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盛，莫过汉唐，相比于李唐皇室的多民族血统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那么大汉四百年的江山则是将秦汉以来一脉相承的国家基因给正式确认了下来。

国家概念的形成既离不开文化的同化，也少不了武力的征服，而这个进击的时代就在汉武帝时期登台了，祁连山，河套地，西域诸国，朝鲜半岛，西南瘴气缭绕的地方，百越山水相连的地盘到处都有汉军的旗帜。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国境线在东南西北多方向跨越传统农耕区域，百越这个如今的东南重镇也被主流社会所认知。

汉武帝时的疆域

百越是指古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古越族人分布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其中闽越即如今的福建是中原统治最为薄弱的地方，即使汉军大举入闽，但是所取得的成就无非是迁移了原有土酋，费劲周章才在如今的福州设立了县治，相对于有效的行政控制更接近于羁縻。但是这次汉军凿山涉水大举入闽，却为山地环绕，闭塞难行的福建开拓了一条相对便利的道路。

西汉时期的闽越王国

李白曾经形容形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是福建的路况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武夷山纵贯福建南北，并且其与外界相连的西坡多断崖，将入闽的难度成倍放大。翻过武夷山却不是这趟老司机之旅的终结，洞宫山、鹫峰山、戴云山，和博平岭由南至北在福建中部依次排开，总归是让你得挑一个去受受苦。

群山环绕的福建

这里我们可以套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当上帝关了这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陆上交通的艰难却为福建打开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所谓面朝大海，春暖花正浓，用来形容福建的海上之路最为恰当不过。

东吴和南朝对东南的开发，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提速，而单纯的陆上贸易已经难以满足帝国庞大的外需。这个时候，南方相对稳定的政局，大量的沿海良港，密布的内河网络使得以珠三角、长三角区域涌现了众多的国际贸易中心。在这里福建系的泉州可以说拥有最为传奇的经历。

从晚唐到五代，中国经历了自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最为动荡的时代，易子而食，当兵的多过种田的都不是少见的现象，然而其中福建的割据政权闽国却遗世独立，政治稳定。大量北方流民的进入，使得福建进入了大开发时期。闽后期动荡被吴越和南唐瓜分，两强相争必有缝隙，泉州当地人留从效就在这个夹缝中求得了生机，一个占据泉州、漳州的清源军也随之在乱世站稳了脚跟，为福建东南争来了近30年的太平时光，直到宋太宗登基，当时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近才入京献土，结束了泉州独立割据的时期。

清源军节度使辖区

可以说从安史之乱到晚唐五代这段长达两百多年的大分裂时代对中国各地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然而唯有福建迎来了发展的契机。隋朝进占福建时，得户1.2万有余，而进入盛唐以后，福建户数超过了9万，等到了宋初，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6万，已经和当时经济发达的地区相距不远。受益于福建的人口增长，泉州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因为晚唐社会动荡，相较于广州，泉州更靠近北方核心地带，转运的风险也更小。

另外长期的割据催生了泉州的自我意识，而其和平统一的形式又使得中央王朝对城市具体事务大为放松。宋朝初期泉州大量的对外贸易并没有纳入官方的税收体系，商人是趋利的，充足的劳动力基础，宽松的税务政策，更好的盈利前景，加之自身良港的素质，使得到1087年朝廷正式承认泉州官方进出口港口身份的时候，它早已是大宋境内也可能是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港口了。

从阿拉伯半岛到婆罗洲，从印度诸邦到吕宋，无论是珍珠、香料、棉布还是海参、燕窝、木材都整船整船的涌入泉州，而同时大量的陶瓷、丝绸、钱币、金属制品也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这其中的贸易规模大到足以令中南、马来等地的港口疏通建设运河，加速物流周转，也足以令东西两洋的海盗们获得安身立命的场所。元朝的旅行家，随着商队自泉州远航至印度、东非，途径马六甲的时候就造访了一个当地土著和华人混居的海盗巢穴，而这也是新加坡这个地区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文字记载之中。

发达的外贸经济，也使得许多外国人因为经营事业的需要在泉州定居，他们全方位的融入了泉州这座中国城市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资助城防建设，组织修建宗教设施，甚至还让混血的后裔参与科考，并自行组织军队保护地方。

自宋理宗以来，偏安一隅的南宋开始陷入蒙古来犯的泥潭之中，荆襄、四川一代连绵不断的战火使得临安根本无力顾及海上的盗匪，既然中央军不靠谱，那么只能靠自己了。阿拉伯和华人的后裔任市舶司的蒲寿庚成为了泉州地方军的领袖，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南宋宗室难逃泉州。

但是蒲寿庚此时已有二心，认为南宋天命已失，他选择用鲜血向新的统治者邀功，忽必烈对他斩杀数千遗臣宗室的功劳也给予了超出他期待的嘉奖，直到1366年蒲寿庚和他的后裔一直是泉州乃至福建数一数二的领袖。相比于两宋的高光时刻，元朝时的泉州已经稍有衰退，但仍不失繁华。

无论是阿拉伯旅行家白图泰，还是意大利的富商之子马可波罗，都称泉州为世界最大的港口，即使这两人都不是在泉州的黄金时代旅居泉州，但是城内商人货品之多仍让这两个看过世界的外国友人感到难以置信。

而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泉州遭遇自五代以来的第一次危机为止，元末的乱世，诸侯混战的程度不比五代十国低，而这时候福建的话语权掌握在忠于元朝的陈友定手中。陈有定显然是一个有着强烈排外情绪的地方军阀，泉州城内的外国人因为他遭到了大规模的屠戮，这股对外国人的清算虽然在1368年明朝统一福建后有所减缓，但是断断续续的报复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期间它又遭遇了海禁，倭乱，民间明面上的贸易纷纷消失，甚至有一段时间，设在泉州的市舶司（一个官方进出口贸易监管机构）也一度关闭，直到1403年才再度开放，一度人头攒动的客商居所——来远更是门可罗雀，泉州随之进入了一个黯淡无光的时代。

下一个转机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到来，伴随着“许贩东西诸番”的诏令，长期作为明帝国国策的海禁终于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泉州的安海和漳州的月港、福鼎的桐山、诏安的梅岭一道成为了对外贸易的四大窗口。

泉州不仅自己生意做的好，也孕育出了行商打仗两不误的地方豪强，蒲庚寿、李旦、郑芝龙都是其中翘楚。

李旦是泉州海商，在吕宋起家，最终却在东洋建立起一个往返福建、澎湖以及日本的平户、长崎的跨国海上贸易集团。由于这个成熟的贸易网络，使得大量的福建海商在日本定居成家，他们的聚落被称为唐市，他们的商船被称为唐船，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出生于平户的唐市之中。

李旦死后，他的遗产和商业网络被同样身为泉州海商的部下郑芝龙接手。而在当时，面对大量的游走在法律之外的海盗势力，明朝选择了招抚郑芝龙，再令他荡平海波的方法，随着郑芝龙依靠官方的认证和李旦的遗产击败各路对手，成为当之无愧的海上霸主，他名义上的长官福建巡抚熊文灿也就难以起到节制的作用了，也正是依靠着他作为福建实际控制者的地位让他能在弘光政权迅速败亡之后拥立隆武帝，再起波澜。

泉州自隆武开海以来的辉煌伴随着清朝的统一而结束，在其后的岁月中，泉州经历了闭关锁国的时代，也经历了被武力开埠通商的耻辱，但泉州的港口地位却逐渐被香港、上海、宁波等超越，它等待着新的契机展开新的城市篇章。

泉州的发展轨迹是不可思议的，它处于群山环绕之中，背后的经济带并没有珠三角、长三角区域发达，它的道路交通体系也不健全，更没有完善的内河网络，向内地的转运成本高，这么多的先天不足好似乔峰出场没了BGM，小李飞刀刀刀落空一般，让它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大港的结果变得如此奇怪。

泉州的发展轨迹又是有迹可循的，交通的闭塞杜绝了大量外军的觑庾之心，换来的军事政治上的安全使得他成为了乱世里的桃花源，进而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涌入，而有限的耕地资源与激增的人口之间产生的矛盾，使得泉州人要喂饱自己，就得以海为田。反过来长期割据自立的状态使得即使统一之后泉州也是中央政府一时间难以全面影响的区域，宽松的管制意味着大量的收益，在全国统一的时代，它背靠全国的消费市场，商品也有了更大的销售平台；在南北对立的时代，相较于珠三角港口它有更短的转运距离，相较于长三角港口，它远离时刻面临战争威胁的前线，这些特定时代下的优势条件帮助了泉州的高速发展，而这也是福建在那个黄金时代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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