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也生活着同屬蒙古民族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沙俄一直擔心外蒙古的獨立會對布里亞特人造成示範效應。

很多歷史學家，將蒙古獨立的起源，歸於蘇聯支持下的“公投”。

這種將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歸因於一種罪因的方法，着實令人十分的舒暢，卻不符合歷史的真實。

最基本的事實是：今天蒙古共和國的民衆並不認爲自己是在蘇聯支持下進行“公投”後才獲得獨立的，他們將1911年視爲民族獨立的起點。

這也是蒙古共和國爲何在2011年慶祝獨立100週年的原因。

這裏要談的，就是1911年外蒙古“獨立”的事件。這要從清王朝講起。

中華大地的正北部，橫臥着廣袤、多山的蒙古高原。

在這裏，綿延着一片遼闊的富饒的沃土，她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過去中國人習稱爲外蒙古的地方。

不瞭解外蒙古的人，常常覺得那是一大片寬闊無垠的浩瀚沙漠、除了蒼茫沙野、駱駝刺和荒原孤煙等混合而成的一副雄渾、古樸和靜寂的景象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人的景緻，置身其中，難生激盪的情懷。

事實果真如此嗎？

不！這裏的地型風貌，和世世代代在這裏生息繁衍的民族，都有一種奇異的迷人風采，一種與衆不同的超凡情調，令人神往，令人忘返。

這是塊真正的熱土。

蒙古高原上的遊牧人，首先是匈奴人、他們自稱先祖是夏人苗裔。

在蒙古人心目中，“匈奴人——原始蒙古人”其顛樸不破的，同樣是神勇、剽悍、剛毅，同樣是大漠馳騁，同樣是攻城掠地、威震朔方，從那金戈鐵馬、血雨腥風的歷史中，他們似乎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民族魂的根源。

觸目所及，今日已經沒有匈奴這個民族了。

後世蒙古高原的遊牧人相繼興起，其實未必是它的嫡裔。

時勢造英雄。高原上升起一顆璀璨的明星，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此後，蒙古人經幾代人的努力。終於在馬背上托起了泱泱大國。元朝一統中國，震撼歐亞。

但是，蒙古人建立的帝國始終沒有真正意義的統一，從一開始就不斷面臨來自內部的分裂和來自外部被征服民族的反抗。

鐵木真稱雄百餘年後，蒙古人合力創建的元朝帝國大廈氣數漸盡。1368年，元順帝杯揣玉璽，帶妻子、老小，一隻逃回蒙古高原，雖然國亡：但蒙古鐵騎雄風猶在。明朝多次動刀兵，但蒙古餘部敗後分裂。

至明清之交，以蒙古高原的大漠爲界，蒙古的勢力分爲實力較強的三大部，就是大漠以西的準噶爾蒙古，也叫漠西蒙古；大漠以北的喀爾喀蒙古，也叫漠北蒙古；以及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諸部。

明末清初時期的蒙古各部

在清朝初期，清政府通過戰爭和政治的手段收服漠南蒙古。

1638年，漠北喀爾喀蒙古三汗——車臣汗、土謝圖汗和札薩克圖汗——向皇太極獻“九白之貢”（八匹白馬和一頭白駱駝），表達了友好。

但此時，喀爾喀蒙古和清政府彼此之間並不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

喀爾喀蒙古達延汗

到了康熙年間，準噶爾蒙古在噶爾丹的統治下迅速崛起，兵鋒所指，首先就是喀爾喀蒙古。

喀爾喀蒙古在與噶爾丹的戰爭中連連敗退，不得已，南下請求清政府派兵保護。

一代草原雄主葛爾丹

清政府接納了喀爾喀蒙古諸部，將其安置在烏蘭察布，錫林郭勒，呼和浩特和張家口一帶遊牧，由此引發了與噶爾丹和準噶爾蒙古諸部漫長的戰爭。

1691年，清政府在烏蘭布通一舉擊敗噶爾丹後，康熙在多倫召集喀爾喀蒙古上層貴族舉行會盟。

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多倫會盟”。

多倫會盟碑

多倫會盟將喀爾喀蒙古依漠南蒙古例編成34旗，廢除了喀爾喀三部舊有的濟農、諾顏等名號，貴族改授以汗、親王、郡王、貝勒等爵位，正式確立了清政府和漠北蒙古之間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被歷史學家視爲清政府統治漠北蒙古的起點。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爲統一西北地區與準噶爾貴族進行的多次戰爭，在清代文獻中通稱爲“平定準噶爾”。

康熙平定葛爾丹紀功碑

戰爭結束後，乾隆中後期，清政府將喀爾喀蒙古與科布多、唐努烏梁海地區合併稱爲烏裏雅蘇臺，設烏裏雅蘇臺將軍，將烏裏雅蘇臺將軍所轄地區稱爲“外蒙古”，與漠南地區的“內蒙古”對應。

這就是“外蒙古”這一名稱的由來。

外蒙古的歸附，儘管是由於準噶爾的強大壓力，但更多的是清政府仗義援手的結果。

因此，對於清政府的援助，喀爾喀蒙古貴族上層普遍是抱有感激之心的，終清朝一世，外蒙始終保持着對清政府的忠誠。

至清末時，面對全國遍起的革命烽火，一些滿洲大將還想把溥儀接到外蒙古，依託內外蒙和青海、甘肅割據，並得到部分外蒙貴族的支持。

但是，清政府始終實施的“民族分治”政策，使得外蒙古對清政府的忠誠，始終只限於清朝皇室，而對於中原其他民族少有認同感，因此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程度也非常低。

例如喀爾喀蒙古，在康熙時分34旗，雍正、乾隆兩朝又加以細分，多達86旗，各旗之間都劃定牧場，嚴禁越境遊牧，“內外札薩克之遊牧，各限以界”。

對於內地遷往外蒙地區的漢族遊民，清政府採取設置府州縣廳的方法，與蒙古各旗分別治理，“分疆別界，各有定製”。

對於蒙漢之間的通婚也實行嚴格限制，漢人娶蒙古婦女要被官判離異，還要處以罰款。

蒙古人學習漢語、取漢族名字也要遭到處罰。

蒙古王公臺吉等不準請內地書吏教讀，或充書吏，其公文用詞也不能擅用漢文。

蒙古人進入內地只能從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等六處入關。

入關時登記人數，出關時仍照原數放出。擅自從其他地方進入內地，也要遭到嚴懲。

相對於清政府在外蒙執行得更加嚴厲民族隔閡的政策，對於內蒙貴族，則較爲注重推廣漢族的儒家文化，強調所謂的“忠孝之義”。

同時，內蒙貴族多有至內地爲官者，而且大都官高爵顯、深得清政府信任，比如出身於科爾沁蒙古的僧格林沁。

這些使得內蒙對於中原地區的認同感，比外蒙更強烈一些。

多民族國家的穩定在於塑造不同民族之間的認同感。

例如抗戰結束後前蘇聯爲何不能將東北三省劃爲己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裏的人民有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感。

清政府的種種做法，卻使得其治下的不同民族彼此之間不僅缺乏認同與交流，相互的認識也極爲膚淺有限。

所有的認同感都只能依賴皇權統治。一旦皇權沒落，不同民族產生離心傾向也在所難免了。

同時，清末的西風東漸，也使得許多西學進入中國。

誕生於西歐的民族主義和民族自決權理論便是其中之一。

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理論主張建立單一民族的國家，這不僅影響了蒙古、西藏、新疆地區的上層統治者，就是作爲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也深受影響。

到辛亥革命時期，在新政府發佈大量討伐清政府統治者的檄文中，革命者們公然使用“犬羊之性”、“蕞爾東胡”、“逆胡”等誣衊性語言，甚至赤裸裸地威脅：“又爾蒙回藏人，受我華之卵育者二百餘年，尺布粒粟，何非資於我大國……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乃蹀足謦欬，與外蒙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犁爾庭，掃爾閭，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爲京觀。”（《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

這種思想不成熟的語言竟然能寫入革命軍的文件之中，可見民族之間的隔閡有多深，對國家的統一產生深遠影響。

其實清政府也是按照蒙古各部與中央政府的親密程度劃分，分爲內附蒙古和外藩蒙古，內蒙古和外蒙古同屬外藩蒙古，各類蒙古的自治程度按照大小排序是：外藩內扎薩克蒙古>外藩外扎薩克蒙古>內附蒙古，自治程度依次相當於王國、親王國、自治縣，分別大約是今天的內蒙古自治區、蒙古國和俄羅斯聯邦的各類蒙古共和國、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外的各類蒙古族地方。

也就是說，清代內蒙古其實獨立自治程度高於外蒙古，但是外蒙也始終享有高度的自治。

況且清政府在外蒙並無一個統一的政府機構管理地方事務，只有一個烏裏雅蘇臺將軍統管各部軍政事宜。

由於清政府在外蒙駐軍數量不多，烏裏雅蘇臺將軍的職能，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與各盟旗的貴族。

清政府任命烏裏雅蘇臺將軍大臣的任狀

各盟旗的王公貴族在實際上一直都有很高的自治權，清政府通常不加以干涉。

從16世紀開始，沙俄侵入西伯利亞，開始對外蒙古地區進行滲透，鼓動外蒙古王公分裂。

1727年中俄簽定的《布連斯奇界約》和《恰克圖界約》（合稱《布連斯奇條約》），肯定蒙古屬於中國。

沙俄則取得了在恰克圖和外蒙古地區通商貿易的特權。

1854年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說“中國一旦發生政變，也不應容許中國新政府把權力擴張到蒙古，在這種情況下，蒙古應受到俄國保護”。

在沙俄和清朝政府簽訂的多數不平等條約中，都有關於俄國在蒙古利益的條款。

在這段期間，俄國極力推進和蒙古各部的經濟、文化和軍事交流。外蒙古的獨立活動就是在19世紀後期開始的。

1911年辛亥革命後，清朝統治的逐漸瓦解，在沙皇俄國駐庫倫（現烏蘭巴託）領事的策動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派杭達多爾濟、車林齊密特出使俄國，後在庫倫宣佈獨立，建立“大蒙古國”政府，自稱日光皇帝，年號共戴。

隨後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衙門，解除了清軍的武裝，並將辦事大臣三多及其隨從人員押送出境。

至此，外蒙古與1911年的“獨立”正式拉開帷幕。

儘管如此，此獨立還是未被當時的清朝政府和後繼的中華民國政府承認。

1913年沙俄當局迫使袁世凱執政的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規定：外蒙古承認中國宗主權，爲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中國、俄國承認外蒙古自治。中國不得在外蒙古派駐官員、軍隊，不得移民。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圖簽定《恰克圖協定》，將此聲明具體化。

據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佈取消“獨立的大蒙古國”。

袁世凱冊封八世哲布尊丹巴爲“呼圖克圖汗”

袁世凱冊封八世哲布尊丹巴爲“呼圖克圖汗”，並赦免獨立運動人士。外蒙古實行自治，但實際上爲沙俄所控制。

當然，沙俄反對外蒙獨立也是出於其自身的利益。

首先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也生活着同屬蒙古民族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沙俄一直擔心外蒙古的獨立會對布里亞特人造成示範效應。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當時俄國沙皇專制統治已經陷入深刻的危機，革命出現高潮。在遠東和日本正爭奪殖民地，在歐洲俄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德的一系列軍事失敗。

因此無力在外蒙地區投入太多的軍事部署，從軍事上保護外蒙的“獨立”地位。

從1911年開始的外蒙“獨立”事件，給中俄兩國關係留下了嚴重創傷。直到如今，這種創傷並沒有因爲歲月的流逝而沉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