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華僑報》總編輯 蔣豐

　　不久前，再回北京。鬼使神差一般，我又去了一次景山公園。或許，因爲那裏是我兒時最熟悉的公園之一；或許，我在大學讀書期間，曾在閱讀《明史》上花過一些功夫，而那裏是“明史”的終結點之一。

　　說起來，在老北京口中，“煤山上吊的地界兒”是景山的文化標籤。今天，景山成了故宮美的最權威註解。無論清晨日落，雨雪陰晴，位於景山最高處的萬春亭前總是聚滿了長槍短炮，每一雙眸子都躍動着光芒，想要把全世界最大的黃瓦紅牆宮殿羣盡數收入眼中、心中、鏡頭中。而我，還想找一找那棵“罪槐”。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擁有天下的皇帝，手裏握着最大的籌碼，卻也是最易燃的爆炸物。古往今來，海內海外，不幸生於末世，遇着了改朝換代，皇帝的悲劇命運就是早早註定了的。絞死的，勒斃的，毒藥暗殺的，成了刀下鬼的 也有貪生怕死，樂不思蜀，做了階下囚也要“頑強地”活下去的。除五代十六國那樣的一方霸主不算，在末代之君中，敢於自殺的，翻遍史書，也只有傳說中登高臺自焚的商紂王和煤山（即景山）自縊的明思宗朱由檢。當然，也許有人會提到被宦官趙高逼迫自殺的秦二世。

　　面對步步逼近的李自成大軍，朱由檢倉皇出逃。從高高的華麗的龍椅上走了下來，迴歸於一個普通人的身份。他行色匆匆，他沒有多少時間了。他還有很多事要了結。他要對妻兒有一個交代，對列祖列宗有一個交代。了結了自己的妻女，他自縊於煤山，那裏的奉先殿（今稱壽皇殿）供奉着祖宗的排位。

　　沒有了御輦和儀駕，朱由檢第一次腳踏實地的檢閱着即將不屬於他的大地。從紫禁城的後宮到景山，不過幾百米的距離，卻是朱由檢這一生中所走過的最艱難最漫長的路途。煤山，原來不是這個名字。因爲明朝時在此處堆放煤炭，應對可能出現的蒙元勢力的反攻和圍城。這樣的名字，註定了這條通往煤山的路是狼煙滾滾的，這路上的人是灰頭土臉的。民間甚至演繹出朱由檢在倉皇之中跑丟了一隻鞋的橋段。跟着朱由檢一起殉國的，是宦官王承恩，後人感念他的忠義，將其葬在朱由檢的身旁。在天壽山腳下那寒促簡陋的思陵裏，王承恩墓碑依然陪侍在帝后墓旁。縱觀中國歷史，這是“不全之人”所能得到的最高殊榮。

　　“寡人”不寡，“孤”君不孤。追隨朱由檢而去的，不止於此。“江山悲災劫，感先帝，恩千丈”，帝女花的唱詞喑嗚纏綿，愁腸百結，周世顯與長平公主殉國的故事有很多藝術誇張的成分，但城破之後，戶部尚書工部尚書等高官大員自殺殉國，兩百名宮女自溺，皆記錄於史書之中，卻是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與那些昏聵荒唐的皇帝不同，朱由檢繼位以後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整頓。最受世人矚目的，當屬剷除“九千歲”魏忠賢，給先帝的奶媽客氏來了一頓脫褲子打屁股的“廷杖”。上任的第二年，朱由檢精簡機構，拿驛站開刀。他不知道千里之外有一個小小的驛卒因此丟了差事，更不會想到16年後那個失業驛卒攻陷北京城，斬斷了大明王朝的龍運。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歷史，沒有給朱由檢“復興”的機會。罕見的大旱和詭異的鼠疫，已經將大明王朝的銅牆鐵壁洞穿，西面有長驅直入的義軍，北方有彎弓射鵰的後金，更裹挾着凌厲的寒風大軍壓境。朱由檢對着長平公主發出慨嘆——“汝何生帝王家！”這分明是在說自己。他的身份，在出生之前就已經被設定。他的命運，也不是自己能夠掌握的。黃仁宇在《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一文中指出：“自朱瞻基之後，他們很少有機會在重要關頭定決策而影響到全帝國，只有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可算例外，可是爲時已晚”。自從1619年慘敗於努爾哈赤，大明的國運已見頹勢，積重難返。我細細地讀着樹立在山腳的“明思宗殉國三百年紀念碑”，看到那“宵衣旰食”的評價時，有點心酸，因爲這種付出已經無力阻擋那艘被時代浪濤擊打的千瘡百孔的巨輪的傾覆。

　　九門之內，九州之內，都是他的“子民”，朱由檢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他必須對天下人負責。他賜周皇后死，斬殺女兒昭仁公主，用生命的終結幫助她們避免玉質染污的慘劇。他留下“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祭出自己的屍骨任憑處置，只求留百姓一個安寧。或許，他真的是爲了這個國家鞠躬盡瘁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清人入主京城之後，不僅斥這棵槐樹爲“罪槐”，還要用鐵鏈羈鎖，負負得正般的爲朱由檢“平反”、“冊封”。

　　世事變遷，今天我眼前的這棵槐樹，已是第三棵。“罪槐”，早就沒有了，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移來一棵，細小如嬰孩手腕。或許有人覺得不妥，如此纖弱，如何承受得了天子的重量，如何承載得起那段沉重的歷史！後來又換了一棵老槐樹。那麼，當初朱由檢選中的那株槐樹去了哪兒？“罪槐”不能語。我想，它一定是被移種到了厚重的歷史堆積層了。