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人間。

文丨獵雲網 ID:ilieyun
編譯丨羅彬傑

編者注:這兩天,劉強東性侵事件繼續發酵,女大學生將劉強東以及京東一起告上法庭,將這件事件再次推向輿論浪潮。其實在科技行業中,許多高管借職務之便對女性職員或求職者施行性騷擾甚至性侵行爲,而在他們受到指控離職之後,短短時間內又會在其他公司擔任新的職務,並且如魚得水,對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隻字不提甚至矢口否認。科技界似乎對於這些有職業能力的道德小人有很大的容忍度,這引起了諸多人士的不滿,並呼籲建立基金以監督此類事件不再發生。

硅谷總是在說正在致力於改善差異化對待,但被指控性騷擾的知名男性高管卻總能逍遙法外並被給予第二次機會。

2015年9月,Uber將數千名員工帶到拉斯維加斯,參加一場全球性的全員靜思會,這種靜思會映射出Uber臭名昭著的企業文化:毒品派對、碧昂斯的私人表演以及首席執行官特拉維斯·卡蘭尼克(Travis Kalanick)和其他高管的演講。

一天晚上,Uber洛杉磯辦公室的幾名員工集體前往一家夜總會,該公司洛杉磯總經理Eyal Gutentag涉嫌毆打一名女下屬。據三名目擊者稱,明顯喝醉了的Gutentag從背後接近這名女子,揪住她的頭髮,摸她的乳房和臀部。該女子立刻尖叫起來,並迅速逃離。這導致多名員工向Uber的人力資源部門舉報。公司給Gutentag放了假,並在一週內解僱了他。

而令人驚訝的是,僅4個月後,他就找到了新工作。

2016年1月,面向兒童的叫車服務提供商HopSkipDrive聘請Gutentag擔任首席運營官,宣傳他的“運營專長”和文化契合度。據他在領英上的資料顯示,當年晚些時候,Gutentag又離開了這家公司,加入了ZipRecruiter。這是一家新興的招聘網站,估值超過10億美元,他現在是這家網站的首席營銷官。

在受到性騷擾指控並因此被解僱後,Gutentag卻還能在多家公司之間如魚得水,這讓那名目擊了性騷擾的前Uber員工感到震驚。這名目擊者表示,令人沮喪的是,性騷擾的罪名被忽視,也沒造成什麼影響。

“令人震驚的是,這不足以結束他的領導生涯,”該目擊者表示。Gutentag和Uber拒絕就此事置評。HopSkipDrive和ZipRecruiter也均拒絕就個別員工的背景置評。

通過曝光被控性騷擾的男性,#MeToo運動已經讓這些人在娛樂、高等教育和政治領域的職業生涯受到影響,但其在科技行業的影響卻不那麼明顯。一些被指控並承認有不當行爲的男子依然重新出現在公衆面前,有時甚至是在公衆指控出現幾個月後。許多人帶着新成立的公司或風險基金回來,而這些公司的投資者對他們過去的行爲瞭如指掌。

“我們還沒能做到完全彌補那些受到傷害的人,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還沒有找到防止這種情況再次發生的辦法。”

在科技行業,涉嫌性騷擾者的捲土重來,引發了人們對不良行爲的真實後果的質疑,以及這種當一個人已被證明是能賺到錢的贏家時,人們願意對其不良記錄視而不見的文化。這些捲土重來的案例也揭示了競爭激烈的科技行業的一些做法——從使用不貶低他人的協議,到一再支持所謂有缺陷的天才——這些做法恰恰保護了那些被控過去有不當性行爲的人。

“我認爲我們當中沒有人做過歡迎被指控的騷擾者回到我們社區的工作,” Ellen Pao說。2015年,他在一起針對風險投資公司凱鵬華盈備受矚目的性別歧視案中敗訴。“我們還沒有修復損害,這些性騷擾者中的許多人還沒有承認他們造成的傷害,同樣重要的是,我們還沒有找到防止這種情況再次發生的辦法。”

儘管包括Binary Capital的Justin Caldbeck在內的一些男性仍然被排除在科技行業之外,但今年已經有多位知名科技高管復出。2017年,Caldbeck涉嫌騷擾女企業家,引發了科技行業性騷擾行爲的一波報道浪潮。SoFi前首席執行官Mike Cagney在2017年9月離職。此前,他與多名員工有過不正當關係,並被指領導着一種猖獗的不當性行爲的公司文化。而在今年2月,他宣佈新成立的房屋淨值公司已獲得總計1.2億美元的融資。谷歌的一名前高管在離開這家搜索和廣告巨頭不到4個月便成爲了一家初創公司的首席技術官。去年年底,有報道稱,他在Burning Man活動上對一名應聘者進行了性騷擾。

Lattice Ventures合夥人Brittany Laughlin曾寫過一篇關於提高女性在科技行業中的代表地位的文章。她補充說,揭露性騷擾行爲的運動從來沒有把重點放在懲罰上,你無法阻止某人再次工作。儘管人們都說科技是精英統治,但硅谷在保護自身方面有着悠久而傳奇的歷史,讓這些糟糕的行爲不復存在。

Laughlin表示:“過去取得成功的那些行爲不端者,即使是以違反規則爲代價,也比從未創建過公司或管理過基金的人更適合科技行業的思維方式。我認爲這些人沒有悔悟,也沒有做出任何補償。”

六名科技行業女性領導者在接受外媒採訪時承認,只要那些性行爲不端的犯罪者能承擔後果並做出彌補,就應該給他們一個重新開始職業生涯的機會。然而,她們表示,界定這些後果是困難的,尤其是在違法行爲差異如此之大的情況下。

Block Party是一家致力於解決網絡虐待和騷擾問題的公司,其首席執行官Tracy Chou說:“在刑事司法方面,人們看起來沒有那麼窮兇極惡。但令人沮喪的是,我認爲這些人沒有悔悟,也沒有做出任何補償。”

很多女性都有這種挫敗感,她們覺得,一些正在復出的科技行業領袖似乎並沒有真心悔悟,不管是對自己所做的事或傷害過的人。Chou暗示,一些復出的被告只是口頭上支持多元化和包容性,因爲這是一種假象,是爲了給自己“打上烙印”。在一個案例中,一名被公開指控有不當性行爲的男子提出,願意向一個非營利組織捐款500萬美元,該組織的重點是改善多樣性,但條件是他的捐贈必須公開。

“這很棘手,因爲我不知道正確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Chou說。

Jess Ladd是Callisto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該公司是一家非營利性的技術研發機構,旨在發現職業性強迫和性侵犯的重複犯罪者。她表示,責任制應考慮到三個因素:侵犯者花了多長時間纔有瞭解決問題的決心,對罪犯是否有足夠的懲罰來影響他們行爲的改變,以及懲罰是否預示着對其他潛在罪犯的威懾。

她說:“兩年或更短時間後,在一次公開活動復出,就是阻止社區其他人蔘與這種行爲的有效威懾嗎?絕對不是。”

優秀的混蛋

本月早些時候,在舊金山舉行的LendIt金融技術大會上,華爾街資深人士、Ellevest首席執行官Sallie Krawcheck指責數百名聽衆在實現性別平等方面做得不夠。她懇求人羣中的領導者給更多的女性機會。

她說:“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你們爲公司所做的一切,比如你們的性別多元化組織、你們的Rooney規則,或者讓有權勢的女性來跟他們談話——都沒有奏效。”

兩分鐘後,Mike Cagney走上舞臺。SoFi成立後,這家網上個人理財公司現在估值約45億美元,Cagney在2017年底因與兩個下屬的不正當關係離開,其中一個是他謊報了董事會,另一個數在多個性騷擾訴訟中,他被指控“授權其他經理在工作場所從事性行爲。”(SoFi此前否認了部分指控。Cagney用了20分鐘的主題演講來宣傳他的新公司區塊鏈,最終竟也在掌聲中離開了舞臺。

Cowboy Ventures合夥人Aileen Lee表示:“我們的行業已經對‘優秀的混蛋’文化變得寬容了。”她將這種迴歸部分歸因於科技行業對有缺陷但才華橫溢的高管的崇拜。“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個女人不斷地不尊重男人,人們會說‘她就是那樣——但她很聰明,我們都愛她,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嗎?可能不會。”

LendIt會議的組織者之一Peter Renton說,他的團隊在活動前與Cagney進行了交談,並表示“很欣慰”他“吸取了教訓”。Renton補充說,LendIt認爲他的新公司是“開創性的”,並指出,這篇演講“是迄今爲止14場主題演講中下載量最多的視頻”。

Cagney拒絕就此事發表評論,但他在其他採訪中表示,他從過去的經歷中吸取了教訓,改變了自己經營新公司的方式。“我們非常明確地堅持‘不混蛋’政策。”他對彭博社表示。

據彭博社報道,Cagney在離開SoFi四個月後創建了Figure,目前擁有100多名員工和4名女性聯合創始人。不過,更能說明問題的是,Cagney成立不久就籌集了1.2億美元,這表明投資者(包括之前支持過SoFi的投資者)對支持Cagney感到放心。

Baseline Ventures的Steve Anderson和DCM Ventures的合夥人David Chao都投資了SoFi,現在又投資了Figure。他們沒有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

Laughlin說:“科技行業也不會等待任何人的許可。如果你怕因爲你的名聲而不能被大公司錄用,那就自己開一家公司。”

無獨有偶,2015年,谷歌投資了安卓創始人安迪·魯賓的公司Playground Global,儘管這家公司曾因性行爲不端指控將魯賓掃地出局。據報道,魯賓曾被谷歌的另一名員工指控強迫她與他進行性行爲。作爲他離職的一部分,魯賓獲得了9000萬美元的離職補償。魯賓後來稱對他的指控是“虛假的”,是“誹謗運動的一部分”。

去年12月,外媒報道稱,風險投資家Shervin Pishevar重返電動摩托車初創企業Bolt Mobility的高管崗位。2017年末,多名女企業家指控他利用職權強迫她們進行非自願的身體接觸,儘管他的代表當時否認了這則報道,並表示他們“相信這些軼事將被證明是不真實的”,但Pishevar依然退出了公衆視野,而他的商業夥伴則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悄悄關閉了他們的風險投資公司Sherpa Capital。

然而,2018年7月,位於邁阿密海灘的Bolt公司在佛羅里達提交的一份商業申請中,將Pishevar列爲這家初創公司的唯一高管和董事。該公司的一位發言人對這份文件提出了異議,他說,Pishevar是公司的投資者,但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員。這位發言人還說,這家初創公司“由幾位女性高管領導”,其中包括Pishevar的妹妹、聯合首席執行官Bita Sarah Haynes。Pishevar沒有迴應置評請求。

對Lee來說,投資創業公司的風險投資家至少要對他們資助的創業者的行爲負責。

“我相信人們可以改變,應該給他們第二次機會,”Lee說,“但令人沮喪的是,看到投資者不厭其煩地給那些在科技領域做過壞事的人提供巨大的第二次機會,而卻似乎沒有那麼努力地給其他人第一次機會。”

從不當行爲調查到2億美元的基金

2017年11月,Steve Jurvetson辭去了風險投資公司德豐傑的職務。此前,德豐傑對其與女企業家的不正當關係進行了內部調查。Jurvetson在2月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說,他從來沒有被告知調查結果。而據報道,該公司發現,他在面對指控時沒有說實話,並辯稱這些指控是因爲他不善於約會,與女性在一起“沒有安全感”。兩個月前,他與前DFJ同事Maryanna Saenko共同創辦了一家名爲Future Ventures的新公司,並獲得了約2億美元的資金支持。

Jurvetson沒有迴應記者的置評請求。DFJ發言人也拒絕置評,只是表示,該公司沒有合夥人成爲其前合夥人新基金的投資者。

Keri Kukral是與Jurvetson發生過關係的女性之一,她在2017年10月在Facebook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掠奪行爲”的文章。她表示,她希望《華爾街日報》的這篇文章能“更尊重”與這位投資者發生婚外情的女性。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Jurvetson說:“我真的傷害了自己,也傷害了他人。我想,這是因爲當我不愛一個人,並且已經放下她繼續前行時,我沒有清晰地表達出來。”

“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Steve不要讓人覺得我們只是心懷不滿的前任,” Kukral說。她指出,她認爲Jurvetson在某些針對他的指控中,部分躲過了公衆的審查。“我希望他能爲所發生的事情承擔更多的責任。”

Kukral表示,這個行業“不應該根據人們的才能給他們通行證。”同時,她表示,應該給像Jurvetson這樣的人一些被救贖的空間。她說:“如果他不能像過去那樣做出貢獻,那將是一種損失。”

早期風投公司500 Startups的聯合創始人Dave McClure也成立了一個新基金。此前,許多女性企業家指責他行爲不端。據知情人士透露,這個名爲Practical Venture Capital的新基金將專注於“微型風險投資”,即對初創企業進行小額投資,並有可能投資於彭博新聞報道的其他全球風險投資公司。

McClure於2017年7月發表了一篇題爲《我是個討厭鬼,我很抱歉》的博客文章。他爲自己的行爲道歉,並拒絕就此事置評。但在他尋求重新進入科技投資領域時,又似乎正在對自己的形象進行重新定位。然而McClure在去年12月左右刪除了他的這則道歉博客。

曾擔任過投資者並接受外媒採訪的女性表示,該社區改變對待女性方式的努力聽起來大多都很空洞。Chou表示,許多公司已經做出了多元化的承諾,併發起了一些話題運動,但“公司的興趣一直在於保持良好的形象,而不是將其轉變爲問責制。”

在接受外媒採訪的女企業家中,有一項共識是——除非受到來自有限合夥人的壓力,否則風險資本幾乎不會發生變化。有限合夥人包括大學捐贈基金和投資於風險公司的公共養老基金等組織。但Pao等人表示,當有限合夥人的基金經理肩負着爲其機構創造最大可能回報的任務時,他們往往沒有多少財務激勵去呼籲爲不平等或不當行爲建立基金。

風險投資公司Accel和Atlas Venture的前合夥人Fred Destin不同意這種觀點。2017年,一名初創公司創始人被指控在阿特拉斯工作期間對她有不當的肢體接觸,並在2013年對她進行性侵犯。而如今,這位創始人管理着一隻5000萬美元的基金。他表示,他的支持者“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

Destin表示:“在有限合夥人圈子裏,人們對任何可能損害他們聲譽的事情都有一定程度的焦慮。” 他注意到,他旗下基金的每一位有限合夥人都向他詢問過這件事,一些潛在投資者因此而沒有進行投資。

Destin表示他的投資者給了他第二次機會,因爲他誠實,並試圖學習和提高自己。他說,他向這位女企業家道歉,承認自己“缺乏意識”,並接受了教育。

他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對你所做的事情和你想要做的事情毫不留情地承認,這樣人們纔會覺得你真誠。”三個有限合夥人受到Destin的領導。VC對此沒有回覆置評請求。

Pao是科技多樣性倡議項目的負責人,對他來說,缺乏明確的問責制已經形成了一種允許不良行爲發生而不產生後果的惡性生態系統。

她說:“有限合夥人爲風險投資家提供資金,但他們似乎並沒有因爲騷擾、政策失誤和管理不善而指責他們。然後,風投爲創始人提供資金,不會因爲他們的不良行爲而指責他們。創始人和風投們就會在貪婪的驅使下爲所欲爲。這絕不是什麼好事。”

魔鬼在人間

即使是在最廣爲人知的案例中,男性也會在幾個月內從對高管職位的嚴格審查中恢復過來。去年10月,《紐約時報》的一項調查揭露了谷歌曾掩蓋多起高管過去涉嫌性騷擾的案例,其中包括一件關於該公司研究部門谷歌X董事Rich DeVaul的醜聞。據《泰晤士報》報道,2013年,DeVaul邀請一名求職者參加Burning Man活動,然後要求她脫掉襯衫,這樣他就可以給她按摩背了。這名女子拒絕了他的大部分求愛行爲,但還是同意讓他按摩脖子。但最終她沒有得到谷歌的工作。

事件曝光後不久,DeVaul就離開了谷歌,但沒過多久他就找到了工作。據領英稱,時報報道發表一個月後,他成立了自己的諮詢公司,在該公司成立4個月後,他成爲倫敦KVB的“臨時首席技術官”。KVB是一家總部位於倫敦的公司,它與其他企業合作,從事所謂的“登月計劃”,即研發新項目。

DeVaul表示,兩年後,這名女子報告了這起事件,谷歌X對此進行了調查,發現他“犯了一個錯誤”。但該公司讓他繼續在Google X工作,在那裏,他的惡名隨着幾則新聞報道而增長。去年,在《紐約時報》報道了包括他在內的谷歌性醜聞後,DeVaul表示,他提出辭職“不是因爲事實已經改變”,而是因爲他認爲,在#MeToo運動中,他將“成爲一個反面標籤”。

當被問及他是否親自向這名女子表達了歉意時,DeVaul說他沒有,但他說他已經在《紐約時報》上公開道歉過了。他亦指出,在出任臨時首席技術主任之前,他曾與新僱主KVB進行過交談。

KVB首席執行官Andrew Lawson表示:“我承認Rich犯了錯誤,並理解他真心希望從這個錯誤中吸取教訓,爲KVB做出積極貢獻。”

在一個人們不斷重塑自我的行業,被控性騷擾的男性會試圖擺脫令人不快的過去,重新開始,這並不奇怪。Callisto的首席執行官Ladd說:“科技行業的性侵犯者只是在不同公司間轉悠。如果你是一家知名科技公司的高管,卻因爲不當性行爲而被解僱,你通常要麼成爲一名風險投資家,要麼成爲另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通常沒有人知道你爲什麼被解僱,甚至沒有人知道你是被解僱的——這些信息仍然被隔離在這個機構裏。”

Ladd補充說,在科技行業,公司使用不詆譭協議來阻止員工說他們的壞話,因此很難在背景調查中查出過去的不當行爲,尤其是當公司目前沒有標準來判定過去的員工是否被控有不當性行爲時。

在Gutentag一案中,Uber前洛杉磯總經理因涉嫌性騷擾被解僱後不到4個月就換了新工作。儘管他從未被公開過自己被解僱的經歷,但他的一位前同事認爲,一旦一位潛在僱主發現了他的過去,他將很難重新管理業內人士。

HopSkipDrive的首席執行官Joanna McFarland拒絕談論具體員工的任命和離職,但一位瞭解Gutentag就職情況的人士表示,考慮到該公司與Uber的直接競爭,初創公司很難發現他過去的不良行爲。這名人士說,你不能去找競爭對手,告訴他們你正在考慮聘用一名現任或前任員工,尤其是在優步從一開始就沒有被迫分享任何東西的情況下。

由於不貶低他人的協議和硅谷高度競爭的性質,即使是科技行業最大的公司,有時也會因爲聘用了大量有不當行爲歷史的員工而陷入困境。2017年1月,Uber聘請了谷歌前搜索主管Amit Singhal,但一個月後,當Uber得知他在前一份工作中受到騷擾指控時,便將責任推給了這位新入職的員工,而不是交給招聘公司來審查。(後來從股東對谷歌提起的訴訟中獲得的法庭文件顯示,該公司批准了向Singhal提供3500萬美元的離職方案,但沒有透露他離職的具體原因。

然而,要獲得第二次機會並不總是需要掩飾。2017年10月,兩名女性指控科技博主兼諮詢師Robert Scoble在行業活動中對她們施行性騷擾,促使他從虛擬現實公司Transformation Group辭職。作爲迴應,他在一篇博客中寫道,他的指控者正在利用“一些片面事實來兜售虛假的敘述”。

他在2017年10月25日的一篇名爲《不,我是無辜的》的帖子中寫道:“也許是因爲她們感到來自同齡人的壓力,想要加入#MeToo運動的行列,又或許是因爲其他原因讓她們覺得自己受到了輕視。”

距離對他的批判還不到兩年,但Scoble似乎已經把這一切拋諸腦後。他在領英的個人資料中沒有提到他在轉型集團的工作經歷,但確實提到他現在是舊金灣區空間計算公司Infinite Retina的“首席戰略官”。Scoble沒有迴應記者的置評請求,而是再次在自己的博客上撰寫有關虛擬現實和增強現實新設備的文章。他的博客還詳細介紹了他的家庭生活、個人變化以及對科技行業的看法。

然而,他攻擊原告的博客文章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互聯網記錄顯示,它在今年早些時候就已經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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