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天元

來源=2019年3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爲《1913》的書。在書中的最後一章，恩斯特·特勒爾一語成讖地寫道：這是我們大家熟知的老故事，人們一直稱之爲進步，後來又叫它頹廢，今天的人們則樂意在這故事中看到對一種新的理想主義的準備。社會改革者、哲學家、神學家、商人、神經科醫生、歷史學家都在這給理想主義做標記。可是他還沒到來。1913年的人們熱切地幻想一個理性的、色彩斑斕的世界，卻迎來的是薩拉熱窩的槍聲與沙皇俄國的戰爭動員，最終走向失序與潰敗。

十九世紀的歐洲是十九世紀全世界的中心，而它的遺產至今仍在影響着今天的我們。教科書上的十九世紀是啓蒙與革命帶來的科學的進步、理性的昌明、新的精英知識分子登場與民族國家的崛起。然而線性歷史卻無法使我們體認那個“美好時代”的溫情脈脈與背後的焦慮——當受過良好教育、並試圖獲得更多權利的中產階級與垂死的舊貴族同時陷入了階級身份的焦灼與民族主義的狂熱時，毀滅的種子早已暗暗埋下。我們或許無法與時代中人有設身處地的感受，卻可以在施尼茨勒的小說、拉威爾的音樂、康定斯基的繪畫中觸摸到那個搖搖欲墜卻依然歌舞昇平的世界。

歷史學者理查德·J·埃文斯

2018年年底，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企鵝歐洲史”系列，英國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院長、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所著的《競逐權力：1815-1914》全景式地爲我們展示了十九世紀歐洲的文明與滑落。所謂“競逐權力”並不僅僅指歐洲列強縱橫捭闔的霸權鬥爭，還意味着階級的更迭、舊權威的被挑戰、新的政治理念的登堂入室。這個世界在舊制度的落幕中登場，新的世界則在它的陰影中慢慢生成。

問=經濟觀察報

答=理查德·J·埃文斯

譯=汪思涵

1.問：在左翼歷史學家的歷史觀中，19世紀的歐洲列強所主導的世界帶來的是殖民與災難。可是同樣在保守主義者眼中十九世紀的歐洲卻爲人類文明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甚至是今天國際體系的雛形。您怎麼看這兩種定義？

答：至少在英國，確實有這種左右翼的分野。支持英國脫歐的人往往懷念昔日的大英帝國，懷舊情緒讓他們有意忽略了帝國陰暗的一面。但我寫的是歐洲歷史，在書裏，我將帝國視爲一種歐洲現象。當時，法國、意大利、德國、荷蘭、比利時都有海外殖民地，我會用比較的視角看待它們，但更將它們視爲同一個歐洲現象的表現。從英國工業革命開始，歐洲在經濟上佔據主導地位，這是殖民帝國產生的前提，至少在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文明的發展使帝國成爲可能。倘若全球電報系統、汽船、鐵路沒有發展出來，這些歐洲國家就不可能控制住海外殖民地。不過，歐洲列強不可能只靠武力來維持統治，而是需要當地精英的合作，從長期來看，這種政策，特別是其中普及教育的做法，爲後來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埋下了伏筆。正如我在書中所說，歐洲內部也出現了很大的進步，教育普及，數百萬農奴獲得解放，女性開始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取得平等地位，宗教上的少數羣體獲得平等權利，從汽車、汽船到電話、電梯，技術創新也層出不窮。

《企鵝歐洲史·競逐權力》

（英）理查德·J·埃文斯/著

胡利平/譯

中信出版社

2018年12月

2.問：《競逐權力》的第一章是《大革命的遺產》，托克維爾把法國大革命視爲“國家主義的自我摧毀”，以賽亞·伯林等人也將法國大革命視作二十世紀激進的暴力革命的前奏與模仿的對象，您認爲法國大革命的暴力化與法國近代的政治傳統有怎樣的關係？

答：法國大革命於1789年爆發。在大革命的最初幾年，法國建立了民主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793—1794年，受戰爭的影響，政權才趨於暴力獨裁，出現了恐怖統治，拿破崙也藉機崛起。在整個19世紀，歐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獲得權力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法國式的暴力大衆革命，二是英國式的漸進和平改革。在既有政權拒絕改變的地方，法國式方法會佔上風，俄國就是一個例子。

3.問：二月革命能否被看作一場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19世紀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和二十世紀的魏瑪共和國都是夭折的民主政權，這二者的命運有什麼相似之處？

答：《競逐權力：1815—1914》結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沒有探討俄國二月革命和魏瑪共和國。它們都屬於自由民主政體，都毀於經濟災難。19世紀中葉，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失敗，是因爲中產階級看到大衆民主的種種表現，深感恐懼，轉而支持維護秩序的力量。柏林和維也納的中產階級也是這樣。

4.問：19世紀的法國盛行社會主義思潮，在您看來以法國聖西門爲代表的社會主義者與以馬克思爲代表的德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在於哪裏？而宗教對於社會主義的形成有無影響？

答：法國大革命的劇變帶來了很多新思潮，社會主義就是其中之一。法國和德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相信，他們理想中那種完美、平等的社會非常有吸引力，只要人們認識到這種社會的好處，就會馬上接受。聖西門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的一派，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聖西門主義者漸漸開始認爲，實現他們目標的最好辦法是影響政府。而馬克思則認爲經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關鍵，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分化爲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極，這將導致法國式的暴力革命。

5.問：列寧對波拿巴主義的定義“是依靠軍閥的國家政權在勢均力敵的兩個敵對階級之間進行政權斡旋。 通過軍事政變上臺，打着人民主權旗號的貴族政權，通過限制政治自由來保障社會穩定以實現經濟高速發展”。在今天強人政治復甦的世界政治中，是不是也是另一種形態的“波拿巴主義”？

答：歷史不會重演！我們不能將今天的強人政治理解爲各種社會力量達到某種平衡的結果。今日世界強人政治的源頭，是種族主義者對移民的恐懼、人們的伊斯蘭恐懼症，以及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人們對民主感到的幻滅。

拿破崙三世與俾斯麥

6.問：十九世紀年德意志與奧地利的革命都以失敗告終，這是否爲1918年的德國革命埋下伏筆？我們能否把一戰後的民族自決原則理解爲是1848年革命的一種延續？

答：我在書中提到，對於1848年的革命浪潮，我們應該把它放在延續至 1871年的社會、政治鉅變的長期過程中來理解。1815年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和平國際秩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動盪的時期，在此期間發生了克里米亞戰爭的衝突，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統一。之後，在19世紀70年代，又建立起了新的穩定國際秩序。每個民族都應該有自己的國家這個原則在理論上很簡單，實踐起來卻非常複雜。19世紀下半葉，該原則在歐洲各地漸漸形成了影響，最終體現在1918—1919年的和平解決方案中。1818年一度失敗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魏瑪共和國和奧地利第一共和國再度興起，不過並未成功。

7.問：德意志的民族建構遠遠落後於法蘭西與英吉利對民族主義的建構。又是什麼原因造成民族認同建構一度落後的德國，最終形成了以希特勒爲代表的極端民族主義？這與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有無關係？

答：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其團結部分有賴於俾斯麥對“帝國的敵人”的攻擊。所謂“帝國的敵人”，就是社會主義者和天主教徒。20世紀初，德國精英和數量日增的右翼壓力集團越發感到，英國和法國拒絕讓德國獲得“陽光下的地盤”，也就是全球帝國。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後，希特勒等極端民族主義者興起，他們感到德皇政府無能，德國受到了背叛，他們認爲，要重建德國的權勢，非用極端辦法不可。1929—1933年的經濟崩潰讓他們有了可趁之機。大多數投票給希特勒的人肯定是新教地區來的，但這是因爲新教已是國教，比天主教會更容易被國家控制。政府惡意敵視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天主教徒，對他們區別對待，這也可以追溯到俾斯麥的政策。

8.問：統一後的第二帝國以普魯士作爲主導，以對於武力和國家的崇拜作爲自我認同，這對十九世紀的歐洲政治有怎樣的作用？我們能否將其視爲一戰的源頭？

答：要知道，德國是19世紀歐洲最分裂的國家。沒有別的國家像德國那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平分秋色，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是規模最大、組織得最好的，在反對武力和國家崇拜方面起了作用。俾斯麥在1871年之後的政策是加強國際合作，好讓德意志帝國有時間鞏固。俾斯麥於1890年去職以後，德意志帝國纔開始宣揚武力和海軍至上。這肯定對德國在1914年決定參戰起了作用，但不是其主要原因。

1848年革命

9.問：有學者將一戰的爆發視作一場“預防性的戰爭”，而對於德國來說，爲什麼俾斯麥的政治遺產被迅速地遺棄，這與當時德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有怎樣的關係？

答：德國經濟在1914年還很繁榮，各國經濟相互滲透和全球化是當時世界的主流。德國的政治環境起了一些作用——1912年，社會主義政黨成了帝國議會中最大的政黨，有些右翼人士認爲，應該打壓社會主義者——但這對德國的參戰決定並沒有重要影響。更有影響力的是德國精英，特別是軍事精英的觀點，他們認爲，如果要打仗，就要趕在俄國大規模擴軍實現之前開打。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爲，應該從種族競爭（斯拉夫人、條頓人、拉丁人、盎格魯撒克遜人等等）的角度看待國際關係，這種觀點的傳播也起了一定作用。德皇威廉二世及軍隊和政府領袖忘記了俾斯麥在1871年發出的警告，高估了德國的力量。戰爭始於巴爾幹，而俾斯麥曾說，巴爾幹不值得哪怕一個波美拉尼亞擲彈兵爲之犧牲。

10.問：您認爲一戰前的七月危機能否得到避免？爲什麼一戰中的主要矛盾體現爲英德矛盾？

答：1913年，一場類似的危機得到了避免，當時英國介入，針對巴爾幹地區的衝突召開會議。但是，1914年的時候，賭注提高了，特別是奧地利領導人感到，要維護擁有數百萬南斯拉夫臣民的奧地利帝國，就要讓塞爾維亞屈服，因爲（他們認爲）是塞爾維亞促成了對奧地利皇儲的刺殺。德國無條件支持奧地利，俄國無條件支持塞爾維亞，這兩點是七月危機的關鍵因素。英國加入，因其認爲德國對英國的全球霸權構成了威脅，它需要維護自己的戰略利益。但我們也不應忘記其他戰線，即俄國對奧地利的東方戰線，以及奧地利對意大利的南方戰線。

11.問：請您談談十九世紀的歐洲民族主義是如何由基於正義與民主轉變爲對於單一種族的崇拜的？一戰前歐洲自我封閉、彼此隔絕的政治氣氛又是如何形成的？

答：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在精英中的傳播是一個關鍵因素，19世紀80年代起歐洲國家的海外殖民擴張助長了種族主義。後來，歐洲殖民擴張受挫，於是種族主義的矛頭轉向了歐洲本身。比如，中國的義和團運動就說明，中國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瓜分和殖民。

12.問：今天的歐洲一體化再次面對着挑戰，左翼學者佩裏·安德森將其稱爲“新的舊世界”，您認爲研究回顧十九世紀涵蓋多元民族的歐洲帝國，能否對解決今天世界的多元族羣與民族衝突有新的啓發？

答：19世紀的歐洲有不少多民族國家，包括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然而，其治下民族追求自治的潮流最終證明是不可阻擋的。更有啓發性的是“歐洲協調”，在1815—1848年，以及187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這兩段時期裏，這一通過會議來解決衝突的機制佔主導地位。如果忘記這種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問題的先例，我們就危險了。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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