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医生在榆中“六·二六”医疗队往事回眸

医疗队，在如今是很少能听到的名称。然而四十年前，在甘肃许多地方，医疗队就意味着希望，意味着战胜死神，重燃生命。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6·26” 指示。遵照这一指示，全国各大城市都组成了医疗队，深入农村，为人民服务。

据我省著名作家姬广武长篇报告文学《历史深处——“六·二六”医疗队在陇原》记载，在“6·26” 指示的号召下，1969、1970两年，有1972名北京医务人员带着1100多名家属来到我省各地安家落户；从1967年到1977年，卫生部从北京地区选派医疗队赴甘肃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武威三地区开展巡回医疗，每年一批，连续选了10年，每批400人（含甘肃配套医务人员）；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吉林、成都等城市的大批医科院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甘肃农村；解放军驻甘部队医院也派出大批医务人员深入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史称“6·26”医疗队。

1974年,北京医疗队部分同志在高崖医院与当地同事合影。

当时，甘肃的医疗卫生状况非常落后，不仅医护人员缺乏，而且连常见的药品也极其匮乏，“小病躺，大病扛”是当时农村缺医少药的真实写照。医疗队的到来，直接改变了各地医疗卫生状况。他们带来了精湛医术，带来了药品，甚至将医院搬到陇原。

任耀民的母亲也是北京医疗队的一员。当时，他正在上小学二年级，跟随母亲长途跋涉来到甘肃。今天，就让我们聆听他讲述的一支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故事。

大搬家，一座完整医院，被母亲他们搬到了榆中

1970年1月，那时我正上小学。母亲张明兰当时在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工作。我们搬迁的消息，来得非常突然。那年月，这样的通知是不敢延误的。接到通知后，就忙碌开了。医院发了很多的草绳和草袋子，用来捆绑家具。后来，听人说，当时北京的许多医院及医护人员搬迁，导致北京市场的草袋和草绳都脱销了。

整整一个星期，大家忙着做搬迁前的各种准备。除了房子不能搬外，母亲和她的同事们尽可能多地带各种物资，大到各种医疗设备，医疗器械X光机、常规化验设施、手术室设备、病床、消毒用高压锅、输液架，小到桌椅乃至电灯泡全都打包带走。他们虽然不了解即将要去的地方，但对未来面临的艰苦，还是有相当的心理准备。

当时，北京搬迁到甘肃的医院分配到52个点上，建立了地区、县、公社医院和卫生院32家。他们携带了大量的设备，除了病床、心电图、X光机及大量桌椅板凳等设备，还配给了大量药品，对改善甘肃省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和我的哥哥耀东当时年纪还比较小，医院照顾我们，我们一家分到了环境稍微好一些的榆中高崖。这个地方距离榆中比较近，距离省城兰州也就是四五十公里，交通比较方便。听我母亲说，当时很多人都要求来高崖。我父亲虽然和母亲不是一个单位的，但因政策要求，也同母亲的单位一起搬迁甘肃，安家落户。

1975年,任耀民和父母、哥哥在高崖合影

出发那天，几乎和现在电视剧中的场景相差不多。1971年1月21日，北京火车站彩旗飘舞，锣鼓喧天。上午10点多，运送“北京市第一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和家属的专列，就缓缓开动了。我虽然年幼，但这个场景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站台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歌声嘹亮。站台上和车厢里有很多人哭了，人们追赶着列车，车厢里的人哭喊着挥手……我回头看看母亲，她已是满面泪水，我又探头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哥哥，不知道此时是该哭还是该笑。相反，孩子们有些兴奋，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对内心中那个叫做“甘肃榆中”的地方，充满了好奇。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大雪天，到了高崖，空教室成了我们的家

专列一路向西，走了两天，才进入甘肃境内。陆续有人下车了，天水、陇西、定西，一路向西，走了一路下了一路。

23日上午，列车停靠在高崖车站。这是陇海线上极不起眼的小站，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

大雪，到处白茫茫一片。下车一踩，脚踝直接没入了雪中。这一刻，很开心，孩子们追逐打闹，不亦乐乎。很快，就被安排上了前来接站的敞篷汽车。在这之前，大部分的行李早已从北京托运到了这里。大约半小时后，汽车开进了榆中第三中学的院内。

此时，学校早已放假了，这里就成了安置我们的场所。

乡亲们在教室中架了大火炉，教室里暖暖的。课桌拼到一起，就是床了。我们稍歇息后，乡亲们端来了烧好的开水，让我们先喝了暖和暖和。谁知，孩子们却哭闹着不肯喝水。我记得，其中一个孩子向妈妈哭诉道：“我不喝这个水啊，水里有大象味儿，难喝……”其实，大人们早就发现了问题，只是不好询问。原来公社里喝的水是“涝坝”里的。涝坝水，人畜共用，水质可想而知了。医疗队的领导急忙与高崖负责接待的同志协调，乡亲们去两公里外的高崖水泥厂拉井水，供我们饮用。

1974年,北京医疗队部分同志在高崖医院与当地同事合影。

当收拾完后，已是傍晚了。高崖公社安排三中的厨师给我们做好了晚饭——“臊子面”，迎接我们。那味道大是不同。其实，这碗“臊子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榆中高崖，已是款待宾客的上品饭食了，就是放到现在也上得了大雅之堂。

我们之所以感到味道不寻常，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北京和榆中有着巨大的反差。在榆中三中临时住了三天后，我们被陆续分散到了公社卫生所、小学、税务所和高崖大队的老乡家中。我家被分配到高崖大队居住。

没几天，我们迎来了来到甘肃后的第一个春节，稀疏的鞭炮声，再加上我们的思乡之情，年就匆匆而过了。

新建医院，北京医疗队，挽救了乡亲们的生命

过完年，新建医院的计划也就渐渐地提上了日程。此时，医疗队也对周围疾病状况、就诊人数有了全面的了解。当时，高崖卫生所有三人，一名大夫，两名护士。

1970年3月，新建医院的行动开始了，人们在高崖公社几间房子和原高崖公社卫生所的基础上，成立了“高崖地区医院”。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卫生知识空白。儿童麻疹、肺炎、痢疾等这些寻常疾病，就可能夺去生命。医院除了在简陋环境中正常接诊外，又组建医疗小组，下乡巡诊。

母亲经常随医疗小组下乡，没有交通工具，有的地方连自行车都不能骑，完全靠徒步。巡诊一次少则三五天，多则七八天，榆中的龙泉公社、新营公社、甘草店公社等边远村社，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1972年，高崖医院新建的医院二层楼和宿舍区竣工了，原来分散居住的人全搬进了宿舍。从北京带来的医疗器械X光机、常规化验设施、手术室设备、病床、消毒用高压锅、输液架、桌椅等全都派上了用场，医疗条件焕然一新，医院的住院部有近40张床位。医院和医疗队在周围乡亲们中影响极大，常有定西、临洮的病人专门来高崖看病。

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寒，有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很多病重的人，连一日三餐都无法保证，很多人吃着家里带来的煮土豆儿。母亲常说，某某病人再不吃面，就不行了。她把病人家属叫到家里，给他们几个馒头，或做好饭送到病房去。1973年，高崖地区医院更名为:高崖人民医院。可是，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从不叫高崖医院，“北京医院”已成为他们的习惯称谓，北京大夫的高超医术和救死扶伤的精神已在榆中闻名遐迩。1977年6月，这个医院演变成榆中县第二人民医院。除了治病外，北京医务人员还和群众一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我们这些孩子随同父母，彻头彻尾地融入到了艰苦环境中。

随着政策的松动，一些人陆续调走了。1980年，回北京的人数剧增，但举家留在甘肃的也很多。我们家就留下来了。母亲和高崖的乡亲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一位乡亲知道母亲爱吃杏儿，就专门带了一棵杏树苗栽在我们家门前。如今，这棵杏树已经长成了直径二十多公分的大树。老乡们用这种质朴的方式感恩着当年的“六·二六”医疗队。

1989年底，母亲退休了，2002年去世，时年75岁。她永远地留在陇原大地上。至今，一些当地老人仍旧把他们称为北京大夫。

高崖的北京“六·二六”医疗队的人有：吴永胜、李夏花夫妇，石少鹏、谷玉兰夫妇，姜宏章、蒋曼珍夫妇，冯万华、王淑珍夫妇，仲伟俊、金秀兰夫妇，师喜梅、张淑琴、张明兰、马文焕、谢丽华、李苏藏、夏金环、徐崇贤、张殿英、高丽丽、邢军、王正熊、刘青山、陈文贵、王宝琴、邢宏文、孙玉珍、王玉亭、马万河、任大夫、小乔叔叔，还有到高崖半年后就不幸去世的张阿姨。

如今我常想起他们在北京聚会的情形，诉说着久远的往事，微笑的脸上却是泪雨滂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