榆林的鄧寶珊先生（天水人，建國後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對自發組織保管運動和補修棧道曾給予大力支持。次年（1946年）9月撥付了一定的資金對麥積山石窟進行修繕。同年秋天，馮國瑞邀請甘肅省第四區（天水）行政督查專員胡受謙在山中小住，爭取到政府少量資金。10月對東崖卧佛洞到牛兒堂的棧道工程進行了維護。同時在僧人的配合下，補修瑞應寺房屋及僧房，並建設山館五間，工程歷時兩月有餘，為來往的學者和遊客提供基本的參觀和考察條件。並請吳稚暉先生題寫「麥積山館」，還請于右任先生題寫「藝並莫高窟、文傳庾子山」的對聯。

1947年初，馮國瑞先生邀請天水縣長方定中上山考察，並聯合地方有識之士成立了「天水麥積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員會」，擬定對有重要史跡洞窟的補修計劃。這是首次對麥積山石窟從維修保護和周邊環境治理諸方面考慮較為全面的保護計劃，惜因為時局以及資金問題這些計劃都沒有落實。

此次上山時，通過與僧人交談，得知麥積山西崖有「萬佛洞」，由於棧道斷絕，百年來無人登臨。遂請來當地木匠文得權於2月10日「挾長板，架敗棧間，遞接而進，至窮處，引索攀援」，於此發現了麥積山最大的洞窟（現編號133窟）。馮先生依據文得權的口述，認為此洞即是五代詩人王仁裕《玉堂閑話》中描述的萬菩薩堂。欣喜之餘立即用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並序》的原韻撰寫《天水麥積山西窟萬佛洞銘並序》，後刻石以天水麥積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員會的名義勒于山中，現保存於瑞應寺。次年（1948年）還為文得權題寫中堂及對聯各一，對聯寫到「洞窟猿升山上下，蓮花魚戲葉東西」，對文得權在懸崖上自如上下攀援發出了由衷讚歎。

1952年10月，馮先生陪同西北考察團對炳靈寺石窟考察後，又對麥積山石窟進行勘察。編號洞窟157個，摩崖石刻題記最早為唐代大中七年（852年），並對發現的133洞窟的第十號造像碑，在內容、建築、裝飾、雕刻、藝術等方面給以了高度的評價。

1953年7月初，中央文化部組織以吳作人為首的專家組對麥積山石窟做進一步的勘查研究。7月29日正式開始調查工作，勘察團主要以馮國瑞《麥積山石窟志》為重要文獻依據，對麥積山進行了歷時32天的考察，馮先生隨行。這次勘察收穫很大，後來馮先生也隨團到北京繼續做資料整理工作。他寫的《麥積山石窟大事年表》和考察團的報告一起發表於《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二期。從此，眾多專家對麥積山石窟的研究都以馮國瑞先生的考證為依據。

1960年生活困難時期，馮先生身體日漸衰弱。他自覺來日無多，特命兒孫將家藏的各類文物及書畫、拓片共10餘箱，悉數捐贈給麥積山文物保管所收藏。他相信只有交給麥積山才會永久保存，如此方不負當年收藏之初衷。馮先生捐贈的文物等藏品不乏精品，極大豐富了麥積山石窟藝術的內容，並為進一步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材料。

本文選自董廣強主編《麥積山石窟文物工作七十年》，2018年，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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