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醫生在榆中“六·二六”醫療隊往事回眸

醫療隊，在如今是很少能聽到的名稱。然而四十年前，在甘肅許多地方，醫療隊就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戰勝死神，重燃生命。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作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重要指示，這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6·26” 指示。遵照這一指示，全國各大城市都組成了醫療隊，深入農村，爲人民服務。

據我省著名作家姬廣武長篇報告文學《歷史深處——“六·二六”醫療隊在隴原》記載，在“6·26” 指示的號召下，1969、1970兩年，有1972名北京醫務人員帶着1100多名家屬來到我省各地安家落戶；從1967年到1977年，衛生部從北京地區選派醫療隊赴甘肅河西走廊的酒泉、張掖、武威三地區開展巡迴醫療，每年一批，連續選了10年，每批400人（含甘肅配套醫務人員）；與此同時，北京、上海、吉林、成都等城市的大批醫科院校的學生，畢業後直接奔赴甘肅農村；解放軍駐甘部隊醫院也派出大批醫務人員深入農村開展巡迴醫療，史稱“6·26”醫療隊。

1974年,北京醫療隊部分同志在高崖醫院與當地同事合影。

當時，甘肅的醫療衛生狀況非常落後，不僅醫護人員缺乏，而且連常見的藥品也極其匱乏，“小病躺，大病扛”是當時農村缺醫少藥的真實寫照。醫療隊的到來，直接改變了各地醫療衛生狀況。他們帶來了精湛醫術，帶來了藥品，甚至將醫院搬到隴原。

任耀民的母親也是北京醫療隊的一員。當時，他正在上小學二年級，跟隨母親長途跋涉來到甘肅。今天，就讓我們聆聽他講述的一支北京醫療隊在甘肅的故事。

大搬家，一座完整醫院，被母親他們搬到了榆中

1970年1月，那時我正上小學。母親張明蘭當時在北京市第一傳染病醫院工作。我們搬遷的消息，來得非常突然。那年月，這樣的通知是不敢延誤的。接到通知後，就忙碌開了。醫院發了很多的草繩和草袋子，用來捆綁傢俱。後來，聽人說，當時北京的許多醫院及醫護人員搬遷，導致北京市場的草袋和草繩都脫銷了。

整整一個星期，大家忙着做搬遷前的各種準備。除了房子不能搬外，母親和她的同事們儘可能多地帶各種物資，大到各種醫療設備，醫療器械X光機、常規化驗設施、手術室設備、病牀、消毒用高壓鍋、輸液架，小到桌椅乃至電燈泡全都打包帶走。他們雖然不瞭解即將要去的地方，但對未來面臨的艱苦，還是有相當的心理準備。

當時，北京搬遷到甘肅的醫院分配到52個點上，建立了地區、縣、公社醫院和衛生院32家。他們攜帶了大量的設備，除了病牀、心電圖、X光機及大量桌椅板凳等設備，還配給了大量藥品，對改善甘肅省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創造了很好的條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我和我的哥哥耀東當時年紀還比較小，醫院照顧我們，我們一家分到了環境稍微好一些的榆中高崖。這個地方距離榆中比較近，距離省城蘭州也就是四五十公里，交通比較方便。聽我母親說，當時很多人都要求來高崖。我父親雖然和母親不是一個單位的，但因政策要求，也同母親的單位一起搬遷甘肅，安家落戶。

1975年,任耀民和父母、哥哥在高崖合影

出發那天，幾乎和現在電視劇中的場景相差不多。1971年1月21日，北京火車站彩旗飄舞，鑼鼓喧天。上午10點多，運送“北京市第一傳染病醫院”醫護人員和家屬的專列，就緩緩開動了。我雖然年幼，但這個場景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站臺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歌聲嘹亮。站臺上和車廂裏有很多人哭了，人們追趕着列車，車廂裏的人哭喊着揮手……我回頭看看母親，她已是滿面淚水，我又探頭看了看坐在對面的哥哥，不知道此時是該哭還是該笑。相反，孩子們有些興奮，平生第一次出遠門，對內心中那個叫做“甘肅榆中”的地方，充滿了好奇。等待我們的將會是什麼呢？

大雪天，到了高崖，空教室成了我們的家

專列一路向西，走了兩天，才進入甘肅境內。陸續有人下車了，天水、隴西、定西，一路向西，走了一路下了一路。

23日上午，列車停靠在高崖車站。這是隴海線上極不起眼的小站，就是我們的目的地了。

大雪，到處白茫茫一片。下車一踩，腳踝直接沒入了雪中。這一刻，很開心，孩子們追逐打鬧，不亦樂乎。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來接站的敞篷汽車。在這之前，大部分的行李早已從北京託運到了這裏。大約半小時後，汽車開進了榆中第三中學的院內。

此時，學校早已放假了，這裏就成了安置我們的場所。

鄉親們在教室中架了大火爐，教室裏暖暖的。課桌拼到一起，就是牀了。我們稍歇息後，鄉親們端來了燒好的開水，讓我們先喝了暖和暖和。誰知，孩子們卻哭鬧着不肯喝水。我記得，其中一個孩子向媽媽哭訴道：“我不喝這個水啊，水裏有大象味兒，難喝……”其實，大人們早就發現了問題，只是不好詢問。原來公社裏喝的水是“澇壩”裏的。澇壩水，人畜共用，水質可想而知了。醫療隊的領導急忙與高崖負責接待的同志協調，鄉親們去兩公里外的高崖水泥廠拉井水，供我們飲用。

1974年,北京醫療隊部分同志在高崖醫院與當地同事合影。

當收拾完後，已是傍晚了。高崖公社安排三中的廚師給我們做好了晚飯——“臊子面”，迎接我們。那味道大是不同。其實，這碗“臊子面”，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榆中高崖，已是款待賓客的上品飯食了，就是放到現在也上得了大雅之堂。

我們之所以感到味道不尋常，就是我們所處的環境變了。北京和榆中有着巨大的反差。在榆中三中臨時住了三天後，我們被陸續分散到了公社衛生所、小學、稅務所和高崖大隊的老鄉家中。我家被分配到高崖大隊居住。

沒幾天，我們迎來了來到甘肅後的第一個春節，稀疏的鞭炮聲，再加上我們的思鄉之情，年就匆匆而過了。

新建醫院，北京醫療隊，挽救了鄉親們的生命

過完年，新建醫院的計劃也就漸漸地提上了日程。此時，醫療隊也對周圍疾病狀況、就診人數有了全面的瞭解。當時，高崖衛生所有三人，一名大夫，兩名護士。

1970年3月，新建醫院的行動開始了，人們在高崖公社幾間房子和原高崖公社衛生所的基礎上，成立了“高崖地區醫院”。那時，農村缺醫少藥，衛生知識空白。兒童麻疹、肺炎、痢疾等這些尋常疾病，就可能奪去生命。醫院除了在簡陋環境中正常接診外，又組建醫療小組，下鄉巡診。

母親經常隨醫療小組下鄉，沒有交通工具，有的地方連自行車都不能騎，完全靠徒步。巡診一次少則三五天，多則七八天，榆中的龍泉公社、新營公社、甘草店公社等邊遠村社，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1972年，高崖醫院新建的醫院二層樓和宿舍區竣工了，原來分散居住的人全搬進了宿舍。從北京帶來的醫療器械X光機、常規化驗設施、手術室設備、病牀、消毒用高壓鍋、輸液架、桌椅等全都派上了用場，醫療條件煥然一新，醫院的住院部有近40張牀位。醫院和醫療隊在周圍鄉親們中影響極大，常有定西、臨洮的病人專門來高崖看病。

鄉親們生活十分貧寒，有病喫不起藥、住不起院，很多病重的人，連一日三餐都無法保證，很多人喫着家裏帶來的煮土豆兒。母親常說，某某病人再不喫麪，就不行了。她把病人家屬叫到家裏，給他們幾個饅頭，或做好飯送到病房去。1973年，高崖地區醫院更名爲:高崖人民醫院。可是，十里八鄉的老百姓從不叫高崖醫院，“北京醫院”已成爲他們的習慣稱謂，北京大夫的高超醫術和救死扶傷的精神已在榆中聞名遐邇。1977年6月，這個醫院演變成榆中縣第二人民醫院。除了治病外，北京醫務人員還和羣衆一起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我們這些孩子隨同父母，徹頭徹尾地融入到了艱苦環境中。

隨着政策的鬆動，一些人陸續調走了。1980年，回北京的人數劇增，但舉家留在甘肅的也很多。我們家就留下來了。母親和高崖的鄉親之間有很深的感情。一位鄉親知道母親愛喫杏兒，就專門帶了一棵杏樹苗栽在我們家門前。如今，這棵杏樹已經長成了直徑二十多公分的大樹。老鄉們用這種質樸的方式感恩着當年的“六·二六”醫療隊。

1989年底，母親退休了，2002年去世，時年75歲。她永遠地留在隴原大地上。至今，一些當地老人仍舊把他們稱爲北京大夫。

高崖的北京“六·二六”醫療隊的人有：吳永勝、李夏花夫婦，石少鵬、谷玉蘭夫婦，姜宏章、蔣曼珍夫婦，馮萬華、王淑珍夫婦，仲偉俊、金秀蘭夫婦，師喜梅、張淑琴、張明蘭、馬文煥、謝麗華、李蘇藏、夏金環、徐崇賢、張殿英、高麗麗、邢軍、王正熊、劉青山、陳文貴、王寶琴、邢宏文、孫玉珍、王玉亭、馬萬河、任大夫、小喬叔叔，還有到高崖半年後就不幸去世的張阿姨。

如今我常想起他們在北京聚會的情形，訴說着久遠的往事，微笑的臉上卻是淚雨滂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