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随著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批文的下发,由香港餐饮企业美心集团和当时的中国民航总局共同投资设立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引进外资的大幕由此拉开。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的长女伍淑清也因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而被评为香港「十大拿破仑商业奇才」。40年后的今天,伍淑清接受本刊专访,回忆克服重重困难创建「001」号中外合资企业的经历,也回顾40年来企业的成长及其所映射出的国家发展变化。

 

本刊记者      左娅

伍淑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罗爱诗 摄)

不要各占50%,我们只占49%

记者:

我们知道,当时伍沾德先生在考虑是否到内地投资时,您的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您也全程参与了「001」号中外合资企业的创建过程。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伍淑清:

1978年12月10日,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我们12位港商到成都、重庆等地考察访问。我在火车广播里听到邓小平先生说:现在我们刚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决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欢迎外商来中国投资。

1979年3月,新华社香港分社时任社长王匡先生找到我爸爸,说中国民航总局想和我们谈点合作,希望我们到北京做点事情。我爸爸问我的意见,我想到在火车上听到的邓小平先生的一席话,就对爸爸说,我们应该去走一走。于是我到北京与民航总局的人见面,了解到因为中美直飞航班即将开通,急需符合国际标准的航空配餐,他们希望合资建一个航食公司。

1979年6月,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再次去北京,正式和民航总局领导见面,提出我们的具体想法,也详细介绍了我们的条件。民航总局也在货比三家,当时他们也在和日本、北欧及新加坡的企业谈。

1979年6月到9月,我和爸爸都去北京跑了几次,商定一些条件。9月份我们再正式去谈合同章程和内容。我们把香港的合资企业法和投资法从英文翻译成符合内地阅读习惯的中文,并且是简体字,拿给民航总局看。然后我们就草签了谅解备忘录。

记者:

谈合作的过程中,您印象最深的细节是什么?

伍淑清:

在商谈的过程中,我爸爸首先提出,原中国民航总局占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股份的51%,港方占49%。但当时内地还没有什么合资的概念,对方曾反问我们为什么不是各占50%?我们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我爸爸就详细给他们解释说:「这是为你们好,为国家好,免得日后有争议。你们占了大头,权益自然更有保障。这是国家的生意,你们理应多占一些股份,当然也多操一些心。」

爸爸当时真的完全是出于报国的情怀,后来他还每年出让10%的股份给国家。也正是这种报国情怀,使得上海、青岛、厦门、海南等10家航空公司随后都与我们签订了合作协议,与民航总局的协议更是由一开始的8年,先后两次分别续签了15年和20年。

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会议留影(资料图片)

我们「握手为凭」

记者:

我们留意到1979年双方就签订了中外合资协议书,但是批文是1980年4月21日才拿到的。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伍淑清:

我爸爸1979年一年内数十次往返京港,双方草签了3次合同,各方面的内容都已完善,但因为这是第一次合资,直到1979年11月,距离1980年5月中美预定通航的日子只剩下半年时间,仍然没有上级敢批覆,合同还是晾在那里。

为了赶上通航的时间,迫于无奈,我爸爸和原民航总局局长沈图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两人「握手为凭」。沈图继续在京奔走审批之事,我爸爸自己垫资500万港元订购机器设备。500万港币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可以在香港楼价最高的中环买下好几层写字楼了。但是我们双方都有同样的目标,都是为了国家好,也都相信改革开放一定会令国家有大发展,所以我们彼此信任,甘愿为此冒险。

同一时间,位于北京首都机场的北京航食厂房扩建工程也在沈图的「默许」下开工了。几个月内工人日夜赶工,厂房迅速建成,令我深刻领会到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效率就是生命」,也让我对内地在短时间内所爆发的强大生产力惊叹不已。

 

1979年,伍沾德(前排右二)与北京民航局签订中外合资协议书(资料图片)

想了点办法、冒了点风险

记者:

购买设备的过程好像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伍淑清:

是的。美国航线对航空配餐的要求十分严格,特别是在质量与保鲜问题上,要求绝对卫生。而要达到这些标准,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航空配餐的生产设备只能从欧美进口。但欧美当时仍对中国实施禁运,购买欧美机器设备的关卡森严,即使明知中国购买的设备是为了实现中美通航,可美国商务部就是不予通融。

好在爸爸没有被困难吓倒,用他的话说就是「想了点办法,冒了些风险」,逐一攻克了难关。

购买一整套美国制造的不锈钢厨房设备需要90万美元,这在当时绝对不是小数目。爸爸去找美国驻港领事馆负责人商谈此事,对方很是犹疑,因为美国对华禁运令仍在,他不能擅作决定。爸爸虽然一肚子气,但是并没有放弃,最后终于找到一个有交情的美国驻港领事,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开放在即,中美也将通航,你若从中协助促成此事,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功劳很大。」见对方还不为所动,爸爸当场拍拍胸脯,一口承诺:「我是香港人,美国产品卖给我总行吧?只要你们同意,我立刻就在香港订货、香港付款。而且货到了香港,你们交给我就行了,最终能不能进入内地,如何进入内地,是我的责任,我自己来承担!」就这样才终于买到了设备。

设备运到香港已经是1980年2月,时间相当紧迫了,我爸爸立即付清全部货款,而且一早就和内地的船运公司联络好,以「船过船」的方式,分秒必争地转运到天津。可船到了天津港,却因为这批货是香港订的,中国民航总局没有提货单,在天津不能上岸,爸爸和沈图又马不停蹄地去拜访当时的交通部长钱永昌,说明个中原委,钱部长立即批准上岸,20多箱设备随后再用火车运到北京。

记者:

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世界对中国还不了解,甚至还有些误解。创建「001」号中外合资企业的难处,还不止这些吧?

伍淑清:

确实还遇到过不少困难。比如,当时牛奶公司是香港机场唯一的配餐公司,技术上我们必须得到他们的协助,因此爸爸邀请他们一起合组一家新公司,资金200万美元,牛奶公司占50%、东亚银行占18%、我们占32%。牛奶公司表示合作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看到中国官方批准的合约,否则就不参与、不出钱。我们当时对国家非常信任,爸爸深信合作之事必成,于是承诺如果合约出现问题,股东的钱由我们全数奉还。

200万美金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一旦项目稍有差错,我们就要倾家荡产。我的伯父伍舜德同样支持投资内地的航空食品事业,但此时他有责任考虑美心集团股东利益,无法对风险置之不顾,只好一再提醒爸爸凡事小心谨慎。

事实证明,爸爸的决定非常冒险,却也十分正确。合资合同文本经过原计划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多个部门连续三次研讨、逐条斟酌、20多人签字盖章后,1980年4月15日,在距中美通航只剩半个月时,北京航食公司终于拿到工商局牌照。

 

从「走后门」求工作到招工不易

记者:

北京航食公司40年发展,本身就是国家改革开放40年变化的最直接体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让您最有感触的变化是什么?

伍淑清:

最开始时国家是计划经济,觉得外面来的都是资本家。后来人们又感觉来北京航食上班收入比较多,条件也比较好,又有很多人希望挤进来。我们那时要堵很多想「走后门」进来的人,也不太容易。这是一段很短暂的经历,却也反映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随著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食品行业的工作相对还是比较辛苦,大家都希望工作越轻松越好,劳动密集型行业招工就不那么容易了。现在已经从人家来求工作,变成我们要积极寻找不怕吃苦的人来做这份工作了。

同时我们也尽量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也就是常说的「机器换人」。一开始我们每天的产量是几百份,现在每天要有十万份左右,我们不仅为中国的航空公司、也为国外航空公司供应航食,以后可能产量还会越来越多。如果单靠人手操作,时间上不可能来得及,所以现在很多食品生产过程都是流水线半自动化生产,洗碗也都是用机器清洗消毒,这样食品质量控制也会比较好,食品更安全卫生。

这是在用工上的变化。

另外对食品的要求也在变化,不仅仅是安全卫生、面包不掉渣,而且还要品种丰富、口感好,还要少油少盐少糖更健康。我们的员工也会经常去国外考察,确保我们的水平是与国际接轨的。

食品行业成本越来越高,单纯从投资回报率看并不是最好的生意。但我们投资北京航食从来不是单纯考虑利润,从一开始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能够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更好地满足国家在这一块的需求。

 

从「辅导员」到「服务员」

记者:

改革开放40年来,随著国家经济的发展,港商的角色也在慢慢变化,您常形容为从「辅导员」转变成「服务员」。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感触?

伍淑清:

改革开放之初,内地很多法律法规都不健全。我们就把香港的企业法、投资法、国际会计制度、食品工厂卫生安全标准甚至员工操作守则等等都引入到内地。内地几乎是从零开始,一步步跟著香港对国际标准的理解来做的。所以当时我们培训人才的角色比较多。

这几十年内地年轻人受教育水平很高,随著网际网路的发展,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比较多元了。以前是学习什么是国际标准,现在是要和国际标准接轨。这个时候我们的角色就是「服务员」多一些,提供一个平台,让内地企业可以有更多机会和国际标准接触,并与时俱进。

伍淑清女士(右)展示外资审字(1980)第一号批文(图:麦田 /视觉中国)

香港居民应该继续配合

国家的全方位发展

记者:

对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您有什么期待或建议吗?

伍淑清:

为什么我们会搞改革开放?因为我们明白,中国人口越来越多,靠计划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什么是改革开放?就是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以前闭关保守的做法,开放自己的思想,顺应和把握国际发展趋势,接受外面的新的有益事物,接受新的企业及事业的管理方法。而且不光是市场的开放,更重要的是人要理解,世界是往前走的,我们在标准等各个方面都要和世界接轨,跟著整个世界一起往前走,就不会落后。我们要为老百姓提供一个更好的安居乐业的环境,这就是改革开放的目的。

现在为什么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因为不深化改革不行。还像40年前那样简单地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光是买外国进口设备是没有用的。我们提出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强调加强自己的核心研发能力。现在离2025年还有7年时间,要让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华,通过香港更好利用国际上的信息,攻克更多核心关键技术。

记者: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一批参与者,您对香港居民继续参与国家改革开放有什么建议或期待吗?

伍淑清:

香港居民应该继续配合国家的全方位发展。国家有粤港澳大湾区、有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有环渤海经济区,还有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西部大开发等等,香港可为所有这些地方因地制宜地提供支援和服务。

对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这些经济相对发达、被国际社会了解相对多的地方,香港可以发挥「一国两制」优势以及各方面发展的独特优势,向他们传递全方位的国际信息,以及对外交往、发展的有益经验等;对云贵川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国际社会对他们的了解相对少一些,香港可以作为重要的服务平台帮助这些地区和国际对接。


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 2018年10月号

责编:莫洁莹

编辑:胡越、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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