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按：本文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潘維教授2004年4月在“陳翰笙追思會”上的發言，原標題《憶先師陳翰笙》，收入作者的新著《士者弘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士者弘毅》是潘維教授繼暢銷10萬冊的《信仰人民》之後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師友追憶、文化自覺、社會主義三部分。作者憶陳瀚笙、張培剛、浦山等學術大師，生動風趣，娓娓道來，有真性情。作者談文化與政治，則以深邃的思考、清新的史觀、直擊人心的語言了政學兩界關注的熱點問題：爲什麼大學要培養理想主義？科技工作者的國家認同有什麼意義？黨如何組織社區居民辦好養小、送老等百姓最關心的事？黨政體系如何根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如何提高都市的治理能力？

將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前，1982年春末，我21歲，考上北大國際政治系的碩士生。管教務的老師通知我：派給你的導師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陳翰笙。

“誰是陳翰笙？是寫戲的陽翰笙吧？”那老師說肯定不是，可也說不清陳翰笙是幹什麼的。只告我，聽說陳翰笙曾與李大釗和蔡元培共過事，85歲了，脾氣倔，要學生去他家面試，面試後才決定收不收。天哪，85歲的人當老師，還是李大釗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首次見到陳翰笙是在他東華門附近的家。他問我爲什麼要跟他念書？我說那是系裏分配的。不過我很樂意來，因爲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釗的同事。我們北大七七級和七八級學生已經捐了款，給這兩位在校園立銅像。他問我爲什麼要念國際政治的研究生？我說，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學的就是這個，所以只能考這個。隨即我就狡猾地轉守爲攻，“面試”他，“審查”這個無錫老頭的“個人歷史”。以後的很多年裏，我爲面試的“成功”納悶。他喜我“勤學好問”？換了我，大概會立即攆走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後來經歷豐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緣分”，緣起不滅。

開學了，正式去陳翰笙家上課，他已遷居復興門外24號樓——那時俗稱“部長樓”，今天稱爲“高層板樓”。那“部長樓”並排有兩棟，像堵大灰牆立在長安街邊，卻是80年代起始時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稱爲“高尚社區”的那種。他要我每次來之前打電話預約，電話號碼是“邀爾樂臨”（1260）。我記數字的本領在那時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爲學生們的笑話。虧翰老想出這種怪詞，這號碼我至今還牢牢記得。從此，陳翰笙成爲我的啓蒙恩師。兩年裏，我每週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課。每次兩小時，單兵教練。

自1984年夏畢業，至恩師過世，時間飛過了20年。不過20年，卻天翻地覆，世事全非。當年追隨恩師習學國際政治，中國的死敵是蘇聯。蘇聯誕生前，恩師就去美國留學。蘇聯沒了，恩師還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個世紀！

“106室”的主人於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壽107歲有餘。20年後去他家弔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與20年前一模一樣，從未“裝修”過，一件新傢俱沒有，均爲舊物，連書桌擺放的位置都沒變。當年，他坐桌這邊，我坐桌那邊，學英文，談歷史，一杯清茶，漫議國事，打賭開心。正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106室”低聲迴盪着先師喜歡的絲竹曲。先師去也，師情猶濃，遺像如生，教誨不敢忘。睹舊物，思故人，滿心的惆悵，更有滿懷的感動。

茲憶當年師生事，紀念翰老，爲自己餘生鑑，亦爲那精神薪火相傳。

一

每週去“部長樓”上課，常有意外的驚喜，能見到原只在電影裏見過的“高幹”名人。因爲是固定時間，便能在地鐵站見到“文革”時的農民副總理陳永貴。他那時好像固定每週半天，乘地鐵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還戴着那頂標誌性的草帽，不過不再有政治含義，只爲避免讓公衆認出來。還能見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師無子女，夫人在“文革”時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師父母生九子，僅存首末兩子女，長子先師，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壽91歲了。每次去上課，到家落座，她便端來一杯清茶。談歷史時，她有時取椅坐於先生身旁，偶爾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說他瞎眼不辨人。她給師生關係帶來一份輕鬆，帶來了家一般的氣氛和愛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顧了，返滬養老。她女兒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爲先生送終。

與現時不同，陳翰笙對指導研究生是非常認真的。師生就是師生，每週必定要上課的，唯“課堂氣氛”輕鬆愉快。而今許多文科研究生隔週上課，還忙着爲導師寫書，學生寫書給學生念。陳翰笙上課按部就班，1小時教授英文（中譯英），1小時談歷史、社會、時政和碩士論文。先生有高朋來訪，亦不得逃課，命我移座去聽他們的高論。

先生指導論文非常有辦法，是緊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論文方向定下來了。他問：“你研究外國政治研究哪裏？”我說研究第三世界。他說：“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魯語或者斯瓦西里語，也不懂法文。研究中東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亞洲。研究亞洲的南亞，取得資料太難，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東北亞你不懂朝鮮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東南亞了。新加坡最反共，與中國沒有外交關係，沒有資料。其他國家的語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當時與中國關係不錯的菲律賓了，菲律賓的官話是英文。”我只好說：“菲律賓就菲律賓吧。”他說：“下個禮拜，你把北大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所有關於菲律賓的資料拉個清單，拿來給我看。”原來，研究方向可以這樣定！後來我把此法略加改進，用於自己帶的研究生，屢試不爽。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裏，我瘋狂地往返於北大和北海（當時國家圖書館還在北海旁邊）之間。翰老極爲重視“資料”，重視到近乎癡迷的地步。他八十多歲了還在主編《華工出國史料彙編》，以及《外國曆史小叢書》。他還是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圖書館的創始人，那是世界上幾個頂尖的專業圖書館之一，至今使用陳翰笙獨創的編目法。好在當時我國有關菲律賓的資料稀少，自麥哲倫登陸後的數百年也沒多少中文著述，進口外文書就更少，抄錄圖書館卡片就夠了。到第三次見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單去見老師。翰老很滿意，很高興。後來開始教書，就懂得他爲什麼滿意我了：我並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懶，比今天的多數研究生勤奮、聽話。他問，資料大多是關於什麼的？我說是關於歷史的。他說那就對了，要我認真讀菲律賓的歷史，找個細點的研究領域，下週來告訴他。

我又廢寢忘食地讀了一個星期，摸清了菲律賓歷史的大線索。菲律賓史大體是民族主義發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見面，論文題目就定下來了，研究菲律賓民族主義的發展歷程。這篇論文說明，帝國主義導致殖民地，殖民地導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導致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導致獨立，宗主國讓殖民地獨立時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國主義面前的脆弱導致民族主義的專制，專制的墮落導致民族主義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這篇幼稚的論文只用了兩年，是當時北大文科唯一提前一年畢業的研究生，還是經“校務委員會”討論同意的。當時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爲了追求做碩士論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課。回想起來，逃課很“值”。後來在北大執教，我從不點名，學生愛來不來，可遲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訴我，上課“自由來去”是老北大的自由傳統之重。

翰老居然爲研究生寫論文收集資料。從第三次見面起，翰老就開始剪報，讓家人和祕書給他讀報後把有關菲律賓的報道全剪下來，每週都會給我一些豆腐塊剪報，兩年下來，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認真讀報的習慣，讀到重要的消息，就會想想這條消息說明了什麼，能支持什麼樣的論點。對照今天，老師讓研究生爲自己寫書，方知翰老爲學生收集資料之不同。老師的心血，當時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師後，方知那是極爲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對子女的一片心。比起本科時代，碩士論文讓我的學術本領“上了一個臺階”，成爲我學術生涯的起點。我把那篇論文譯成英文，寄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系，改變了他們因沒有GRE成績而不錄取我的決定，掙來了當那個系博士生的資格。菲律賓是亞洲唯一的“拉美國家”，與拉美情況非常相似。這項研究使我後來很容易理解拉美學者發明的“依附論”，決定了我以“比較政治學”爲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時代對左派的同情。有時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時知道科學在於精緻地證明出色的因果關係，“依附論”的發明權可能就歸我們爺倆了。

翰老還教我寫文章。要點大多忘記了，但有一條是一輩子不會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寫短句，不用生澀的詞。他告訴我：沒學問的人，才用怪詞。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詞，要麼是想嚇唬讀者，要麼就是沒讀懂外文原文。因爲他當時沒講出什麼道理來，我一直不服氣。有一次，我提到“社會結構”，他馬上嚴厲地質問：什麼叫“社會結構”？我當時並不知“系統論”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問倒了。我就說：結構就是structure。他更惡狠狠地問：什麼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釋不出來，憋了半天，才臉紅脖子粗地爭辯說：我指的是“階級力量對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說“階級力量對比”就好了，幹嗎要用什麼“社會結構”啊？還structure呢！我還是不服氣，認爲他強詞奪理，但這件“強詞奪理”的事給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後，我在美國寫博士論文，導師認爲我的英文句子太長，讓我去讀韓丁寫的《翻身》，說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師解釋說，社會科學作品與自然科學不同，是要給大衆讀的。大衆讀得懂的文章，纔是好文章。大衆讀着明白順暢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師告訴我：博士論文，應當讓你沒念過政治學的老媽也能流利地閱讀。我這才恍然大悟，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沒有一個長句，沒用一個“大詞”，所以是文筆最好的書。該書的中文版，是學生翻譯的。學生沒能領會其語言的通俗，自以爲是地翻譯成很“學術”很“洋氣”的味道。社科論文的“學術氣”，其實就是“學生氣”。翰老早就對我講了這話，是學生愚鈍，遲遲未能領會。

二

看上去，先師是無所不通的雜家，卻是學歷史出身。他要我認真讀歷史，什麼歷史都讀，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非常幸運，老師的傳奇經歷本身就是部豐富的歷史書。他的歷史感如此之強，經歷如此有趣，那時的我雖無法理解，卻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講他當年在美國做學生，當過激進學生的代表。顧維鈞去美國談判，陳翰笙代表學生闖入會議室鬧事，踢着顧維鈞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許賣國。先師告我，顧雖西學出身，老婆卻一大堆。我那時在讀《顧維鈞回憶錄》，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夢。翰老三言兩語，把我對顧的嚮往和對外交的神祕感一掃而空。

與先師談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政治經濟史。他寫過關於巴黎和會的博士論文，不講，卻講了他去德國的緣由。從芝加哥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後，先師去哈佛學習，一年多以後就沒錢繼續了，於是帶着僅餘的一點錢同夫人顧淑型去了德國。戰後的德國經濟已經徹底崩潰，那點美國錢值了許多，夠坐火車的豪華包廂，還夠僱個德國傭人。我在美國也學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史，學到什麼，全然忘記了。若干年後，蘇聯垮臺，中國人那點可憐的工資卻能在俄羅斯過上神仙日子。這就讓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國的故事，對什麼是“經濟崩潰”理解得非常鮮活。當“民主派”們說，不管怎麼樣，俄羅斯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會想起翰老講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是怎麼垮臺的、蔣介石的統治是怎麼垮臺的。經濟崩潰，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溫牀。

當時北大有一美國來的華裔訪問學生，請我幫忙查她爺爺的歷史，說她父母從不談論其在法國得到博士學位的爺爺，可她爺爺好像很出色，做過中國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問陳翰笙。翰老不僅知道，還與那人有過交往。那人做過“司法部長”，不過是汪僞政權的“司法部長”，病死於監獄，先是國民黨管的監獄，後是共產黨管的監獄。我當時在學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國名人錄。我果然在那裏查到了該漢奸的生平。華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結果”後，一臉的落寞，讓我很不忍心。查那本名人錄時，我順便也查了陳翰笙，記載居然更詳細。讓我震驚的是，書裏寫道：根據日本的情報，1944年蔣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陳翰笙，昆明突然飛來架英國軍用飛機，把陳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這件事問過翰老，他只告訴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帶到棺材裏去的。把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與學術生涯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陳翰笙是中國第一人。在日本被處死的世紀著名間諜佐爾格，獲得了“蘇聯英雄”稱號，卻是被翰老介紹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時寫的英文書，今天還在美國不少大學南亞課程的必讀書單上。不僅如此，陳翰笙還是我國追隨共產黨鬧革命的第一個洋博士。

翰老講中國經濟史，特別是農村經濟史。他講的英美菸草公司（BAT）歷史特別有趣。該公司被中國本地官僚介紹給農民，先給中國農民發放優惠的小額貸款，讓他們由糧食作物改種菸草，而收穫的時候卻以壟斷性的低價收購菸葉。種過菸草的地不適合種莊稼了，農民命運只能由外國資本家左右。當菸草市場崩盤，農民還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30年代初就得出結論：中國農民不僅受地主的盤剝，還受外國資本的壓榨，也受本地官僚買辦的壓榨。除了造反，沒有出路。這個項目是爲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做的情報研究。依賴貧苦農民鬧革命，推翻“三座大山”路線，是這樣被翰老提出，在學界傳播開來，而且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翰老是現代中國農村調查的創始人，在農村研究上的成績聞名海內外。提到陳翰笙的中國農村研究，我在美國的博士導師也欽羨不已。這位今天哈佛大學政府系的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當初也熱情支持我繼承陳翰笙的衣鉢，繼續研究中國農村問題。這便是我那本《農民與市場》的來源。陳翰笙研究20世紀中國農村的上半期，說明資本主義讓中國小農破產和造反；我做20世紀的下半期，說明因爲有25年的社會主義集體傳統，所以市場經濟沒能讓中國的小農破產和造反。在做陳翰笙的學生時，我就有個心願，要做一點農村研究，要“青出於藍”。“青出於藍”的後半句，當然是由不得自己說的。

畢業數年後，我要去美國讀博士，翰老爲我寫推薦信。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在美國的名氣比在中國大，他的推薦信是關鍵性的。又過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這樣一位出色的學者領着入學術之門，是多麼幸運。可惜當時年幼無知，修課時偶得的先生遺墨，均已蕩然無存。

三

如所有其他人，我稱老師爲“翰老”。今人可能會覺得學生這樣稱呼老師有點怪，卻頗有道理。1996年，翰老99歲，政府在人民大會堂爲他慶百歲華誕，我國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幾乎到齊了。其間，季羨林先生自述成爲“翰老學生”的經歷，讓我暗中吃驚。在北大教書，對季先生高山仰止，既爲翰老門徒，豈非季先生“師弟”？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中有一聲名顯赫的“無錫幫”，均是得翰老師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稱“翰老”，就不會有輩分上的尷尬。先師“文革”中賦閒在家，義務教授英文，業餘弟子在美國能編一個營。

“翰老”是我們大家的，因爲他學問好，正直，率真。

先師是學問家，也是政治和社會活動家。他一輩子講原則，對自己心中的原則不妥協。他因爲在莫斯科工作的經歷，不願與蘇聯人共事。歸國後，他拒絕做外交部副部長，也拒絕當北大副校長，號稱“不會用刀叉，只會使筷子”。他疾惡如仇，直言直語，新中國成立後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從不長進。我去讀書時，常爲他對時政的嚴厲評論所震驚。我曾說：“你這麼講話，不怕進監獄？”他說：“爲什麼怕進監獄？”我說：“那你若準備進共產黨的監獄，當初還入共產黨幹什麼？”他說：“你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啊？爲了打倒軍閥啊，打倒舊軍閥、新軍閥。”

先師是大學問家，卻一點架子都沒有，我在他家讀書，絲毫不感到壓力。唯一有壓力的是，課業結束離去時，他必定起身送至電梯口，作揖而別，讓我覺得不敢消受。後來方知道，他是無論老幼親疏、地位高低，盡皆如此。

老師平易，學生也就張狂。今日想來，依然趣味盎然。有一天，談到蘇聯發動世界戰爭的危險——那個時候的大課題，他預測五年裏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理由是，蘇美兩國瘋狂地生產和儲存了那麼多武器，不打仗，兩國的軍工聯合體有什麼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勁兒地爭論，也說不服他。心生一計，就要求打賭。他居然同意了，問我賭什麼。我說：五年後的這一天，如果世界大戰沒打起來，他那個月的工資歸我；打起來了，我那個月的工資歸他。他想了想，說他太虧了，不平等。那時候他的工資將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五年大概也就七八十元。他自己提了個賭注：輸了就把手邊那件大衣給我。不到半分鐘，他又變了，聲稱那大衣是與斯諾穿錯了的，不能給我。歷史博物館要，他不給，怕給弄丟了。我對此解釋一聲不吭。直到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說法：若五年後的這一天，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他要拿根杆子把這舊衣服杵出窗外，就當作掛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輸了怎麼辦，就是認輸，承認世界大戰打不起來。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筆者帶着學生去看他。當時有電視臺記者在場，請他說幾句祝福北大的話。當時先師已過百歲，兩眼完全看不見了，精力也很不濟，談話很難持續兩分鐘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頭腦異常清楚，掰着手指頭說：“我給北大老師講三句話：第一，要好好幫助年輕學生；第二，不要當官；第三，要多寫書。”電視臺記者堅持要他給北大說句祝福的話。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後辦得像老北大一樣好”，狠幽了北大一默。記者和家人都不幹了，就教他說：你說“祝北大今後越辦越好”。老先生連說三遍，次次都與原先說的一樣，不肯照別人吩咐的說。他認定北大今不如昔，絕不改口。他自己眼鏡都要旁人幫他戴，腦子也不走了，可就這些話，他一直放在心裏，直到生命的盡頭。這就是陳翰笙！“老兵不死，只會逐漸凋零。”

先師幾乎與北大同齡。北大百歲，先師亦百歲。陳翰笙20多歲回國之際，蔡元培校長聘他爲北大正教授，是爲當年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而先生過世時，已是北大最年長的教授。生命跨越三個世紀，真神人也。

先師活了107歲有餘。40年代與宋慶齡辦“工合”，過手的錢千千萬萬，大部暗中偷運延安，自己卻一生廉潔簡樸。他從無額外收入，存款多用於補貼出書。離去時，竟僅餘不到六萬元存款。大概是舉喪之資不累旁人吧。先師書面遺囑：身後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並隨其早逝之愛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謂“來去赤條條無牽掛”。

北京大學圖書館專闢一室，建“陳翰笙紀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長、黨委副書記吳志攀同志親任主任。先師工作之廳堂已原樣搬入這裏。翰老的親友學生們，可在此重溫那些溫馨的往日。

先師爲中華民族的進步事業奮鬥了漫長的一生。其輝煌業績並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記錄。但我深知，陳翰笙屬於學生，他熱愛學生，百歲之後甚至還“哀求”北大校方送學生給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腦裏，最後的一縷餘光是青年，是學生。我們在北大圖書館219室開設“陳翰笙紀念研究中心”，那裏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學生經過。希望他們在中心門前的銅牌前停一停腳，像我當年那樣，問一聲“誰是陳翰笙？”進來在他的書桌前坐一坐吧，那裏有翰老的銅像和遺墨與北大學子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