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瓦爾澤：我只爲自己寫作，不爲別人寫作

馬丁·瓦爾澤

馬丁·瓦爾澤，德國小說家、劇作家。二戰時曾加入納粹德國防空部隊，後曾在雷根斯堡和圖賓根唸書。1957年，瓦爾澤發表處女作《菲城婚事》，從此成爲職業作家。他的代表作品包括《驚馬奔逃》（1978年）、《迸湧的流泉》（1998年）和《批評家之死》（2002年）等。他曾獲得國內外多項文學大獎，包括著名的德國書業和平獎、畢希納獎、黑塞獎、席勒促進獎等。

我們有兩種語言，直接表達和間接表達的語言。克爾凱郭爾說：我們得到的知識太多，對知識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政治和媒體讓我們成爲知識的佔有者，文學讓我們逐漸明白如何對這些知識加以運用。

我認爲作家與知識分子的區別就在於，作爲一個作家和文學家是間接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讀者不會直接得到一個觀點；知識分子是直接地表達，更強調把他的觀點說出來。文學更注意的不是說出什麼觀點，而是強調運用什麼方式去說出來。

小說關心的不是這樣或者那樣的社會改良。小說的訴求更大、更高、更激進。烏託邦是小說的命根子：它想讓讀者理解所有在小說中行動和遭受痛苦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

我喜歡我小說裏所有的人，即便是讀者眼裏的反面人物，我也喜歡他。而且我贊同人物對於這個世界的態度，我是帶着愛來寫所有的人物的。

小說的敘述者熱愛他塑造的所有人物形象。他們身上都有他的存在。即使他們不得不做出極端可怕的事情。對我而言，這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即便是最邪惡的人也沒有被拋棄。

小說無意於控訴什麼，也無意於辯解什麼。它只是在表達一種生命體驗。表達纔是最要緊的事，表達纔是可靠的信息。在小說裏面，如果不講“如何寫”，“寫什麼”也無從談起。

我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虛構的，關於寫作，我只會寫自己匱乏的東西，所有讓我有創作慾望的東西，都是我缺乏的。每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繆斯，我的繆斯就是“匱乏”。

我在寫作的時候，一直處於一種非常激動的狀態。寫作本身其實是一種“幻象”，並不是真正存在的，包括這種激動也是一種“幻象”。所以，我必須無時無刻進行自我肯定，要對自己信賴，纔能夠寫下去，並且不斷告訴自己，這種“幻象”的存在也是有意義的，否則我只能將我所有的稿紙付之一炬。

在寫作涉及到歷史問題的時候，我很少用公共性的語言，比如政治性的、羣體性的語言，我只會用自己的語言來寫作，這是非常個人化和私人化的表達。在德國，曾經有人批評我說，我是一個“把良心私有化”的人。在如何看待歷史這樣的問題上，我從來都是從個人的立場和角度看待一切，儘量避免大家共有的一種態度和大家共同表達的一種方式。

個人對歷史的反思應該是自發的，而且到處都是存在並且無可避免的。但人們的反思並不是爲了某種特定的情況不再發生而去反思，這應該是一種自然的狀態。

壞小說纔會去改良社會呢。我永遠爲自己寫作，不爲別人寫作。

作家和批評家並不是互有敵意的一對職業。每次我的書出版之後，如果能讀到別人的批評性文章，我會覺得是一種莫大的享受和滿足。一個作家聽到的全都是讚美之詞，那其實是很悲慘的，因爲你從中沒辦法獲得任何滋養——只有在批評中，你才能知道哪裏還可以改進。

我之所以從事寫作，是因爲我們的生活還不夠好，我希望在創作中寫更好的生活，希望把生活塑造得比它本身更美。我是追求美的一個作家，你甚至可以說，我是一個美化型的作家。

對於作家來說，謊言是一種生產力，我們可以把謊言作爲真話的對象去描述，而不做道德判斷。

.作家怎樣認識社會？說到底，在於怎樣認識自己。每一個作家首先需要描繪自己，在歷史中尋找自我肖像，建立與歷史的關聯。小說的功能大於社會批判。任何一本以社會改良爲目的的小說，都是一個“善意的錯誤”。

我寫作，是因爲我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模樣，生活中的“匱乏”是我的繆斯。爲什麼我要發表？因爲我想知道自己對於生活缺陷的這種體驗，究竟是個體認識，還是大家都能感同身受？發表之後從讀者的反映來確信，我並不孤獨。

寫小說的人藉助其筆下的人物講述自己的感受。他發表小說，是因爲他想知道別人是否有同樣的生活感受，想知道他是否孤單。讀者讀他的書的時候，讀的是讀者自己的生活。

摘自馬丁·瓦爾澤的各類訪談和文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