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木

近日，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中國臺灣地區熱播，憑藉着卓越的劇情和演技，該劇豆瓣評分一度高達9.4分，無疑將會是今年港臺劇作中的最高分。

該劇由近年來在臺灣地區發生的真實案件改編而成，面對一起在戲院裏發生的無差別殺人事件，使得受害者家庭、犯罪嫌疑人家庭、法扶律師家庭等多個維度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影響，引發了觀衆對於社會與法、新聞輿論等話題的討論。

劇中賈靜雯飾演的宋喬安既是一位因孩子罹難而無法自拔的母親，也是一家新聞臺的內容負責人，所以電視劇在對社會話題進行討論的同時，也不免牽涉到有關新聞媒體職業道德的問題。

如果你也是一位媒體從業人員，那你應該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裏看到這些媒體雷區和新聞啓示。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第一集中，通過主人公夫妻倆的吵架，就直接將新聞理念的問題引了出來。

宋喬安所在的品味新聞臺，與絕大多數的臺灣新聞臺一樣，報道的內容和形式都比較浮誇，爲了追求收視率，通過膚淺表面的內容來騙觀衆，不惜讓新聞變得“重口味”。

而其丈夫劉昭國作爲網絡先驅報的創始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新聞價值觀，在與品味企求合作的時候，提出了“長度和標題都不能改”的要求，力圖瞭解觀衆真實的態度。

宋喬安作爲一檔新聞欄目的直接負責人，從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決定一家媒體的風格的。面對剛剛來到公司的實習生，她直接就呵斥道，她們的新聞臺不是做給上流社會或是精英看，而是給一般的大衆，所以她要求編輯把內容做成七歲小孩都可以看得懂。

這樣的受衆畫像就直接意味着經過這一家媒體加工後的新聞會流露出低齡化的特徵，可是伴隨着大衆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媒介素養的加強，這樣的媒體必然會失去競爭力。

所以到頭來，媒體人自以爲是地把觀衆當作爲“傻子”，可是最後會出現的結局是觀衆把媒體當成“傻子”。

電視劇中，在面對頻道負責人的叩問時，宋喬安說：“不要有了點擊率，有了收視率，還要來批評我們媒體無腦。”

在她的意識中，她認爲收視率和媒體思辨力二者不可兼得，她所理解的大衆渴望的只是最爲簡單的內容，但是現實生活中的電視新聞並非如此。

對於絕大多數的新聞類欄目來說，第一號召力其實是他們的媒體可信度，也就是所謂的公信力，或許一般的噱頭能夠誘惑到部分受衆，可這不過只是吸引來短暫的關注，並不會養成受衆習慣，讓他們成爲長久的收視羣體。

還有一種現象那就是媒體在對新聞事件進行報道的時候，爲了追求收視率，跟隨觀衆的口味進行調整內容，出現某一重大事件時，往往會有諸多內容傾向性的報道一起播出，這會給受衆在無形之中形成一道“擬態環境”。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宋喬安跟蹤熱點，將一條熱門新聞拆分成四則報道內容，從多個方面開始講述某一個新聞，然後類似的新聞也會接連發生，直接給觀衆造成一種現實社會不安的錯覺。

經過歷史的考驗，唯市場導向的新聞媒體最終會失去媒體公正性，當公衆不再信服時，其所生產的新聞也終將會失去價值，向市場低頭的後果便是再也難以擡起頭。

在這個“信息轟炸”的社會，每天都會有無數條新聞被誕生，可是這些新聞的真實性的考證卻略顯延後，於是就出現了“新聞反轉”和“後真相時代”。

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無形之中，也暗自指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關於新聞的核查制度。在這個即時文化佔據優先地位的時代，媒體人往往都是像宋喬安一樣“不求長進，只求速食。”

現代社會的通訊設備高度發達，人人都可以成爲一個自媒體，而傳統媒體在被迫轉型的過程中，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時效性問題。

爲了提高新聞速度，很多媒體都選擇了“只播出不求證”，直接忽略了對於新聞真實性的審覈環節，這就極大地提高了媒體出錯的概率。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說過這樣一件事，網絡盛傳在泰國某個小島中發生爆炸有遊客失聯，多家新聞臺在未經求證的情況下，播出了這一條簡訊。

主人公宋喬安所在的品味新聞臺一開始是想要求證的，可是由於環節的繁瑣，求證難度大，外加之好幾個友臺已經播出，在領導層的壓力下，他們也選擇播出這一條資訊。可沒過多久就有消息更正，這是一條“假新聞”。

宋喬安對受衆說：“你們的批評不會改變媒體的即時文化，只會讓我們精神更錯亂。”但是媒體在做新聞時，忽略了自己把關人的身份，所面臨的也將會是被大衆忽略的地步。

著名的新聞人柴靜曾經說過：“電視節目習慣把一個人塑造爲好人，另一個是壞人，實際上這個世界上沒有好人和壞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壞事的人。”

正是如此，媒體往往爲了吸引眼球，毫不吝嗇地使用“貼標籤”的方法來增強新聞的傳播面，鏡頭下的人物被單一地劃分爲好人與壞人的陣營。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有這樣一則案例，當社會中再次出現此前類似可疑罪犯行徑時，媒體報道時習慣性將他稱之爲“模仿犯”。

可是在經過多輪媒體的報道後，結果才發現那只是一名飽受校園霸凌的智力障礙者，而面對輿論飛來的壓力，使得這一對所謂的“模仿犯”母子控訴媒體，最後二人雙雙跳河而亡。

媒體在報道的過程中，撇去了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在事件發生後，依舊執着地盤問受害人家屬，最後落得被人用笤帚打出門的悲慘境遇。

標籤化的表達使得大衆對於周圍事物形成了一種刻板印象，在這個媒體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這種印象往往會讓受衆跳過了思考的環節，直接促發觀衆走進了“信息繭房”，也就是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之中。

電視劇中還有一幕經典對峙，當宋喬安毫不顧情面地在新聞報道中跟蹤實習生李大芝，曝光了她作爲嫌疑人妹妹的身份，引得一片譁然。

李大芝對着宋喬安說道：“你們可以隨便貼別人標籤，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是的，媒體隨時都可以成爲那個無形的“劊子手”。

宋喬安說：“我們就是讓媒體墮落的兇手，讓社會動亂的那個根源。”這雖然是一句氣話，但是也反映出了從事媒體工作的重要性。

在這部電視劇中，不少角色都有探討一個話題，那就是伴隨着網絡時代的到來，新聞的核心價值還是和以前一樣嗎？

李大芝問宋喬安：“新聞呈現的方式在變，但做新聞的態度該變嗎？”其實這個問題毋庸置疑，就像電視劇中提到的一樣，“我們專業的新聞記者就是要挖掘真相，報道事實，勇敢追求。”

雖然這只是電視劇中的橋段，但是現實生活中卻也如出一轍。在經歷過一輪又一輪的風波之後，使得品味新聞臺的兩位負責人又開始重新思考新聞的態度。

宋喬安說，“我們那時候做每一則報道，都是很小心很謹慎的處理，就是要站在中立的立場，去告訴觀衆事實的真相，這不是我們新聞人該有的精神嗎？”

人民賦予了媒體以權力，媒體卻拿這個當作爲武器，口口聲聲地說着服務社會、造福大衆，可最後卻把媒體公正性拋置於腦後。

即使在這個世界上從沒有絕對公正的媒體，但是新聞作爲一種特殊的產品，必須要做到真實、客觀、嚴謹。如果陷入了一己私利、濫用媒體權，最後傷到別人的同時，也會傷到自己。

（投稿、合作、轉載請聯繫小編微信wysygc2017。文章轉載必須註明作者和來源，文末需帶本公衆號二維碼，否則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