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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45篇原創首發文章

北大吳謝宇弒母案、南京應用技術學院事件、數起年輕母親帶着孩子們自殺事故，觸目驚心，令人陷入了悲傷和沉思。是否是精神殘缺導致了這些悲劇？

在青年節一百年紀念剛過不久，我們一起重新審視“青年”和“精神”的意義。

世界上起源最早的青年節是委內瑞拉的青年節，1814年2月12日，加拉加斯城的大學生和中學生組成了一支起義隊伍，同西班牙殖民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委內瑞拉獨立後便將2月12日定爲青年節。

俄羅斯、土耳其、印尼等國家都有青年節，緣起多半跟革命運動、民族獨立有關。近代沒有怎麼鬧革命、求獨立的國家，青年節就比較少見。

中國的五四青年節正是革命的結果。

鴉片戰爭後，中國各界開始各種救亡圖存的努力。先是洋務運動，接着是君主立憲，維新百日，也失敗了。之後是辛亥革命，引入更先進的民主共和制，然而很快也失敗了。

最後終於意識到，只有新的制度，沒有新的文化是不行的，新制度不可能在舊文化的土壤裏生根發芽。於是開始了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爲五四運動做了思想和文化上的準備。

新文化運動的宣言書是陳獨秀的《敬告青年》（1915年），也是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的發刊詞。陳獨秀說：“竊以少年老成，中國稱人之語也；年長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辭也，此亦東西民族涉想不同、現象趨異之一端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利刃之新發於硎，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青年之於社會，猶新鮮活潑細胞之在人身……” 

陳獨秀總結了近代歐洲強盛的原因，認爲人權和科學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兩個車輪，中國的青年要尊重崇尚“賽先生（science科學）”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覺悟自身，更新觀念，改革社會。

陳獨秀認爲，“新青年”應該有以下六大特徵：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一百年後的今天的青年可能看不懂，難道青年本來不就應該是“自主的、進步的、進取的、世界的、實利的、科學的”嗎？難道還有“奴隸的、保守的、退隱的、鎖國的、虛文的、想象的”青年嗎？

有的，舊中國的舊青年就是這樣子的。 

梁啓超在《少年中國說》一文中說：“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樑、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

中國這個國家其實沒有國，只有家，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家族統治史，改朝換代就是換不同的家族來統治。一個朝代腐朽黑暗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實在活不下去了就有人造反了，戰亂不絕，死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人，殺出個新皇帝上臺，換一個新家族統治，一個新朝代開始了。這個朝代又統治不下去了，再戰亂不絕，死掉一半至三分之二的人，再換一個皇帝一個朝代，周而復始，原地轉圈，社會並沒有進步多少，科技並沒有發展多少，人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提高多少。 

專制制度就這樣延續了三千年。爲什麼可以延續這麼長時間呢？因爲中國的宗法制度特別發達。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會父系家長制演變而來的，是王族貴族按血緣關係分配國家權力，以便建立世襲統治的一種制度。其特點是宗教組織和國家組織合二爲一，宗法等級和政治等級完全一致。這種制度確立於夏朝，發展於商朝，完備於周朝，影響於後來的各朝各代。 

宗法制度的本質是家族制度的政治化，宗法制度和君主專制制度相輔相成，家國同構，家庭、家族、國家的組織結構都是嚴格的父家長制，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互爲依傍，倫理政治化，政治倫理化。

任何制度背後都有一個文化。這就是儒家文化。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原先不過是諸子百家之一，秦始皇“焚書坑儒”對儒家造成重創，不過還好，最後沒有把儒家整沒，倒是間接把秦朝整沒了。當然這是一個歷史懸案，秦始皇到底有沒有坑儒？他坑的到底是誰？他想坑的是誰？司馬遷說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那就說明秦始皇坑的是術士，而不是儒生，當然這兩者可能有重疊，但這不能怪秦始皇。秦始皇如果知道儒家對維持社會穩定、維持他的專制統治有極大的功效，肯定不會去坑，去扶還來不及。他用法家思想治國顯然比較幼稚，嚴刑峻法誰也受不了，結果二世而亡。還是要誅心，讓老百姓主動地接受當奴隸甚至要求當奴隸才行。後來漢武帝就發現了這一點，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然首先要對儒術進行一定的改造，“存其精華，去其糟粕”，再加一些其他家的有用的成分，這樣才能更好地爲皇權服務，爲皇帝排憂解難。 

古代皇帝最大的憂難是什麼呢？當然不是社會如何進步，科技如何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他最大的憂難是如何坐穩了江山。對他坐穩江山威脅最大的是哪一羣人呢？青年。青年是最進取、最有創造力、最願意冒險、最有血性的一個人羣，最有可能帶來變革、進步、發展的。

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說》一文開篇就分析了少年人相對於老年人的特點：“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

怎樣控制青年這個人羣，不讓他們搗亂呢？或者說怎樣讓每一代人都平靜地度過這個最容易出亂子的人生階段呢？ 

孔子找到了絕妙的解決方法，仁孝。《論語》裏記載孔子弟子有子的一段話，把這個問題講得很是直白：“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原文翻譯爲：“孝順父母，順從兄長，而喜好冒犯上級長輩的，這樣的人是很少見的。不違背上級和長輩、而喜歡造反的人更是沒有。君子專心致力於推廣仁孝這些根本，根本建立了，治國做人的原則也就有了。孝順父母、順從兄長，這就是仁的根本。”

這是論述了仁孝與社會穩定的關係，仁孝是穩定社會的工具。每一代青年都被他們的長者控制住，閹割掉了勃勃的生機、創造力、血性，熄滅了求變革、進步、發展的天性，“別尊卑、重階級、事天尊君”，安然度過這個對統治者來講最危險的人生階段，然後他們成爲長者，再作威作福，去控制、閹割下一代青年，一代一代控制、閹割下去，這個社會就太平了。

西漢之後的儒家思想還在不斷髮展，東漢後期的經學家馬融把三綱和五常結合起來，綱紀和道德倫理終於嚴絲合縫，形成嚴密的政治道德倫理體系。宋朝朱熹又把這個體系上升到天理的高度，理一分殊，證明這套政治道德倫理體系是宇宙的統一原理在這個特殊領域的展開，將其合理化、神聖化。宋明理學又稱“新儒學”，以儒家學說爲中心，兼容佛道兩家的哲學理論，論證了綱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恆性，至元朝成爲官方哲學。這套統治思想爐火純青了，對於維持專制皇權十分有效。

有多有效？只要看看每個朝代最後要腐朽黑暗到什麼地步、老百姓要悲慘到什麼地步纔有人造反就知道了。這個社會的青年早已不是青年了，都被“儒術”成功地“少年老成”了。專制統治要成功的祕訣就是要消滅青年，被尊成正統的儒家思想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而且是以親制親，副作用最小。所以每屆皇帝上臺都要“尊孔讀經”，包括袁世凱。

儒家思想成功地讓人主動要求做奴隸，而且一代比一代做得更好。魯迅在《燈下漫談》一文中寫道：“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又寫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不過兩種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時代。”對中國三千年主奴文化的揭露沒有比這兩句話更深刻更毒辣的了。

百姓爲“想做奴隸而不得”而焦躁，以“做穩了奴隸”爲自豪，可見主奴文化保駕護航的制度是多麼地有效。

青年正是這主奴文化最大的受害者，也是專制制度最大的針對者。壓在青年頭上的禮教綱常最多，因爲青年最有生氣、創造力、冒險精神，最有革命、進步、發展的天性，不多壓幾層怕壓不住，政權、神權、族權、父權。青年中又數女青年受的壓迫最厲害，還要加個夫權，這倒不是害怕她們造反鬧革命，純粹是欺負弱者。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舊社會的勇者、青年都被有效地消滅掉了，所以只好抽刃向更弱者。奴隸做得越好，欺負弱者越厲害。女青年結婚前是家庭、家族的財產，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父親以及族中的長輩，做好哭竹、臥冰、嘗穢、割股的準備，爭取當孝女；結婚後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丈夫以及夫家族中的長輩，做好當烈女的準備。 

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寫道：“烈可是有兩種：一種是無論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她也跟着自盡；一種是有強暴來污辱她的時候，設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殺，都無不可。這也是死得愈慘愈苦，她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禦，竟受了污辱，然後自戕，便免不了議論。”有外族入侵、國將不國的時候還得揹負罵名，因爲有人認定這是女子不夠節烈招致的。 

男青年孝，有舉孝廉的好處，就是不用考試直接當公務員，而且直接是大官。 女青年孝，沒有什麼直接的好處，不過如果節烈得驚天動地，可以立牌坊。 

對於舉孝廉，《莊子盜跖》篇直斥孔丘爲“魯國之巧僞人”，謂其“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道家一向不懂事，所以沒有被帝王尊爲正統。

道家和儒家的出發點很不一樣，道家考慮的是如何做人，自在做人，儒家考慮的是如何幫助君王治人，有效治人，是博弈對手，所以道家總是要跳出來壞儒家的事，儒家說“相濡以沫”，道家就說“不如相忘於江湖”。儒家說要“孝弟”，道家就說你孔子是“巧僞人”。 

然而“巧僞人”又如何？兩千五百多年後的今天，誰還知道老子、莊子的後代有誰？而孔子可謂中華光宗耀祖、蔭澤子孫第一人，是世上最成功的IP，可以進吉尼斯紀錄的。孔子子孫傳到現在七十多代，三四百萬人，譜系井然。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家族可以做到，可稱是天下第一家。這方面歷代帝王費盡心機也枉然，連秦始皇也只落得個始作俑者卻無後的下場。從來只聽說某某人自稱是孔子第幾代孫，好像沒有聽說過某某人自稱是哪個皇帝的第幾代孫的。 

那麼孔子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因爲他有歷代帝王的護佑加持。公元195年漢高祖封孔子第八世孫孔騰爲奉祀君，自此孔子嫡系長孫便有世襲的爵位，之後封號屢經改變，宋朝時改封衍聖公，1935年民國征服取消衍聖公稱號，該封爲“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 

摘一段來自百度百科的介紹衍聖公的文字：“衍聖公是享有特權的大貴族，而且地位代代提升，宋代相當於八品官，元代提升爲三品，明初是一品，後又‘班列文官之首’，清代還特許在紫禁城騎馬，在御道上行走。其居住的衍聖公府（今孔府），是全國僅次於明清皇宮的最大府第。曲阜孔氏家族受歷代帝王追封賜禮，譜系井然，世受封爵。衍聖公因得益於先祖孔子榮耀，成爲中國歷史上經久不衰、世代騰黃、地位顯赫的特殊公爵，與朝廷互相依偎，成就孔府的天下第一家，在中國乃至世界上也是歎爲觀止。”

從基因傳承的角度講，教育家比帝王將相強多了。當然那是充當帝王思想工具的教育家。好比淘金的後來都死絕了，只有賣鏟子的綿延萬代。

當年孔子“顛簸流離，遊說列國，惶惶如喪家之犬，不可終日”的時候哪裏會想到有這樣的運氣。不過也不全算運氣，他的確很有用，功勞的確很大，那是多麼鋒利的一把鏟子啊。 

或許有人問，仁孝難道不對嗎？難道不應該尊老愛幼嗎？當然應該，然而把這種自然的生命情感異化成禮教綱紀等統治工具就有失人道了。不然也不會有這麼多“勸孝”的文字了。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道法自然”，用天演論揭示了這種長者本位的安排是怎樣地不符合自然界的安排，違反天理和宇宙的原則。

“便是依據生物界的現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續這生命；三，要發展這生命（就是進化）。 生物都這樣做，父親也就是這樣做。”

“有如單細胞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纔會繁複，無脊椎動物有內的努力，積久纔會發生脊椎。所以後起的生命，總比以前的更有意義，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價值，更可寶貴；前者的生命，應該犧牲於他。但可惜的是中國的舊見解，又恰恰與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應在幼者，卻反在長者；置重應在將來，卻反在過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犧牲，自己無力生存，卻苛責後者又來專做他的犧牲，毀滅了一切發展本身的能力。”

魯迅強調，父子間沒有什麼恩，不過是生命延續、發展的本能而已，誠然父對子有天性的愛，但這不是“恩”，更不能成爲要求父權的基礎。

“歐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爲本位，便是最合於這生物學的真理的辦法。便在中國，只要心思純白，未曾經過‘聖人之徒’作踐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發現這一種天性。例如一個村婦哺乳嬰兒的時候，決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個農夫娶妻的時候，也決不以爲將要放債。” 

魯迅指出了中國這種不符合自然界規律的制度、文化對中國的危害：“我們從古以來，逆天行事，於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縮，社會的進步也就跟着停頓。我們雖不能說停頓便要滅亡，但較之進步，總是停頓與滅亡的路相近。”

總之，舊社會崇尚的是老的、舊的一切，在這樣的社會做青年是很不幸的事，好在青年只是人生一個階段，不是一種人，沒有一個人永遠是青年的，熬到做了父親，日子就好過了；女青年當然更不容易些，終身是女人，然而熬成婆之後日子也就好過不少。然後他們再去壓迫下一代的青年，周而復始。

本來中國的歷史在家國同構的宗法專制社會中改朝換代、兀自循環，也沒有什麼，然而，我們在原地轉圈的時候，西方社會在不斷進步、發展，從比我們弱很多發展到比我們強很多，然後他們打上門來了。那其實是早晚的事，我們在原地踏地，他們在不斷進步，總有一天它會打上門來。那是一種降維打擊，我們毫無招架之力。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開始各種民族救亡圖存的努力，最後終於建立了新中國。

一百年後的今天，青年怎麼樣呢？ 

首先，可喜可賀的是，現在青年的地位相當之高，族權、父權已經被徹底打破，大多數地方都沒有什麼族的概念了，都是小家庭。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從來沒有這樣低過，在三個人的小家庭中，父親的地位排名第三，如果還養了一條狗的話，那麼父親的地位排名第四，兩條狗就是第五。夫權當然更是被打得無影無蹤，不是前一陣還有一個新聞，一個丈夫因爲忘了給妻子買雞腿被妻子失手捅死的嗎？ 

然而，儘管青年的地位從來沒有這樣高過，他們的幸福感卻並沒有提升多少，甚至是下降了。因爲他們無法安頓好心靈，而且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痛苦是難免的。以前在禮教綱紀的桎梏中，倒沒有那麼痛苦，因爲沒有覺悟。

現在覺悟了，該破的是破了，然而該立的卻沒有立起來，所以相當痛苦。 

新文化運動打倒了孔家店，要向西方學習科學（賽先生）和民主（德先生），自然是沒錯的，然而西方安頓人心的並不是科學、民主，科學、民主是安排人們生活、趨利避害的安身手段，卻不是立命的手段，不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點。沒有精神支點的民族很容易被解體，命不長。

命長的民族必定有其精神支點，比如猶太民族，兩千多年沒有自己的國土，在世界各地顛沛流離，走東走西都在別人家裏過日子，但是始終沒有散掉，最後聚回以色列建國，爲什麼？因爲它有它的精神支點，猶太教。宗教是大部分民族的精神支點，阿拉伯民族精神支點主要從伊斯蘭教來，歐洲民族的精神支點從基督教中來，或舊教或新教。

我們比較特殊，我們不是一個宗教的民族，我們這個民族如果有文化生命的話，它的精神支點不從宗教中來。那從哪裏來呢？從哲學中來。這裏當然指的是中國哲學。

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不同。中國哲學的主題的是人生問題，西方哲學的主題是知識問題。復旦大學王德峯教授說：“西方哲學的主題是知識，尋求那客觀、可靠、有效的知識形成的基礎、前提、方法是什麼，雖然西方哲學也討論人生問題，但是他們把人生問題放在知識問題解決之後來講。蘇格拉底那句話很清楚了，美德即知識。只有理性發揮作用，形成了對客觀世界的知識我們才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這是西方哲學的主題。首先就是，後者始終是圍繞着知識。順帶解決人生問題。”

“那麼中國哲學呢？ 它的主題向來就是人生。兩千多年中國哲學史始終圍繞人生問題展開。政治的問題、經濟的問題、社會的道德秩序的問題，如何解決，出發點是回答人生的問題。所以中國哲學就是人生哲學。中國人生哲學發展到最高的頂峯就是王陽明心學。”

人生何以成爲問題？因爲人有無限心。人和其他動物不一樣，不僅能夠意識到自己的存在，還能夠主動地終止這個存在；而且人不僅關注當下的存在，還關注過去和將來。所以說是無限心、超越現實的心。如何安頓這個超越現實的無限心呢？必須要用超越現實的、無限的方法，所謂出世，出世才能更好地入世。

西方出世的方法就是宗教，無限貶低現實世界，創造一個或多個神，把人無限渺小化，讓人無限謙卑，謙卑是一切信仰的基礎。所有宗教都是十分霸道的，要求信徒先相信後理解，不要以爲你的那點作爲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很了不起，不要膽敢試圖用你的理性去分析理解神，除非你先相信。你要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有原罪，是犯了錯被貶謫到這個世上來贖罪的，你以爲你是誰。人被貶低到塵埃裏去後對一切都能坦然接受了。宗教通過這種方式幫助人們安頓心靈。這是科學、民主所無法做到的。

這就是爲什麼在西方，一方面科技高度發達，都快要移民火星了，另一方面卻有那麼多人相信一個聲稱瑪利亞還是處女時受聖神感召而懷孕的宗教。如果放在今天，這個故事是完全可信的，瑪麗亞是個代孕媽媽。然而在古代，這怎麼可能？當然沒有人追究這些問題，因爲沒有人想要追究這些問題。人們想要的是安頓好自己的心靈，儘量幸福地度過這痛苦的人生。至於瑪麗亞到底是怎麼懷孕的、耶穌是怎麼在海上行走的，這些問題關心它幹什麼呢? 

在西方，科技、民主安排人們的生活，安身；宗教安頓人們的心靈，立命。兩個是分開的。也就是說西方除了賽先生、德先生之外，還有一個費先生（faith信仰、宗教），這三位先生幫助人們安身立命。

我們五四新文化運動只提出崇尚賽先生、德先生，沒有提出尊崇費先生。實際上，1917～1921年國內知識界掀起了一場宗教大討論，隨後1922～1927年爆發了所謂“非基督教運動”。 

緣起是1916年下半年，國會議員們圍繞着是否將儒家思想確定爲“國教”展開的激烈討論。受其影響，知識界也圍繞着“儒家是否可以成爲一種宗教”、“中國需不需要國教”等問題展開了討論。新文化運動的鬥士們紛紛發表文章，陳獨秀髮表《基督教與中國人》等文章，從科學主義的觀點出發表達了強烈的反宗教情緒。他認爲，有了科學，宗教便無立足之地，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他主張“以科學代宗教”。 

然而科學取代不了宗教，除了對極少數科學家。愛因斯坦談論信仰時說：“科學只能是由那些全身心被追求真理與理解的激情所滲透的人們產生的。然而，這種感情的源泉萌發於宗教的範疇。同時屬於這個範疇的還有這樣的信念，即用理性理解世界是可能的。我無法想像一個真正的科學家沒有這種深沉的信念。” 

這裏“宗教”這個詞實際上表達的是它的衍生詞義，“像宗教一樣”，比如酷愛高爾夫球的人可以說“Golf is religion to me（高爾夫對我來講是宗教)”。這顯然不是指宗教本身，沒有什麼“高爾夫球教”。

除了像愛因斯坦這樣的人可以把科學當作宗教一樣信仰，或者說對於這樣的人科學起到了宗教的作用外，對於你我這樣的凡夫俗子來講，科學是不能取代宗教的。 

中國沒有“神”這個意義上的宗教，佛教也不是，佛不是神，是覺悟了的人，儒家、道家就更不是了，哪有一個神傳了七十多代有血有肉的子孫下來的。安頓中國人心靈的不是宗教，是哲學。

中國哲學向來的主題就是人生問題。宋明儒釋道合流，王陽明心學代表了中國哲學的最高峯。王陽明“人人皆可爲聖人”的觀點實際上是人人平等人權思想的萌芽，如果發展下去可以變成中國的啓蒙運動，然而不幸被打斷了。 

現在的青年接受的中國哲學方面的教育非常之少，一百年前開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一百年後的今天，孔家店是打倒了，孔夫子卻沒有救出來。後來的所謂新式教育裏幾乎沒有哲學啓蒙的內容。好在毛主席著作裏時不時影影綽綽地反射出儒家的一絲靈光，算是當年四零後、五零後青年的精神食糧，但完全不足以構成完整的哲學啓蒙教育。後來的六零後、七零後就更慘了，連這點啓蒙也沒有了。 

六零後、七零後是現在的八零後、九零後、零零後的父輩，在如何安頓心靈方面，他們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教給這一代青少年的。

有點錢的都想盡辦法甚至賄賂都要送子女出國讀書去了，這一代青年不少自以爲是國際青年，然而其實沒有國際青年這種身份，因爲沒有國際文化，天下再大同，文化還是會不同。而要融入西方文化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所以這代“國際青年”更是尷尬。 

這一百年來，中國的教育是殘缺異化的，只是職業教育、功利教育，不是通識教育、心靈的教育，大學教育亦如此，學習只是爲了找好工作賺大錢。考分高的學生先是去了外文系，後來去了新聞系，後來去了世界經濟系，後來去了法律系，後來去了國際金融系，文史哲專業永遠招不到最好的學生。好學生去了那些熱門的專業也從來不讀文史哲的書，考大學之前更沒有機會讀文史哲的書，那是閒書、禁書，被老師發現看這種書是要嚴厲責罵的，只能看高考的書，背南沙羣島元朝叫什麼明朝叫什麼清朝叫什麼諸如此類的內容。所以一直到十八九歲三觀快成形的時候，很多同學還沒有獲得形成三觀的足夠的精神原料。殘缺的教育產出了精神殘缺的青年。 

很多同學第一次接觸哲學是失戀之後，發現所有學的知識、技能都不能解決內心的困苦，於是開始去聽哲學的講座，看哲學的書。

復旦大學王德峯教授十分有名，被同學們尊稱爲“哲學王子”，學術造詣、演講水平都非常高，他的講座精深、精彩、精妙，幽默風趣，直指人心，是不少復旦學子的哲學啓蒙老師。年年歲歲來到這318教室裏聽王教授哲學講座的學生中不少是因爲要排遣失戀的痛苦。他們來了，他們意識到專業課的學習也許可以幫助自己安排好生活，然而卻不能幫助自己安頓好心靈。 

如果他們沒有遇到無法排遣的心靈痛苦，他們接觸哲學的時候會更晚，有的就太晚了。各種聳人聽聞的人間慘劇，各種匪夷所思的社會亂象，與青年人缺失精神支點不無關係。 

青年人不僅精神支點缺失，而且他們面臨的外部環境又很不友善。改革開放四十年，經濟洶涌發展，社會野蠻成長，各種一夜暴富的新聞，各種潑天炫富的刺激，各種貧窮困窘的辱沒，各種唾手可及的機會，各種鏡中花水中月的抓狂，別說是內心沒有精神支柱的人，就算是內心小宇宙很強大的人在這種物慾橫流的衝擊下也很難保持鎮定。患得患失、焦慮、憂鬱、狂躁，精神不正常是常態，精神正常才奇怪。因爲這種環境下要精神正常需要很強的宿慧，就是上輩子帶來的智慧，然而這個很少有人有，絕大多數人是這輩子遭遇痛苦後才獲得智慧的。 

索性人到中年也罷了，圖窮匕首見，終於領教了命運，絕了發財的夢，要養生保命，可以修佛修道去了，心靈於是得到安頓。然而青年人是不甘的，廉恥太不廉了，然而就算犧牲了靈魂卻也未必能換來榮華富貴。就算是換來了榮華富貴，心靈還是得不到安頓。孔子說：“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不仁者就是沒有安頓好心靈的人，沒有安頓好心靈的人在貧困窘迫的處境中也不自在，在富貴安樂的處境中也不自在。總之富也不是，窮也不是，貴也不是，賤也不是，怎麼也不得安生，因爲心沒安好。 

農村青年更不幸，他們連殘缺異化的教育都沒怎麼受過。現在農村地區特別是貧困地區，高中失學率很高，甚至初中失學率都很高，有的地方索性連小學失學率都很高。缺乏技能，他們連安身的手段都沒有，更不要說立命了。許小年教授新書《迴盪的鐘擺》總結了60經濟發展，前30年靠農民，後30年靠農民工。 

2億多的農民工的6000多萬留守兒童正變成這一代的青年，從小生長在殘缺異化的家庭，沒有父母的關愛，沒有受過教育，他們不願意做父輩那樣辛苦的工作，又沒有技能做更好的工作，現在還可以啃老，等到父輩做不動的時候，他們的生計將如何解決。老人的日子也不好過，不贍養老人、虐待老人的故事越來越多，甚至老人去世了沒有人掩埋。簡直走到了三綱五常的反面。 

另外，除了心靈得不到安頓、心理健康受到影響外，這一代青年還面臨着身體健康的問題。假的東西太多，連雞蛋都可能是假的，甚至疫苗都是假的；真的東西又有毒，比如蔬菜，農殘大大超標；不少東西不僅假還有毒，前一陣不是曝出辣條吃死了好幾個小孩的新聞嗎，這種事情太多了，簡直都失去新聞價值了。水被嚴重污染，空氣被嚴重污染。身心都遭戕害。

當然也許也不能這麼說，每一代青年都可以說是可憐的，各有各的可憐之處。但不管如何可憐，每一代青年中必有輝煌的成功人物。

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男青年中，在國際上贏得最大名望的肯定是馬雲莫屬，他的光輝事蹟已經說得很多了，這裏就不講了。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女青年中，在國際上贏得最大名聲的是鄧文迪。 當然大家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是不得不承認這位出生于山東濟南、成長於江蘇徐州、廣東廣州的中國姑娘創造了奇蹟。 

一般的青年特別是女青年大多是愛情的工具、奴隸，很少能夠逃過荷爾蒙之劫，少年荒唐。宋代蔣捷的這首虞美人基本上描述了大多數人各個階段的情況：“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這位傑出青年鄧文迪可不是，她完全駕馭了愛情，把愛情變成了她的奴隸、工具。她19歲時靠着50歲的Cherry先生和他太太，得以到美國讀書，22歲時和53歲的Cherry先生結婚，兩年零七個月後離婚，剛好拿到綠卡。然後在男朋友的資助下去耶魯大學商學院讀書，畢業後到衛星電視公司總部實習。31歲嫁給68歲的默多克。14年後默多克堅持離婚，傳聞是因爲他發現鄧文迪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有染。 

離婚後的六年，鄧文迪的生活越來越精彩，和超級嫩模在海邊散步，和普京相聚在俄羅斯首富的遊艇上，在北京價值過億的四合院的家裏招待各路英豪，出席國際頂級時尚盛會，參加各國首腦、權貴的家宴甚至國宴，令世人歎爲觀止。 

鄧文迪的交際才能舉世無雙，政商名流、時尚教主、一線明星、一流作家，世界各界最傑出、最有權力的人物盡數納入她的交際版圖。妮可·基德曼說：“文迪簡直是女人之間的粘合劑，她的交際才能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其實豈止是女人之間的粘合劑，是男女老少通吃，是女人的甜心，也是男人的甜心。她讓所有人覺得和她在一起很舒服，而且神奇的是她並不讓人覺得她在奉迎，實際上和她相處過的人都覺得她率真、熱情、有活力，讓人覺得自然、放鬆、舒服，這是一種極其難得的本領。 

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天分肯定是必須的，但是後天的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鄧文迪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當然知道我的生活多麼不平凡，但我很清楚，爲了獲得知識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我把這種自律貫穿到整個生活當中。至於別人怎麼看我，我如果擔心這個的話，那每天都擔心不過來，所以我選擇忽略它。”

不僅交際能力超常，她的經商頭腦也很超常，是耶魯大學商學院的畢業生，又得高人調教：“這些年，魯伯特到哪裏都驕傲地帶着我一起，無論談生意還是收購公司，我看着他工作，聽他談生意和對整個媒體行業的見解，他是我最好的老師，比在大公司和管理學課上學到的東西還多，而且，還是免費的……”現在正好在商場如魚得水，長袖善舞。 

她是中美各界的重要橋樑，特別是中國商界新貴們，要進入美國上流社會，首選的通道就是她。在政界她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爲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一家碰巧是她的好朋友，那是真正的好朋友，實際上第一女兒伊萬卡的婚事是她促成的，兩人是好閨蜜。2017年春節，特朗普一反美國總統給中國人拜年的傳統，沒發賀電。據說還是有關方面通過鄧文迪邀請到伊萬卡到中國大使館賀歲的，伊萬卡還帶了正在學中文的女兒一起。 

估計鄧文迪在中美關係中還將繼續扮演重要角色。中國歷史關鍵時刻每每有傳奇女子出場護國護民。八國聯軍攻佔北京的時候，有效勸阻聯軍統帥不要濫殺無辜的是賽金花，她還巧妙地勸說克林德的遺孀不要討命，而是要求中方修建克林德牌坊，因爲牌坊在中國文化中是最高的榮譽，這是寬慰她的丈夫的在天之靈的最好的辦法，克林德的遺孀同意了，從而保護了北京市民。

京城人對賽金花十分感激，稱之爲“議和人臣賽二爺”。 那麼八國聯軍的統帥何以對她言聽計從呢？ 因爲賽金花在德國和他曾經過從甚密。 

賽金花初名爲趙彩雲，幼年被賣到蘇州的“花船”上爲妓。1887年（光緒十三年），前科狀元洪鈞回鄉守孝，對彩雲一見傾心，遂納爲妾，洪時年48歲，傅彩雲15歲，相差33歲。可見，年齡懸殊的婚姻雖然現在看來不可思議，在以前其實根本不是個事兒。孔子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72歲，母親18歲。 

說回到賽金花，洪鈞奉旨爲駐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荷蘭四國公使，其原配夫人畏懼華洋異俗，遂借誥命服飾給彩雲，命她陪同洪鈞出洋。出使期間，在柏林居住數年，到過聖彼得堡、日內瓦等地，周旋於上層社會。受到過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后奧古斯塔·維多利亞的接見。在此期間，與後來的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相識。

賽金花命運多舛，洪鈞歸國後不久去世，她南下上海重操舊業，做妓女開妓院，做不下去了，又嫁一個丈夫，那丈夫又死了，她又重操舊業，做妓女開妓院，做不下去了，又嫁一個人，那個又死了，她又重操舊業，做妓女開妓院，做不下去了，她又嫁人，那人又死了。有一次還因涉嫌逼迫幼妓至死而入獄。 賽金花晚年窮困潦倒，病死在北京。賽金花前後嫁了三人從了一人，三次重操舊業，實爲可惜。當時的中國沒有多少生意可以讓女性做的，又沒有商學院教大家怎麼做生意，她也沒有遇着高人調教指點，就這樣不停地循環在風塵這個商業模式中，直至離世。 

“五四”人物劉半農本來計劃給賽金花立傳，沒能成書就去世了。不過他和其學生親自採訪賽金花口述而成的《賽金花本事》在當年引起很大的轟動。而清末小說家曾樸據洪、賽二人事蹟所寫的譴責小說《孽海花》也是名噪一時。夏衍發表的話劇《賽金花》連演22場，難以作罷。 

夏衍的《賽金花》被認爲是當時“國防文學”的傑作，魯迅反對這個甚囂塵上的口號，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以抗擊。毒舌的他忍不住寫道：“連義和拳時代和德國統帥瓦德西睡了一些時候的賽金花也早已封爲九天護國娘娘了。” 

現在如果有社會學家、心理學家、金融學家、管理學家、政治學家來研究一下“鄧文迪現象”，並將研究成果落筆成文成書，對大家的幫助也將是很大的，轟動也將是不小的。 

就在這個輕鬆的話題上結束本文吧。 總之，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運動打破了舊文化，卻沒能建立起新文化，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社會的文化問題還是沒有很好地解決。 這一代青年內憂外患，身心健康都成問題，安身立命相當不易。不過別慌，挺住，過幾年就好了，就能成爲中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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